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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刘震回忆参加红二十五军转战皖西北与鄂东北

 兰州家长 2024-03-18 发布于甘肃

参加鄂豫皖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西扼平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极盛时期有二十余个县。鄂豫皖边区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北伐战争时期,党就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上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党又在这里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月和一九三二年五月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以三十余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英勇作战,顽强斗争,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但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一起继续高举革命红旗,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策划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驻孝感、花园的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联合向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十月,我参军后被分配到破孝北县游击队队的第三天即投入战斗,从此我就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当时,我们部队驻在花园东松林岗附近.孝感、花园的反动武装民团和红枪会向我们进攻,部队准备反击敌人。我虽然在赤卫军参加过一些军事行动,但毕竟是配合红军和游击队袭扰敌人,如今真刀真枪同敌人打仗,一时心里还没有底。

班长郭家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对我说:“你不要怕。民团、红枪会同我们打过好多次.他们进攻时,我们要沉住气。让他们冲到跟前二三百米时我们才开枪,接着一个冲锋打下去,他们就垮了。我们猛打穷追,管抓俘虏缴枪。”

我记住班长的话,跟他参加战斗,听从他的指挥。果然,战斗开始后,我们让敌人冲到跟前二三百米时才开枪,接着一个反冲锋就把敌人打垮了。我抓了两个俘虏,缴到两支枪,高兴极了,这是第一次在战斗中经受的考验。班长当场表扬鼓励了我。

打完这一仗,我们县游击大队,就转移到沙锅镇以北,寻机再次迎击敌人。

后来听说,那年十一月,蒋介石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已增至十五个师,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因此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迟迟未能开始,仍处于分散防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鄂豫皖军分委决定趁敌“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际,主动向敌进攻,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满、苏家埠、横光四次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主力红军向敌人展开进攻的时候,我们县游击大队积极配合,牵制国民党军队,相机打击民团和红枪会。在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亲自任邵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企图稳扎稳打,分进合击,在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围剿”预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出鄂豫皖边区;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地区,接着由北向南,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予以消灭。敌人还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河口与敌人打了两个大恶仗,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由于敌兵力优势,来势迅猛,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然撤离西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原来完整统一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为鄂东北和皖西北互相隔绝的两个地区,形势十分严重,但两个地区的党政军民没有被严重的形势所吓倒,仍然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我于一九三二年春从破孝北县独立营调鄂东北道委特务四大队一分队一班当战子,从黄安县独立师来的韩先楚同志和我在一个班,班长是陈先瑞同志。我们四大队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同志亲自听取大队的情况汇报,布置检查工作,经常同干部战士接触,给我留下了探刻的印象,我对他当时领导军民的斗争事迹是难以忘怀的。

那时,由于敌人“围剿”时间长,躲到深山中的群众要吃、,要穿、要回家生产,敌人就乘机强迫他们插上“白旗气表示“归顺’,对不愿当“顺民”的则实行盛酷镇压。

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就对被迫擂“白旗”的群众产生了模糊认识,有的甚至不讲政策,胡乱打击一通,对群众情绪影响很大。针对这种情况,道委认真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要认清擂“白旗”的群众是受了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投敌干坏事的只是个别人,不能把大多数的群众当敌人看待,要广泛宣传教育,把插了“白旗”的群众积极争取过来;同时,严格要求党政干部和红军、游击队:不准毁坏群众房屋和打骂群众,切实执行政策纪律。采取了这些措施后,民心很快安定,群众的斗争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逐步高涨起来。敌人进攻,群众就上山人林,与敌人周旋。敌人为了逼迫群众下山和给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制造困难,又滥伐山林,叫喊要“砍尽大别山的树,挖尽共产党的根。”群众立即组织起来同敌人斗争,张贴标语:

树也砍不完,

根也挖不尽,

留得大山在、

到处有红军。

与此同时,郑位三同志还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的工作,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只要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在他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成了游击师,形成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他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主要坚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和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红军打击敌人,我们四大队人员精干(共一百二三十人),都是从各区、县游击队作战勇敢的干部战士中选调来的;使用的武器是缴获来的德国造短枪,每人还有四五个“乌龟”型手榴弹,每分队装备一个花机关枪班。主要在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赤白交界的地区活动,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根据地之间的领导干部、交通联络人员。,根据任务的不同,分别以大队、分队有时也以班为单位外出活动。在活动中,强调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切实保护群众利益。

为了筹集经费,当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武装潜入敌占区,强令大地主、大资本家出钱,叫做“抓案子”。我们遂行任务时,昼间在敌占区地下党员家隐蔽,夜间按计划行动,天明以前赶回边沿地区。一次,不巧白天让孝感民团发觉,被他们包围起来。我们利用房屋和围墙组织抵抗,坚持到天黑,大队长、政委组织多路突围,到指定地点集合,集合后继续完成任务。后来又有几次遇到类似情况,也同样完成了任务。

我们还上过鸡公山抓“洋人”的案子。鸡公山在河南信阳南四十五公里,豫鄂两省交界处的大别山中。主峰报晓峰西侧有灵华山和长岭,宛如雄鸡的两翼;峰的左右,峭壁幽谷,很似鸡爪。整个山形如雄鸡引颈报晓,盗立于群山之中。山上云雾缭绕,泉水清澈,又有茂密的林冠覆盖,盛夏气温一般在二十三摄氏度左右。古人有这样的赞美诗句:“三伏炎热人欲死,到此清凉顿疑仙。”每当雨后初晴,红霞掩映,苍松翠柏,奇峰幽谷,点缀得色彩斑斓的楼台别墅,显得分外妖烧。可是我们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红军战士当时并没有那样的雅兴去欣赏,而是直奔“洋人”的别墅,去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我到四大队后,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领导核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下决心献身革命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日益增长了人党的愿望。这时,党支部也看到我工作积极,作战勇敢,打算发展我人党。一九三二年八月,经傅家义、刘玉春两位同志介绍,党组织在光山县柳林河讨论批准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从此,我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把全部身心投入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

转战皖西北与鄂东北

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民的英勇斗争,不断打击了敌人,敌人惊呼:“赤匪犹如春笋怒.发,遍地皆是……此剿彼窜,殊觉棘手.”但由于我军散处各地,缺乏统一指挥,因而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后来得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分析红四方面军西去后根据地的形势,总结一个多月来分散坚持斗争的经验,为了独立坚持斗争和加强斗争力量,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从此,广大军民在经受严重挫折之后,又开始了斗争的新时期。

蒋介石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以后,原以为来一个“清乡”就可以把留下的红军彻底消灭,事实恰恰相反,新的红军主力又已形成,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继续向前发展.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下令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将我根据地划为两个“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东为“商(城)罗(田)清剿区”。敌人总兵力十五个师又一个旅,还有一些反动地方武装。其主要手段是“进剿”和“驻剿”相结合,后又以“驻剿”为主,并大肆烧杀虏掠,妄图摧毁我根据地,破坏我军生存条件。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打破了敌人的划区“清期”计划,初步巩固了鄂东北中心区,基本上打开了皖西北地区的局面,根据地和红军的元气得到初步恢复,为继续对敌斗争积蓄了力量。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以来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泅寨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根据地形势初步好转,部队也得到了加强和扩大。但由于省委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仍然执行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对敌情的严重性和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滋长了轻敌冒进的思想,错误地发动了夺回七里坪的战役,遭致了严重的失利和损失,部队的力量大为削弱,六月十三日全军从七里坪撤出。这些情况我是后来逐步听到的。

为了加强主力红军,鄂东北道委特务四大队改编为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我仍在一分队一班当战士。这个剐、精悍的手枪团(补充兵员后还不到二百人),在军领导直接指挥下独立行动,能在各种情况下遂行任务,既是领导的耳目和尖刀,又是培养干部的教导队。

红二十五军从七里坪撤出后,即转战到光山、麻城、商城交界的地区筹粮。接着,又先后转到七里坪西南、黄安以东和麻城福田河地区筹粮,并与由皖西北过来的红八十二师会合。’七月十日、十一日,两支部队在福田河西南的黄土岗一带,将来犯之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的所谓“钢三团、铁八团”(即三二三团、三二四团)击溃并歼其一部,毙敌旅长郭子权。

七月十七日,敌人开始第五次“围剿”,总兵力共十四个师又四个独立旅,约十余万人。“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刘镇华亲自到新集指挥对鄂东北地区的进攻。红二十五军在王家湾以南的陵牌石和光宇山相继予敌六十五师、三十师以杀伤。因敌人继续进攻,而我粮食断绝,只得向麻城北部地区转移。

我军忍饿夜行,到两路口东西地区筹粮。这一带山大地瘩,粮食很少。部队连日露宿高山,病号日增,我们深感处境艰难,希望能有新的转机,但结果还是饿着肚子回到中心区,辗转活动于光宇山.扬真山、紫云山、鹅公山等大山上,食无粮、住无房,又遇连日大雨,干部战士多半生病,部队被削弱到了极严重的地步。后来听说,这是在省委坚持内线单纯防御,保一卫中心区的错误指导下造成的.

八月十八日起,敌人再次向我军合围,在山区与敌激战十多次,因长期的饥饿疲劳,无力击退敌人的进攻,中心区也没有守住。迫不得已,省委才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根据地休整。

九月五日,红二十五军和红八十二师再次会合于南溪。这时,皖西北地区形势较好,党政组织健全,部队给养不缺,群众情绪稳定。红二十五军一到该地区,就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敌刘镇华见我军主力进人皖西北,遂将其前线指挥部东移沙窝,严密封锁演麻公路,阻我西归,同时调集兵力赶赴皖西北。九月十日,敌以七个师从四面向皖西北地区进犯。在敌重点进攻面前,省委仍然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方针。红二十五军两度奔忙激战于双河山、汤家汇之间,虽经艰苦奋战,予敌一定杀伤,但仍未能制止敌人的攻势,却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得于二十三日撤离汤家汇,向南转移。二十六日,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进行缩编,此时全军只剩三千人。

九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由大埠口附近出发,冒雨向鄂东北前进。十月二日黎明前,我军由黄土岗至四道河间强行通过演麻公路,遭敌阻击。我们手枪团随省委领导和吴焕先军长,以及七十五师大部和七十四师一部共约两千人通过了公路,听说副军长徐海东率后续部队却被阻于路东。我们到达路西的部队连续打退敌人追堵后,经董家贩、诸婆寨、奉道山等地,向黄安县紫云寨地区前进。

这时,虽然鄂东北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但省委仍要把敌人的空隙作为中心区来“保卫”,又因解决吃饭问题,搞了分散活动,力量更为薄弱。十月十四日,.敌四个师开始向我围攻,先在紫云寨周围进行了几天“搜剿”,接着对紫云寨和姚家寨等地发起进攻。后来得知,我军辗转苦战,损失很大,鄂东北根据地红军只剩下不足千人,党政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几十人,大批群众被屠杀,财力物力被摧残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三个多月的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斗争—中心区保卫战,尽管军民克服困难,不怕牺牲,连续苦战,但仍不能免于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省委反“围剿”斗争指导思想上的蜡误:七里坪战役失败后,仍然不能正视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和斗争的长期性,看不到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性,总想顶住敌人,然后很快就转人大反攻;不懂得当反“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人我之外线去作战,而是怕丢掉根据地中心区,同敌人寸上必争。这些情况,我当时虽不完全清楚,但在辗转战斗中,吃过树皮、一草根和稻谷壳子,确是身受其苦。后来逐渐了解,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方针,其结果必然是既丢掉了土地,又损失了军力。

痛苦的教训终于使省委改变了斗争方针。十月十六日,省委在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转变斗争方针的问题,成为红二十五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按照省委新的斗争方针,红二十五军在天台山、老君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恢复根据地,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盐的斗争。同时,省委责成鄂东北道委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培养一批既能袭扰敌人、捕杀反动分子,又能做群众工作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区开展工作。在红军和便衣队的紧密配合下,群众革命力量又逐渐聚集起来,部队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凌云寺以南的仰天窝活动时,敌三个团分三路向我发起猛攻。我军占领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猛扑,天黑后突围转移。接着,又在老君山以南和宣化店附近等地连日与敌苦战。二十一日,敌又以四个多团把我军包围于仰天窝以北地区。当时我军弹药奇缺,指战员主要用大刀、梭镖、石头和敌人搏斗。在敌人愈来愈集中,进攻愈来愈猛烈,并放火烧山的危机情况下,吴焕先军长亲率一个排抢占洪家河北岸高地,击退敌多次冲击,掩护部队突出重围。我军在宣化店以东的黑狗寨集中后,直擂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罗山与孝感交界地区活动.二十三日攻人铁铺,二十四日再次攻占三里城、大新店,二十五日攻占双桥。三天奇袭四镇,缴获了许多粮食、物资。

此后,我军即在罗山、光山两县南部,西起三里城、五里店,东到许湾、泼皮河之间往返回旋。有时集中作战,有时分成小部队袭击敌人。有时远程奔袭,有时化装奇袭。在弹药不济时,就用红缪枪和大刀与敌人搏斗,先后歼灭了敌人一些主力和地方民团。

自从省委改取跳到外线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密切联系群众的新的斗争方针以后,鄂东北地区的斗争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效: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游击根据地,部队游击战的战术水平有了提高,武器装备得到补充,生活逐渐改善,军民斗争情绪大为提高。

二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令东北军半数以上从华北调到鄂像皖地区。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利用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即徐海东副军长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一部转回皖西北后与红八十二师合编的一支部队)。四月十六日,两军在商城县东南豹迹岩会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四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十九日过横麻公路后,光山县沙窝之敌一O九师两个营尾追,军锁导决定伏击,结果将敌大部歼灭,缴获机枪、步枪甚多,给了东北军首次打击。

五月初,省委为了解皖西北情况,又令红二十五军进人皖西北。六日,我军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所在地罗田县城,歼敌一部,缴获银元七千元及大批弹药物资。

罗田战斗后,部队稍事休整,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总结,并帮助群众麦收。我当时在手枪团任代理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讨论战斗总结时,徐海东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根据上级的情况通报和个人的感受,在会上谈了对罗田战斗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在此次战斗中部队打得勇猛,消灭敌人一部分,缴获了一批银元及弹药物资,应该算个胜仗,但有不少缺点,主要的是战术运用问题。该城守敌仅一个营,以其大部兵力驻守城北的山头,构筑了防御工事.我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几次都没有攻上,原因是火力没有组织好,机枪未起到掩护作用,造成较大的伤亡,不得不退下来;而在退出战斗时,又没有周密的部署,队形较乱,不注意荫蔽和掩护。再就是,手枪团进城背运银元的时机晚了些,如早进去还可多运出一些。因此我建议,今后部队要加强战术训练,重视火炮兵器的配合使用。对历次缴获敌人的迫击炮不应掩埋,可用牲口驮运,并学会使用,以便必要时能充分利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的发言后,当即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要求部队今后从班排连到营团各级都要加强战术训练。

结束休整后,我即奉命调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营一连任指导员。我深感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同时肩上的担子也确实加重了,既要参与全连的军事指挥,更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努力学习,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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