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唐雪康丨瞿宣颖日记的佚存状况及其文学史料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辑刊）第37辑，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唐雪康老师授权发布！

瞿宣颖日记的佚存状况

及其文学史料

唐雪康

[摘 要]瞿宣颖是近代文史兼通的重要学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代几乎湮没无闻。近年从公藏单位及私人收藏中发现瞿宣颖散佚日记数种，日记存1911、1912、1913、1914、1916、1917、1920、1939、1940、1944、1945年共11个年份，涵盖其居湘读书、在沪上学、居京任职等重要阶段。每一阶段，日记呈现的面貌大不相同。瞿宣颖出身名门，亲历近代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交游多一时俊杰，日记因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记中对日常诗文创作的记录以及对古今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蕴含丰富的文学史料，值得进一步研究。

瞿宣颖（1894-1973），字锐之，后改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出身名门，早年受家学濡染，曾从王先谦、王闿运等湘中耆宿游，辛亥鼎革后寓居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赴京谋职，任国务院秘书、司法部秘书、印铸局局长等职。北伐后专力治学，曾受聘南开、燕京、清华、广州学海书院等学校讲席。抗战中留滞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国立华北编译馆”馆长等诸多伪职。抗战胜利后流寓上海，笔耕为生。1968年以“反革命罪”获刑十年，1973年瘐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文革”后始获平反。著述宏富，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方志考稿》《北平史表长编》《汉魏六朝赋选》《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著作传世。

2012年，田吉曾以《瞿宣颖年谱》[1]为题写作博士论文，运用史志档案、瞿氏已刊诗文、著作以及瞿氏友朋日记、书札等文献，对瞿氏生平事迹有详尽论述。同时也感慨：“受抗战中人生污点的影响，瞿氏身后寂寞，迄未成为学术热点。相关的研究史料长期处于零散状态，有不少甚至已销毁不存。”[2]未知瞿宣颖尚有日记存世。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3]最末附《日记知见书偶录》记清代及民国知见日记近200种，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4]收1900年以来日记逾1100种，二书皆未述及瞿宣颖日记。上海图书馆张伟先生曾指出虞坤林一编收录详尽，遗漏也不在少数，列举若干失收日记中首见瞿氏日记[5]，惜未注明起讫年代及收藏来源。

瞿宣颖日记早经散佚，本人近年用力搜求，略有所获。目前已整理刊发早年部分：《还湘日记》[6]《双海棠阁日记》（外二种）[7]。本文将介绍现存瞿宣颖日记的佚存状况以及瞿氏日记在不同时期的内容特色，并揭示其中的文学史料。

一、瞿宣颖日记的佚存状况

瞿宣颖日记散佚严重，近年市场上偶有散出，已为公藏单位和私人收藏。现将已发现日记按其来源分别概述。

（一）嘉德拍卖本

中国嘉德2022年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曾释出部分瞿宣颖旧藏，其中有《辛亥年双海棠阁日记》一册[8]。此册为毛装，瞿宣颖用毛笔写于自订竹纸册上，封面自题“辛亥年双海棠阁日记”，卷端钤“宣颖长寿”（白文）、“湘西瞿氏”（白文）二印。据瞿氏《长沙瞿氏家乘》卷六《佚闻录》：“书斋前有双海棠高出屋檐，北方产也，余兄弟朝夕读书于是，故吾仲兄自署'双海棠馆’。”[9]可知双海棠阁（馆）是瞿氏兄弟少年居湘读书时所用室名，封面自题源此。此册始于辛亥正月十五日（1911年2月13日），止于辛亥七月二十六日（1911年9月18日），是瞿氏17岁在长沙读书闲居时所记，也是现存瞿氏日记中时间最早的一册。

（二）长沙市图书馆藏本

长沙市图书馆共收藏瞿宣颖日记四种，数年前自苏州某书肆购入。按日记写作时间记录如下：

1.辛亥岁第二册

此册毛装，瞿宣颖用毛笔写于自订竹纸册上，卷端首行自题“辛亥岁第二册”。始于辛亥八月初一日（1911年9月22日），止于辛亥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与上述《辛亥年双海棠阁日记》时间上前后接续，正可相为连属。按辛亥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不久，瞿氏即奉父母避乱宁乡、湘潭，待时局稍定，又于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举家乘船赶赴上海[10]。此册日记写作止于八月二十日即武昌起义第二日，持续不到一月即中止，当与时局变故，外出避乱有关。

2.壬子日记

此仅存散叶七纸，瞿宣颖用毛笔写于“九华堂”红格稿纸上，首页首行自题“壬子日记”。始于壬子七月十五日（1912年8月27日），止于壬子七月二十九日（1912年9月10日），仅存半月。瞿氏时居上海，此后不久，即由上海返回湖南，其七月二十一日（9月2日）日记云“婧君书来，欲过廿四日归，余复书促之，因有令余等赴湘之议也”即可证。

3.还湘日记

此册毛装，瞿宣颖用毛笔写于蓝色稿纸上，稿纸左下印有“袌璞制”字样。封面自题“还湘日记”，卷端首行又题“袌璞日记”，封底左下钤“瞿”朱文方印。瞿氏1910年冬娶衡山聂缉规之女聂其璞，“袌璞”之意源此。始于1912年12月10月，止于1913年3月12日[11]。瞿氏1912年秋冬间自沪返湘，1913年暮春又由湘到沪，此册日记即瞿氏居湘时所写。

4.1914年日记

此册为民国三年（1914）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学校日记簿，瞿宣颖用毛笔书写。扉页有瞿氏朱笔题记：“癸丑岁九月十九日买此册，请自明年元旦始，每日排记，立誓不得间断。”实际只1-9月记录较详尽，9月之后，则大多中断未记。

（三）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藏本

上海博古斋2015年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有瞿宣颖日记文献十册[12]，后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购入[13]。经目验，其中三册是瞿妻聂其璞所记，写于天津中孚银行敬赠日记簿上，存1920、1921、1922三年,记每日购物、拜客、打牌等琐事甚细。另七册是瞿氏所记，1923、1927年两册为天津中孚银行敬赠日记簿，1921年一册为民国十年（1921）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袖珍日记簿，1929年一册为青年协会书局印制民国十八年（1929）青年会日记簿。此四册皆无甚内容，仅有数日用铅笔、钢笔杂记备忘。1927年日记簿最末“交游住址录”记有唐执夫（在礼）、梁任公（启超）等人的电话、住址。馀下三册为瞿氏1916、1917、1920三年日记，篇幅相对较多，1916年一册写于丙辰普通日记簿，1917年一册写于学校日记簿，1920年一册写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袖珍英文日记簿。

（四）上海图书馆藏本

上海图书馆藏瞿宣颖日记为未编目书，上文引述张伟先生文章中提示的瞿氏日记即此[14]。日记署《道志居日录》，共三册，线装，瞿宣颖用毛笔写于蓝色稿纸上，稿纸左下印有“瞿氏补书堂写本，丁丑制”字样。第一册封面自题“道志居日录，己卯十月起”，扉页又题“道志居日录，己卯冬起”，并钤“瞿末那底”朱文长印，卷端右下钤“瞿乡”白文长印。始于己卯孟冬朔日（1939年11月11日），止于己卯腊月三十日（1940年2月7日）。第二册瞿氏于封面题“道志居日录，庚辰春起”，右下钤“湘西瞿氏”白文方印，卷端右下钤“守尘阁”朱文长印[15]。始于庚辰正月元日（1940年2月8日），止于庚辰四月二十八日（1940年6月3日），最末有瞿氏抄录《惜抱轩诗选》数十首，起始页右下钤“道志居”朱文方印，天头间有瞿氏评点。最末页有瞿氏自题“戊寅（1938）十月写，道志居士题记”，则瞿氏抄此诗选的时间，应在书写此册日记之前。第三册瞿氏于封面题“道志居日录，甲申十月起”，始于甲申十月朔日（1944年11月16日），止于乙酉十月廿九日（1945年12月3日）。最末有瞿氏抄录自作诗文稿若干。

二、瞿宣颖日记的内容特色

冯尔康先生在论及清人日记写作时称：“民国时期，文化人赓续前代遗风，日记之作犹成风气。”[16]瞿宣颖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写作日记视为日课，以此自警自励。但在日常写作时，又很难做到持之以恒、每日不辍，偶因懈怠间断，他日在续记时，瞿氏也常流露出悔恨之意。如其1911年6月24日日记云：

立此册几及半年，而时辍时作，无一月全备可观者，所书又半是雕虫小技，絶无以验进德之勤惰，阅之媿恨无地。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并此小节，而不能持恒，又焉望德业之有成乎！不痛自砭责，悔将无及。从此书日记，虽酷暑隆冬，不得有一日之闲，誓不自负。

类此情形尚多，如其1913年2月17日日记云：“近日未写日记，实为大病，当痛戒之。”1914年12月16日日记云：“余购此册时，曾题'勿得间断’，而未记之日实不少，念之汗下。今年止馀数日，特按日笔之，聊作桑榆之补。”在1917年开年，瞿氏启用新日记簿时，更是在元旦的日记中勉励自己坚持不懈：“余每年置日记一册，均不能按日记载，实可媿恨，今当力戒。”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瞿宣颖日记的散佚与毁弃十分严重，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见到其全部内容。上节已经介绍了目前已知瞿氏日记的基本状况，共存1911、1912、1913、1914、1916、1917、1920、1939、1940、1944、1945年十一个年份的日记。在时间上，日记前后跨度逾三十年，涵盖瞿氏居湘读书、在沪上学、居京任职等几个重要阶段，从中可以窥见其成年后大半生经历之一斑。

日记文献的内容丰富而复杂，有不少学者曾尝试对其进行分类。邹振环先生从便利史料利用的角度，将日记文献分为14大类：记事备忘日记、工作日记、学术考据日记、宗教人生日记、游历探险日记、使行日记、志感抒情日记、文艺日记、战难日记、科学日记、家庭妇女日记、学生日记、囚亡日记、外人在华日记，是目前所见对日记文献最为细密的划分。同时也指出：“文献的分类总难完全合理，日记文献亦是如此。日记中最多的还是复合型的。”[17]瞿宣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记日记呈现的面貌也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一）1911、1912、1913年日记

瞿宣颖这三年的日记现残缺不全，存1911年2月13日—1911年10月11日、1912年8月27日—1912年9月10日、1912年12月10日—1913年3月12日三个时段。除了中间半月日记是瞿氏避居上海时写成外，其馀均是在长沙所写。瞿氏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丰富，书写认真，基本称得上坚持不懈。行文与晚清文人日记几无二致，在内容上，只简单记录每日经历的要事及交游，主要的篇幅是记录每日读书、学习的情况，随时写作考据、批评札记。有时还不乏一些宏大判断，如其1912年12月20日日记中论及先秦诸子章句失传：

今世所传周秦诸子，往往篇简散乱，句读诘屈，学者穷殚岁月，白首仅能通其一家。独《孟子》七篇，以韩氏推崇，程朱衍释，竟能章句明畅，诵习遍于童稚。由此推之，诸子失传，盖在唐宋之间。南宋以还，人竞虚嚣，愈成絶响。使先哲遗文日就湮没，作俑者实韩氏，推波助澜又北宋诸君之过也。

除了写作读书、考据的札记之外，瞿宣颖这一阶段的日记还存有其大量诗作，有些是老师曾广钧布置的诗课作业，更多的是随感吟咏，有时还会模拟汉唐名家及近贤王闿运等人的名篇。诗作形式多样，有五古、七古、杂言、五律、七律诸多体裁，可见瞿氏其时对词章之学兴味正浓。

这一时期，时代上正逢易代鼎革，瞿宣颖自身又值新婚不久，因此日记中也不乏志感抒情的内容。如其1911年4月30日日记记录广州革命党人黄花岗起义之事：

是日始闻广州又有揭竿之变，祸机满地，如奔猱伏虎，发而不可制。为民上者方日纵其淫，无危得乎！

其中也有对新婚妻子的真情流露以及短暂分别后的不舍之情。概言之，瞿宣颖这三年的日记大致是其居湘学习旧学时所记，内容颇似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李慈铭写作日记的本意即在示人，日记在其生前便广泛传播，瞿氏对此应早有阅读，并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钦慕，见1912年9月7日日记：

夜阅缪荃孙所撰《古学汇刊》，中有《越缦堂日记钞》一卷，会稽李先生尊客著也。此君学行风概，余所素慕，其日记历四十年，无一日间，亦闻之孰矣。观其贯串驰骛，博极群书，顾氏《日知录》殆无以过，而一则刊木于生前，一则零乱于生后，何其有幸有不幸也！

（二）1914、1916、1917年日记

瞿宣颖1913年暮春由长沙到上海，并于同年9月起，入圣约翰大学国文科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西学教育[18]。现存的3年日记皆写于新式洋装日记簿上，以公历纪年，每日占一页篇幅，边栏上印“气候”“温度”“修学”“治事”“通信”“预约”等项。瞿氏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上基本没有关于读书的考据札记，也极少抄录近作诗篇，大多是类似流水账式的记事备忘录，记叙简洁，且时有断续未记之日。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便是西方文明输入的窗口，各种多元的知识、思想在此汇集。清政府灭亡后，如瞿宣颖一般的遗老遗少为避免战祸，很多都寄居上海，与瞿氏年辈相同、过从较密的湖南同乡即有左台孙（左宗棠曾孙）、聂其杰（曾国藩外孙）、谭泽闿等多人。这些人曾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来到上海后，又接受新式文明的熏染，学问与人生也因之具有新的气象。如瞿氏1914年1月14日日记云：

西国力士皆本之解剖学，以之为教论，早易行，能使社会受其利泽，民气为之鼓舞。我国习此者大抵自矜其秘，托之神异，以惊世骇俗为宗旨，宜乎国运陵夷，民无勇而且不知方也。

瞿宣颖读书的圣约翰大学重视英文和西学，瞿氏此时也开始学习英文和日文，尤其重视英文的学习，在1914年2月26日日记中曾写到：

今拟每日以日间任抽四小时作课，以二小时治英文，以二小时治中文，无论如何，必须补足此四时之课。

日记中有时也有用英文记录的近期学习、阅读英文的计划[19]。瞿氏此时开始尝试翻译英文著作，自1914年夏，着手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婴儿病学教授L. Emmett Holt（何尔特）的著作《育儿问答》[20]，译稿初于《妇女杂志》上连载，1918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纳入“家庭丛书”出版。

瞿宣颖此时的日记也会记录一些重大国际要闻，如在1914年6月28日日记中曾提到震惊世界的萨拉热窝事件：

是日奥皇储为塞尔维亚人所刺，并其妃遇害，日后引起全球重要战争，实此事为始点，特补记于此。

并自1914年7月下旬起，持续近一月的时间，在日记中记录“一战”爆发后，参战国的作战情况以及世界局势。

瞿宣颖到上海后，接受了大量新鲜事物，生活上也更加丰富多彩，如学习柔术、击球、拍网球、乘自行车，到影戏园看外国影戏，看美国女子史天逊在江湾演飞机（1917年2月17日日记），到市政厅观女子义振会（1917年11月10日日记）等。流连于“十里洋场”，加之疲于人事，已很难再如往日一般专心读书作文[21]，写日记的心态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三）1920年日记

瞿宣颖1918年起，入复旦大学读书，1920年毕业后即赴京求职[22]。今存其1920年日记一册，瞿氏用钢笔、毛笔、铅笔书写，内容极简略，用意完全在于记事备忘，且时有间断。日记中曾提到在上海、杭州、北京诸地同汪精卫、吴士鉴、陈宝琛、林步随、张缉光、方孝岳等名流的会面。从断续的记录中，可知瞿氏是年忙于奔波，数次往返于京沪两地，8月中还曾因事返湘。读书之事渐渐荒废。

（四）1939、1940、1944、1945年日记

瞿宣颖这四年的日记大部分是在北平沦陷期间所写，存1939年11月11日—1940年6月3日、1944年11月16日—1945年12月3日两个时段。瞿氏这一时期的日记再次回归晚清文人日记的传统，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其早年居湘学习旧学时所记日记近似。瞿氏自1938年起在“伪国民政府”任职，但在日记中，却鲜见有关公事公务的记录，主要篇幅是记录每日雅集、交游以及读书、著述情况，读书中发现的材料以及自作诗文稿，也会在日记中随时抄录。

沦陷时期的北平出现了很多文人团体，参与者都是留滞旧京的文人学者，诸人定期聚会进行雅集唱和，借以抒怀。瞿宣颖在此期间，热衷参加此类聚会，日记中述及的，即有柯昌泗谧斋社集、谢国桢佣书堂夜集、郭则沄蛰园社集、张伯驹似园例集等。唱和时，通常还会进行博戏，以增趣味[23]。瞿氏在1940年4月，还发起成立了“国学补修社”，其4月13日日记云：

十馀年前，余尝平居叹息，以为年岁已长，而学问一无所成，其所不知何可胜数。独学既苦无友，求师亦患无门，因念与余同病者应不乏人，颇欲鸠集同志励志修业，互以所长补其不及，盖求学贵乎潜修，而潜修亦仍须辅以求友。

参与其事的谢国桢先生曾回忆补修社的活动：“是每星期的朝晨，约会莘莘的学子，一起讲学，很有不少同学得了益处”[24]。

瞿宣颖这一时期读书驳杂，遍览清人别集，其中不乏生僻之书。如其在1939年12月26日，读张五典《荷塘诗集》、钱时雍《寄圃诗稿》、王宗耀《愿学堂诗集》、章鹤龄《静观书屋诗集》四书时记：“以上四集皆名位不为人所称者，意大学堂初开藏书楼时所征集，非余取阅之，亦閟置终古耳。”其时瞿氏正写作《燕都览古诗》组诗，因而特别关注书中与燕都掌故有关者，一有发现，也在日记中随时记录。瞿氏此时对道光一朝学术也有浓厚兴趣，1940年1月13日曾与友人柯昌泗、谢国桢、刘盼遂等人纵论之，颇具识见：

柯、谢、孙、刘、徐五君及齐生鹏抟并集谈燕，款以五簋。论道光学术：一今文；二宋学；三经世之学；四史学中之海外及边疆史地；五国史及典章；六金石及藏书；七书画中之尚碑版及用羊豪；八诗中之尚宋诗；九文中之阳湖派。而政治则陶、林为一种，姚石甫与严栎园又为一种也。

瞿氏还曾有辑录《清儒学案》中事迹作“道光学术篇”的想法[25]，自此也侧重阅读道光时期的著作。1941年1月，瞿氏用“楚金”之名在《中和月刊》上发表《道光学术》一文，即表达了对这一时期学术的关切。

今存日记中尚有瞿宣颖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数月记录，虽然中间多有断续，但从中仍能一窥瞿氏心境变化，颇具价值。1945年8月12日，瞿氏在日记中称：“始闻受降之讯，从此国运中兴，升平永庆，忧患馀生，于愿足矣。”但时隔不久，这种喜悦即被惊惧所替代，瞿氏一方面愧悔于担任伪职的污行，一方面又对未来难测之事深怀恐惧。其在10月6日日记中称：“人事不测，兹将所欲言者略举如下”，大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负疚之身，百端悔吝，实无可言者。世界虚空，亦不必留恋人生，总有此一日，尔辈亦不必悲伤。

余本无意于名利二字，毕生一事无成，亦不足追咎。死后一切付之冥漠而已，不必举丧，愈简率愈妙。

生平文字尽可拉杂摧烧，不必留存自阅，亦实无可存者。惟先世手泽，终望尔等能分藏慎守而已。

尔等终必各寻生路，将来归宿不可知，惟望精神上仍团结，补余缺陷。

薄棺一具，无论埋之何处均可。惟灵隐先茔，选择不慎，人言不能无动，吾家之运如斯，恒觉耿耿。倘能觅一平安之地，终望尔等勉为之。

未来之事，不可预测，尔等体察行之，勿重吾不安而已。

孙辈及外孙辈，千万及早令学足以自活之技艺，切勿蹉跎致蹈覆辙，至属至属！此事系汝等将来幸福所关，非轻也。

日记中另有瞿氏1945年10月23日致张元济信件草稿，请其为保护杭州瞿鸿禨墓塚向当地政府建言，最末一段亦可作为瞿氏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不肖草间偷活，内疚外惭，一念硁硁，只为苟全性命，徐俟澄清。害义之事，自信绝无；内向之忱，未尝暂释。务观《南园》之记，纵见谅于后人；郑虔台州之谴，恐难逃于新国。望天何诉，伏地增羞，瞻对仁公，真有“长松百尺下，自媿蓬与蒿”之慨矣。

三、瞿宣颖日记中的文学史料

瞿宣颖早年居湘读书日记以及在北平沦陷期间所写《道志居日录》，赓续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晚清士人日记的传统，其中对日常诗文创作的记录以及对古今作家作品的批评，皆蕴含丰富的文学史料，颇具价值。

瞿宣颖极擅写作旧体诗，在当时士林饱受赞誉，其友人吴宓曾转述陈寅恪先生语称“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26]。曹聚仁亦云：“他的诗篇，够得上典雅的水准，直白地说来，真是'炉火纯清’，即算是伤时感事，也没一点愤激的火气。”[27]瞿氏对自己的诗作也非常看重，虽然在1945年10月6日日记中曾说“生平文字尽可拉杂摧烧，不必留存自阅，亦实无可存者”，但时隔不久，又在天头眉批：“乙酉（1945）十一、二月手编《补书堂诗录》，略存平生身世，拟写数本，寄存图书馆。”瞿氏生前，也多次对自己的诗作进行删润编集，在1942—1945年，即于《中和》月刊连载《补书堂诗录》，共十七期，收诗止于1941年。1964年，在香港影印《补书堂诗录》誊清稿本六卷，收其六十以前所作。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尚藏有《补书堂诗录》誊清稿本二卷[28]，收诗止于1936年。近年拍卖市场也释出其早年编订的诗作稿本《袌璞斋诗稿》《双海棠阁诗钞》《过楹集》数种[29]，可见编次诗集是其一以贯之的工作。

吴宓曾言“近贤之诗至关重要”，称：“中国古贤及西洋作者之诗，版本既易寻获，注释又已详备。……惟独近今诗人之作，乃适反是”，加之“不加注释，不附事实传记”，使研究者“恒患不易得，得之更不易明”[30]。瞿宣颖诗作虽刊布于生前，但经其本人多次删削，已然十不存一。今存瞿氏日记保留有大量《补书堂诗录》未收诗作，除此之外，对研讨其诗学尚有如下三点价值，值得关注：

其一，日记展现了瞿宣颖早年学诗经过。瞿氏十七岁时，瞿鸿禨延曾国藩长孙曾广钧（觙庵）教其作诗，曾广钧有《环天室古近体诗类选》《环天室诗外集》等集传世，诗才绝伦，是晚清一大作手。瞿氏在《塾中记》文中曾回忆老师的教授方法：

（曾觙庵先生）主张往拟古入手，头一个题目便是拟谢康乐《述祖德诗》，同时教我作骈文，题目是拟鲍明远《河清颂》。……我作这种拟古工作，有大多年，于文章流别颇多悟解。[31]

瞿氏1964年重编《补书堂诗录》，将《拟谢康乐述祖德诗》列入首篇，其它拟作，则一概弃之未收。今由瞿氏日记可知，瞿氏学诗之际，勤于拟古，且范围极广，自汉晋隋唐下至近世名家之作，无论体裁，皆是其模拟的对象。现以所存1911年日记为例，按时间顺序举证：

灯下戏拟玉溪《无题》诗。（3月24日）

拟王湘绮《九夏词》作《消夏曲》。（4月30日）

拟湘绮赋，得《新昏听雨六韵》。（5月1日）

昨思沈休文有《六忆诗》，四首而轶二，忆壬父丈尝为拟补，见集中。清新婉丽，可称青出。余爱之不能释，辄复效颦。（5月3日）

赋《惊魂同夜鹊》《倦寝听晨鸡》二首。余欲效赵承佑演《昔昔盐》廿韵，各为五律一首。（5月4日）

拟杜《秦州杂诗》二首。（6月24日）

拟《春日上圣寿无疆词》一首。（6月27日）

夜作拟孟从事五律一首。（6月29日）

拟太白《古风》二首。（7月13日）

拟上官游韶诗一首、皮袭美一首。（7月14日）

拟张文昌《白头吟》、储光羲《田居诗》。（7月30日）

看《文选》诗，因拟《燕歌行》一首。（8月16日）

拟柳柳州、李君虞诗三首。（8月17日）

拟储光羲诗一首。（8月18日）

作《苦雨诗》一首效张载，拟庾《燕歌行》一首十二韵。（8月21日）

这些拟作有些也会被瞿氏抄录到日记之中。瞿氏晚年同周紫宜合撰《学诗浅说》，谈及写作方法时，亦云“为初学计，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还是拟古”[32]，可谓金针度人之言。

曾广钧教授瞿宣颖作诗，除了让其大量模拟前人作品之外，尤其注重长篇五律的训练。瞿氏1911年3月22日日记中记录曾广钧所出诗题：“得觙师书并朱宇田寿诗，此次题系《观洞庭盛涨》五言排律五十韵及词四阕，诗题殊不易着笔。”这种训练对对仗及声韵的要求很高，极见功力。瞿氏也逐渐善作此体，在1913年2月14日日记中，即录有赠友人张其锽的长篇五律《春日咏怀送子武亚兄之上海一百韵》。曾广钧1929年逝世后，瞿氏所作挽诗亦为四十韵的五言排律，吴宓评曰：“仿环天诗人之体，五言排律，今人为之者殊寡，以读书少而学不足也”[33]。可见当时之论。

其二，日记保存了瞿宣颖诗作的最初面貌。旧时文人晚年编定诗文集，有时会“悔其少作”，对自己早年创作进行改易[34]。瞿氏在1940年2月1日日记中写道：“圈改旧作诗，二十馀岁所作实不堪入目，然若尽易之，又非存真之义。”可见也有类似的习惯。举一例说明：瞿氏1911年2月7日拜访王闿运[35]，王赠七律一首。瞿氏时隔数日作诗奉答，在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日前王壬丈有赠余七律一首，因迭韵奉答，录如下”。题作《宣颖得见湘绮太年伯之明日，即承宠赐诗篇，勉其问学，辄述感荷之私，上诗一首》，诗云：

自惭世用乏经纶，来诗以“通经”、“济时”相勖。忽枉名章藻思新。得见蔡邕逢倒屣，丈奖余文甚至，许为作家，愧非仲宣，不足当盛誉耳。喜从虞愿拂床尘。尊前柏泛长年酒，户外梅迎彩胜人。高诲正宜吟讽数，敢忘努力负青春。来诗有“莫言一日能千里，解惜分阴最爱春”之句。

而在其1964年重编的《补书堂诗录》中，不但诗题改作《湘绮先生赐诗奉酬时新拜侍讲加衔之命》，内容也完全不同：

侧席耆儒贲凤纶，汉家制度颇从新。多年征聘光前史，弱岁文章宠后尘。不数顾阎开绝学，私于湜籍附传人。服膺谆诲兼严训，实恐蹉跎负好春。

案《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发表的《补书堂诗录》也收录此作，诗题作《湘绮先生赐诗奉酬一首》，词句与此略有不同[36]。可见此诗早经瞿氏改易，日记中保存了最初的创作面貌。

其三，日记记录了瞿宣颖诗作的创作本事。瞿氏一生历经数次易代变局，身世变迁，晚年编集，对早年的一些创作因种种情由，或弃置不录，或改换他题，加之诗作未经注释，有些会因不明本事难以钩沉。如《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发表的《补书堂诗录》有《癸丑正月读史》七律三首，瞿氏1964年重编《补书堂诗录》收后二首，题作《读史》。瞿氏1913年2月26日日记云：“闻隆裕皇太后升遐，拟作一诗，未成。”次日日记中抄录挽诗：

正月二十一日闻京报

武帐珠襦事已空，垂杨终古切悲风。不关破玺尊文母，岂意持缣出汉宫。玉树闻歌犹剩泪，黄花征谶竟难终。龙鸾一去苍梧道，地老天荒注翠穹。

此即《中和月刊》所载《读史》诗第二首，词句存小异。瞿氏在28日日记中又录一首，接续前题：

玉辇忘还竟未回，繐帐明月照泉台。鲋隅山曲追灵驭，龙喜池头问劫灰。身毒镜留花有泪，东平衣旧箧难开。杜鹃嗁血宫莺冷，并送三清凤吹哀。

此即《中和月刊》所载《读史》诗第一首，词句存小异。今由日记可知，此组诗是挽隆裕皇太后之作。再如《中和月刊》同期有《仙峦篇上湘绮先生》五古一首，瞿氏1964年重编《补书堂诗录》弃置未收。瞿氏1912年12月15日日记抄录此诗，题作《仙峦篇赠湘绮太年丈》，与《中和月刊》所载词句存小异。并云：

沪谕督余作寿王湘绮诗，竟日为之，不成。……闻湘绮被任为国史院长，直似新室之征龚生，比之康成、渊明，又不如矣。

此诗作于1912年岁末瞿氏还湘期间，诗中若“时危志始穷，身退道弥尊。外物徒龙蠖，因遇自屈申”，对王闿运极尽颂美之词。由日记可知，瞿氏是在其父敦促下写就此篇，心中对王闿运新任国史院长一事微有讽切。

瞿宣颖早年居湘读书，曾“受古文于葵园，受骈文于湘绮”[37]，文学观念也深深受到王闿运等湖湘文人崇尚“汉魏六朝”的影响。如其在《塾中记》一文回忆道：

看看各家的文章，只有汪容甫与王湘绮两家值得我崇拜。……尤其爱不忍释的是《湘绮楼集》，其中名篇几乎全能背诵。王氏的主张是不作唐以后人语，我也私自守了这个信条，宋以后的书渐渐不愿看了。[38]

这种观念后来逐渐推广到书法、绘画等领域，在书法上，继承包世臣、赵之谦等学习“北碑”，瞿氏1911年5月13日日记云：

临《刁惠公碑》三纸。余欲从三唐进求北朝笔法，庶乎操翰无时俗气。书不到汉魏六朝，终无古茂渊懿之味，世以奇险相诋，非也。

在绘画上，亦推重宋以前旧制，瞿氏1912年8月27日日记中录有与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一函，信中论及中西画学：

今日画学所以不能比迹欧美者，徒坐俗工不习古训，不覩古法，妄树流别，以草率为雄奇，以媕媚为妍秀，无神理之足言，无气韵之足察，病其不古，非古之过也。但观北宋以上之画，皆气超秀而温润，体雄伟而谨严，恰如汉晋六朝之文，与唐宋古文家不可同年而语，盖盛衰关乎世运，非偶然矣。

今存瞿氏日记有大量瞿氏阅读文学作品的评点，批评立场往往也受崇尚“汉魏六朝”的文学观念左右。如在1911年6月28日日记中评议杜甫五言古诗：

唐人五古无甚可观，唯张文献、李太白有刘公干之风，杜老号为“孰精《文选》”，而五古殊不入六朝之室，徒以粗犷开宋人之门，何也？然他体诗实有能融化《选》理神髓者。近人李君详著《杜诗证选》，仅于字句间求其证佐，恐未必然耳。

瞿宣颖学习古代诗文是以模拟的方法进入，这种训练，使其能更加清晰地体味文学作品本身的文辞脉络，同时对古今文章流别，也易有更为细腻地把握。瞿氏对文学作品的评点，也有很强烈的批评意识，并非泛泛而论。如在1911年6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读谢朓诗的体悟：

阅谢宣城五言。余于五言甚爱小谢，爱其才韵能变元嘉委弱之习也。句法颇开唐人蹊径，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乡树”、“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轻蒨大与晋宋不类，宜太白亟称之也。

瞿氏早年读书，对文学选本也十分看重，曾将王闿运所编《八代诗选》请老师曾广钧重加编选，“将其最上者钞出，以便讽诵”[39]。自己也曾编选唐诗：“余欲就王氏《唐诗选》重钞简编一册，要在三百首内外，以为朝夕讽诵之资。”[40]在日记中也有对一些文学选本的批评，如其1912年9月6日日记评刘海峰《历朝诗选》：

诵《历朝诗选》数叶，此选不惬意处甚多，因其每将不止一首之诗割裂吐弃，如《秦州杂诗》《武功县作》之类，无以见其精神脉络。又每一人往往将其作诗之前后颠倒，甚失知人论世之旨。至齐梁以后之新体诗，往往截为八句，置之五律，皆非选诗正轨，盖刘君亦本非行家耳。又有五言长韵截去其中十数句者，尤谬。

瞿宣颖在日记中的批评对象不止于古代，对近代时贤之作也时有评议。王闿运因忧清廷危殆，曾仿庾信《哀江南赋》并用其原韵重作，描写太平天国之乱，时人评价颇高，瞿氏对此有不同见解，在1911年8月2日日记评论云：

看《王湘绮文集》，吾最喜其《謿哈密瓜》《悼旧》《牵牛花》三赋，《哀江南赋》乃其少作，不足称洛阳纸贵之目，直虚得名耳。

樊增祥诗多达万首，瞿氏对此不以为然，在1916年7月28日日记中尝论其诗：

阅樊云门诗，览其诗多有不必作而屡作者，此亦文人一大病也。余尝谓古人著书患不传，自今以往，文明日进，人知好学，家重藏书，决无所谓不传之书，所争者在有人读与无人读。若云门之诗，其能望有人读乎？

老师曾广钧殁后，瞿氏重读其遗作，在日记中亦有评论：

钞环天室《纥干山歌》，嗜读之，故不觉欲多写数本也。环天晚年诗不甚经意，然格局已成，非人所能及。（1939年11月16日）

又读《环天室诗》，细味之，盖深得山谷笔意者也。其峻挺中含拙重，最不可及。（1939年12月22日）

瞿宣颖日记中还存有部分瞿氏自撰文稿、对联，可借之了解其创作背景。除此，瞿氏日记中记录的诸多文人轶事以及沦陷时期北平文人团体结社唱和等内容，皆蕴含丰富的文学研究素材，值得进一步挖掘。

四、馀论

瞿宣颖一生经历复杂，出入政学两界，往来京沪双城。学问渊博，新旧杂糅，工书画，擅诗文，尤精掌故、方志之学。交游广泛，在当时士林享有盛誉。与瞿氏同年的吴宓曾说：“兑之博学能文，著述宏富，又工书法，善画山水及梅花。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41]周劭则将其与义宁陈寅恪先生并举，称：“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梁新会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42]亦如田吉感慨的一样：“由于历史原因，瞿氏身后寂寥，几至'淹没无传’。其所受关注，与其在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中的活动及学术贡献并不相符。”[43]可喜的是，瞿氏的学术成就近年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如陈尚君先生曾撰长文，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对瞿氏晚年著作《刘禹锡集笺证》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做出客观评述[44]，称“瞿当年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似也难为后人超越”。侯磊也将瞿氏于报刊中发表的有关北京历史人文、风俗、掌故等文章汇辑成编，并撰文称瞿氏具有“存史之心”[45]。本人历经多年对瞿氏日记搜集、整理，在发见近代史料之馀，希望引发学人对其复杂人生经历的关注，未来亦能站在学术的立场，对其遗留下来的各类丰富著述予以挖掘和研究。

附记：2022年10月，蒙张伟先生告知上图藏未编目书瞿宣颖日记名称，本人循此线索，因梁颖先生之助，于2023年5月到上图访得。惜张伟先生已于2023年1月归道山，哲人其萎，谨志仁泽，藉表哀忱！本文初稿曾于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2023年举办“文献、视野与路径：开拓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八届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后蒙吴格先生指点，改正疏谬，专此致谢。

注释：

[1] 田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2] 田吉《瞿宣颖年谱》，第5页。

[3]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

[4] 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5] 张伟《心曲传真—中国近现代文人日记漫谈》，《近代日记书信丛考》，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6] 瞿宣颖撰、唐雪康整理《还湘日记》，《历史文献》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4-93页。

[7] 瞿宣颖、唐雪康整理《双海棠阁日记》（外二种），《历史文献》第二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71-219页。

[8] 中国嘉德2022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Lot1925号拍品。

[9] 瞿宣颖《长沙瞿氏家乘》，瞿宣颖辑《长沙瞿氏丛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10] 参考田吉《瞿宣颖年谱》，第40-42页。

[11]此册日记为西历纪日，西历下偶标示农历日期。

[12]上海博古斋2015年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Lot1382号拍品。

[13]此承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吴晓明先生提示线索，复旦大学图书馆眭骏先生慨允阅览，谨致谢忱。

[14]此承张伟先生提示线索并告知日记名称，上海图书馆梁颖先生帮助查询原书，谨致谢忱。

[15]此印应是瞿宣颖用印，“守尘阁”或其室名。案此印为乔大壮所治，乔氏与瞿氏是北京译学馆同学，订交甚早。见乔大壮《乔大壮印蜕》，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16]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7页。

[17]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收入樊树志主编《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322页。

[18]参考田吉《瞿宣颖年谱》，第45-59页。

[19]瞿宣颖1914年2月19日日记云：Keep them every day：Reader，Grammar，Parables of Jesus，Advice to women.

[20]瞿宣颖1914年8月16日日记云：“潞生为购英文《育儿问答》一书，余试译之。”

[21]瞿宣颖1914年3月8日日记对此曾有感慨：“余二十初度，少壮力学之年已骎骎过矣，后此人事相逼，而来性灵消减，正不知据案读书日能有几刻耳。奈何奈何！”

[22]参考田吉《瞿宣颖年谱》，第61-76页。

[23]如瞿宣颖1940年2月10日日记云：“谧斋社集，作采选之戏，用明百官铎，余得第一。又作诗谜之戏，得进十五元。”

[24]谢国桢《<一士类稿>序》，《瓜蒂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25]据瞿宣颖1940年2月21日日记。

[26]吴宓《霜崖诗录》，《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1页。

[27]曹聚仁《瞿兑之<补书堂诗录>》，《论杜诗及其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28]瞿宣颖《补书堂诗录》誊清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4015）。

[29]中国嘉德2022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Lot1922、Lot1923、Lot1924号拍品。

[30]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话》，第253-254页。

[31]瞿宣颖《塾中记》，《宇宙风》1935年第3期。

[32]瞿蜕园、周紫宜《学诗浅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33]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话》，第217页。

[34]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陈正宏关于袁枚晚年编集的讨论。陈正宏《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西书局，2014年，第85-106页。

[35]王闿运当日日记云：“瞿公子来见”。《王闿运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第2632页。

[36]“侧席耆儒”作“帝奖耆儒”，“弱岁文章”作“小辈文章”，“私于”作“私求”，“服膺谆诲”作“服膺高诲”。

[37]瞿宣颖1939年12月28日日记。

[38]瞿宣颖《塾中记》，《宇宙风》1935年第3期。

[39]瞿宣颖1911年3月22日日记。

[40]瞿宣颖1911年8月1日日记。

[41]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话》，第217页。

[42]周劭《瞿兑之与陈寅恪》，《一管集》，三晋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43]田吉《瞿宣颖年谱》，第1页。

[44]陈尚君《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评述》，《星垂平野阔》，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3-123页。

[45]侯磊《瞿宣颖与北京：一位民国'史官’的居京日常》，侯磊整理《北京味儿》，北京出版社，2022年，第305-325页。

【作者简介】

唐雪康，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学术兴趣为版本目录学、石刻文献、近现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