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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祖孙政治 事实证明，冯氏未必配得上常太后的期许与厚待。据《魏书·高宗纪》，力保冯氏立为皇后之后只过了四年，和平元年四月戊戌（460年5月12日）常太后“崩于寿安宫”，五月癸酉（6月16日），葬于广宁鸣鸡山。 那时常氏家族已荣华富贵，捞尽好处，文成帝对常家当然不会多做计较。可是文成帝二十六岁就死了。如前所说，献文帝很早就表现出对冯太后的诸多不满，前面提到的诛杀李敷兄弟只是一端而已，对常家的惩治也算是一种发泄。据《北史·外戚传》，首先是常家第一号人物、常太后的长兄常英以“浊货”的罪名被流放敦煌，接着可能是常太后侄子的常伯夫因在洛州刺史任上“赃污欺妄”，被抓到平城斩了。冯太后毒杀献文帝再次听政之后，常英才被叫回来官复原职，不久去世。 太和前期，常家两个后辈，常伯夫之子常禽可与叔父常员“共为飞书，诬谤朝政”，写了某种匿名传单，所谓“诬谤朝政”，很可能是攻击冯太后所重用的恩倖如王叡等（也许是为常伯夫鸣不平）。 这种行为当然在痛惩之列。“事发，有司执宪，刑及五族。”刑五族是最严厉的刑罚了，常家会就此灭族。好在“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门”，就是只有常䜣及其子孙入罪，常䜣因年老免死，以平民还家，还赦免了他的一个孙子、给点财产奉养他，其余儿孙成年者都处死了，妇女入奚官，全家上百奴婢没入官府，巨量的金银布帛都赏赐给内侍将官。常英、常喜兄弟等门房虽得免族诛，亦“皆免官归本乡”。史书虽说是孝文帝做决定，其实这是冯太后听政时期的事情，只有冯太后可以决策。直到冯太后结束听政、孝文帝亲政之后，孝文帝才以冯太后的名义感念常太后旧恩，“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又安慰性地起用常喜的儿子常振做官。常振死后，隆盛一时的常氏家族终于灰飞烟灭。 冯太后复制了常太后的发迹模板，掌权之久，势力之大，又远远超过常太后。因而冯氏家族的煊赫昌盛，自非常家所可类比。只不过，模板仍是同一个，那么运行轨迹也不会差得太远。 这个模板的核心是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取而代之，确保将来以皇太后身份操控皇权。常太后把冯太后扶上马、送一程，后来冯太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控内宫，以同样的手段掌握了献文帝的继承人，而且走得更远，亲自抚养孝文帝，这样就事实上掌控了两代君主，甚至还在谋划控制第三代。冯太后做到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这样才能在杀死献文帝之后，仍有条件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度听政。 皇兴元年八月戊申（467年10月13日）献文帝的长子孝文帝拓跋宏出生，这时献文帝十三四岁（按现在的算法刚满十三岁）。孝文帝的生母李氏出自贵族家庭，十八岁时“以选入东宫”，比献文帝大四五岁或五六岁。献文帝即位，李氏立为夫人。两年后孝文帝出生，很可能和过去的皇长子一样，立即与生母隔离。《北史·后妃传》说“及孝文生，太后躬亲抚养”，就是把孝文帝自婴儿时起放在自己身边控制起来。孝文帝出生时，冯太后正二十六七岁，所谓“躬亲抚养”，其实是监管、控制与培养。孝文帝就这样在冯太后身边长大，与这位名义上的祖母建立了情感上的母子关系。后来孝文帝等说起往事，经常用母子一词描述二人关系，原因便在这里。 《北史·后妃传》说在冯太后活着时孝文帝对他的生母情况一无所知，“迄（冯太）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孝文帝从生下来就被冯太后带离生母，母子二人完全被隔离，没有人敢对孝文帝说任何有关他生母的事情，孝文帝自己可能也不敢打听。可以想象，李氏应该是被控制起来了，她的显贵家族背景似乎也完全帮不了她。李氏的祖父李盖尚太武帝之妹武威长公主，这个李盖也就是太武帝东巡碑碑文提到的善射者“次（佽）飞督安熹子李盖” ，死赠中山王。李氏的父亲李惠在文成帝时期也颇受重用，娶襄城公韩颓之女，生了两个女儿，长女以选入东宫，即孝文帝之母。 很大程度上，不只是李氏被隔离在自己所生之子的世界之外，就连献文帝自己（《魏书·高祖纪》说献文帝“尤爱异之”），大概也不大容易接触自己的儿子。献文帝对此当然是不满的，他表达不满的方式是重用岳父李惠，给他加官晋爵——据《魏书·显祖纪》，皇兴二年四月辛丑（468年6月2日）“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但无论如何，献文帝没有办法阻止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控制，更不能避免冯太后对李氏的杀害。 皇兴三年六月辛未（469年6月27日），孝文帝立为皇太子。《北史·后妃传》说孝文帝的生母思皇后李氏“皇兴三年薨”，不记具体日月，很可能在立皇太子之前一两天。献文帝反应如何，不见于史，不过《魏书·显祖纪》说这年十一月“襄城公韩颓进爵为王”，韩颓是思皇后李氏的外公，他得王爵，应该看作献文帝对思皇后李氏的感念。当然，冯太后毒死献文帝之后，也不会放过李惠和韩颓。《北史·外戚传》：“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据《魏书·高祖纪》，李惠全家遇难在太和二年十二月癸巳（479年1月28日）。而《魏书·高祖纪》又记太和四年正月戊午（480年2月17日）“襄城王韩颓有罪，削爵徙边”。冯太后以残暴手段诛戮李䜣，显然是为李敷兄弟报仇。不过她同样对付思皇后李氏的家人，则不能视为小心眼或心胸狭窄，而要看到，她这么做是为了抹掉孝文帝生母家庭的一切痕迹，让他只知有冯氏，不知有李氏。 尽管做得如此决绝、如此彻底，冯太后对孝文帝仍是不大放心。史称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极严，动辄杖责。《魏书·高祖纪》：“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向冯太后报告孝文帝长长短短的绝不只是宦者，还有密布在孝文帝身边的各种侍从官员（中散，即所谓内行内小，以及内给事等）。杨播、杨椿等兄弟的母亲是乐浪王氏，因此杨家与常太后、冯太后属同一个自诸燕入魏的婚姻集团。杨椿晚年回忆太和初年，杨家兄弟在平城宫先后为中散、内给事，是孝文帝最贴身的内侍之一，“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冯太后命令孝文帝身边内侍人员密报他的问题，每十天必须报告一项，不报告者要被斥责。据杨椿记录，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在洛阳回忆平城往事时，自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语”。 然而冯太后对孝文帝的严厉远不止是责以杖罚，两人的关系也绝不是母子情深那么浪漫温馨。事实上，对十五岁以前的孝文帝来说，情形是极为危险和可怕的。《魏书·天象志》记太和三年至六年（479—482）间，多次发生月犯斗魁与心星的异常天象，并解释道：“是时，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 这几年间，冯太后多次（绝不是一次）考虑撤换皇帝。《魏书·穆泰传》：“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 冯太后谋废孝文帝一事的细节，见于《魏书·高祖纪》：“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管教严厉、施以杖罚是一回事，严寒时节单衣锁闭，三日不许进食，却是另一回事了。冯太后谋废孝文帝，绝其食，冻其身，绝非一般的惩戒管教，实已有加害之意。 太和三年至六年之间，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冯太后动了换人的念头，现已无从猜测。或许因孝文帝进入青春期，偶有叛逆（adolescentrebellion）言行，引发冯太后的畏惧。当她犹豫是不是该废掉（也意味着杀害）孝文帝时，替代人选只能是孝文帝的长弟拓跋禧，她也的确曾把拓跋禧叫来预做准备。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这时拓跋禧的生母封昭仪是不是还在世？如果封昭仪在世，那么是不是应该先杀掉她然后才召拓跋禧而立之？如果封昭仪还在世，她是不是一直和拓跋禧一起生活？如果他们母子一起生活，已年过十岁的拓跋禧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被冯太后杀害？难以想象冯太后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可能性极大的是，封昭仪那时已不在世。接下来的问题是，封昭仪死于何时？是否暴死？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封昭仪是不是被冯太后杀害？照此推测，孝文帝一出生就被从生母身边带走，三岁前生母被杀，很可能不是孤立的特例，而是献文帝头两个儿子的共同经历。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献文帝与冯太后的冲突，就有了更强烈、更深刻的理由。献文帝先欲禅位于叔父，被阻止后乃禅位于年幼的太子，他采取这种不寻常的行动，动因（或者说，史学上的解释）当然是多方面的，恐怕冯太后极端滥用子贵母死之制，为将来预留选择余地的可疑举动，也是引发献文帝异常反应的因素之一。 《北史·后妃传》传末的史臣“论曰”批评子贵母死之制“矫枉之义，不亦过乎”，指出“孝文终革其失，良有以也” 。研究者拘以史事，以为孝文帝长子之母被杀即在孝文帝时期，说明他并没有废除子贵母死之制，只是到了宣武帝时期这个制度才正式终结。然而，和献文帝次子的经历比起来，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得在生母身边长大成人，可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冯太后为自己家族利益而极端滥用子贵母死旧制的做法，终结于孝文帝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概言“孝文终革其失”，也是合适的。 的确，孝文帝没有能力阻止冯太后把子贵母死的故事施用于自己的长子身上。《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闰四月癸丑（483年5月27日）“皇子生，大赦天下”，三年后的太和十年六月己卯（486年8月5日）“（冯太后亲自）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拓跋（元）恂生时，孝文帝已十七岁，以平城时代的标准，可算晚育。拓跋（元）恂的生母是后来被谥为贞皇后的林氏。据《北史·后妃传》的“孝文贞皇后林氏传”，林氏父林胜，文成帝时担任家乡平凉郡太守。他得此荣任，是因为他弟弟林金闾在平城宫为阉官，受宠得势。《魏书·皇后传》说孝文贞皇后林氏“叔父金闾，起自阉官，有宠于常太后，官至尚书、平凉公”。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有“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少傅、尚书、平凉公林金闾”，即其人。 文成帝后期已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林金闾，在文成帝死后的宫廷动荡中从参与到被排挤，最后为乙浑所杀，“兄弟皆死”。作为罪人家庭，“（林）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林氏入宫不是“以选”，而属于“没奚官”。不过在清除乙浑之后，冯太后应该会善待常太后的旧人，对林金闾的家人配宫者有一定照顾。或许这才是为什么她能够“得幸于孝文”，无论她是不是如史书所说的那样“容色美丽”。不过，等到她为孝文帝生下长子，等待她的一定会是灭顶之灾。与对待孝文帝生母李氏不同的是，这一次冯太后的行动果断而迅捷，拓跋（元）恂一诞生，林氏就被处死了。《北史·后妃传》：“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据《魏书·孝文五王传》，元恂“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说明冯太后故技重施，把皇长子控制在自己身边。她就这样利用子贵母死之制，一而再再而三地控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孝文帝一定是痛恨所谓子贵母死之制的，他的本意当然是要保护林氏。《北史·后妃传》：“帝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他试图反抗，但失败了。然而他并没有彻底失败，很可能正是在这次的反抗中，他与冯太后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子贵母死仅限于皇长子，其他皇子的生母不仅不得加害，她们还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就回归人性而言，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正是这个成就，使我们的主人公王钟儿在平城宫的故事得以继续，只是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竟然会与子贵母死制度发生关联。 ⊙ 《北史·后妃传》:“（常太后）和平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葬于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鸣鸡山，即今张家口下花园的鸡鸣山。鸣鸡山本名磨笄山，俗音讹为鸣鸡山，后人改为鸡鸣山。常太后葬在远离平城、与金陵方向相反的广宁鸣鸡山，类似太武帝的保太后窦氏选崞山建陵，原因是自己虽号称太后，与已故皇帝并无婚姻之实，不能陪葬金陵。但常太后选择东方的鸣鸡山，也许反映她终究心怀故国（故园）。 ⊙ 《北史·后妃传》:“（冯太后）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冯太后最怕人议论的就是自己在男色方面的“过失”，常员与常禽可造飞书“诬谤朝政”，很可能就是讥刺冯太后在男女问题上的失德，也只有这个原因才会引来她的雷霆之怒。 ⊙ 罗新、李泉汇:《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原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收入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第297—312页。 ⊙ 当然冯太后的严厉杖罚不是只针对孝文帝。《北史·后妃传》:“（冯）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冯太）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棰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 《魏书》卷五八《杨椿传》，第1410页。 ⊙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第2636页。 ⊙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泰传》，第743页。 ⊙ 对于献文帝的异常举动，也有从权术角度来理解的，认为禅位只是他欲擒故纵、欲取先予的策略。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魏显祖授位于子自称太上皇”条:“拓拔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弘年甫二十，急欲树（孝文帝拓跋）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己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先逊位于（拓跋）子推，使群臣争之，而又阳怒以试之。故子推之弟子（拓跋）云力争以为子推辞，而陆馥、源贺、高允皆犯颜以谏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犹武灵之自将以征伐，皆托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为辞也。”见舒士彦点校本《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450页。美国学者艾安迪（Andrew Eisenberg）是从中古皇权传递角度来理解的，他也认为，献文帝的禅位举动，是为了确保孝文帝继位为君，见Andrew Eisenberg,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2008,pp. 23-60。 ⊙ 《北史》卷一四《后妃传》，第537页。 ⊙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163—166页。 12 文昭高氏 据慈庆（王钟儿）墓志，王钟儿入平城宫之后，第一份工作是服侍景穆帝拓跋晃的妻子斛律氏，然后（也许是因为斛律氏去世了），“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文昭皇太后”是指宣武帝元恪的生母高氏，《北史》卷一三《后妃传》有传。高氏生前因生皇子为贵人，后因其子宣武帝元恪被立为太子而加昭仪之号，追谥为文昭贵人，宣武帝即位后又追尊为文昭皇后，孝明帝时更尊为文昭皇太后。幸运的是，高氏的墓志也于1946年在洛阳出土，出土地点为洛阳城北官庄村 ，志石今存洛阳王城公园碑林，真实性应无问题。墓志颇有残损，好在大部分尚可释读。墓志称：“皇太后高氏，讳照容。”由此知道宣武帝的生母就是高照容。 高照容十三岁以“德色婉艳”被冯太后亲选入宫，目的就是作配孝文帝。《北史·后妃传》：“孝文文昭皇后高氏……父飏，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孝文初，乃举室西归。”高飏的七个子女都生在“东裔”，即高丽。据《北史·外戚传》，高飏的高祖高顾在西晋末年避乱入高丽，孝文帝初年，高飏和弟弟、乡人等举家西归，得北魏“俱待以客礼”，高飏自己拜厉威将军、河间子。北魏以客相待的都是异国来投者，视情形分为上、中、下多个等级。高飏的女儿有资格选入掖庭，说明他享受的是上客待遇。据高飏长子高琨的墓志，高飏的妻子姓袁，史书误作盖氏，也许因袁、盖二字形近致讹。 《北史·后妃传》说高照容被龙城镇推荐到平城后，冯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奇之，入掖庭”。高照容获如此青眼，或许和冯太后的龙城乡思有关。 幸运之星照耀高照容，她不仅很快怀孕生子，而且生育日期惊险地略晚于孝文贞皇后林氏。如前所述，林氏生元恂在太和七年闰四月五日（483年5月27日），而《魏书·世宗纪》称“太和七年闰四月，（高照容）生帝于平城宫”。可见元恂、元恪兄弟同月出生。如果出生日期略有颠倒，可以想象高照容会遭遇什么。因为不是皇长子，元恪的出生日期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书里，后来魏收编写《魏书》时，竟不知宣武帝出生在哪一天，只好笼统地说是闰四月。 元恪出生时，王钟儿已入宫十五年。这时斛律氏很可能已不在人世，而四十五岁的王钟儿算得老资格的宫人，大概在高贵人怀孕时就被派来服侍她。慈庆墓志说王钟儿与高贵人“有若同生”，当然是多年后追述的话，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且有主仆身份的鸿沟，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若同生”的。但王钟儿服侍高贵人至少有十三四年，如果双方建立了深厚的主仆之情，那也是不难理解的。 王钟儿的同事——一起服侍高照容的宫女中，有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杨姓宫女，比王钟儿年轻十四五岁，同样是在刘宋丢失淮北四州的大动荡中从南朝官贵家庭沦为魏军俘虏，成了平城宫的宫女。她的墓志（志题“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 ）称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刘宋在青齐地区的中上层官员（祖父杨屈为北济州刺史，父杨景为平原太守，当然州郡名和官职都未必可信，比如刘宋并没有北济州），家在清河郡（刘宋在今山东淄博所设的冀州清河郡，北魏时属齐州东清河郡）。墓志说：“皇始（当作皇兴）之初，南北两分，地拥王泽，逆顺有时，时来则改，以历城归诚，遂入宫耳。”可见杨氏是在历城沦陷后被俘入魏的，那时她“年在方笄”，也就十五六岁。墓志赞扬她“虽遭流离，纯白独著，初入紫闺，讽称婉而（尔）”，当然都是套话，不过套话也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种依据。 杨氏墓志记她服侍高照容的经历，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官女。”据此，十三岁的高照容被冯太后看中纳入掖庭时，二十七八岁的杨氏就在为高照容配备的宫女中，她的职级是才人，比奚官奴高了一个等级。墓志没有说她在高照容身边工作了多久，只记她后来步步高升，在宣武帝时获得宫女最高的职位内司。毫无疑问，服侍高照容、参与抚养宣武帝的经历是她后来被重用的主要原因。杨氏在高照容身边时，年长得多的王钟儿可能职级更高些，也就是说，可能与高照容的关系更亲密些。慈庆墓志说王钟儿“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夸张后面的真实，或许就是她在服侍高照容的宫女里地位比较高。 宫女王钟儿和杨氏这样服侍后妃抚育子女者，那时有专门的称呼，即育母、保母或傅母。孝文帝诸子中，年龄仅次于元恪的是元愉（他的生年一定比《北史》所记要早几年，论证见本书第22节）。元愉的育母王昙慈的墓志，已于2018年在洛阳出土，提供了另一个研究标本。 因有“予以鞠养之恩”等语，知墓志由元愉本人撰写。据墓志，王昙慈和王钟儿、杨内司一样，出自官宦家庭（祖父是平州刺史，父亲是长乐太守），“中因家难，遂步紫庭”。值得注意的，王昙慈一直和元愉在一起，最后死在元愉的京兆王王府。墓志：“以正始元年岁在甲申十二月癸酉朔廿二日甲午（505年1月12日），春秋五十九，寝疚薨于国第。”元愉出生时，王昙慈已过四十岁，这一点和王钟儿的情况也很接近。可以推测，如果元恪后来没有被继立为皇太子，而是以亲王终其身，那么他的母亲高照容会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因而王钟儿也会一直生活在元恪的王府。 孝文帝显然是喜欢高照容的。生下元恪后，高照容又生了一儿一女，即广平王元怀和长乐公主元瑛，二人的墓志都已出土。据元怀墓志，元怀死于熙平二年（517），年三十，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二年（488）。据元瑛墓志，元瑛死于孝昌元年（525），年三十七，则当生于太和十三年（489）。元怀墓志说元怀是“高祖孝文皇帝之第四子，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弟”，元瑛墓志说元瑛是“高祖孝文皇帝之季女，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妹”，但关于他们的母亲却一字不提。 慈庆墓志说王钟儿“侍护先帝于弱立之辰”，是说王钟儿从宣武帝一出生就参与了养育，是属于贴身且责任较大的宫人。太和七年元恪出生时，王钟儿四十五岁；太和十二年元怀出生时，王钟儿五十岁；太和十三年元瑛出生时，王钟儿已五十一岁。与高照容建立了一定主仆感情的王钟儿，大概一直在高照容身边，也就是说，王钟儿还参与了元怀与元瑛的养育。从元恪出生到太和二十年（496），王钟儿一直在平城宫照料高照容和她的儿女们。尽管这十几年国家多事，宫里也不太平，太和十四年冯太后之死是平城宫的一场大地震，随后孝文帝推动的许多制度变革也影响到宫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新名号和新礼制），但对于高照容及其子女来说，同样对于王钟儿来说，这些年算得上是太平岁月。 至少从高照容的个人体验来说，这样的太平岁月一直延续到太和二十年她动身前往新都洛阳。迁都之议正式确定在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当时集大军于洛阳的孝文帝以停止南伐换来御前会议同意迁都。一个月后，孝文帝从邺城派遣叔祖安定王拓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上”。拓跋休的“迎家”，如果是与孝文帝后宫有关的话，那也只限于地位最高的昭仪冯氏等很少几个人，与高照容这样的一般贵人无关。 到太和十八年二月甲辰（494年3月21日），孝文帝才正式“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算是正式向外公布迁都的决定。一个月后，孝文帝返回平城，“临朝堂，部分迁留”，这才正式布置大搬家。年底孝文帝到洛阳时，平城官署机构及其下属的杂役百工已经或正在南迁，但大多数官员家属都还没有动身。十二月戊申（495年1月19日），孝文帝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大概是对那些被迫突然南迁、势必遭受多方面损失的普通民众做一点点补偿。 太和十九年八月，“金墉宫成”。金墉宫既已竣工，洛阳宫也应大致完成。因此，《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495年10月8日）“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不过，这并不是平城“六宫及文武”抵达洛阳的日期，而只是孝文帝发布诏书的日期。待诏书传达到平城，相关官民人等开始准备，不久即入冬季，平城上下至少十多万人的大搬家正式展开。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即便再仓促、再雷厉风行，隆冬祁寒，并不利于旅行，更何况老老少少家当负累。尽管各类人员中有一些很早就已络绎上道，很可能六宫出发要等到第二年春天。高照容肯定是跟着六宫大队一起行动的。正是因此，她走到黄河以北的汲郡共县（今河南新乡辉县）时 ，是太和二十年。 《北史·后妃传》记高照容之死云：“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高照容墓志则说：“以太和二十年……四更时，薨乎洛宫。”《北史》不具年时，根据墓志可知为太和二十年，可惜月日信息因墓志残断而不备。二者最大的差异是死亡地点，《北史》记作汲郡共县，墓志记作洛阳宫。按墓志刻写于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去高照容之死已有二十三四年（墓志称“两纪于兹”），有点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高照容的死亡地点应从《北史》，即汲郡共县，其地距洛阳已不过数日路程，只是高照容再无机会活着进入洛阳宫了。墓志保存了她死亡的具体时间，即“四更时”，这个信息很重要 ，说明对她的谋杀发生在夜深人静之时。执行谋杀的人来自洛阳（至少他的使命来自洛阳），他在共县等到了平城宫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然后在人人熟睡的四更时分进入营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这时元恪十四岁，先应已到洛阳，可能正在对自己突然被优待大惑不解、受宠若惊，却不知道自己成了一场宫廷阴谋的重要棋子，更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会是这场阴谋最主要、最无辜的受害人。元恪的弟弟元怀这时才八九岁，妹妹元瑛七八岁，大概都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有理由相信，王钟儿是跟着高照容及其子女一起南迁的，这时正在汲郡共县的大营里。高照容遇害后，王钟儿必定是最早见到不幸场面的人之一。她虽然在平城宫为奴近二十七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不过高照容的惨死一定是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因为和元恪一样，她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场大阴谋的第一步。 这时王钟儿已经五十七岁了，在她为高照容之死唏嘘伤感时，她肯定想不到，造成高照容惨死的这场阴谋也会牵扯到她，以至于她不得不出家为尼。 ⊙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第21页。 ⊙ 墓志拓片的图版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墓志录文及简单考证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86—87页。 ⊙ 高琨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录文及基本研究，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71—73页。 ⊙ 杨氏墓志的录文，请参考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69—170页。 ⊙ 陈花容:《新见〈北魏王昙慈墓志〉考释》，《书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4—131页。 ⊙ 元怀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27—128页;元瑛墓志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14—115页。 ⊙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说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出发“南伐”时，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从”，被孝文帝以“临戎不语内事”为由拒绝。拓跋丕所说的宫人，应该是指已被立为皇后的冯氏（冯太后的侄女）。孝文帝拒绝带她同行，有多重考虑（见后），其中之一是提防她在迁都之议中发挥负面作用。及迁都议定，孝文帝才派人去平城接她南来。 ⊙ 从平城宫人员南迁要经过汲郡共县，可知南迁路线是经灵丘道到定州、邺城再转向洛阳，而不是经晋阳向南到洛阳。 ⊙ 后世民间有一种说法:“一更人，二更锣，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四更在天明之前，人的睡眠最深沉之时，所谓“窃得狐裘转四更”。《缀白裘》卷三《雁翎甲》之“盗甲”有这样的念白:“阿呀，你听，已是四更了。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见汪协如点校本《缀白裘》，中华书局，2005年，第152页。 13 冯家有女 冯太后得常太后一手提拔立为文成帝的皇后，哥哥冯熙立即从草野逃人腾飞而为外家贵戚。在那样的男权时代，常、冯两家虽以后宫女子当权而骤兴，家族的荣耀终究要靠男性成员。常氏兴衰看常英，冯氏兴衰看冯熙，归根结底是看他们的子女。和常英比起来，冯熙最大的优点是子女众多。据《北史·外戚传》，冯熙先后担任过定州刺史和洛州刺史，“因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为妾，有子女数十人，号为贪纵”。冯熙到底有多少子女，至今难有确数。研究者从史书和墓志考证出八子十一女 ，当然免不了多有遗漏，随着新出墓志日多，冯熙可考的子女数目必定也会上升。 家门兴旺固然靠多子，多女同样重要。很可能是在冯太后的亲自安排下，冯熙子女的婚姻把冯氏家族编织进了北魏权贵社会的网络。当然最重要的是与皇室联姻，男尚公主，女为后妃。我们这里只关注冯熙那些成为后妃的女儿——说起来难以置信，他竟然有多达四个女儿嫁入孝文帝的后宫。《北史·外戚传》：“孝文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只说冯熙有三女入宫。可是，冯熙第八个女儿冯季华的墓志（志题“魏故乐安王妃冯氏墓志铭”）称：“长姊南平王妃；第二第三姊并为孝文皇帝后；第四第五姊并为孝文皇帝昭仪。” 显然墓志更为靠谱。除了长女可能因年龄不合适，冯熙接下来的四个女儿都被安排进了孝文帝的后宫，这个事实本身表明，冯太后是铁了心要保证下一代的后宫控制权，绝不容从冯氏家族手里流失。 冯熙第四女和第五女虽贵为昭仪，于史皆寂无声息，始末事迹全不可考。只有做到皇后的第二女和第三女各显神通，制造了足够大的动静，甚至改变了上至皇帝和皇太子，下至老宫女王钟儿的个人命运。《南齐书·魏虏传》把冯熙这两个做了皇后的女儿按年龄分别称为大冯、小冯，颇便叙事，我们下面采用同样的称呼。 大冯、小冯何时入宫，已难确知。《北史·后妃传》：“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这里说的“二女”，一是大冯（十四岁），另一个“早卒”，显然不是小冯，应该是冯季华墓志提到的第四姊、第五姊二人中的一个。大冯、小冯不同母，这或许是冯太后没有同时选中二人的原因。我推测大冯入宫的时间很可能在太和七年（483）之后。理由如前所述，在孝文帝进入适婚年龄后的太和三年至太和六年（479—482）间，冯太后忽然对他生了嫌愤之心，一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予以废黜。这期间，冯太后不仅不会把冯家女儿许配给他，甚至可能也不许他接近其他宫人。似乎直到孝文帝年过十五，冯太后心意始定。正是因此，孝文帝比起之前的拓跋君主来，生育较晚，元恂、元恪都生在太和七年。 孝文帝的长子一出生，争夺抚养权就是宫中第一大事。冯太后当然要杀其生母，并把婴儿放置在自己身边。这时冯太后已年过四十，她的计划并不是亲自母养曾孙，而是为确保“家世贵宠”，要把皇位继承人掌握在冯家手心。所以，元恂出生后，把冯熙的女儿安排进皇宫，就是必要且迫切的。这便是大冯和她妹妹入宫的背景。虽然大冯“有姿媚，偏见爱幸”，但是不久她就染病了，很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因为和她一起入宫的妹妹亦染病而亡。也许是按照那时的防疫传统，罹患传染病的都要出宫，“太后乃遣还家为尼”，被太后赶出平城宫，勒令出家为尼。 二女一病一亡，对冯太后的长远大计当然是一大打击，不过她并不气馁，而是立即跟进，把冯熙另两个稍稍大一些的女儿招入皇宫。为什么每次都要两个女儿呢？显然有双保险的意思，大概也是猜不准哪一个会为孝文帝所宠爱。和小冯一起入宫的妹妹（冯熙第四第五女中的一个）大概后来活得长一些，就是《北史》所记大冯、小冯之外的那个昭仪。小冯因年龄优势，得以母养元恂，渐渐确定了后宫新主人的地位。小冯抚养元恂，母子名分既定，外间对二人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甚至以为小冯就是元恂的生母。南朝官方获得的情报就是这么说的。《南齐书·魏虏传》：“初，伪太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熙）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恂）。” 冯太后晚年，在宫中最要紧的事是立冯家女为皇后，可是大冯病废，再定小冯，迁延岁时。皇后定不下来，元恂也就当不上皇太子。自常太后掌权以来，立太子都非常早，只有元恂拖到十一岁，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他必须先等皇后确立。不过，冯太后还没来得及亲自操办立小冯为皇后，自己先撒手人寰。太和十四年“九月癸丑（490年10月17日），太皇太后冯氏崩” 。孝文帝为冯太后服三年丧，原定的立皇后、立太子诸事，当然都停顿下来，直至太和十七年春（493）。 孝文帝也好，最有影响力的朝臣也好，都明白冯太后有何未竟之志。《北史·后妃传》：“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孝文从之，立后为皇后，恩遇甚厚。”《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493年5月19日），立皇后冯氏。”小冯立为皇后之后两个月，元恂也顺利立为皇太子。一切都是按照冯太后生前的计划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领衔请立皇后的元丕，正是朝廷重臣中最能代表冯太后意志的人之一，他当年以禁卫武官身份参与冯太后发动的反乙浑的政变，从此飞黄腾达，是冯太后最倚重的朝臣之一。冯太后去世后，元丕似乎主动承担起照顾冯氏家族利益的责任，催促立后正是表现之一。看起来，元丕等人要做的，就是管束住孝文帝，使一切都不脱离冯太后在世时的设计。 然而两个因素的变化，使冯太后设计的路线图面临重大挑战。一个因素是大冯。她因病出宫并出家为尼之后，孝文帝并没有忘记她。《北史·后妃传》说“帝犹留念焉”。随着冯太后去世，长期以来笼罩在孝文帝头上的阴云渐渐散去，已经痊愈的大冯与孝文帝之间重建联系。孝文帝旧情复燃，“颇存访之”，负责联络的是阉官双三念。就在小冯被立为皇后、元恂被立为皇太子之时，大冯也几乎再次回到孝文帝身边。 另一个因素是孝文帝自己。孝文帝从亲政以来，推动了多项制度变革，在平城大兴土木，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迁都的愿望。即便冯太后去世之后，他在平城的建设工程亦只增不减，显然并没有考虑迁都。到太和十七年八月，即小冯立为皇后四个月之后、元恂立为皇太子两个月之后，孝文帝突然动了迁都之念，这是研究者都已注意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平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使得孝文帝突然决定迁都，不如说，是孝文帝终于意识到只有远离平城，长年来笼罩在他头上的冯太后阴影才可能变得稀薄。 这两个因素在太和十七年的适当条件下获得了结合，并相互激发，促成了迅速的变化。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493年9月7日），孝文帝率“步骑百余万”离开平城，前往恒山以南的肆州，走所谓“并州大道”前往洛阳。大军离开平城之前，“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孝文帝以“临戎不语内事”为由加以拒绝。元丕所建议的“以宫人从”，应该是指带上皇后小冯，而不是普通宫人。元丕作此建议，可能是对大冯之事已有耳闻，也可能是希望借助小冯阻挠孝文帝的迁都。孝文帝到洛阳后，立即派双三念前往平城，把大冯接到洛阳，鸳梦重温。平城宫已有的制度性约束，就这样被轻易绕开了。据《北史·后妃传》，大冯一到，“宠爱过本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完全霸占了孝文帝。“正位后宫”才半年时间的小冯，开始品尝到被冷落、被欺凌的滋味。 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历史发展通往非常不同的方向，为冯太后梦想所不能及。当然，这个方向多多少少内含着悲剧性，无论是对孝文帝来说，还是对冯太后一心维护的冯氏家族来说。 ⊙ 鲁才全:《长乐冯氏与元魏宗室婚姻关系考——以墓志为中心》，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1996年，第68—79页。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06—208页。 ⊙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102页。 ⊙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97页。 ⊙ 大泽洋典:《冯后とての时代》，《立命馆文学》第192卷（1961年），第54页;郑钦仁:《北魏中给事（中）稿》，《食货》第3卷第1期（1973），第30—31页;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49—151页（此书先由联经于1979年出版）﹔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第72—83页，收入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5页。 14 夺宫废储 孝文帝再次见到小冯，大概在太和十七年底或十八年初。自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493年10月25日）在洛阳逼迫群臣同意迁都之后，孝文帝暂驻邺城，十月乙巳（493年11月22日）“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上”。安定王拓跋休等人赴平城“迎家”，应该就是接皇后小冯南来。待小冯与孝文帝重聚时，大冯早已恢复左昭仪身份，并且专宠后宫了，“宫人稀复进见”，当然包括皇后。《北史·后妃传》：“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在大冯看来，小冯的皇后之位本来是她的，她年长为姊，入宫在先，与皇帝感情更深，凭什么屈居臣妾？ 太和十八年二月壬寅（494年3月19日），孝文帝从洛阳出发前往平城。次日渡过黄河，第三天发布诏书，正式宣布迁都。与前一年南来的路线相同，这一次也是走并州大道，历太行陉、上党、太原、肆州，最后北越恒山、进入桑干河谷。到闰二月癸亥（494年4月9日），孝文帝一行来到恒山句注陉（雁门关）南，皇太子元恂从平城前来迎接。元恂的到来，以及他对皇帝和皇后的朝见，或许足以提醒大冯，夺回被小冯占据的皇后之位，不止是取而代之那么简单。按照冯太后确立的掌权模式，谋取皇后之位只是必要的一步，另外一步则是垄断皇位继承人的抚养权，让皇后与皇太子建立母子关系。只有这样，下一代皇帝继位后，皇太后才可能真正安享母后之尊，并干预和安排再下一代的皇后与皇位继承人。对大冯来说，取小冯的皇后之位而代之也许不是多么难，真正的难题是，她错过了抚养皇太子的黄金窗口。现在皇太子元恂已年满十二，他和小冯确立母子关系也至少有六七年了。这个关系是大冯无论如何都难以取代的。 如果不能取代，只好推倒重来。 接下来的两年，对于大冯来说，就是实施“推倒重来”计划最关键的时刻。取皇后之位而代之，让皇帝嫌憎皇太子，是计划中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方面。宫禁事秘，谋算周广，连权力巅峰的孝文帝都深陷其间而不自觉，一般官员当然更是无从闻问，与阴谋有关的史料不但传不到后世，即在当时也难以存在。读史者纵有疑虑，亦徒唤奈何。冯氏当权四十年，所经营的利益集团和权力网络渗透了内宫朝堂、都畿州镇。然而，这一权力网络主要是维持现有局面的，而大冯的目标是改变现有局面，因而她的对手（或者说是障碍）远比盟友多。不过，她不多的盟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那就是孝文帝。孝文帝的目标也是打破冯太后布局的权力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大冯与孝文帝是真正的盟友。有了这个强大无比的盟友，大冯夺宫废储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细节虽难确知，结果却是显著的——太和二十年（496）七月（具体日期不详）小冯被废，一个月后皇太子元恂被抓捕，再过四个月，即太和二十年十二月丙寅（497年1月26日），元恂被正式废黜。 对孝文帝来说，废皇后与废皇太子虽然都是人伦巨变，却绝非等价之事，比较而言，废皇后易，废皇太子难。废黜皇后只需要制造她失德的舆论与证据，废黜皇太子则必须让皇帝感受到背叛与威胁。后之述北魏史者，多信据正史，视元恂为反改革者，甚而怀疑他牵扯进了保守派反改革的叛乱阴谋中（或者说，是为反改革的势力所利用）。既然元恂在政治上不能与孝文帝保持一致，对孝文帝推动的诸般激烈变革怀有抵触情绪，甚至企图私自北奔平城，读者当然会理解甚至支持孝文帝废黜并最终诛杀元恂的决定了。这一理解符合后来读史者的思路，自然也契合当时的逻辑，可见其设计之高明、实施之精准。能让孝文帝深信不疑的，自然也会让后世读者坦然信从。 有关元恂被废的史料主要见于《北史·孝文六王·废太子庶人恂传》： （元）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孝文幸嵩岳，恂留守金墉，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徽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帝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拘于城西别馆。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书仆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谢。帝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 “不好书学”已经大犯忌讳，更且“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十四岁的元恂成了反对迁都（连带也就可能会反对孝文帝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者中最有潜力成为孝文帝政治对手的人。据上引《北史》，元恂杀高道悦并计划北奔平城，在孝文帝“幸嵩岳”之时。《魏书·高祖纪》记孝文帝幸嵩高（嵩山）在太和二十年八月戊戌（496年8月31日），回到洛阳宫在半个月后的甲寅（9月16日）。据高道悦墓志，元恂杀高道悦在太和二十年八月十二日（9月5日）： 乃除太子中庶子。缉正储闱，徽音独韵。但河阳失图，潜怀不轨，追纂楚商，连规宋劭，拔剑吐心，邀同枭镜。君厉声作色，抗其凶计，既殊潘崇飨羊之谋，遂同阳原头风之祸。以魏太和廿年秋八月十二日，春秋卅五，暴丧于金墉宫。 墓志所谓“河阳失图，潜怀不轨”，就是指皇太子元恂，说他“追纂楚商，连规宋劭”，比之为楚国弑父（楚成王）的商臣和南朝刘宋弑父（宋文帝刘义隆）的刘劭。墓志又称高道悦“厉声作色，抗其凶计”，高道悦的死因是他企图阻止元恂的“凶计”，所谓“凶计”，就是元恂试图逃出洛阳，利用“牧马”轻骑北奔平城。小冯被废黜一个月之后，孝文帝离开洛阳六天之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使元恂感觉必须行动，必须逃出洛阳。从下引《南齐书·魏虏传》可知，大冯这一次没有如以往那样陪同孝文帝出巡，显然她在洛阳有更重要的事，也正是她出手抓捕了皇太子。 《南齐书·魏虏传》有关元恂废黜与死亡的记录，反映了南朝的情报与分析： 初，伪太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后大冯疾差，宏纳为昭仪。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干。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大冯有宠，日夜谗询。宏出邺城马射，询因是欲叛北归，密选宫中御马三千匹，置河阴渚。皇后闻之，召执询，驰使吿宏，宏徙询无鼻城，在河桥北二里，寻杀之，以庶人礼葬。立大冯为皇后，便立伪太子恪，是岁，伪太和二十年也。 南朝获得的情报难免混乱，时间线索也不够清晰，比如这里说抓捕元恂的是皇后，似指小冯，而其时小冯已经被废，大冯尚未得立。不过，说“大冯有宠，日夜谗询（恂）”，还是准确的。而且，把元恂被捕与皇后（大冯）联系在一起，应该也是准确的。至于说元恂“毁裂”孝文帝所赐的衣冠，还“解发为编”（编发为长辫）、“服左衽”，均应是得之北方传闻（这一段为《资治通鉴》所采信）。不过这也反映了北方针对皇太子的阴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以达到破坏他名誉的目的。 田余庆先生在考察冯太后和大冯对“子贵母死”旧制的利用时，已发现元恂之废不单纯是反对迁都和反对汉化改革那么简单，而与大冯谋废小冯有关，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太子恂废立事件就是早有酝酿了”。 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大冯这个阴谋可能从太和十七年已开始酝酿和实施，到太和二十年开花结果，一个成果是小冯被废，另一个成果就是元恂被导引、陷害或逼迫，竟使孝文帝相信他成了一大威胁，促成孝文帝先废黜、后杀害了自己的长子。 元恂被害的历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每一个重要转折，都发生在孝文帝与元恂分离的时段。元恂在洛阳杀高道悦并企图北奔，发生在孝文东巡时；元恂在河阳被赐死，发生在孝文先北巡平城、后西巡长安时。而这一切似乎酝酿于之前的两个分离时期。《北史》说“帝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其实这里的“每岁”，也就一年半而已。据《魏书·高祖纪》，元恂随着孝文帝抵达洛阳，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己丑（494年12月31日）。二十二天之后，即十二月辛亥（495年1月22日），孝文帝率军离开洛阳，南伐萧齐，半个月后（戊辰，2月8日）至悬瓠。是的，就是王钟儿被掠入平城之前所生活的那个悬瓠，现在成了北魏对南朝用兵的前线重镇。 这一次分离，从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孝文帝离开洛阳，到第二年五月庚辰（495年6月20日）“皇太子朝于平桃城”（平桃城即荥阳猇亭），长达半年之久。这半年间，冯氏家族死了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冯熙的长子冯诞，第二个是冯熙本人。冯诞以司徒、太子太师从孝文帝南征，似乎一开始就有健康问题。魏军从悬瓠南渡淮河，沿淮河向东，包围了萧齐的钟离城，在城外扎下大营，可是久攻不下。冯诞病重，不能继续行军。太和十九年二月辛酉（495年4月2日），孝文帝与冯诞告别，率军离开钟离，继续向长江进发，刚走了五十里，就接到冯诞病死的消息，于是孝文帝连夜返回钟离大营，并于次日宣布终止军事行动，掉头北返。据《北史·外戚传》，冯诞与孝文帝同岁，自幼与孝文帝一起生长宫中，是冯熙诸子中与孝文帝最亲密、最说得上话的一个。 很显然，冯诞是大冯夺宫废储计划的重大障碍，所以有必要在孝文帝那里破坏冯诞的影响力。 《北史·外戚传》：“十八年，帝谓其无师傅奖导风，诞深自诲责。”这条记录显示，对皇太子不利的舆论早在太和十八年已颇有市场，连累太子太师冯诞遭到孝文帝斥责，而冯诞“深自诲责”，似乎只剩下挡架之力。 冯诞年底带病从征时，大冯很可能一直在孝文帝身边，居中调度，运筹帷幄。当然，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假定冯诞是正常因病死亡，不过从他的死亡中获益最大的，无疑就是他自己的妹妹左昭仪大冯。《北史》记冯诞死前与孝文帝诀别，“时诞已惙然，强坐视帝，悲而泪不能下，言'梦太后来呼臣’。帝呜咽，执手而出，遂行”。冯诞提到冯太后，是不是在某个问题上提醒孝文帝呢？ 《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495年4月29日），太师冯熙薨”。据2007年出土的孝文帝亲自撰写的冯熙墓志，冯熙死于太和十九年正月廿四日甲午（495年3月6日）。冯熙的死讯先从平城报告到洛阳，再由洛阳转至淮南前线，三月戊子应该是孝文帝接到洛阳报告的时间。《北史·外戚传》：“车驾在淮南，留台表闻，还至徐州，乃举哀，为制缌服。”“留台”指平城留守机构，但平城留台的报告要先到洛阳，再由洛阳转至淮南。洛阳主事者则是皇后小冯。《魏书·皇后传》记孝文帝写信给小冯，对她失去父兄表示安慰之意：“及后父熙、兄诞薨，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这是因为小冯以皇后身份先向孝文帝报丧，孝文帝乃回书存慰。 这时主持平城留台的是元丕。《北史》记元丕“以（冯）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要求孝文帝亲赴平城，参与冯熙丧事。很难说这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政治信息，不过从孝文帝的反应看，元丕的请求是某种意义上的圈套。孝文帝愤怒地下诏斥责元丕道：“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 然后把元丕贬职为并州刺史，让他离开平城这个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 冯熙尚博陵长公主，公主即文成帝之妹，先已去世，葬在平城。孝文帝下令打开公主的墓，把公主的棺柩与冯熙的棺柩一起，送到洛阳营葬。为此，他让皇后与皇太子都去平城主持这件大事。《魏书·高祖纪》记孝文帝在平桃城见到皇太子元恂，三天后（五月癸未，即6月23日）一起返回洛阳。回洛阳后的第十一天（五月甲午，即7月4日），孝文帝在太庙为皇太子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再过九天（六月癸卯，即7月13日），“诏皇太子赴平城宫”。《北史·外戚传》说“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不知二人是否同时北行？或者，皇后在先，太子在后？ 元恂到平城，就是要赴冯熙之丧，然后扶柩返洛。皇后小冯到平城，也是一样的任务。微微不同的是，皇后还要“率六宫迁洛阳”。当然，皇后和皇太子两人不必与六宫同行，因为那样太慢（贵人高照容和她的子女宫人就在六宫南迁的大队里）。据孝文帝亲撰的冯熙墓志，冯熙于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496年1月26日）“窆于河南洛阳之北芒”。据《北史·外戚传》，“柩至洛七里涧，帝服缞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葬日，送临墓所，亲作志铭。”虽不知到达洛阳与葬日之间隔了多久，但大致上可以确定，冯熙与公主的棺柩抵达洛阳在十二月间。 这时距孝文帝派元恂北行又已过去了半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半年间大冯做了什么，以及小冯和元恂在平城与路途上遭遇了什么，不过这半年对大冯夺宫废储的计划来说，一定是十分关键的。很显然，她已经安排好了。史书归为孝文帝的那些言行，有多少出于大冯的意志，当然已不可知。然而，从形势发展的方向来判断，一切的背后都有大冯的身影。这也意味着，被后世史家视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那些激烈措施，也可能都有大冯的支持。因为围绕这些措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是有利于她的夺宫废储计划的。 无论如何，到太和二十年春，大冯的计划到了最后实施的阶段，障碍都已清除，结论呼之欲出。看得见的变化，第一步是小冯被废，第二步（只隔一个月）是元恂被逼谋奔。这些都属于重大政治事件，朝堂内外无人不知。然而有些同样重大的变化却是不那么容易看到的，知情者非常非常有限，那就是我们前一章结尾时所说的高照容之死。大冯派人谋杀元恪的母亲高照容，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元恂被废之前，建立自己与元恂继任人之间的母子关系。还是常太后、冯太后以来那个模板，不同的是元恪已经十四岁，不是不懂事的幼儿了。对于大冯来说，元恪的年龄固然不理想，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元恂从被捕到被废，相隔四个多月。拖了这么久，显示孝文帝虽怒气难抑，毕竟父子之情，且牵涉太大，一直犹犹豫豫。为什么最终下了决心呢？很可能与平城的未遂叛乱有关。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2—144页。 ⊙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46—47页。 ⊙ 与冯诞被责相关的，是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推动的考课，“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至九月王午（494年10月25日）“帝临朝堂，亲加黜陟”，见《魏书·高祖纪》。孝文帝黜陟的具体内容，部分地保留在《魏书·献文六王·广陵王羽传》。这次黜陟涉及面很宽，与本书相关的是对东宫官的大面积处理，如任城王澄被解除太子少保之职，太子中庶子游肇和太子中舍人李平都只得到中等，其他东宫官如安乐王诠、冯夙、闾贤保等，都被解除了职务。东宫官的大规模变动，是不是大冯针对皇太子阴谋的一部分，尚难断言。 ⊙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第555页。 15 元恂之死 据《北史·孝文六王传》，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元恂从洛阳北赴平城前，孝文帝告诫道：“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孝文帝特别叮嘱元恂到平城后祭拜生母贞皇后林氏，“一写为子之情”。当着母后的面祭拜生母，公然表达母子之情，其实并不是平城时代皇帝们的常规做法。冯太后在世时孝文帝“不知所生”，而在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仍然“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 。那么，在元恂与皇后到平城迎冯熙棺柩时，为什么孝文帝会要求元恂去祭拜生母之墓、隆重表达母子之情呢？很可能，这是对元恂的某种提示，要他明白他与皇后母子关系的另外一面。如果真有这个动机，那么说明，孝文帝早在太和十九年夏已有废后之念，对太子则信任如旧，只是期望在皇后与太子之间做某种切割。 冯熙死时，平城留台的最高官员是元丕，其次是陆叡。陆叡的姓名《南齐书》记为伏鹿孤贺鹿浑。伏鹿孤即步六孤，后来改姓氏时取中间的音节，改为陆氏。贺鹿浑是代人常见用名，高欢的本名贺六浑即是同一个名字，不同的是高欢之欢取自贺六浑的最末音节，而陆叡之叡是另取的雅名，与本名贺鹿浑无关。陆叡年轻时娶妻于华北名族博陵崔氏，岳父崔鉴“谓所亲曰”：“平原王（陆叡继承了父亲陆丽的平原王爵位）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魏书·陆叡传》记录了崔鉴这句话后，解释道：“时高祖未改其姓。”陆氏改自步六孤氏，见《魏书·官氏志》，但崔鉴所“恨”的不只是陆叡的家族姓氏，还有他本人的名字。幸得《南齐书》记录，我们才知道陆叡的本名是贺鹿浑。 元丕的官职是太傅、录尚书事，陆叡的官职是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行尚书令。冯熙死，元丕和陆叡都奏请孝文帝赴丧，惹得孝文帝大怒，改元丕为并州刺史，调往太原，陆叡虽留任恒州刺史，但解除了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的大军区指挥权。陆叡都督的恒肆朔三州，涵盖迁都以前的京畿地区，以平城（恒州）为中心，西至旧都盛乐（朔州），南至恒山南麓（肆州），政治和军事重要性显而易见。虽然孝文帝把这次奏请赴丧的账主要算在元丕头上，对陆叡毕竟已起疑心，不久恢复陆叡军权时，只让他都督恒朔二州，而把极具战略意义的肆州（位于恒州与并州之间）单列出来。不让平城主将控制平城的南大门，这当然是意义深远的一个变迁，后来洛阳朝廷刻意把恒州降低到与其他北州相等的地位（后果之一是六镇动荡时，恒州不能起镇抚或阻挡作用），是从陆叡失去肆州军事指挥权开始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到太和二十年（496）之前，孝文帝还是保留了平城在代北的某种中心地位，陆叡都督恒朔二州，意味着他不仅指挥平城驻军，还至少在名义上可以指挥盛乐地区的守军。这时盛乐的主官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拓跋安寿），是文成帝的长弟拓跋新成的长子，是孝文帝的从叔。元颐担任怀朔镇主官时，参与过孝文帝时代最重要的一次对柔然用兵。《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八月乙未（492年9月18日）：“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魏书·陆叡传》：“与阳平王颐并为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魏军北征造成柔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使得孝文帝相信，跟江左政权比起来，柔然不再是从前那么大的国防威胁，这是他次年敢于迁都的前提条件。这次对柔然用兵规模巨大，三道并进，元颐和陆叡是东西二道主将，中道主将则是杨播。 元颐与陆叡都有在北边统兵的经历，现又各据旧都，谊近唇齿，当然是一种特殊关系。 大概在元恂从平城南返前后差不太久，定州刺史穆泰向孝文帝报告说，自己长久以来疾病缠身，“土温则甚”，就是在夏季炎热的平原地带病情会加重，因此请求回到平城担任恒州刺史。穆泰曾经在冯太后打算废黜孝文帝时力谏有功，孝文帝对他一向感激，所以明知穆泰对迁都等措施不满意，也予以优容，同意让他和陆叡对调。穆泰在《南齐书》中记为“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目邻是丘目邻的讹夺，丘目邻即《魏书·官氏志》丘穆陵（我猜即阿尔泰语言中常见的Temür，意思是“铁” ）。穆泰的鲜卑语姓、名合起来，就是丘穆陵石洛。元恂在平城时，穆泰应该也已到任，而陆叡还没有出发去定州。《魏书·穆泰传》：“（穆）泰不愿迁都，（陆）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魏书·陆叡传》：“叡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穆泰到任，平城内外的资源只有穆泰可以调动，所以他自然成为这次“叛乱”的首谋。 《北史·景穆十二王·阳平王新成附阳平王颐传》：“（元颐）后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据此，穆泰与陆叡谋划，打算推举在盛乐的元颐另立朝廷。《魏书·穆泰传》：“……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颐不从，伪许以安之，密表其事。”据《魏书·陆叡传》载孝文帝给李冲和于烈的诏书，是元颐把穆泰的信转给了洛阳：“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王人纠慝，恒岳无尘。”孝文帝还提到这几个谋反之人“讪谤朝廷，书信炳然”，所谓朝廷，就是孝文帝自己，而“书信炳然”，很可能就是穆泰给元颐的信，因为其他参与者都在平城，联络诸事不必通过书信。 不过根据孝文帝的诏书，元颐并不是穆泰和陆叡的首选。孝文帝说穆泰等“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故南安王指南安王元桢（拓跋乙若伏 ），景穆帝第十一子，文成帝之弟，是景穆子孙中辈分最高、资历最老的一个。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三年（489）元桢“坐赃贿免为庶人”。据《北史·景穆十二王·南安王桢传》，元桢因“聚敛肆情”而被“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平城与官贵讨论迁都时，元桢和许多不愿迁都的人一样，都表示赞成迁都，凭借此功，到太和十九年底得“复本封”。真实情况可能是，太和十九年底，元桢随皇后小冯和太子元恂一起，搬家到了洛阳，以实际行动支持孝文帝，孝文帝因此复其封爵，几个月后还任命他为相州刺史。 孝文帝派元恂前往平城时，元桢正以庶人身份住在平城。孝文帝特地叮嘱元恂在平城办完大事，“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元恂在平城，一定会遵照孝文帝指示前去拜访元桢，而元桢可能由这一拜访领会孝文帝的意思，主动要求随皇后和太子前往洛阳。然而，根据穆泰等谋反失败后的审查结论，元桢对谋反之事是知情的。据元桢墓志，元桢死在相州刺史任上，时在太和二十年八月二日（496年8月26日），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6日）葬于北邙山。《北史》记元桢死后再次被削爵：“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据此大致推测，穆泰事发，在太和二十年秋冬间，去元恂平城之行已差不多一年了。可以说，元桢并没有参与穆泰、陆叡等人的计划，即使他在平城时见过穆泰，也一定为时短暂。 穆泰、陆叡等选择拥立元桢，大概基于三个条件：一是元桢在宗室资历最高（景穆帝诸子唯一在世者），有一定号召力；二是他被孝文帝削爵禁锢，必定怀恨在心；三是他住在平城，诸事方便。考虑到元桢在太和十九年初冬即已随皇后和太子南迁，那么此前穆泰应该已到平城，有机会面见商议。元桢一方面拒绝参与，并迅速南迁，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向孝文帝告发。也许他并不反对穆泰等人的计划，只是不愿自己承担风险。在元桢离开平城前往洛阳后，穆泰、陆叡等只好另找阳平王元颐，没想到元颐悄悄告发了他们。随后孝文帝派任城王元澄前往平城，元澄到雁门关后让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先发，突入平城，迅速平定了一场拟议中的政变。穆泰试图反抗，一触即溃，参与者尽被捉拿。 据《魏书》和《北史》，穆泰和陆叡是谋叛的主谋，积极参与者主要是宗室疏属，比如元丕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是重要成员。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是不满孝文帝的改制措施，特别抵触的是爵制改革和迁都。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492年2月21日），“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举例来说，元丕从东阳王降为平阳公，陆叡从平原王降为巨鹿郡开国公，穆泰从冯翊公降为冯翊侯。太和十七年（493）迁都之议定于洛阳，次年在平城大议，反对者虽多数迫于压力不得不表态支持，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然而，对于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来说，迁都也好，改制也好，利益明显受到伤害的毕竟是少数，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宗室近属不大可能公然反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穆泰等人的谋叛经不起李焕一介单骑的打击。 对谋叛者的审讯，一定会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皇太子元恂是否知情？如果元桢离开平城前见过穆泰等，元恂也同样有机会和他们接触。《魏书·元丕传》：“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吿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这里说元丕的儿子元隆、元超密谋把元恂留在平城，同时发兵控制雁门关，应该是太和十九年秋冬的事。如果这是穆泰等人计划中的选项之一，那么非常困难的一步就是夺取雁门关的控制权，因为孝文帝刚刚把肆州从恒朔军区单列出来。孝文帝给李冲、于烈的诏书提到陆叡等“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所谓“议引子恂”，就是已经了解到陆叡等有拥立元恂以对抗孝文帝的计划。联系到太和二十年八月元恂曾计划北奔恒代，至少看上去，元恂和平城是曾经或一直互通声息的。 尽管这仍然不能说明元恂本人对平城谋划是否知情，或是否同意，调查结果一定让孝文帝深感震撼。从元桢墓志所透露的时间线索看，陆叡、穆泰等失败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前后。孝文帝下决心废黜皇太子元恂在太和二十年十二月丙寅（497年1月26日），不能不说这两个事件是相关的。一个月后，即太和二十一年正月丙申（497年2月25日），孝文帝“立皇子恪为皇太子” 。再过九天，即正月乙巳（497年3月6日），“车驾北巡”，孝文帝亲自前往平城，处理穆泰等谋叛之后的诸般遗留（主要是判决）问题。 这次北巡历时半年。经过太原时，孝文帝把元丕带上，让他到平城旁听对他弟弟和几个儿子的审讯。在平城、云中（即朔州的中心城市盛乐城）、离石、平阳等地巡行之后，孝文帝于四月抵达长安。按照计划，孝文帝很快要从长安东行，回归洛阳。然而正是在长安，孝文帝接到了御史中尉李彪的密表，触发了对于元恂的终极处理： 帝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吿恂复与左右谋逆。帝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时年十五余。敛以粗棺常服，瘗于河阳城。 李彪的密报显然出自某种指使，指使者只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冯，一个是孝文帝本人。元恂之死当然符合大冯的利益，不过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要瞒过孝文帝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孝文帝已深信元恂参与了穆泰等人的政变阴谋，也许他只是不愿意一个废太子再次成为阴谋者的武器。也正是因此，一年半后李彪在御史台的属官告发元恂被关押时曾给孝文帝“手书自理”，却被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即指控李彪与贾尚故意不把元恂的书信上报给孝文帝。这当然是重罪，不过孝文帝对李彪没有深究，不了了之，而贾尚“暴病数日死”，似是灭口之举。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孝文帝从平城南返时，感觉对案情有了通盘掌握，已打定主意除掉元恂。所以，在从长安回洛阳前，通过李彪密报，他找到理由杀死了自己的长子。这当然是孝文帝为了社稷长远利益所做出的痛苦决定。不过，今人读史，容易把元恂简单地归类为反改革的保守派，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肯定当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以及更重要的，元恂有什么理由要加入和自己利益明显无关的政治反对派？穆泰、陆叡等人的政变阴谋即使是可信的，也不能说明参与阴谋的所有人在政治上有完全一致的立场。毋宁说，这样一个谋叛集团更像是一个失意贵人们发泄不满、抱怨时政的俱乐部，进入俱乐部的人都不满意迁都等变化，但对于如何走出困境并无一致意见，对于是否采取行动、采取何种行动更是各有主张。元恂在小冯被废后决意北奔，与其说是计划“跨据恒朔”（孝文帝语），不如说是被洛阳宫的各种力量逼着逃命。当然，孝文帝以后会看到这一点的。 太和二十一年六月庚申（497年7月19日），孝文帝回到洛阳。七月甲午（8月22日），“立昭仪冯氏为皇后”。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在高照容被杀，冯熙、冯诞父子恰逢其时地死去之后，大冯全面达成了废后、废储、立子和夺宫的所有目标。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 ⊙ 《北史》卷八〇《外戚传》，第2683页。 ⊙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102页。 ⊙ 杨播墓志:“（太和）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19—121页。 ⊙ 不过于子轩明确表示，他不赞同把丘穆陵复原为temür，而认为这个词有可能与哈密Qumul这个词有关。 ⊙ 元桢的鲜卑语本名为乙若伏，见元举墓志:“曾祖南安惠王桢，字乙若伏。”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78—279页。 ⊙ 元恪立为皇太子的时间，《魏书·高祖纪》作正月丙申，《魏书·世宗纪》作正月甲午（2月23日）。后史多从《高祖纪》。 ⊙ 《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传》，第714页。 16 悬瓠长夏 大冯的成功，对于王钟儿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墓志说：“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这里的“太和中”，应该是高照容死后的太和二十年（496）或二十一年（497），王钟儿已五十七八岁。当大冯接管元恪的抚养权，要扮演母亲角色时，元恪的生母高照容固然必须消失，长期服侍高照容、帮助她养育孩子的王钟儿也不能再留在元恪的世界里。墓志说王钟儿“固求出家”，实际上，很可能是被安排出家。不过，她虽然出家，却没有离开洛阳宫，墓志说“即居紫禁”，就是仍然生活在宫内。墓志后面说她老年生病时迁往“外寺”，那么在皇宫内的尼寺大概可称“内寺”。作为比丘尼，她获得了新的身份，法名慈庆。我们今后就用慈庆来称呼她。 当慈庆开启陌生的比丘尼生涯时，诸事顺遂的皇后大冯正在享受她的高光时刻。不过大冯一定想不到，她的高光时刻不会如她所愿的那样延续很久，事实上前后合起来还不到一年。 不赞成孝文帝迁都和改制的人一定很多，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消极抵抗别无他法，少数胆敢走极端者如穆泰、陆叡等也几乎注定会失败。大冯废储夺宫一路走下来，得罪的人虽远不如孝文帝多，然而她显然是比孝文帝更容易针对的目标，而且很可能，她引发、招徕并凝聚的敌意更具体、更鲜明、更迫切。可以设想，个人性的愤懑与敌意会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社会网络，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目标明确的有计划行动。当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巨大的宫廷阴谋都不大可能留有文件，圈内人讳莫如深，圈外人茫然不晓，写史者无可得而措笔，读史者无可得而窥秘。正如元恂失去孝文帝信任及随后被废被杀的真实过程已无从复原，毫不奇怪的是，围绕大冯人生最后两年所发生的一切也相当怪诞离奇。 对孝文帝来说，大冯被立为后，一年多来高度紧张的洛阳宫终于安定，他可以专心对萧齐用兵了。一个半月后，即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庚辰（497年10月7日），“车驾南讨”。送别的时候，大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次致命的分别，正享受巅峰感的她完全意识不到，与皇帝的长时间隔离会给暗中的敌对者最大的机会。一年半后她才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而那时她的悲惨结局已经无可挽回了。 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差不多一半时间用在对萧齐用兵，要么身在南征军中，要么忙着筹划南征。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把北魏的南部边境大幅前推，压迫萧齐的北方边境向南退缩，以便为首都洛阳制造更安全的战略空间。从孝文帝的军事安排看，他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在洛阳的正南方，面对萧齐的雍州（襄阳）重镇，必须夺取萧齐在汉水（沔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做到与萧齐隔汉水分境。第二个，是把魏境南推至淮河上游的桐柏山、大别山北麓，夺取萧齐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军镇义阳（今河南信阳）。第三个，是在东南方向攻占萧齐的淮南地区，把南朝防线挤压到长江南岸，实现与南朝隔江对峙。这三个目标，要用三个战役分别达成。三大战役可分别称为沔北战役、义阳战役和淮南战役。从历史发展看，孝文帝用半年多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紧接着启动义阳战役，想尽快实现第二个目标。然而后院失火，洛阳宫的动荡迫使他紧急班师。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实现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的机会。 从太和二十一年九月到二十二年（498）三月，北魏大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 ，把南阳盆地的几个萧齐郡县戍城分割隔断，筑围攻击，先后攻克新野、赭阳、舞阴、南乡、南阳（宛城）和邓城，萧齐的沔北五郡尽数入魏，齐军据守的军城中，只剩下汉水边的樊城兀然独存。樊城依托汉水，南与襄阳相连，对于魏军来说，既难攻击，又难守御。孝文帝见好就收，满足于距离洛阳最近的萧齐势力已基本清除，于三月庚寅（498年4月15日）来到樊城城下，“观兵襄沔，耀武而还”。之后孝文帝马不停蹄地奔赴淮源，去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当孝文帝亲临新野城下，指挥大军“筑长围以守之”，可谓戎马倥偬之际，他却抽出时间处理了一宗可能只有大冯才会关心的事务。太和二十一年十月乙亥（497年12月1日），“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贞皇后林氏即元恂生母，被冯太后杀害已十四年，四年前因元恂被立为太子而追尊为皇后。元恂被废被杀时，似无人想起这位空有名号的皇后。现在孝文帝忽然有此决定，表面上是因“有司”上报，事实上只能是在洛阳的大冯想起此事，或被提醒，不能容忍有人分享皇后名号，才有这么一份报告出现在孝文帝面前。孝文帝批准追废林氏，固然有礼法依据，但也可看出他对大冯情义如故。不过半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 沔北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孝文帝命征南将军王肃开始围攻义阳城，这标志着第二个战役的开始。孝文帝在樊城城下耀兵沔上、南望襄阳之后，立即挥师东进，加入王肃刚刚启动的义阳战役。这次行军异常迅疾，半个月后，即太和二十二年三月辛亥（498年5月6日），孝文帝抵达义阳战役中魏军的大本营悬瓠城。这个悬瓠城，就是王钟儿（慈庆）被俘入平城宫之前长期生活过的那个汝河上游的军事重镇。 因萧齐援军渐至，速胜的机会已经丧失，孝文帝在进入悬瓠二十天之后，于四月庚午（5月25日）下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这大概是因为，魏军不得不把相当兵力留在沔北，只好另外动员兵力投入义阳战役。这次动员的各地人力物力，包括北镇的高车部落。据此安排，来自各州郡的增援军队到八月中旬才能抵达悬瓠，因而对义阳的总攻只有到八月底以后才能展开，那么九月前的四个月，除战役筹备之外别无大事，孝文帝本人并无必要留在悬瓠。然而，孝文帝从三月底进驻悬瓠，到诸军齐聚的九月底突然宣布停止义阳战役，他竟然在悬瓠城住了整整五个月。这是极不正常的。 一个解释是孝文帝突然病重。《北史·后妃传》说大冯与宦官高菩萨私乱，“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据此，孝文帝病重在前，得知大冯失德在后。《魏书·术艺·徐謇传》：“（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驲招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孝文帝的确在悬瓠重病了一场，病因很可能是长期吃五石散或各种丹药（甚至可以说，北魏皇帝多壮年病死者，主要是因为食散服丹），因此急招擅长合金丹的御医（侍御师）徐謇到悬瓠。这一番忙乱，身为皇后的大冯自然知道了皇帝生病之事，所以《北史·后妃传》的叙事时序似乎有道理。不过，《徐謇传》载孝文帝九月间在汝滨为感谢徐謇举行的宴会上所下的诏书，明确说到自己生病的时间：“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可见孝文帝生病在八月，去三月底初至悬瓠已经四个多月了。因此，孝文帝久驻悬瓠，是别有原因的。 皇帝离开这么久，洛阳的确出了一些乱子，表面上看，最严重的是高级官员间发生了内斗。孝文帝留在洛阳处理政务（称为“留台”）的三个主要官员是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和御史中尉李彪，冲突发生在李冲与李彪之间。论资历地位，李彪远逊于李冲。而且李冲还是李彪最主要的提携者。《魏书·李冲传》：“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虽然李彪是顿丘李氏，李冲为陇西李氏，本无宗亲关系，但李彪对李冲“倾心宗附”，便是以同为李姓而结宗致敬的意思。后来李彪得孝文帝重用，大概对李冲的“宗敬”颇不及初：“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魏书·李彪传》：“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按照《魏书》这种叙述，李冲对李彪的打击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国事关系不大。不过《魏书》又记李冲的态度是不寻常的愤怒：“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李冲一贯持重、温和，怎么会突然间性情大变呢？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一场蓄积已久的大爆发。 我认为，李冲这场大爆发是洛阳一连串针对大冯行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可能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李彪是洛阳最高司法官员，掌握着洛阳城内外的治安警戒大权，宫内外各种秘密活动很难逃过他的眼线。正是因此，当针对大冯的大规模行动即将展开时，李彪是应该首先被除掉的。如此显要、深得皇帝信任的一个人物，怎么才除得掉呢？唯一的途径是让留台三驾马车自相残杀。只有这时，李冲与李彪的隐性矛盾才可能被利用、被放大、被引爆。 而且不要忘记，李彪正是导致废太子元恂最终被杀的举报人，是他“承间密表，吿恂复与左右谋逆”。无论李彪的举报是不是受到孝文帝指使，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大冯一党。也不要忘记了，元恂立为太子后，李冲一直担任太子少傅，所以太子被废，李冲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孝文帝谢罪。李冲对元恂被陷害一定有所察觉，只是无可奈何而已，而他提携起来的李彪直接助力了元恂之死，这当然会使他愤懑难抑。在皇帝缺席的洛阳，那些想除掉李彪的人，对这些情况必定了如指掌。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但他们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历史地看，他们无处不在、十分强大。他们要做的，只是一点点撑大李冲和李彪之间的裂隙，在李冲那里火上浇油，促使他爆发。 李冲联合元澄对付李彪，“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书孝文帝，激烈地攻击李彪，甚至赌上了自己一生积攒的政治资本。李冲虽在上表中隐隐提及“往年以河阳事”（即诬告元恂事），毕竟不敢冒犯皇上，但最后说：“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分明是不共戴天的决绝。孝文帝读表大惊：“何意留京如此也！”尽管为了李冲的面子不得不处理李彪，但还是留有余地。“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而且，孝文帝还很不高兴地说：“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道固是李彪的字，仆射指李冲，意思是两人都不知谦谨，致有此乱。从孝文帝这一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来看，他似乎完全没有读出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含义。 李冲和李彪的这场冲突何时发生，史无明文，《资治通鉴》系于太和二十二年三月底四月初之间，把二人冲突的始末及因此李冲发病而死总而叙之，似是认为冲突发生在三月底之前。这样处理很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尽管这个事件相当严重，而且随后李冲死去，都没有影响孝文帝完成义阳战役的决心。只是随着李彪被除名，洛阳宫内外针对大冯的行动开始加速。大概是五月至七月间的某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孝文帝的计划，逆转了五年来宫廷政治的发展方向。 不知道具体的日期，一定是在夏季，一个下雨的日子。孝文帝的六妹，过去的彭城公主，现已改号陈留公主，没有官员陪同，没有士兵护卫，没有车队随行，只带着她自己的侍婢家僮，总共十几个人，“乘轻车，冒霖雨”，狼狈不堪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悬瓠城下。可能是在公主的要求下，和孝文帝谈话时，并无他人在侧（据《魏书·皇后传》，彭城王元勰因侍疾得以闻知）。公主向皇兄报告的内容，史书只说是皇后秽乱后宫，诸如“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等。当然内容未必限于这些，不过已足够让孝文帝震惊了。《北史·后妃传》：“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以孝文帝的聪明敏感与经验丰富，自然知道事关重大。如果皇后大冯真是一直在他背后另有一套，那么过去几年他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判断与处置，很可能都是错误的。其中包括自己的长子元恂，而这是任何为人父者都难以面对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好几个月，孝文帝身在悬瓠，心在洛阳，秘密调查由此展开。之所以留在悬瓠不动，就是因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为什么陈留公主会加入针对大冯的行动中呢？ 大冯的生母姓常，常氏为冯熙生了两个孩子，即大冯和她的弟弟冯夙。大冯为冯夙谋划婚事，立意要让他“尚主”，就是娶一个公主。这时孝文帝诸妹中，陈留公主恰好新寡。《北史·后妃传》：“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孝文，孝文许之。”大冯替弟弟向孝文帝求婚，孝文帝许婚，说明孝文帝对大冯仍然是信任和宠爱的。不过这一婚事的当事人之一陈留公主（即彭城公主）却是万般的不乐意，“公主志不愿”，就是看不上冯夙其人。只是既然孝文帝已许婚，身为后宫之主的冯皇后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公主的抵抗空间极为有限。正是被逼入绝境，且刻不容缓的形势，把陈留公主推向了皇后大冯的对立面，加入一个正快速发展的计谋网络中。 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僮从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悬瓠，奉谒孝文，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北史·后妃传》） 古代史料存在如何解读的问题，标点句读是难点之一。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和《北史》上引文的标点，“婚”字都从下句，作“婚有日矣”，似乎是已成婚一段时间了。如果是这样，陈留公主的反抗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是皇后大冯逼公主与冯夙完婚，即所谓“欲强之婚”，拖不下去了，公主不得不铤而走险，密赴悬瓠。后来关于陈留公主婚姻史的叙述，都只说她先嫁刘昶之子刘承绪，后嫁王肃，不提她嫁过冯夙。如果公主与冯夙成婚有日，那么即使后来离婚，也要算她嫁过冯家。 从陈留公主到悬瓠那天开始，孝文帝需要“日理”的“万机”中，优先项不再是义阳战役的筹备，而是洛阳宫隐秘诸事的调查。当然，非常可能的情况是，他的这一番调查，不过是发现了别人希望他发现的一切。 ⊙ 《南齐书·魏虏传》∶“（元）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资治通鉴》把这段话简化为“众号百万，吹唇沸地”，其中“吹唇沸地”一词后来常见用于诗词。清末黄遵宪写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诗，有“压城云黑饿鸱鸣，齐作吹唇沸地声”之句。见《人境庐诗草》卷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黄遵宪集》，中华书局，2019年，第263页。 ⊙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太和二十三年二月，只是为孝文帝终审大冯补叙前因，不可以当作编排年月的依据。陈留公主到悬瓠向孝文帝密告皇后，只会发生在前一年的夏天，很可能在五六月间。 ⊙ 关于陈留公主，请参看我的一篇旧作《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后收入散文集《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 17 大冯梦破 悬瓠的夏天炎热多雨，可是对于正在搜集和分析洛阳信息的孝文帝来说，也许他时常感受到的是一阵阵的透心凉。孝文帝搜集信息的渠道一定很多，其中包括与来自洛阳的各类人员谈话。据《魏书·阉官·刘腾传》，太和二十二年夏，宦官刘腾时任职中黄门，“高祖之在悬瓠，腾使诣行所，高祖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刘腾参与颠覆大冯，为他后来飞黄腾达积累了资本，这次向孝文帝报告“幽后私隐”，可说是关键的一步。 《魏书·高祖纪》记录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二年七月壬午（498年8月5日）发布了一道诏书：“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凯清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诏书内容是让皇室内外为南边战事“约躬赏效”，节省开支，其中“后之私府，便可损半”，更是明确地大大减少了皇后的例入。这一措施表面上看并不是针对皇后，但放在孝文帝全面调查大冯并已基本得出结论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针对性。 《北史·后妃传》所记大冯诸般劣迹，大概是孝文帝后续调查结果中那些可以在小范围内公布的内容： 此后（指陈留公主见孝文帝之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祅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母常或自诣宫中，或遣侍婢与相报答。 这些指控中，也许最令孝文帝惊恐不安的是，大冯想要步冯太后的后尘“辅少主称命”。制造这一指控的人显然了解孝文帝精神世界最黑暗的部分，知道冯太后留给孝文帝的噩梦般的记忆。当然，这种指控也可以在孝文帝那里迅速获得确认，因为符合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观察。可以肯定，孝文帝的调查结果远不止这些仅仅涉及大冯私德的事情，一定还关涉过去数年间大冯为扳倒小冯和元恂所使用的诸般手段。只是后者诸项，要么孝文帝自己负有责任，要么说出来徒增伤悲，因而完全不见于史。当所有的调查都一再确认陈留公主和刘腾的密告，甚至进一步揭示更多、更惊心的过去与现在时，孝文帝的身心都经受了巨大折磨。最终，当四月间下令召集的二十万各地援军陆续抵达悬瓠时，三十二岁的孝文帝终于病倒了。一个多月后他回忆这场病，如此描述： 夫神出无方，形禀有碍，忧喜乖适，理必伤生。朕览万机，长钟革运，思芒芒而无怠，身忽忽以兴劳。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 孝文帝发病的具体时间，现已无法知道，只知道是八月（仲秋）。不过八月辛亥（八月初二，498年9月3日）这一天悬瓠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太子自京师来朝”。皇太子到悬瓠，当然是奉了皇帝的召唤。从洛阳与悬瓠之间近六百里的距离看，召皇太子元恪来赴的诏命，是七月下达的，绝不会迟至八月孝文帝发病以后。也就是说，孝文帝在七月中下旬已对持续近两月的调查有了基本结论，之后把皇太子与皇后分开，并把皇太子召到自己身边，可能是他非常优先的措施。孝文帝对元恪生母高照容的离奇死亡不会全无所知，但惑于大冯私爱，宁愿睁只眼闭只眼。而且，大冯母养元恪，应该也是他支持并鼓励的。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叮嘱，元恪中规中矩地母事大冯，大冯更是全力表现母亲的慈爱。《北史·后妃传》这样描述元恪与大冯的关系： 宣武之为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 孝文帝和他的父亲献文帝都曾与冯太后有过这样的关系，不过他们都是在婴幼儿时期开始这种关系的，不像元恪在进入青春期时才突然失去母亲而不得不另认一个母亲。一旦了解到大冯的另外一面，孝文帝立即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危险性，关于过去，关于父亲之死和自己几乎被废的记忆，有如噩梦复现。元恪被召至悬瓠一事，大概应该这样理解。这一逻辑的自然发展，就是孝文帝也知道了元恂的废死背后，存在那么多的神秘外力与精心安排。这不可能不引发他巨大的悔恨与痛苦。以孝文帝的抱负自期与宏图远志，当他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计谋安排之下，怎么会不迸发“怀疑人生”的绝望？所谓“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皇帝出征，自然有御医随侍，而且很可能当时御医中地位最高的太医令李修也和孝文帝在一起。李修和徐謇都是献文帝夺取刘宋淮北四州时获得的南方医学人才，两人也都因在冯太后当权时期的平城宫服务而成为名医，不过李修资历高于徐謇，而且更得冯太后信任。《魏书·术艺·徐謇传》：“文明太后时问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见任用也。謇合和药剂，攻救之验，精妙于修。”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才注意到徐謇：“高祖后知其能，及迁洛，稍加眷幸。体小不平，及所宠冯昭仪有疾，皆令处治。”按本传的说法，徐謇最擅长的是制作延年益寿的金丹，所以孝文帝对他的重用，似乎主要在食散服丹方面：“謇欲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孝文帝病重时，徐謇正在嵩山上采备合和金丹的材料，所以后来孝文帝说他“驰轮太室，进疗汝蕃”。 悬瓠行宫自有国医圣手，为什么必须“驰驲招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呢？当然有可能因行宫诸医皆束手无策，或诊治不见疗效。不过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孝文帝不敢信任身边这些御医，因为包括李修在内，重要的御医都是平城时期深受冯太后恩惠的，与冯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謇虽然也曾服务于冯太后，可他是个有性格的人，“性甚秘忌，奉承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也”。这样的人，多多少少是在主流之外的。更何况，最近一段时间徐謇一直在嵩山采药，与洛阳宫各方势力无染。也许，这才是孝文帝急召徐謇水陆兼程“一日一夜行数百里”奔赴悬瓠的主因。 徐謇到悬瓠，“诊省下治，果有大验”，孝文帝病情颇有好转。不过，八月和九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孝文帝身体虚弱，又关切洛阳宫的大事，哪有心情继续作战？于是九月己亥（498年10月21日）“帝以萧鸾死，礼不伐丧，乃诏反旆”。七天后，“车驾发悬瓠”，大军北行。据《南齐书》，齐明帝萧鸾之死在七月己酉（七月三十日，498年9月1日）。孝文帝却要过了五十天才说“礼不伐丧”，因为这些天里他自己病重缠绵。待身体稍好可以行动了，孝文帝立即借口“礼不伐丧”班师北归。 孝文帝为义阳战役兴师动众，除了从沔北战场带来的数十万禁军精锐（主力），还从各地额外征发了二十万人（壮声势的炮灰），如此阵仗，要是说解散就解散，似乎也不好交代。恰好，被征发前来悬瓠的高车部落兵厌战避役，在袁纥（韦纥，即唐代的回纥、回鹘）部落酋长树者带领下北逃，惊动了北魏的故都朔州、恒州等地。这时坐镇平城的是江阳王元继，他上表孝文帝称：“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所谓高车反叛，其实只是逃避兵役，不值得紧张。不过这给了孝文帝一个好机会，使他从悬瓠撤退时有了把大军继续聚在一起的借口——“北伐叛虏”。事实上，孝文帝从来就是打着南征、北伐或巡视的旗号，把最重要的军力聚在自己身边。也许在诸般不确定的时刻，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既然“北伐叛虏”，孝文帝的行军路线自然是从悬瓠一直向北。然而这次行军拖沓缓慢，一点也没有“北伐”的气象。九月丙午（498年10月28日）离开悬瓠，十一月辛巳（498年12月2日）抵达邺城，区区九百里，竟走了三十五天。在此期间，孝文帝一直卧病，大概是军行迟缓的原因之一。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孝文帝需要消磨时间。他无意北伐，同时又不打算立即回洛阳，因为回到洛阳时他必须拿出解决方案，而下决心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正是因此，在邺城，孝文帝继续磨蹭，既不北进，又不解严，数十万大军就这样聚集在邺城内外。 在邺城耗了一个月，收到江阳王元继从平城发来的报告，说叛乱的高车已经平定。再没有理由耗下去了，于是十二月甲寅（499年1月4日），孝文帝“乃诏班师”，正式取消北伐，大概来自各州郡的军队都可以遣散了。可是，孝文帝仍然不急着回洛阳，而是在邺城又住了整整一个月。可以肯定的是，孝文帝仍在病中，身体远未康复（事实上他一直没有康复，直到去世），而且，他一直忙于洛阳宫内外的人事安排，不过，犹豫和难下决心恐怕才是他久驻邺城的主因。 至少，孝文帝不愿意回到洛阳去迎接新年。太和二十三年的新年正旦（499年1月28日），他在邺城与群臣共庆新年，以病愈为由赐群臣“大飨于澄鸾殿”。初五这一天（499年2月1日），孝文帝还从容地“幸西门豹祠，遂历漳水而还”。偏偏在这时，来自沔北前线的报告说，萧齐大将陈显达兵至襄阳，即将发起夺回沔北五郡的战事。如果不是因为这条战报，孝文帝不知还会在邺城耗到何时。攻取沔北是他一生最大的军事胜利，这一历史荣耀不容有失。于是孝文帝突然加快了节奏，正月乙酉（499年2月4日）离开邺城，戊戌（499年2月17日）回到洛阳，十三天走了差不多七百里。 大冯早就察觉到皇帝对自己起了疑心，特别是皇帝滞留邺城时，她的不安和忧惧达到一个高峰。《魏书·皇后传》：“高祖自豫州北幸邺，后虑还见治检，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漏泄。”大冯派出一批又一批宦官前往邺城探望皇帝，她结好这些宦官，指望他们不说自己的坏话。而且，她还派自己亲信宦官双蒙去探测皇帝的态度：“亦令双蒙充行，省其信不。”对这些负有多重使命的洛阳宫来使，大概孝文帝都予以接见，言语之间不免虚虚实实、彼此试探。大冯委派的这些宦官不辱使命，都不肯说大冯的坏话（即使皇帝在那里暗示并引导），只有一个例外：“然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从孝文帝对苏兴寿“敕以勿泄”来看，孝文帝的调查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受沔北战事影响，孝文帝在洛阳只停留了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当然要处理许多政务，以及主持或出席许多重要仪典，这些事都是公开举行的，会被记录下来。当然，最重要的事却绝对不会公开，甚至也不大可能被记录（史书所记往往得自参与者事后的回忆或社会上的传闻，不一定可靠），那就是清算大冯的罪过，并给出明确的“判决”。《魏书·皇后传》：“至洛，执问菩萨、双蒙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具体日期已不可考），这是自前年秋天送别之后，大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仍在病中的孝文帝，躺在含温室的病床上，被执的高菩萨等六人立于门外，室内外戒备森严，然后叫皇后进来。《北史·后妃传》：“后临入，令搜衣中，称有寸刃便斩。”《魏书·皇后传》：“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文字虽小有不同，孝文帝的紧张与恐惧却一样弥漫于字里行间。这种紧张与恐惧，是孝文帝二十三四岁之前的日常，现在又回来了。 显然大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所以被准许入内，但孝文帝仍对她极为戒备，让她坐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接下来，孝文帝让门外的高菩萨等把先已招供的罪状再说一遍，然后斥责大冯。《北史·后妃传》记孝文帝的话：“汝有妖术，可具言之。”《魏书·皇后传》则记为：“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大冯是什么反应呢？她要求旁人都退出，说有机密的话要跟皇帝说（“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皇帝命贴身侍卫都退出 ，只留下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大长秋卿白整，白整“取卫直刀柱之”，就是拿了一把卫士用的长柄大刀，杵着刀立在一旁。大冯见白整在，仍不肯说话。孝文帝用细布塞住白整的耳朵，还低声叫白整的名字，叫了三次，白整都没反应，说明他真是听不见了。于是大冯说了一番话，当然，“事隐，人莫知之”。 这一番神秘的谈话之后，孝文帝让他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进来。二人是孝文帝最信任也最有能力的两个亲王：前者一直随侍孝文帝，协助处理军国大务，在孝文帝病重时更是日夜不离病榻；后者留守洛阳，被孝文帝召至悬瓠、委付机密后再返回洛阳，可以说是孝文帝在洛阳的代理人。不过他们两个都知道后宫深险，所以“固辞”，不敢进含温室。孝文帝对他们说：“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两人一进来，孝文帝就说：“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在两个弟弟面前（以及可以想象的更多人面前），孝文帝的羞愧和他的愤怒几乎是一样强烈，或更加强烈。《魏书·皇后传》：“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 最终怎么处理呢？孝文帝先确定一个原则：“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小冯被废，孝文帝已自觉有损清德，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哪怕只为自己的名誉计，也不能再废一个皇后了。更何况还涉及前太子元恂的诸般冤情，张扬开去有害无益。孝文帝对两个弟弟说：“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名义上不作任何处理，实际上已视为囚徒，仅在表面上保留她的皇后排场。史书这样解释孝文帝何以不废大冯：“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废。”把孝文帝从宽处理的原因归之于他对冯太后的“至孝”，怕是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我的理解，孝文帝对冯太后及其家族，恐惧多于感念，循礼多于真情。不废大冯，与其说孝文帝对冯太后仍存孝心，不如说他碍于清议，自惜羽毛。 元勰、元详离开后，孝文帝“乃赐后辞死诀”，就是宣布至死不复相见。“再拜稽首，涕泣歔欷。”大冯回宫后，似乎还不太清楚问题的严重，竟对孝文帝派来问话的宦官发脾气，说：“我天子妇，当面对，岂令汝传也！”于是孝文帝让大冯的母亲常氏入宫，拿木杖“挞之百余乃止”。算是让她认清形势，面对现实，不再摆皇后的谱。可是，对皇后的处理既不公开，知者有限，她必要的威仪还是要维持。如史书所说：“（皇后大冯）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表面上还是皇后，有基本的面子，实际上已被监控起来。 这些事还没处理完，沔北战场传来了坏消息。二月“癸酉（499年3月24日），（陈）显达攻陷马圈戍”。据《南齐书·陈显达传》，陈显达率领的四万齐军，围攻马圈四十天，守城魏军“食尽，啖死人肉及树皮”，只好弃城而逃。军情紧急，魏军如不及时夺回马圈，沔北各戍可能发生连锁性的溃败。孝文帝只好抱病再度亲征，三月庚辰（499年3月31日）从洛阳出发。按照他离开时的安排，尽管大冯仍保留表面上的皇后排场，皇太子元恪却与大冯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切割，“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元恪再也不需要“二日一朝幽后”了，他与大冯之间的母子关系正式解除了。毫无疑问，对于元恪来说，这是自迁洛以来头一次真正轻松的时刻。 孝文帝大军自洛阳向南，十七天后，三月丁酉（4月17日）到马圈城下。然而，就在抵达马圈的前十一天，“帝不豫”，孝文帝的病情忽然加剧。彭城王元勰和在悬瓠时一样“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据《魏书·献文六王·彭城王传》，孝文帝对元勰说：“牵疴如此，吾深虑不济。”又说：“吾患转恶，汝其努力。”而且很可能，这次亲征之始，孝文帝就对自己的健康信心不足。据《魏书·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传》，孝文帝出征前对元澄说：“朕疾患淹年，气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 几乎与魏军大败齐军同时，孝文帝病情越来越重，进入危重状态。庚子（4月20日）“车驾北次谷塘原”（谷塘原在今河南邓州附近），六天后的四月丙午（4月26日），孝文帝去世。据《魏书·高祖纪》，在死前两天（三月甲辰，即4月24日），孝文帝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是“诏赐皇后冯氏死”，第二是“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第三是确立六大臣建立新皇帝的辅政班子。实际上，这大概是元勰等在御医徐謇等确定皇帝即将不治之后，提出的一套对策，让弥留之际（也许一直昏迷中）的孝文帝认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孝文帝会不同意这样处理。 《北史·后妃传》对上述第一条决定有细致描述，记孝文帝对元勰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吾死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弥留之际怎么会说得这么啰唆呢？毋宁说是元勰事后解释遮掩的话。孝文帝死于谷塘原，因敌军离得不远，元勰与元澄决定秘不发丧，仪仗军容不变，装作孝文帝仍然活着的样子，继续北行。到南阳宛城，悄悄把孝文帝尸体装入棺材，再放进大车里，仍装作他还在养病的样子。一路向北，又走了十天，终于抵达鲁阳，与从洛阳来奔的皇太子元恪、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等相遇。四月丁巳（5月7日）正式宣布皇帝驾崩，同日元恪即位。 很可能是在孝文帝刚死、大军还在谷塘原时，元勰派使者前往洛阳传信给皇太子，同时向元禧、元详等报告噩耗。根据分工，元禧陪太子南奔，元详坐镇洛阳。元详首先要做的，就是执行孝文帝的遗诏处死大冯。《北史·后妃传》： 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此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等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谥曰幽皇后，葬长陵茔内。 算算大冯从立为皇后到“含椒而尽”，不过一年八个月，其中还有超过一半时间处在担惊受怕中。李善注《文选》引《文子》曰：“有荣华者，必有愁悴。”愁悴来得如此迅疾，也是难以想象。恰如班固所言：“朝为荣华，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 ⊙ 《北史·高车传》︰“后孝文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据此，高车部落兵是在南行路上决定逃跑的，他们受召后大概已行至朔州（盛乐）以南，所以逃归路上才能“游践金陵”。 ⊙ 这些守护在含温室的人，《北史·后妃传》作“中常侍”，即宦官;《魏书·皇后传》作“中侍”，即内侍，其中有宦官，也有卫士。我觉得应从《魏书》。 18 投迹四禅 常景奉旨为慈庆（王钟儿）撰写墓志，铭辞中有一句“投迹四禅，邀诚六渡”，是对应序辞中那句“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四禅，指佛教修行的四禅定、四禅天。六渡即六度，指大乘佛法的菩萨行，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王钟儿出家为尼，应该在太和二十年（496）高照容被杀之后。大冯要夺取并垄断元恪的情感归属，不仅要杀死他的生母，还要消除掉他有情感依托的那个人际圈子。这种做法，相当于从一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删除其故乡。因此，那些和高照容关系亲密、和元恪的青少年时代有较多关联的人，特别是他的育母或保母，都不宜再出现在他的新生活中。王钟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一个尼姑，法号慈庆。 根据墓志，慈庆出家后并没有离开洛阳宫，所谓“即居紫禁”。这可能并不是孤例，《洛阳伽蓝记》称她最终因病移居的昭仪寺为“外寺”，说明在宫里还有一个“内寺”。这个内寺虽在宫内，一定与宫外的瑶光寺关系密切。现有史料显示，洛阳宫出家女性中的上层人物多在瑶光寺。《北史·后妃传》记孝文废皇后冯氏（小冯）、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都在瑶光寺出家。不过，据《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是宣武帝时期修建的，时间不明，建寺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安置孝文帝遗留宫人中那些愿意出家者，特别是废皇后小冯那样的特殊贵人。在瑶光寺建成之前，小冯这类出家人应该都是生活在洛阳宫内寺的。因此，不管王钟儿出家是自愿（如墓志所说“固求出家”），还是被迫，既然仍在洛阳宫，那么她依旧生活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里。 不过成了出家人，理论上不再是原世俗社会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对某些上层人物来说，生活可能变得相对艰难起来。《魏书·阉官传》讲冯翊李润羌出身的宦官王遇（本姓钳耳）的故事时，提到了出家为尼的小冯： 废后冯氏之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来祗谒，不替旧敬，衣食杂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让。又至其馆，遇夫妻迎送，谒伏侍立，执臣妾之礼。 这里说小冯出家后“公私罕相供恤”，是指她得不到适当的照顾，来自宫廷方面和她自己亲属的帮助都很有限。与小冯曾有过很深联系的王遇不因她身份的变化而改变态度，仍事以皇后之礼，奉供如常，小冯亦坦然受之。迁都前后，王遇曾因说大冯坏话被严厉惩罚，免官夺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毫无疑问他后来加入了洛阳宫内外针对大冯的一系列行动，因此在宣武帝继位后重获任用，“兼将作大匠”。也许，这是他后来与小冯保持关系的重要缘由。 然而，如果说小冯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下降，那不是因为她出家为尼，而是因为她在皇后的宝座上遭到了废黜。理解这一点，需要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个被废黜的皇后，如果没有出家，她的遭遇是不是会更好些呢？当然不会。甚至可以说，正是出家使得她一方面免遭更多的猜忌和伤害，另一方面不至于枯坐冷宫，失去基本的自由。上引王遇故事中，小冯可以与王遇家庭保持联系，还可以常常到他家访问（“又至其馆”），说明她享有相当的自由。本书前引言里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中古前期佛教在东亚大陆的广泛传播，的确给许多女性——即使不是所有女性，而且当然不止是女性——带来了崭新的机会与可能。 哪怕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对于慈庆这样的人来说，佛教信仰与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是带来了光亮、空间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驯工具的一面，但新传入的佛教也为信众提供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粗浅的层面，佛教教义也可以帮助慈庆这样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义，给人生苦难提供某种解释，让她明白，她遭受和见证的这么多苦难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有着超越当前时间与空间的、深远且神秘的理由。这当然不止是一种精神安慰。更何况，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对原生活世界、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为了说明以上的主要观点，接下来要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性，而且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个重要人物的妹妹。孝文帝后期最为倚重的宗室诸王，除了他自己的几个弟弟（特别是彭城王元勰），就是他的叔祖父任城王拓跋云的长子任城王元澄。《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录的是，元澄有个妹妹元纯陀，因其墓志出土才得为今人所知。下面就讲讲元纯陀的故事。 据元纯陀墓志，她是拓跋云（墓志作岱云）的第五女。志题“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并序”，“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指邢峦。据墓志，拓跋云死时纯陀年七岁，则其生年当在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墓志称“初笄之年，言归穆氏”，那么她的初嫁时间当在太和十三年（489）。丈夫去世后，“兄太傅文宣王（元澄）违义夺情”，故再嫁邢峦。纯陀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只生一女，别无子息，所以元澄为她安排了第二次婚姻。 元纯陀是邢峦的第二任妻子（志题所谓“继夫人”），邢峦也是元纯陀的第二任丈夫。邢峦先娶博陵崔辩第三女崔淑兰，见崔宾媛墓志志盖文字。 崔淑兰为邢峦生育一子邢逊，产后不久辞世。邢峦很快续娶任城王元澄的妹妹元纯陀，这个婚姻关系不见于史籍，仅见于邢峦与元纯陀二人各自的墓志。孝文帝和宣武帝时元澄名高权重，这对邢峦得以独当一面可能是有很大帮助的。邢峦在《魏书》有长篇传记，邢峦之妻元纯陀的事迹则几乎完全依靠其墓志方可考知。 据《魏书》，邢峦（464—514）字洪宾 ，河间鄚县人，比纯陀大十一岁。邢峦先娶博陵崔辩第三女崔淑兰，即崔宾媛的二妹。崔淑兰生下邢逊后不久去世，元纯陀大约很快与邢峦成婚。元纯陀墓志：“（邢逊）爰以咳襁，圣善遽捐，恩鞠备加，慈训兼厚，大义深仁，隆于己出。”强调纯陀参与了邢逊的抚养。邢逊“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则其生年当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此时距纯陀初婚穆氏才两年左右，可见她的第一个丈夫穆氏死于婚后不久。纯陀改嫁时，把幼小的女儿留在穆家，自己去邢家照料同样幼小的邢逊。 邢峦与元纯陀在平城结婚，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东垣内的永和里营建新宅，相当华丽壮观。《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修梵寺”条： 寺北有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犹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 连孝文帝都注意到了邢峦家的特殊气派。《魏书》记孝文帝因为行药（孝文帝长期食散，可能是他的死因），一大早在洛阳城里乱逛，来到司空府南，看到了邢峦家宅。他特地派人对邢峦说：“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邢峦回答说：“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 显然邢峦是要解释自己的住宅何以如此豪华，不过我觉得邢峦修建豪宅的财富中，元纯陀带来的嫁妆很可能要占一定份额。 永和里传为汉末董卓宅所在（如果董卓确曾在此居住，为时必极为短暂），这赋予该里特殊的传奇色彩，而且还与邢峦扯上了干系。《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 （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辄得金玉宝玩，后魏邢峦掘得丹砂及钱，铭曰“董太师之物”。后梦卓索，峦吝不还，经年，无疾而卒。 其实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 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邢峦家常（尝）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梦）卓夜中随峦索此物，峦不与之，经年，峦遂卒矣。 洛阳永和里董卓故居地下藏有珍宝，这样的故事很可能魏晋时已颇有流传，当然绝无真实依据，因为董卓西迁时并没有匆忙到来不及带走财宝。北魏传言中把董卓遗宝与邢峦之死相联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邢峦久有贪财之名，二是邢峦死得太过突然。 元纯陀的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长久，差不多有二十二年，直至邢峦五十一岁时忽患暴疾而终。据邢峦墓志，邢峦死于宣武帝延昌三年三月九日丁巳（514年4月18日）。《魏书》记他“暴疾卒”之后，直接说“峦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没有交代他患了什么“暴疾”。邢峦墓志也说“天不慭遗，寝疾暴迫”。值得注意的是，邢峦的弟弟邢伟当时也在洛阳，官尚书南主客郎中，与邢峦同住永和里，亦染“暴疾”而死。邢伟墓志记“春秋卌有五，延昌三年七月廿六日壬申（514年8月31日），暴疾卒于洛阳”。 兄弟二人前后脚因“暴疾”而亡，一定是某种急性传染病。永和里邢宅患上同一传染病的，应该不止这两位，只是我们无从知晓。 邢峦死时，元纯陀刚刚四十岁。元纯陀与邢峦未育子女，很可能正是因此，邢峦死后她即出家为尼。墓志说： 及车骑谢世，思成夫德，夜不洵涕，朝哭衔悲。乃叹曰：吾一生契阔，再离（罹）辛苦，既惭靡他之操，又愧不转之心，爽德事人，不兴他族。乐从苦生，果由因起，便舍身俗累，托体法门，弃置爱津，栖迟正水。 墓志称纯陀“法字智首”，说明她出家后的法号是智首。墓志志题称元纯陀为“大觉寺比丘元尼”，可知她剃度注籍的尼寺是洛阳城西宜年里的大觉寺。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大觉寺条： 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神皋显敞，实为胜地。是以温子升碑云“面山背水，左朝右市”是也。环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飞阁，比之景明。至于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名德大僧，寂以遣烦。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诏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为文也。 温子升奉孝武帝元修（广平王怀之子）之命为大觉寺所撰碑文，见《艺文类聚》卷七七，当然只是节选，上引“面山背水，左朝右市”之语即未见录。据赵明诚《金石录》，温子升此碑由书法名家韩毅书丹。 不过，不管是《洛阳伽蓝记》还是温子升碑文，都没有说明大觉寺是尼寺。多亏元纯陀墓志，我们才知道大觉寺原来是一所尼寺。墓志称纯陀“博搜经藏，广通戒律，珍宝六度，草芥千金”，就是在大觉寺修行奉佛。 不过，元纯陀接下来十五年的人生，并没有或并不主要被限定在大觉寺。她出家为尼，可能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参透了“乐从苦生，果由因起”，而是另有考虑。她与邢峦未育子女，邢峦死时，邢峦与前夫人崔淑兰所生的邢逊已经二十四岁，已成家立业。据崔楷墓志盖题铭，崔楷的长女崔衮猗嫁给邢逊，有“六男五女”。 也就是说，邢逊娶了自己生母的侄女、舅舅的女儿，这当然进一步强化了他与母亲一家的联系。同时，元纯陀与前夫穆氏所生的女儿差不多也在这个年纪，亦已成家立业。返回、参与女儿的生活世界，似乎是她这个时候相当自然的冲动。 但她以邢氏寡妻的身份，返回前夫子女的生活，一定存在某种或直接或间接、或显著或隐微的障碍。中古时代的某些女性至少在比较的意义上是幸运的，因为佛教为解除这类障碍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出家为尼。出家以后，元纯陀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邢家在法律、道德与社会生活层面的义务，同时获得了在不同家庭、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空间限隔之间行走来去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佛教不只提供了一种信仰、一种理念，也提供了一种社会生活的新可能。当然，这只是佛教为中古女性提供较前更大空间、更多自由的例证之一。 元纯陀第一次婚姻的丈夫穆氏失名无考，他们所生的女儿在墓志中也只称为“穆氏”。这个穆氏嫁给了北魏宗室元昴。这里呈现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婚姻网络模式：邢峦与崔淑兰之子娶崔淑兰的侄女，元纯陀与穆氏所生之女嫁给元纯陀的堂侄儿，母亲家庭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占比甚高。当然，已嫁在邢家的元纯陀是不是参与了穆家女儿的婚姻决策，并无可考。元昴是西河王元太兴的长子，太兴的父亲是京兆王拓跋子推，子推是元纯陀的父亲拓跋云（拓跋岱云）的哥哥。元太兴信佛，病重之时许愿，如果病愈就舍去官爵出家为沙门。因此他病愈之后随即到嵩山出家，孝文帝特令皇太子（后来的宣武帝）于四月八日为他落发。这之后，元太兴的西河王爵位由元昴继承。穆氏嫁给元昴应该在宣武帝初年，那时他早已继承西河王爵位了。 《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部二太尉条，引后魏温子升《西河王谢太尉表》，是为东魏西河王元悰代拟的谢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二月壬午（535年3月24日）“以太尉咸阳王坦为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为太尉” ，谢表当作于此时。据《北史》，元悰字魏庆，曾祖父是北魏景穆帝之子京兆王拓跋子推，祖西河王元太兴，父西河王元昴。可见，元悰就是元纯陀之女穆氏与元昴所生的儿子。元纯陀墓志亦云：“西河王魏庆，穆氏之出，即夫人外孙。” 元纯陀死于永安二年十月十三日（529年11月29日），时年五十五岁。墓志说她死于“荥阳郡解（廨）别馆”，那时她的外孙西河王元悰正在荥阳太守任上，而元悰很可能是携母赴任（穆氏至多不过三十九岁），元纯陀便到荥阳和女儿及外孙住在一起。墓志：“西河王魏庆，穆氏之出，即夫人外孙，宗室才英，声芳籍甚，作守近畿，帝城蒙润。夫人往彼，遘疾弥留。”元纯陀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显然与第一次婚姻的家庭保持着比较而言可能更亲密的关系，原因很简单：那是她唯一的子女所在。 元纯陀虽死在元悰处，后事处理却理应由邢家负责，邢逊更是理所当然的丧主。细味元纯陀墓志的文字和语气，可以肯定，即使不是出自邢逊之手，这篇墓志也是邢逊请人写的。墓志说纯陀死后“子孙号慕，缁素兴嗟”，既强调了纯陀为邢家媳妇的属性，又兼顾其女尼身份。子孙，既指邢逊及其子女，也指元悰和他母亲。 一般来说，后死的妻子要与先死的丈夫合葬。元纯陀是不是要和邢峦合葬呢？ 据邢峦墓志，邢峦死于延昌三年三月，次年“二月十一日，迁窆祔于先茔”。邢峦的“先茔”在哪里？前已提及，邢峦的弟弟邢伟那时与邢峦一起住在洛阳永和里，和邢峦一样感染“暴疾”而死。邢伟墓于1956年在河北省河间县南冬村东约半里发现，出土墓志一方，原有墓志盖，已佚。 邢伟墓志：“粤四年二月十一日甲申，葬武垣县永贵乡崇仁里，袝车骑公神之右茔。”邢伟病亡比邢峦晚四个半月，下葬与邢峦同一天（515年3月11日），其坟茔正位于邢峦（车骑公）墓的右手，所葬之地是“武垣县永贵乡崇仁里”。邢峦墓志据说1972年出土于同一墓地。 至迟到北宋后期，邢峦墓的地表还有完整的墓碑存在。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与刘无言论书”条，称“刘言瀛洲有邢峦碑，甚完”。 邢氏旧籍在鄚县，邢峦家族墓地却在鄚县南边的武垣县，说明那时武垣才是邢氏的居住地。如果元纯陀与邢峦合葬，就要葬在武垣县永贵乡崇仁里的邢氏家族墓地。 元纯陀似乎自己决定不与邢峦合葬。墓志云： 临终醒寤，分明遗托，令别葬他所，以遂修道之心。儿女式遵，不敢违旨。 纯陀临终交代不与邢峦合葬，是出于修道的考虑还是顾虑自己与女儿一家的关系，当然已不可知。而且，她在荥阳去世时，邢逊是不是赶去见到了最后一面？当然大有疑问。如果邢逊或邢家其他人并不在场，元纯陀是否真有此遗嘱，亦未可知。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可能：元纯陀的女儿穆氏和外孙元悰不想让元纯陀与邢峦合葬。不合葬，则意味着纯陀单独葬在洛阳北邙山，这至少会非常方便她自己的后人祭墓。墓志所说“儿女式遵”之儿女，显然分指邢逊与穆氏，可见穆氏在后事处理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果元纯陀没有出家，她的女儿大概想不出不合葬的理由，而邢逊也不敢不办理合葬。在这里，在人生的尽头，元纯陀的比丘尼身份再次赋予她某种选择的自由。 宗教社会史研究者早就发现，女性在新兴宗教的发展与传播中特别活跃，比如，早期基督教的信众中女性多于男性，上层阶级的信众中女性比例更高。早期基督教在吸引女性信众方面更为成功，上层社会男性信教往往是受到他们先已信教的母亲或妻子的影响。研究表明，基督教能够成为在西方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性宗教，女性发挥了极为重要却被历史忽略的作用。田韶品:《曲阳北魏崔楷墓》，《文物春秋》2009第6期。 新宗教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会提供对抗已有建制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女性对此是敏感的，也是积极采取行动的。 在这个意义上，当慈庆墓志用如下的文字赞美她时，我们宁愿相信那不完全是套话： 尼之素行，爰谐上下，秉是纯心，弥贯终始。由是忍辱精进，德尚法流，仁和恭懿，行冠椒列。 ⊙ 《魏书》卷九四《阉官·王遇传》，第2195页。 ⊙ 元纯陀墓志出土于洛阳北邙山，出土时间不详，为于右任收藏，1935年捐赠给碑林博物馆。拓片图版收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第一三一。墓志录文可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334——336页。 ⊙ 崔宾媛墓志志盖题铭:“次妹字淑兰，适尚书车骑大将军瀛洲刺史河间邢峦。”见陶钧《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载《收藏家》2012年第6期，第25—34页。 ⊙ 邢峦墓志据称1972年出土于河间南冬村邢峦墓，志石今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墓志拓片的图版与录文请参看田国福主编《河间金石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6—187页。邢峦墓志之末称:“夫人博陵崔氏，父辩，定州刺史;后夫人河南元氏，父岱云，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征东大将军冀雍徐三州刺史任城康王。”把拓跋云的名字写作岱云，疑岱云是拓跋云的鲜卑语本名。孝文帝改代人姓氏之前，曾大改代人多音节本名为符合华夏传统的单音节单名（所谓赐名）。拓跋云死于孝文帝大举赐名之前，简化岱云为云，可能是后来追记时发生的。 ⊙ 邢峦墓志称邢峦字山宾。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后魏车骑大将军邢峦碑”条，亦记碑云“峦字山宾”。墓志与墓碑相合。《太平御览》卷七一O引《谈薮》“后魏河间邢峦字山宾”云云，见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太平御览》，1960年，第3166页。可见洪宾实为山宾之讹。 ⊙ 《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修梵寺”条，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60页。 ⊙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第1564页。 ⊙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西京河南府洛阳县，第54页。 ⊙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60页。 ⊙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记邢峦在汉中“商贩聚敛，清论鄙之”，后在豫州及悬瓠“不复以财贿为怀”，其子邢逊“锐于财利，议者鄙之”。见第1569页、1574页。 ⊙ 邢伟墓志1956年于河间南冬村邢伟墓出土，见孟昭林《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蛮墓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4期，第209—210页;蛮当作峦。墓志拓片的图版与录文，亦请参看田国福主编《河间金石遗录》，第188—189页。 ⊙ 《洛阳伽蓝记》卷四，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34页。 ⊙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12—1313页。 ⊙ 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东魏大觉寺碑”条。 ⊙ 田韶品:《曲阳北魏崔楷墓》，《文物春秋》2009第6期。 ⊙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六，第823页。文中“于焉承之'疑当作“于焉承乏”。 ⊙ 《北史》卷五《东魏孝静帝本纪》，第185页。 ⊙ 《北史》卷一七《景穆十二王传上》，第632—633页。 ⊙ 孟昭林:《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蛮墓的发现》，第209—210页。 ⊙ 这个信息见于田国福主编《河间金石遗录》，第186页。 ⊙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之上，明汲古阁本，叶四一。 ⊙ Adolf von Harnack,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translated by James Moffatt, vol. 2,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1908,p.73. ⊙ Henry Chadwick,The Early Church, Penguin Books,1967, p.56. ⊙ Rodney Stark,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Obscure, Marginal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Religious Forc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a Few Centuries,HarperCollins,1997, pp.95-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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