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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风摘要： 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半路上因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擅自决定要将熊大缜处死。面对死亡，面对这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26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推测。但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暂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造出无数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地雷、抗战史上辉煌的地雷战的开拓者，就这样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 《文史精华》2011年第11期 《文史精华》2011年第8期刊登了张哲荪先生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散记》一文，其中提到曾几度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的叶企孙先生，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叶企孙自述”中，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道：“令我痛心的是两位极有才干的弟子英年惨遭不测，竟先我而离人世！”“一位是五级（1929级）赵九章”，“另一位是七级（1931级）熊大缜”。文中说赵九章是在文革中“受尽诬陷迫害而离开人世，壮志未酬，真乃中华一大损失”；熊大缜则“岂料他竟于1939年春遭诬惨死，实似'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岳飞，每念及此不胜悲。”张文判断叶先生这篇“自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1月13日逝世前这３个半月的时间内。 一个是“受尽诬陷迫害而离开人世”，一个是“遭诬惨死”。这其中，到底是怎样两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熊大缜之死 熊大缜比赵九章小6岁，考入清华大学晚两届，却比赵早离世29年。
熊大缜 熊大缜（1913—1939），又名熊大正，江西省南昌冈上乡月池村人，生于上海新闸路。他自幼读书，1931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入物理系，为该系第七级毕业生，曾与著名科学家汪德熙、钱伟长、彭桓武、林家翘等为中学或大学同班同学。 清华同学的记忆中，熊大缜中等身材，相貌英俊，豪爽大气，聪明能干，且多才多艺，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酷爱文体活动。他参加过学校话剧团，并且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他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网球队长，足球场上更是个风云人物。但这一切在熊大缜身上都似乎不值一提，他最擅长的还是搞科学研究。 熊大缜非常聪明能干，深得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赏识器重，师生关系甚为密切。在叶企孙培养教导下，熊大缜进步很快而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有超过一般人的操作能力。他曾从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式照相机，在学校里开了一家小照相馆，取名“清华照相馆”，自己当老板，一年内居然挣了许多钱，还添购了一些新设备。准备做毕业论文时，熊大缜接受叶先生建议，选了“红外”（当时也称“红内”）摄影研究。当时在国际上红外摄影还是极为保密的军事技术，国内没有任何资料，又缺资金。熊大缜利用物理系光谱实验室和X射线衍射对胶卷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站在香山“鬼见愁”峰顶上，竟拍出了整个清华园的俯视全景图和整个北平城全景图。此事在当时的清华以至全国高教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经证实，这张珍贵的照片是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 熊大缜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即《红外光照相技术》。同年秋，因品学兼优而留校当助教，继续从事红外光研究。第二年，他还为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光实验室设计制作了当时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1937年，熊大缜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正当他准备在出国前与恋人完婚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并由此揭开了一出大悲剧的序幕。 事变之后，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迁校的过程中，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先生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清华园。叶、熊被迫转至天津，在英租界戈登路（今和平区湖北路）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立临时办事处，安排帮助南下师生员工和家属通过天津。此间由于长时间紧张的奔波劳累，叶先生不幸染病住院，熊大缜悉心照料老师的同时，还联络安排了诸如王力、钱伟长、朱自清夫人等师生和家属自津南下，安全到达昆明，显示了他出色的应变办事能力。叶企孙病愈和迁校任务完成后，熊大缜本该和老师一道赶赴昆明投入新校建设和教学工作，但上路之前却由于一个偶然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原因，使他的前途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7年年底，东北军从华北撤离时，万福麟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坚决留下来继续抗战，在冀中建立了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地形简单，又正处于敌人严密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只好眼睁睁看着死去。通信工具匮乏，内外联络都跟不上，打起仗来前后方上下级很难沟通。 一个面积有25个县之大的区域，衣食住行、生产打仗、物资供应和流通，都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专门人才。最重要的，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根据地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歌曲唱着轻松，实际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抗日军民有时也自己动手制造土炸药，但因技术问题而十分困难。要么威力不够，要么容易出问题。有一回因为在平房顶上翻晒炸药，不慎发生爆炸，死伤好多战士。根据地急需大量武器、炸药、通信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急需大批知识分子的帮助和参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期来到冀中、后曾担任冀中军区2分区参谋长的张珍（原名张学渊，解放后曾任化工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搜罗和输送人才和物资。张珍接受任务后，潜回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做过助教的关系，找到同学孙鲁（解放后任天津大学化学系教授），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1939年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 叶先生感到很吃惊：“那么，你不去昆明了？也不去德国了？到根据地，你觉得自己能行吗？”熊大缜对老师的疑问一一都做了肯定的回答。约定好上路的日子到了，告别的时候师生都感到心情很沉重。七八年朝夕相处，不是父子却亲如骨肉，不是兄弟却情同手足。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叶企孙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赶不走驱不掉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不祥之感。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弟子了，熊大缜太年轻，太单纯，却又太聪明，太能干，在血与火的年代这一切恐非什么好兆。临别，他再一次叫住了熊大缜：“你放心去吧，我也暂不离开这里。你到那里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及时告诉我。” 熊大缜到达根据地后改名熊大正，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任印刷所所长。他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吕正操将军赏识，３个月后，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熊的麾下很快就聚集起100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汪德熙、机械系实验员胡达佛、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门本忠）、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经济系学生祝懿德、物理系学生葛庭燧、物理系职员何国华、化学系研究生林风，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方（李度）、物理系毕业生李猛（朱南华），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刘维等。 吕正操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中写道：“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不断壮大，到后来竟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和掷弹筒弹，及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熊大缜、汪德熙等多次受到吕正操司令的嘉奖。1938年底，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在唐县接见了熊大缜，对技研社和炸药厂大加赞赏，并嘱咐要尽力扩大规模，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在一次反“扫荡”中，120师贺龙师长带一支8000人的部队援助冀中。贺龙看到熊大缜的业绩很感兴趣，带了他的总供给部长亲自到技研社参观学习。美国派观察组到冀中考察，看到熊大缜后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呵！”吕正操回忆说：“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晋察冀这样搞，其他兄弟部队打电报要求支援。” 搞科研、搞技术，熊大缜是天才，是专家；搞“政治”，他就是个门外汉了。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火并。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锄奸部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怀疑军区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供给部是其大本营，技研社则是其活动中心，熊大缜无疑是首要分子。他们广撒罗网，抓捕了熊大缜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全部抓了起来，总共100多人，轻而易举地、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搞成了一起极为轰动的大特务汉奸案。张珍是“引狼入室”的罪魁，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审次数最多。受刑最残酷的当然还是熊大缜。 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熊大缜档案材料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他的主要罪名是国民党CC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TNT黄色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就因这个署名，被锄奸部坚持认为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朱其文（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越大使）等都为此作过专门证明。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吕正操明知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据说，这场“锄奸”运动直接听命于延安，所以连吕正操乃至更高一级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不必打招呼，也无权过问。 冀中抓捕关押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严重影响了这里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前去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结果是除熊大缜作为首犯尚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然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1939年夏，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7月下旬的一天，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半路上因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擅自决定要将熊大缜处死。面对死亡，面对这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26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推测。但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暂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 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造出无数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地雷、抗战史上辉煌的地雷战的开拓者，就这样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一颗本来可以在几十年后跟他的同学们、跟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一同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勋章、鲜花、掌声和国人永远景仰的巨星，就这样倏地一下子过早地陨落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悲剧还没有最后谢幕。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为了批判吕正操将军，又旧案重提，到处串联，大搞株连，批斗、抓捕、关押了包括叶企孙等在内的当年的所有涉案人员。叶先生以古稀之年而蒙牢狱之灾，已做了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的李猛等人竟至于受迫害致死。众多受此案牵连的人只有一位门本中烈士幸免于难——因为他早在1942年3月的一天，被日军用铁丝穿了锁骨，游行示众，然后被枪毙了。 文革结束之后，全国各地差不多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了纠正，而身在皇城根前已含冤而死的叶企孙先生却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症结就是牵涉到熊大缜案。熊案里记得明明白白，是叶企孙介绍熊大缜参加了CC特务组织。叶先生为人一生只钻研学术，从来不过问政治，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一个根本不是CC的人，怎么可能介绍另一个参加内部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特务组织呢？ 熊大缜之死似乎更成了覆盆之冤，一因年代久远，而又遭到了一些当年是锄奸一方而现今身居高位者的重重阻挠。但熊大缜的亲人、师友、同学、海内外许多清华人却一直耿耿、块垒填膺，尤其是钱伟长先生，更为之多次吁请，吕正操将军以八旬高龄，犹且念念不忘，撰文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况，提出要求为熊大缜平反昭雪。直到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整10年。 著名作家岳南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南渡北归》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他们用几十年的光阴位时代和民族增添了些许温度。 赵九章之死 赵九章（1907——1968），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攻研气象学。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56年，他出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19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由于赵九章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19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19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作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 19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这项研究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赵九章是动国中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45年，他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作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许多著名气象学家都受过他的指导。 但是，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东方红1号”上天作出过巨大贡献、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 赵九章死于“自杀” 赵九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的机要秘书。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３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完全可以继续留在国外发展。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1966年10月“靠边站”的。但是，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文革带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地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因为他是戴季陶的外甥，是蒋纬国的同学和表哥（蒋纬国的生父是戴季陶）。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现在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大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每每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空虚和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他想给乔打个电话，问问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他怎么也查找不到乔的电话号码。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那个仅有４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滚的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４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赵九章不死心。当时他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邓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电话号码。邓无奈地将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告诉了他。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只要一想起美苏卫星接连上天，想到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为关注。可文革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也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代材料。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儿。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然而，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赵九章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1968年6月8日中午，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任所长的姚桐斌回家吃饭，被一帮造反派从家拖出，连拽带打，还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阴部又被猛踢一脚，头部被两根铁棍猛击，顿时鲜血直涌，倒地翻滚。造反派将姚桐斌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接着拷打。很快，姚连话也说不出来了，靠在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瘫在地上。造反派头头见状，吩咐手下将姚拖回去，扔在姚家楼前的人行道上，扬长而去。姚家邻居将晕死过去的姚桐斌送到医院求救，却遭院方拒绝。无奈邻居只好再抬回来。姚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姚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许多。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他常常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那是布鲁诺的眼睛，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天安门观礼券，在国庆节的前３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热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建国以后，赵九章曾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文革中，身心备受痛楚的赵九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张请柬上，那表明中央对他的一种信任，是在“政治身份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的一道护身符，特别是对赵九章这样的自尊自重的知识分子。不难想象，1968年五一劳动节的天安门观礼，对正处在磨难之中的赵九章是怎样莫大的安慰！但这也引起造反派一些人的忌恨，有的甚至扬言：看你国庆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安门！ 近年中科院工作人员披露：我们保存着赵九章先生的1967年的国庆请柬，1968年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这在当时，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于10月26日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并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据后来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人！ 1978年3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九章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许德珩、张劲夫、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等数百人参加。然而，骨灰盒里并没有骨灰，赵九章尸骨无存，谁也无法得知其下落。当年悲愤异常的周恩来欲追究这件惨案，却因尸体也找不着，徒呼奈何！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著名作家岳南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南渡北归》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他们用几十年的光阴位时代和民族增添了些许温度。 叶企孙之死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物理学家、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叶先生执教清华经年，培育英才无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9人是他的学生，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13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叶企孙为中国培养科技兴国的栋梁之才的一个集中表现。其他方面的突出事例还有以下几件。 叶企孙 第一，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华罗庚。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1929年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教授识才，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31年，叶企孙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华终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 第二件，1957年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当时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应该算做中国人）。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又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而王是清华物理系1933级毕业生，叶企孙的弟子；1944年夏天，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1944年转到西南联大。李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1946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为杨、李两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他们因此而得诺贝尔奖）作出实验验证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与叶企孙有间接的师生关系。吴健雄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施士元是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 第三，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1933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毕业于1933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有两位：彭桓武、王淦昌，都是清华毕业生，又都是叶企孙的弟子！ 叶企孙爱国、无私的高尚人格是有口皆碑的。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后来他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于1934年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那年仅38岁）。他的辞职真正是一种礼贤下士、举贤自让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只能完全出于公心。 正是这种无私的品格，保证了叶企孙能按正确的做法办好清华物理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生前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1930年，叶企孙对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尊师爱生”是叶企孙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在清华如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叶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大师中的大师，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３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对于如此优秀、如此卓越的人物，人们实在想不出完全表达自己景仰的词语了。 然而，这位几乎是完人的圣贤，却晚景悲惨，死于非命！ 熊大缜和赵九章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是他最喜爱的“极有才干”的弟子中前排就坐者。说到两位学生的才华、成就和令人扼腕的归宿，不提及一下为师者，便似有所憾。 文革初期，一开始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当年熊大缜一直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提拔，“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因为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大学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1967年6月起，年已七旬的叶企孙便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叶企孙突然受到刺激，曾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4月，叶企孙正式被军委中央办事组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叶企孙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到了尊严和人格上的侮辱。看过提审记录的人说，叶企孙所有的“供词”，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关押一年多以后，1969年11月，叶企孙被放回北大，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的原则下，叶企孙继续背着“特务”的帽子，受到打击和监视。叶先生的晚年，是在“被打入另册”的苦海中熬过的。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当时叶企孙孤身一人住在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著名学者、大教授，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躬成九十度。 这真让人悲愤难抑，仰天大哭！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淡定甚至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写到此，不由得驻笔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能有几人？ 叶企孙终身未娶，他的学生虞昊和侄子叶铭汉根据一些情形猜测，叶先生曾一度倾心于他的寡嫂，大概是迫于礼教，这段痴情没有结果，先生便终身不娶，献身于科学理想。猜测终归是猜测，事实是他终生孤身，唯与学生亲厚，而熊大缜，则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师生相处那几年，二人几乎相依为命。1947年6月23日，叶企孙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而那是二人幽冥两路已经8年了，叶浑然不知。 1938年，熊大缜去冀中抗日。其后，叶企孙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再其后，唯一能安慰的一点的，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读者应该明白，曾经炸翻日军机车车头、“炸得鬼子飞上天”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叶企孙等秘密制造、购买并偷运到根据地，由熊大缜等所在的“技术研究社”制造生产的，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的。 当时，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叶教授挺身而出。而在30年后的另一场灾难中，超然如叶教授者也未能幸免。 文革中的几年，在北京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见过叶企孙。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遭遇，“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孤独、痛苦中离开人世。在生命的尽头，物理学家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一直到死，叶企孙头上都扣着“特务”这顶帽子。 1986年，清华大学学生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叶企孙平反。同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并说“叶企孙……对冀中抗战作出过贡献”。1987年，叶企孙平反文件公布。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55年铜像落成。了解此事全过程的清华教授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安放在清华大学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呼吁者要求和想象的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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