|
【芥堂按】3月9日，芥堂应邀为深圳龙华印社做了一场题为“当代篆刻真的超过古代了吗——从当代篆刻内容说起”的讲座，以下是讲义内容，现全文编发。欢迎商榷、争鸣、批判。  最近几年，书画篆刻界都在“超越古人”。 刘洪彪在他和胡抗美、张学群、王厚祥四人草书展上说：“我们已超越古人，只是不好意思说而已”；石开在陈海良书法展现场说：“陈海良是当代极有限的可以跟古代杰出书家比肩的人”；冯远在评价张立辰的画时称，张立辰超过了徐渭、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 与书画界相比，篆刻界的“超越古人”论更是甚嚣尘上。例如，翟万益说：“中国当代篆刻总体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繁荣的时期，艺术水平和发展形势都是空前的。”崔志强说：“当今整个篆刻的水平是超越古人的。”李刚田说：“当代篆刻不但超越明清，而且凌秦轹汉。” 书画界那些“超越古人”论一出来就遭到了书画界的口诛笔伐，当事人被批得体无完肤。但篆刻界的“超越古人”论出来后，似乎少有人站出来反驳，社会似乎默认“当代篆刻超越古人”了。 当代篆刻真的超越古人了吗？ 一、举两个例子 先看这方印章。  这是一位朋友刻的一方多字印，他发在朋友圈用来给朋友们拜年，内容是一首歌《恭喜恭喜你》的歌词。从拜年的角度看，他用自己精心创作的一方篆刻作品来拜年，在转小视频或小图片拜年成风的当下，这应当是我们所见最真诚、最古雅的拜年方式了。从印艺来说，他刻得也不错，这么多文字刻得密而不乱，书写感很足，有以刀当笔的感觉。但是，我总觉得，用这么多轻飘飘的口语化的甚至俚俗的文字入印，他太轻贱篆刻艺术、太轻贱自己的那份手艺了。  另一个事例是第十二届中国书法篆刻展的命题“作文”的内容“在明明德”。记得我当时还特意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快评： 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有两个制度性安排值得称道：一是评审增加审读环节，二是篆刻增设命题创作内容。 关于前者，愚以为，对于中国书协的工作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于当代中国书法回归文化这件事来说，这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 关于后者，我提点小看法：本届国展新增篆刻作品命题创作内容中有“在明明德”一项。愚以为，这一命题内容实在有欠严谨。“ “在明明德”语出《大学·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高尚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显然，这个“在”字是一个介词，只有在与“大学之道”连读时，“在明明德”的这个“在”字才有意义，单独拿出来做篆刻作品内容时，“明明德”三字即完整表达了“彰显高尚品德”的意思，“在”字根本无须出现。出题者或出于两点用意：一、保持原文句子完整；二、考验篆刻作者对中间二字为重字的四字印之章法匠心。对于前者，愚以为，闲章内容一章一意，须表达精准，且须用字精炼。“明明德”三字已精准而精炼地表达了“彰显令德”之意，再冠以“在”字，实属多余。如依此类推，刻“止于至善”印岂不也要刻成“在止于至善”吗？对于后者，也大可不必如此，以我中文之博大，意义渊雅的“ABBC”式四字词组应该还有，如“景行行止”就是。 包括“在明明德”在内的命题创作内容公布后，除我之外，全国书法篆刻界对此并没有传出任何异议。但我的快评在微信发出后，很快获得了当时展览的文字审读官、首都师大书法研究院院长叶培贵先生的认同。 上述两个案例一个事关个人，一个事涉整个篆刻界。虽是个案，但应该能说明一点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愚以为，当代篆刻在内容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太过俚俗、庸俗，甚至低俗。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把很多口语化、非常浅白的内容刻成印作。书法篆刻界著名人士曾翔就专挑那些俚俗的句子入印，如“不在被中睡不知被儿宽”“有理摆到事上好钢使到刃上”“一个和尚挑水喝”“针没有线长酱没有盐咸”“乘船趁顺风打铁趁火红”等等，典型的市井小民阅世、悟世、处世之术，哪还有什么文人篆刻的优雅与精警。   曾翔先生的两方印章 二、遍地文抄公。和书法界流行文抄公一样，篆刻界也流行抄袭前人诗句、名人警句，而与篆刻家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只是用雕刻手艺把那几个字刻出来而已。即便是一线大名家，绝大多数人的篆刻内容也不离一个“抄”字，例如刻《心经》《二十四诗品》、刻前人咏梅花诗、刻与禅与佛有关的词句（如得大自在、如来、般若等等）。当然，这些不是不能刻，就像书法家一动笔就是“宁静致远”“大道酬勤”之类，大家都这样刻就俗了。而且，很可能遭遇像书法界那样互相“抄袭”的尴尬。即使抄，也要抄出个性来，抄出篆刻家自己一时一地的心境、感悟来，不能仅仅只是抄了刻个章而已。  张奕辰先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朱文印 三、少原创，即使原创也不精练。自从元代赵孟頫等文人介入刻印以来，中国文人对篆刻实现了艺术自觉，中国篆刻史也由工匠印章时代跨入了文人篆刻时代。从此，篆刻成为文人传播、表达自己思想、情感，文雅地记录日常生活的又一个阵地。例如郑板桥刻“青藤门下牛马走”，表达自己对徐渭艺术的仰慕，以至于愿拜其门下为仆学画；吴昌硕曾刻“一月安东令”，述说自己曾任安东知县一个月便辞官的经历，表明自己无意于官场的心志；齐白石刻“木居士”“鲁班门下”等以示其独特经历。再看丁敬的“我是如来最小之弟”、徐三庚的“无事小神仙”、王云的“闷损人天不管”、黄士陵的“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王福庵的“自信平生懒是真”、钱松的“上马杀贼下帏著书”、赵之琛的“万事付懒惰”。看着这些内容，是不是看到一个个或幽默或萧散或高冷的有趣的人儿就那么活生生站在了我们面前，是不是酷毙了、萌呆了？  袁建初先生“加油”朱文印 当今篆刻界既然流行文抄公，自然很少有刻原创内容的人了，一原创就露了马脚。或词句不精练，随便凑字成词成句，流于口号式表达，例如疫情期间各地抗疫主题篆刻展可谓篆刻界各路人马文化修为的“展示场”，但根据我的观察，或抄古人句，如“此心安处是吾乡”“安且吉兮”之类；或抄流行语，如“致敬逆行者”“加油”“白衣天使”之类；或抄口语式成语，其中仅西泠印社中人刻“众志成城”“大众一心”之类就有十数方。理事陈墨的“愿借东风扫毒魔”略有修辞的已经算是很文雅了。或表达直白，缺少修辞，毫无含蓄蕴藉之致。例如，西泠印社理事鞠稚儒曾有诗句“直取斯冰作附庸”，把史上著名篆书家李斯和李阳冰都不放在眼里。为示己狂，古人多有诗句，如李清照的“自是花中第一流”，朱敦儒的“几曾着眼看侯王”，秋瑾的“夜夜龙泉壁上鸣”，齐白石的“只有梅花解我狂”，或比喻、或类比，即使狂也都含蓄表达，人家表达的是疏狂。但直接拉具体的古人来垫背，表达的只能是狂妄、狂悖。如此狂悖的句子，西泠印社社员张奕辰却把他刻成印章收在了自己的印谱里。或装文雅却不懂雅称、谦称、尊称，时闹笑话。例如西泠印社理事高庆春先生不仅在书法落款、印章边款中动辄尊称自己为“庆公”，而且自刻了“庆公”“庆公五十五岁以后作”等印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本想文雅表达反显浅薄。  高庆春先生“庆公”白文印 三、须分类注意 印章按照内容分类，可分为六大类：姓名印、斋馆印、考定鉴藏印、闲文印、肖形图画印。根据这种分类，不同类型的印章内容各有讲究。 肖形印内容最简单，分两类：一类是纯粹图形，如佛像印等，来楚生先生可谓此中圣手；一类是图形加文字，但文字内容简单，一般为姓字印（也有吉语印），如在姓名四周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图案，用于辟邪等。  来楚生先生所刻佛像印 姓名印包括姓氏印、名印、姓名印、表字印（旧称表德印）、别号印等。一般来说，两字姓名印，姓名后加刻“之玺”“之印”“印信”“信印”“印章”“私印”“私玺”等。三字姓名印，姓名后加刻“印”“章”等。别号印内容庞杂，其中大多带有诸如“史”“翁”“樵”“仙”“士”“郎”“生”“徒”“农”“布衣”“道人”“山人”等，例如齐白石的“白石山翁”、邓石如的“完白山人”、南开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先生的“樗仙”等等。也有表明印主籍贯、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印章，例如齐白石有一方“中国长沙湘潭人也”，我曾请车帝麟先生和周志群先生各刻过一方“梅山人氏”。还有姓名后加“学篆”“所作”“长寿”“日利大吉”等这种形式的印，用于书画作品中，也属于姓名印的范畴，例如我曾经请车帝麟先生刻过一方“西湖苏海强日利大吉”。  齐白石“中国长沙湘潭人也”白文印 考定鉴藏印，印章用于持信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鉴赏、考定、收藏书画、碑帖、经籍、图书、拓本等用印，则是持信观念在艺术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初时多以姓名印标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篆刻类别。考定鉴藏印的称呼，有审定、鉴赏和收藏的区分。审定类，可称为某某“审定”“鉴定”“考订”“校订”等；鉴赏类，可称某某“鉴赏”“珍赏”“清赏”“心赏”“赏玩”“经眼”“过眼”“眼福”“曾读”“曾阅”“读过”等；收藏类，可称某某“收藏”“考藏”“所藏”“珍藏”“鉴藏”“家藏”“藏画”“秘玩”“珍玩”“永保”等。  吴昌硕“渭冉审定”白文印 记时记事印，记时印与时间、时序、年龄有关。简单者如干支印“丙子”“丁酉”“乙酉上吉”“甲辰大吉”等，还有公历纪年印，如“九十年代”“一九六二”等。记事印内容比较宽泛，通过印文来叙述印主某件事情或者经历，如黄牧甫的“有唐率更令后”、吴昌硕的“甲申十月园丁再生”、齐白石的“鲁班门下”等；记事和记时往往联袂入印，以篆刻的形式记叙印主的生活经历片段，涉及内容很是广泛，如黄牧甫“光绪二十一年进士”、赵之谦“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等印。记时记事印是最初级的自撰内容印。在自撰内容时，只需把时间和事情记叙清楚就行，无须用修辞。要注意的地方在于，用字宜俭省，用文句也就是散句（区别于讲究平仄和谐的律句）。根据我多年的记者写作经验，以及阅读《史记》的心得体会，在记叙一件事情时，把时间状语提前，可使句子变短，表达更加精练，条理更加清楚。因此，在拟记时记事印的内容时，尽量先说时间再说事。 黄牧甫“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朱文印 斋馆印，也叫斋号印。目前所见传世最早的斋馆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玉印。为自己的住所、书房、斋馆起名，后来在文人墨客间极为盛行，并请篆刻高手镌刻，钤之于书画、图书等之上，以示风雅。文征明斋号甚多，他说“我之书房多起造于印上”。斋号通常以偏正式的结构命名，后半部分一般表示建筑式样，常见的后缀包括斋、轩、堂、阁、屋、舍等，如吴昌硕的“缶庐”、齐白石的“寄萍堂”、沈曾植的“海日楼”；也有以景观或书斋所处环境为依据的，如草堂、山庄、草庐、山房、精舍等，如陈巨来的“安持精舍”、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廖伟夫的“晓畅山房”等。斋号一般不限字数，但常见的有二、三、四个字者居多，尽量不超过七个字。 纵观当今书画篆刻界的斋号，曾见朋友在微信圈策划“斋号网展”，共计展出名家斋号100多个。展览斋号所涉地域和人物甚广，然而，遗憾的是，这么多斋号，好斋号却是不多，什么“旁若无人斋”，什么“八米楼”，什么“拖地浇花小轩”，什么“陋室轩”，什么“碗子铺”，什么“无聊斋”等等，粗陋不忍直视，真的很无聊。 文人斋号，应体现斋主之人品与趣尚，应见对传统文化虔敬之心。取名时应避免过于俗气或复杂，以简洁、雅致为佳。四个字及以上的斋号要尽量注意平仄相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如能结合个性特点、审美情趣恰当用典，则可使斋号更有文化含量。例如，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他是国内日本研究领域的权威，他见南开日本研究院院门前有几颗臭椿树（又叫樗树），他便请包括日本篆刻研究会理事长尾崎苍石在内的篆刻家为自己刻了多方“九樗仙馆”。樗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散木，庄子在《逍遥游》里有典，说这种树因为不中用，反而得以远离斤斧。“九”作为概数，极言其多。一个“仙”，斋主的趣向尽在其中。这样，一个饱学之士的谦谦君子形象呼之欲出。 日本篆刻研究会理事长尾崎苍石为刘岳兵先生刻“九樗仙馆”朱文印 四、怎么作内容 以上六类印章，姓名印、肖形图画印、考定鉴藏印、记时记事印的内容相对简单，而且多有一定的格式、套路。只需记住那些格式、套路，即可不至于出差错、闹笑话。前面说了，记时记事印是最初级的自撰内容印，能精炼地记时记事就行。比记时记事印稍微难一点的是斋馆印，斋馆印的内容是斋主对自己人品、性情、修养、思想等的一次浓缩，它需要斋主有一定的学识水平和文学表达能力。 比斋馆印更难的是闲文印，其内容除开抄古人词句外，大多需要自拟，当代篆刻界最为露怯之处就在于这类印上面。闲文印又叫闲章，从秦汉时的吉语印演变而来，除刻吉语外，还常刻诗句、格言、自戒之词等。 按照我的理解，闲章最能体现一个篆刻家的篆刻功夫、艺术匠心和艺境追求。因为一个“闲”字，篆刻家没了应制姓名印、藏书印等关于形制、风格要求等的羁绊，镌刻过程中，往往倾情“本色出演”，其文化素养、艺术见地、文字功夫、篆刻技巧等等，都会在闲章中尽情表露。可以这么说，正因有了闲章，篆刻艺术才得以成为与诗、书、画并美的一种艺术形式。 其实，“闲章”根本不“闲”。闲章的内容十分广泛，且意趣盎然，篆刻家或自拟词句，或撷取格言、警句，以示对人生和艺术的感悟。或吉语、或励志、或箴言、或诗词、或文句、或寓意、或诫谏、或打趣、或自嘲，不一而足。 如今，闲章几乎已仅是形式，早已没了其应有的灵魂。 古贤所刻大多为自拟的词句，即使撷取前人格言、警句、诗句，也必是自己的切身体验引起共鸣后所刻，所谓以前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当今印人所刻闲章，他们手边有的是《闲章用语大全》、《刻家必备——闲章常用语编汇》等小册子。既没“闲”功夫去自拟词句，也不肯花“笨”功夫去钻研古汉语、古文学。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自拟闲章内容？下面我要专以我的经历、观察和刘岳兵教授的篆刻为例来说事。岳兵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本科时曾刻过一段时间印章，但此后读研、读博、做教授，因学业、教学、学术研究时间紧张而封刀30多年。2019年，岳兵教授来深圳时，在我怂恿之下，重新拿起了刻刀，三四年时间里已刻印100多方。其印与当前篆刻家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印文内容。古代名家印作里往往蕴含着一段友情、一桩人事、一则史实甚至一起人世沧桑。岳兵教授的印章之印文，要么是自作诗句，要么是学术、人生感悟。总之，全部属于自创内容，都是他一时一地生活的记录、学术的感悟、思想的浓缩、情感的表达，或者他和我的交往、友情的见证。 一、篡改前人词句。在前人词句上略作改动，境界全新。如我曾经写的《游龙南玉虚洞记》（骈文）中有句“无语惊秋，多情笑我”，我改成语“自作多情”为“自笑多情”，我那篇骈文为忧时之作，自笑多情虽然只改动一字，而此“多情”更超越儿女之情，表达的是一种无奈的家国情怀，因此与自作多情境界迥异。为了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曲，我特意请刘岳兵教授刻了一方“自笑多情”的印章。 刘岳兵先生所刻“自笑多情”白文印 二、自己作诗词对联。将自己作成的诗词对联里的好句入印，这是前人惯用的方法。例如我曾经题吴让之的一方“玉壶买春”印时曾有“风流我不臣”诗句，我特请凤堂周志群兄刻印，以此告诉世人，我表面古板但诗情烂漫不输任何人；我以郑板桥“无日不看花”句为下联对曰“有钱都买酒，无日不看花”，并请岳兵教授帮我刻印“有钱都买酒”，以表明自己某种放旷的心性。我和岳兵教授唱和，各填《夜行船》词一首，岳兵教授将两词的末句“唤东风去”“会渔樵去”分别刻成朱、白文印，并作成印屏，两人各存一份，两句表达的都是疫情之下的某种心境。我曾在一场小雪后匆匆游览凤凰古城，有诗句曰“山城欠我一城雪，我欠山城半世闲”，便请周志群兄刻了一方“我欠山城半世闲”印，以表示自己在营营生涯中对清闲生活的向往。 篆刻家毓慧女士为刘岳兵先生刻“与史料肉搏”朱文印 三、用诗情记录生活。例如，著名文艺评论家侯军先生有一方闲章“九门提督”，说的是他在深圳的家，共有九扇门，作为一家之主，他说他就是这九扇门的护卫。我有一个爱好，以古人诗句为比来对对联，被岳兵教授认为是“一个炼句的好方法”，算来应该已有近百副，如“波上寒烟翠（范仲淹），眼前古调希（我）”“一心只为文章老（我），两耳唯于世事聋（王福庵）”“无人堪入眼（我），万事不关心（王维）”之类。前不久在与岳兵教授聊天时，突然想到一句“好与古人作对”，在实际道出自己用古人诗句对对联的书斋生活的同时，也一语双关，幽默地道出了自己对古人的态度：既尊重传统又与传统保持一定距离。3月6日，岳兵教授将印章赶制了出来。深圳篆刻家牛勇（自牧）好酒，刻有“酒坛太守”一印。2月27日，深圳书法院院长赵永金先生在为一家学校题词时，告诉我说对方“规定尺寸，规定内容，简称’双规’”。我立马建议他刻一方印，印文为“曾因作字被双规”，以此表明书法家们书法生活中的某种无奈与尴尬。关于学术研究，岳兵教授“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的观点在学界非常知名，为此，他特意请人刻了一方印章“与史料肉搏”，以示自己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治学方法。 刘岳兵先生为我刻“好与古人作对”朱文印 四、以一个主题统摄已有词句刻组印。例如，2023年，岳兵教授刻了“南开八景”组印，以此作为庆祝南开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献礼。岳兵教授以自己学于斯教于斯的经历包含深情以篆刻作品献礼南开的故事被我写成文章，发在了《今晚报》上，被永远定格在了南开历史里。王船山《宋论》卷十一 （ 孝宗）有这样四句话：“情愈迫者，从事愈舒；志愈专者，咨谋愈广；名愈正者，愈尽其实；断愈坚者，愈周其虑。”岳兵教授引以为座右铭。2023年暑假前夕，岳兵教授为了勉励他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他将这四句话刻成四方篆印，并做成多个印屏送给们为他们送行，告诉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刘岳兵先生所刻“南开园八景”组印 自拟闲章内容要注意的地方： 一是遣词务必精炼、俭省，例如，“在明明德”就不俭省。篆刻是方寸之间的艺术，要在方寸之间倾情寄傲、耍酷卖萌，纸短情长，必须做到精炼、隽永，简约而不简单，通俗一点讲，就是简单大气上档次。 二是闲章内容分为散句和律句两种，散句务必精炼，律句务必精警。散句又叫文句，可不拘平仄，如“醉翁之意不在酒”“悠然见南山”之类；律句则无论词句长短，都必须符合平仄规律，这样，既读来顺口，便于朋友间传诵，又由于律句须讲究修辞，使词句更加生动、形象，富于文学性。 五、边款的内容 说篆刻的内容，除印文内容外，边款的内容应等同对待。 边款是印文的勾玄、提要、补充，在我看来，尤其是长边款，一个真正的篆刻家应把它和印文一起当作一篇小品文去经营。少者几十字，多则数百字，或记事、或抒怀、或论艺，或文或诗，当注重其中的文学性、思想性。一个作为文人的篆刻家的才情、襟怀、识见，尽在边款中。 赵之谦“巨鹿魏氏”白文印及其边款 赵之谦在为魏锡曾刻的《钜鹿魏氏》印中跋曰：“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先讥弹，责人岂料为己难。老辈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惜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均初。石交多有嗜痂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赠别。”边款的主要内容为一首七古《赠别》诗，共一百四十多字，刻在印的四侧。赵之谦在这首论印诗里论述了篆刻技法传承问题，既是古雅的七言古风，又是精当的印学论文，将篆刻的文学性与思想性推上了一个高峰。 我们再来看看文彭“琴罢倚松玩鹤”这方印和它的的边款： “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即别墅）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朱文印及其边款 双刀行书边款，彷如一个小型碑刻，精雅异常。琴、松、鹤都是清高、贞洁之物，故多为文人所亲近。款文字数不及一百，却记事抒怀，孤高之襟怀、闲雅之情状可掬。全印以印文为题，印款为文，分明是一篇野逸的闲情小品文格局。真正体现出闲章不“闲”，使闲章成为文人们有一个倾情寄傲、耍酷卖萌的又一个天地。 正是印文及款文内容的文学性、思想性，才让篆刻有了区别于工匠印章的显著特征。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正是当代印人的软肋。当代印人在自撰简短印文方面已然捉襟见肘，在自拟款文方面显然更见吃力。 2019年7月，第八届全国篆刻展在深圳举行。当时我在现场发现，边款问题可谓层出不穷。即以指定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这个内容来说，绝大多数印家在边款中以点明诗句出处作款识。而即使这样，也错漏时出。例如，有人抄漏了字；有人抄错了字；有人在款识中想用文言，却极不雅驯；有人介词“在于”复用；有人“耳、也”等虚词乱用；有人把本应惜字如金的边款写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一个创作地点既交代了某地，又点出他的书斋，还要说明是书斋的哪边窗下。 第九届中国篆刻展上，有评委也提到用词不精练、繁简字掺杂的问题。甚至有评委指出，参展作者中，有的边款竟然与印文内容毫无关系。 观察当代篆刻还会发现，在边款中，有人甚至连基本的谦辞都用错。例如一位“西泠印社中人”在刻给自己父亲的印的边款上刻曰：“家父大人嘱刻”。我们知道，“家父”是在别人面前称自己的父亲，他在父亲面前称“家父”，他和父亲到底是亲近还是疏远呢？ 边款内容一长，文辞文不文白不白、表述缺少条理者比比皆是，更遑论文学表达、诗意抒情、思辨立论了。 童衍方先生“万国印谱”白文印及其边款 读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生所刻印章之边款，是最令人悬心的事情。他的款文总是试图文雅地表达，但往往词意不畅，用字故作拼凑，本为突出某个景、某份情，句尾虚字却用一个表示轻贱的“耳”字。款文一长，用文言表达就明显力不从心，“的”字时时冒了出来。如他所刻“万国印谱”一印的边款云：“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于公元贰零壹零年在上海举办。为共襄盛举，西泠印社六十余位篆刻（漏一“家”字）激情奏刀，为所有参展国篆刻国名印章，一国一方，计一百九十二方。印石选用中华寿山、昌化、青田、巴林等名石，冠以上海世博会万国印谱。古老的篆刻艺术首度与百年世博联姻，堪称艺苑一绝，家，时庚寅元月童衍方刻记。”补漏补得别扭、表达不雅驯不说，“联姻”“一绝”的说法其实不妥，联姻乎？实不过是篆刻和世博会有了某种关联而已；一绝乎？实或佳话也。 六、结论 当代著名篆刻家马士达在评文彭“琴罢倚松玩鹤”印时认为，文彭此印“泥古不化，虽工不贵”。另外，当代很多篆刻大咖都说这方印不过是印匠的水平，并称当今篆刻界稍有功底的印人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而大咖们说当代篆刻超越古人的依据是： 崔志强说：“我们今天篆刻蓬勃的发展和个人的风格要远远超越古人，即使是技法，今天的技法也是超越古人的。”李刚田说：“创作理念的多样性和作品风格形式的丰富性使（当代）篆刻创作表现着明显的时代特征。”翟万益说：“我们把当代的篆刻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放在一起，风格的空前涨大，制作形式的多元，品类的极度丰富，哪一个时期也不可和近四十年相较。” 所谓创作理念，无非就是创作的方式方法；所谓个人风格、风格形式、制作形式，应该就是形式上的个人面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形而下的“技”的问题而已。而所谓蓬勃发展，无非就是今天印人队伍很大，怀“技”之人甚多。 技法高超，人多势众，这就是大咖们所谓的当代篆刻远超任何一个时代。至此，大家就应该知道，当代篆刻家把篆刻当成手工艺、把自己当成干这门手工艺活的工匠了。 我们知道，中国篆刻的历史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印章史和篆刻史（文人流派印史）。两者分野在于：印章社会功能是实用还是艺术、印章制作或创作主体是工匠还是文人、印章用材是金银铜玉还是石头。显然，实用与艺术、工匠与文人，都是“人”的因素，而金银铜玉与石头不过是“物”而已。常识告诉我们，“人”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石材这个“物”早在亿万年前就已存在，但为何篆刻艺术未能在工匠手里发轫？为何文人篆刻未能在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等等时代文人手里起步？ 篆刻之所以能成为与诗书画并列的艺术，这不仅仅是篆刻技法的问题，更涉及史学、文学、哲学等问题。篆刻家的怀抱、人格、情操、识见、学养等才是决定境界高下的因素。 是的，正因为有了对篆刻实现了艺术自觉的文人介入，刀下有“文”有“技”才有了“篆刻”。如果刀下有“技”无“文”，就只有“印章”了。 童衍方先生“毕生奋斗”朱文印及其边款。“鬥”字刻成“斗”字，边款“见水龙吟词”云云，“水龙吟”为词牌名，史上以此词牌填词者多了，那么“毕生奋斗”四字究竟出自哪首呢？童先生语焉未详。 “自撰”印文内容靠翻看《闲章用语大全》《刻家必备——闲章常用语编汇》，“自拟”边款内容要靠上网搜索“收藏好这些篆刻边款内容素材，别等急用时慌忙找”，再加上不时像童衍方先生那样犯一点“畢生奮斗”之类的文字学错误……如果当代篆刻继续这么崇尚工艺、日益远离文化的话，“诗书画印”这个“F4组合”中，“印”这个家伙恐怕要被清除出“队伍”了。当代篆刻家们，你们这是要把篆刻退回到“工匠时代”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