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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日府制定了支持会党势力从内部瓦解清廷，向满蒙扩张的政策，指定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负责执行这一政策。  犬养派遣宫崎滔天到华专门调查反清会党的情况，选定了承诺革命成功后划满蒙予日的孙逸仙为革命领袖。 1905年，黑龙会召集在日的各路会党领袖，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指定孙逸仙为同盟会总理。 黑龙会只是扶植同盟会的执行机构，其背后有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等“民党”领袖，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界元老，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财界人士，及无数受政党和军方控制和操纵的“大陆浪人”。 孙逸仙身边的宫崎寅藏、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都带有日本政界，军界下达的扶植任务。 宫崎寅藏、和田三郎、萱野长知、平山周、池亨吉等人办的《革命评论》专门介绍中国、俄国革命。 无数日人受革命宣传影响向革命党慷慨解囊，直接资助、支持孙逸仙的“革命友人”就有三百人之多。  在日朝野的扶植之下，同盟会能量巨大，能够指挥各路会党，将势力渗透到各省的军中，各省督抚身边和各省咨议局。 辛亥革命前夕，孙逸仙致函宗方小太郎说： “我将日本视为第二个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是令人遗憾。” 孙逸仙说对辛亥革命贡献大的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 此言误导。 酝酿辛亥革命的十年中，华侨的资助微不足道，是日人的资助使孙逸仙为首的反清革命党、留学生得以穿梭往来与东京和各省之间，得以成立众多的革命组织，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印刷并运送大批革命刊物到各省，或是在上海日租界内直接印刷送到各省宣传革命，在各省军队中发展势力。 同盟会是日人召集成立的，武昌暴动的领导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也是日人扶植成立的，响应武昌暴动的各省革命军领袖、会党领袖大都是从日回国闹革命的，各省军政府的都督、部长、高级官员，新军中的革命党将领差不多都是在日培训出来的，如领导云南暴动的四十多位新军将领中三十几位是留日归来的，辛亥革命的旗帜——铁血十八星旗是在日设计的，其汉族十八行省的说法出自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 期望向华扩张的日人期待中国爆发革命，为此愿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生命。 《东亚志士录》一书介绍了一千三百多位献身反清革命日人，其中七百多人是隶属黑龙会的辛亥革命骨干。 后来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辛亥革命的狂热具有代表性。 得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后，时年22岁的驻朝鲜军官石原莞尔激动地带领手下士兵登上山顶对天鸣枪，流泪高呼： “支那革命万岁。” 日人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是辛亥的真正起因。 清政府选择了立宪共和的正确道路，但无力抗拒日本朝野策动的颠覆。 革命党的“即使清廷领导变革有成效也要推翻”的论调背后是日本朝野不希望清廷改革立宪成功的心态。 孙逸仙不愿暴露自己和同盟会多年接受日人扶植的实情，因此只提华侨、留学生和会党的贡献而不提日朝野。 其实，若无外国资助，留学生和会党连个像样的会都开不起来，遑论革命。 应当说，辛亥革命不是国人的选择，是日强加给华的，辛亥之母是黑龙会，是日朝野。 革命党声称辛亥革命是： “由清廷的皇族内阁和铁路收归国有等倒行逆施所引发。” 其实，责任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均合情合理，经日人和革命党歪曲宣传被用作了推翻清政府的借口。 清末宪政改革的诉求之一是消弭民族裂痕，而革命党视满、蒙、回、西藏为外国，长期号召杀“鞑子”，鼓吹分裂。 革命党理论家章太炎声称，光绪皇帝因出身而注定不可能是开明改革的皇帝，声称对于清廷的新政： “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汪精卫声称： “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按照革命党人的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汉族君主统治其它民族才是正理。 因为骂光绪帝，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论调，刺杀摄政王，章、汪等人成了革命英雄，说明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既非正义，也非进步，只是种族主义运动。 革命中，各省军政府上台后均布告天下，称光复了汉族江山，布告中心内容均是强调汉族报仇雪耻。 江西哥老会支派洪江会（六龙山）的誓词为： “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誓，人神共殛。” 口号为： “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陈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 洪江会会票上书： “还我河山、忠孝仁义堂。” 背书： “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 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 “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以酬报。” 同盟会辛亥广州暴动总指挥赵伯先创作的《保国歌》中写道： “汉人之华，非我族类心不同，民族主义大复仇，二百年后先回头。还我江山归旧主，不逐胡人誓不休。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 这些誓词檄文显示，革命会党相比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没有进步，不同只在于增加了“灭满兴汉”、“光复皇汉”。 各地会党打着“大汉”旗号展开了对满人的种族屠杀，造成满、蒙、藏、回各族强烈要求分离出华。 若非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宣布“五族共和”的国策，制止杀满人狂潮，则革命后将只剩下汉族十八省，广大满、蒙、回、藏地区必将分离出去。 鼓吹民族仇杀的同盟会、孙逸仙在革命后根本无法解决民族分离和仇杀问题，无法推动民族和睦。 孙逸仙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要了解他所言的“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之言须再看他的《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和《临时大总统文告》。 后两文件充斥“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满人窃位”、“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 “鞑虏”、“野番贱种”等大汉族主义论调，这不免让人相信他之“民族统一”是杀尽“鞑子”之意。 对于日朝野推动的汉族主义潮流，康有为指出：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今革命者，曰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曰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别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 梁启超指出： 只可行政治革命，不可行种族革命，“革命将导致全国糜烂，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同道互戕，彼此为敌，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入侵的时代。” 康、梁的警告后来不幸成真。 作为辛亥革命准备的“十二次暴动”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 暴动军通知居民必须在门前点一灯，或在门上张贴一“明”字，以示附明之意。 按洪门规矩，最高领袖虚位以待朱明苗裔。 革命家秋瑾在日本加入洪门，仪式高挂“反清复明”大旗。 潮州黄冈暴动中，会党建立： “大明军政府。” 惠州七女湖暴动中，暴动军告示称： “正面天子，立转明朝。” 南宁、柳州的会党暴动时自称： “大明天国军。” 钦廉防城暴动中，洪门首领王和顺发布布告称： “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 光复会在誓词和《光复军文告》中阐明： “光复汉族。” “剪灭满夷”为宗旨等等。 据冯自由回忆，在海外只能用洪门“反清复明”的名义才得以筹饷。 明末极度黑暗，灭亡是天谴，清灭明是历史的进步。 在清廷确定以立宪、五族共和为基本国策时，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诉求，要求倒退回最黑暗的明朝。 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第三天，孙逸仙率临时政府文武百官到明孝陵祭拜。 会场悬挂朱元璋像，孙逸仙在《祭明太祖文》中称： “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孙逸仙在《谒明太祖陵文》写道： “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他将革命成功归结为朱元璋的保佑，说明了辛亥革命与共和、民国家精神格格不入。 当时，秘书宋霭龄反对孙拜明孝陵说： 民国是共和制度，不应一开始就去拜旧朝皇陵。 孙答： 你在美国呆久了，不明国情，推翻满清依靠着洪门、青帮、哥老会、三合会，他们都打反清复明旗号，同盟会也以此为号召。因此革命成功要去拜明陵，以向会众们交待。 此言道出，完全不是革命党后来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更非“民主革命”，而是会党两百多年来“反清复明”事业的继续。 其动员口号倒退、陈腐。 洪江会暴动中的《布告天下檄文》中写道： “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翼，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 四川广安孝义会首领张伯祥的革命号召是： “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份。” 孙逸仙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等会党鼓动造反的新意在于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 孙策划的“兴中会”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该会宗旨称，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孙逸仙的海外筹款活动是随意许愿式革命动员的代表作。 这种承诺高回报的革命股票筹款结果必然是失信海外会党，埋下革命后遍地革命军抢劫闹饷的祸根。 1904年，孙逸仙在檀香山经人介绍拜盟加入洪门致公堂，被洪门大佬黄三德封为“洪棍”军职。 美洲洪门大老司徒美堂、黄三德两大佬为孙逸仙的暴动出力出钱，贡献良多。 1911年，孙逸仙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再赴美国，再靠美洲致公党发展，成立“革命公司”、美洲洪门旧金山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以未来革命军政府名义向美洲洪门会众发行革命股票（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值），作“革命传销”。 革命爆发后，他带着筹饷局筹集的万余美金赴欧筹款，然后回国抢任了临时大总统。 然而，他的“几万万”筹款计划失败，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无法向海外洪门兑现革命股票的高回报，在辞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向海外洪门赖账，因此与美洲洪门结怨，被洪门谴责为“过河拆桥板”。 孙逸仙逝世时，旧金山致公堂总会发铁板通令说： “孙贼背盟，例不能享受洪门荣典，所有分堂不可下半截旗，亦不可派代表往吊”，可见结怨之深。 从惠州三洲田暴动开始的“十二次暴动”中，基本队伍全是洪门会党武装。 三洲田暴动的都督是会党首领郑士良，黄冈暴动的总司令是会党大佬陈涌波；七女湖暴动队伍是三合会众，防城暴动的都督是三合会首领王和顺，镇南关暴动的前线指挥官是会党首领黄明堂。 按照温哥华洪门民治党的说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六十八人是洪门兄弟，“保路同志军”是哥老会武装，首领是哥老会袍哥，武昌暴动的主力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也会党组织，入会形式为开香堂、立盟誓，与三合会无异。 辛亥革命的队伍基本为各路会党的联盟，在陕西是三合会、慕亲会、哥老会、匕首会等会党的联盟，革命军分为复汉军和洪汉军两个番号，前者为同盟会武装，后者是其它会党武装；在浙江是二十多个会党的联盟，同盟会以“旧堂号口一律不变”的方式拉会党入伙，共同旗号是“光复汉族”。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指出： “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结果是全国暴乱，黑社会沉渣泛起，招摇于市，抢劫，绑票，开娼馆、烟馆，无恶不作。 流传“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道出了会党革命的祸害。 章士钊在后来回首辛亥革命时说： “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 为维持秩序，新政府不得不镇压会党。 会党的首领、龙头们作都督后不得不残酷镇压会众，是会党革命祸害的另一证明。 既与资产阶级无关，更与民主无关。 梁启超指出，尚未形成资产阶级，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 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立宪派不认同，也未资助会党革命。 绅商们积极推动促开国会请愿运动是因为担心会党革命断送立宪。 他们中不少人勾结会党黑社会是为了维护商业利益。 武昌暴动后，张謇力促朝廷派军镇压暴动，说明了绅商并不支持辛亥革命。 1895年的“兴中会”第一次暴动（广州暴动）就是一起恐怖活动。 暴动中，兴中会众们在“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孙逸仙为首的兴中会、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的光复会都是从事暗杀满人的恐怖组织。 刘静庵、王汉、胡瑛等谋刺铁良，吴樾谋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邝佐治谋刺出洋考察的海军大臣载洵，熊成基、黄兴、赵声等再次谋刺载洵…… 刺客徐锡麟的一番话代表了恐怖主义者的思维： “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之反文明、反进步无庸赘述。 在清廷锐意变革，引领国家进步之时，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代表着专制社会抗拒变革的力量。 革命后，革命党将鼓吹和从事恐怖活动的邹容、吴樾、徐锡麟、秋瑾、汪精卫宣传成了革命英雄，在各地为刺客们大建纪念碑，传承着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 它推翻的清廷已不是拳乱时昏庸的清廷，而是推动立宪、自治，推动向民主转型，公布明确的立宪时间表，自愿放弃皇权，接受虚君共和的进步清廷。 宣布预约变法后，在各方面的巨大变革有目共睹。 在清末的变革中，政治多元、宽松，组党自由，政党、团体数以千计，办报自由，百家争鸣，报馆数百家。 宣布预备立宪后，清廷不断重申恪守《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积极推进的地方自治，咨议局选举，资政院选举，保证按立宪时间表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甚至同意在条件并不成熟时提前召开国会。 被推翻的清廷已不再是秦制的专制王朝，而是领导实施脱胎换骨变革的开明政府。 至今，清末新政十年仍是历史上公民自由度最高的时期，是追赶世界潮流在社会各方面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最自由，财产权、生命权最有保障和最公平的时期。 不幸的是，清廷推动的立宪革新被日人扶植的会党暴动所断送。 清廷选择的和平改良，走向立宪、共和是正确选择。 日人不希望立宪成功成其竞争者，不希望摆脱被肢解的地位，于是扶植会党推翻清廷。 有人争辩说，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皇帝，剪掉了国人头上的辨子。 如果只为达到这两目标，则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清廷推动立宪时已明确宣布，国会召开后，国体由国会公决。清廷已经表示不坚持满族皇权，也包括不坚持头上的辫子。 只要按清廷的立宪时间表，到期召开国会，民意会决定要不要皇帝和辨子。 争辩以推翻满清皇帝论辛亥革命之功者的背后理由其实还是恢复汉族江山。 辛亥革命将国家拖离了和平改良立宪的轨道，拖回了暴力专制之路，将陷入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 革命后，清廷承诺九年实现的地方自治，国会民选，立宪、共和的目标在一百年后都没能达到。 辛亥是会党革命，会党的破坏性之一是随时背约，言而无信。 革命中，革命党在兵败时签署议和协议，得到军火后，立即撕毁协议，单方面制定《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约法》等服务一党之私的所谓大法，同时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会党的不讲原则，不择手段，随意出卖国家利益，随意起兵造反，暗杀对手，嫁祸政敌，肆意搜刮民财，草菅人命等等罪恶泛滥。 辛亥革命后，军队翻几番，兵祸连绵，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发布《罪己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 民初的主要政党不仅以共和、统一、民主、进步为名，而且确实以它们为宗旨，显示清末改革带来的巨大进步。 清廷的立宪和地方自治计划虽因外强颠覆失败，但其伟大意义不可磨灭。 清廷将地方自治政作为基本国策的行动表明，它准备彻底放弃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的“秦政”，走自治、联邦、立宪之路，准备跳出两千年来通过暴力、流血和连年灾祸改朝换代的轮回，走和平，妥协，平稳向新政体过渡之路，学习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 清廷播下的地方自治的种子在十几年后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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