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瓶”是一种特殊的盛容器,因其形制从西亚、中亚传来,所以中原人给它起了一个反映传入地、流行地和使用者民族属性的名字——“胡瓶”。 胡瓶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例证。东西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大宗是饮食器的交流。中亚、西亚饮食器的东传,单纯就数量而言,不亚于饮食物的东传。对此,学者多有研究。就中“胡瓶”的传入,是学界有强烈兴趣并一直关注、着力研究的一件器物。有关胡瓶的定义、质地、形制、传入时间、出土地以及唐墓壁画中的胡瓶样式等,学者研究多矣。大体认为胡瓶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有别于东土瓶类盛容注器的一种特殊器皿。但胡瓶传入中土后对中土饮酒方式的影响如何?学界着墨尚不多。 一、瓶形器及胡瓶造型 二、胡瓶的传入和流行 胡瓶的传入应该很早。目前检索到最早的“胡瓶”一词,是三国时期,出在已经佚失的《西域记》中:“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 《前凉录》:“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这显然是一种较大的胡瓶。 有关胡瓶,后来也有争论,有人甚至认为“壶瓶”其实就是“胡瓶”。如《井观琐言》谓: “今人呼酌酒器为壶瓶。按《唐书》太宗赐李大亮胡缾。史照《通鉴释文》以为汲水器。胡三省辨误曰:'胡缾,盖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亦曰胡缾,然则壶字正当作胡耳。” 不过,今天,由于出土量极多,我们对胡瓶的形制还是明白的。胡瓶传入中原并流行后,其形制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主要用来装盛注酒。而西方除了用来装盛饮料、乳品、葡萄酒外,也可用来汲水、烧水。这就是为何在唐三彩艺术品上往往会出现驼鞍悬挂胡瓶题材的原因。 至唐代,胡瓶大为流行。其用途从西方的汲水、注水、烧水、烧奶、容酒,逐渐演变成一种注器,成为中土注酒用具。其形制、大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饮酒场合而言,最终取代了尊勺,成为酒具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从出土的诸多图像看,胡瓶并非单一式样,而是根据其构造有多种,学界根据出土之图像,将其类型分成了十种之多[1]。可见各地传入之胡瓶样式本来就不少,加之中土在仿制过程中,又根据本土饮酒习惯,衍生出了许多样式,遂使胡瓶家族成员越来越多。 有关胡瓶的功能使用,后世曾有争论。 “古无器皿。古人吃茶汤俱用撆,取其易干不留津;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觜折盂、茶钟、台盘,此皆外国所用者,中国始于元朝,汝定官窑俱无此器。”[2] 其实汲水器和酒器均未错,只是使用不同耳。 关于“胡瓶”,后世熟知的两个故事,均与唐太宗赏赐有关。一次是赏赐臣下李大亮;一次是以之盛酒,谓毒酒,赏赐嫉妒成性的任瓌的妻子。 《旧唐书·李大亮传》:“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3] 据唐人笔记《朝野佥载》记载:“初,兵部尚书任瓌勅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妬,烂二女髪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官赍金壶缾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妬,不须饮;若妬,即饮之。柳氏拜勅讫曰:妾与瓌结髪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令二女别宅安置。”[4] 此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被认为是“吃醋”典故的来历: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酖。’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5]坊间谓太宗所赐为醋,故有吃醋为性嫉妒之说。 高品质的胡瓶也是唐朝皇帝赏赐边臣、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与相互赠送的礼品之一: 安禄山亦曾献“胡瓶”、亦曾蒙赏:“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大银魁二并盖、金花大银盘四、杂色绫罗三千尺……考课之日,上考,禄山又自献金银器物、婢及驼马等。金窑细胡瓶二,银平脱胡平床子二,红罗褥子一,婢十人……”安禄山帐下和营中,正有不少粟特商人,因此,所献胡瓶,当为从中亚而至者。 《册府元龟·外臣部》:“景龙五年……十月己亥,突厥遣使献马……可汗好心,远申委曲,深知厚意。今附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至可领取。”[1] “令寄可汗锦袍、钿带、银盘、胡鉼,至宜领取。”[2] “阿舅所附信物并悉领,外甥今奉金胡瓶一,玛瑙杯一,伏惟受纳。”[3] 胡瓶也成了诸多诗人作品中的特殊题材: 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 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 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4]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勅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5] 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 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6] 杜甫《少年行》: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 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7] 敦煌此类瓶更流行,只不过不称“胡瓶”,而称作“注瓶”、水瓶、洒瓶、注子等: P.3638:“铜注瓶壹”[8]。 P.2917《乙未年(935或995)后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铜水瓶贰,内壹无主在库,内壹在孔(入库)法律。”[9] P.4004+S.4706+P.3067+P.4908《庚子年(940或1000)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铜水瓶贰,内壹虫觜,壹在库”[10]。 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点检历》:“蜀柱子捌……铜柱子柒,首头柒”、“生铜洒瓶壹,大铜瓶壹”[11]。 P.2583《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十三件》:“拾两银瓶壹”[12]; P.2567V《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十两金花银瓶子一”[13]。 敦煌文献P . 2653《燕子赋》中有“径欲漫胡瓶”[14]句。 其中“水瓶”、“洒瓶”等名,正说明类似形制的瓶子功能和用途之广泛。 可见,唐五代时期,胡瓶也是敦煌寺院内的日常用器之一。从敦煌文献资料和敦煌壁画所透露的行迹看,胡瓶不仅用作酒器(注酒),也用作僧尼浇洒洗涤、储水的用具。 三、胡瓶传入中原后对注酒方式的改变 转自:西北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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