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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先秦两汉之时，陈留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生产的织锦最为精美。彼时中原气候温暖湿润，利于养蚕种桑，因此襄邑的纺织业十分发达。汉代朝廷在此设置服官，每岁进贡，用以制作皇帝与公卿百官的礼服，襄邑之地也因此有着“锦绣襄邑”的美称。自汉末魏晋以来，中国进入小冰期，天灾战乱的摧残导致生产生活的破坏与劳动力成本增长，加之蜀锦的强势崛起，使得襄邑锦从此式微，迅速地消失于历史长河中。而通过史料记录与出土织锦文物的对应，可以推测出襄邑锦的样貌，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这种先秦两汉的高级丝织物。 关键词：襄邑锦；汉锦；织锦；襄邑；纺织 中国古代素以丝绸织造技艺闻名，生产的丝绸织物品类繁多，价值也各有差别。而诸多织物中最为金贵的一类则当属锦。在史书记载中，历代均有以产锦闻名之地，至于今仍有四大名锦之说，而其中蜀锦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经锦时代而留存至今的种类。但是在先秦两汉时，蜀锦尚籍籍无名。彼时最受王公贵族欢迎的锦，则当推陈留襄邑所产。 锦 绣 一 襄邑之地 襄 邑 襄邑，即今河南睢县。春秋时属于宋，为殷商遗民微子启的封地，城址初在承匡。后宋襄公葬于附近，陵寝称襄陵。战国初，魏国扩张，占据襄陵之地。至秦灭六国，将其更名为襄邑。汉代则属兖州陈留郡管辖。关于襄邑之名由来，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引东汉议郎圈称之言，认为秦始皇因承匡地势低洼潮湿，而令城址迁至襄陵，遂置县，并以此为名。圈称为陈留郡人，著有《陈留耆旧传》与《陈留风俗传》二书，均已佚失，但《水经注》等书中尚收录有部分内容，因此其说较为可信。而南唐经学家徐锴则认为：“襄，杂色也。汉魏郡有县能织锦绮，因名襄邑也”，指出襄邑之名当得自其织锦工艺。1此说颇有附会之处，但足可说明襄邑之地在汉魏之时以织锦出名。西晋文学家左思《魏都赋》中罗列魏国特产，便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之说。 锦 绣 二 襄邑锦与襄邑服官 襄 邑 1.襄邑锦 襄邑一地在先秦之时产锦的直接记录仅见于宋《太平御览》中，其引用传为春秋辛文所撰《计然万物录》云：“锦，大丈（一作文）出于陈留。”2此书著述年代历来颇多争议，赵九洲据书中所述地名及商贾经济的内容推断其应撰著于两汉之际，因此无法说明先秦时襄邑产锦的情况。3但《汉书·地理志》陈留郡条下录县十七，其中襄邑县下有小字注称其“有服官”。《汉书》中明确提及服官者仅齐三服官与襄邑服官，而齐地素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4故而从西汉在襄邑设服官以供宫室之用这一制度看，先秦时此地的纺织业应与齐地一样有着较好的基础。案宋人在春秋战国时素以其“桑林”闻名，其纺织业发达自然在情理之中。《管子》载：“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今河南商丘北）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锺。”5所言三代事虽有夸大臆测之嫌，却也表明宋地在彼时纺织业应十分发达，方才会有此之说。 2.襄邑服官与齐三服官 汉代官营纺织主要包括宫中的蚕室、织室等机构与地方的服官，而地方服官中见于史料记载者又有齐三服官和襄邑服官。《汉书·元帝纪》中提及元帝“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6李斐注称“齐旧有三服之官”，胡公注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唐人颜师古则认为：“襄邑自出文绣，非三服也。”7这些注文表明齐地与襄邑均有服官，但细节则颇多龃龉。第一，襄邑服官是否归属三服官之列？李斐注文并无提及，胡公虽据《地理志》指出襄邑亦有服官，但也并未说明其与齐三服官之关系。颜师古则认为并非归属，此说甚核。齐地自春秋时便盛产纨素方孔縠等织物，至汉代仍闻名天下，但始终未有产锦的记载。《东观汉记》载：“建初二年，诏齐相其止勿复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也。”8东汉王充《论衡》亦有“齐郡世剌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之说，可见襄邑服官确为独立于齐三服官而存在。9第二，襄邑服官的职责为何？晋人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有“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10及“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11之说。可知东汉时襄邑服官负责进献大小公卿乘舆服饰以及虎贲武骑单衣的衣料。汉代“织成”一词较后世有别，近古的织成指依据服装形制而排布花纹进行织造的工艺，在汉代则指织造而成的花纹织物，锦显然也在此列。除供给公卿百官外，亦有说法称襄邑锦曾是帝王衮服的衣料。《南齐书·舆服志》言：“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与胡公注《汉书》之言相印证。12宋人吴仁杰撰《两汉勘误补遗》时则认为贡禹谏罢齐三服官，却不罢襄邑服官，大抵便是因为“所供龙衮之属，礼不可阙”。13但现今留存的两汉文献并未言明衮服为襄邑锦所制，因而襄邑服官负责进献衮服这类礼仪性服饰布料一说也仅是推测，只能期待未来有新的证据证明。 除襄邑服官外，汉代宫中亦有产锦，是由专营织造的御府、尚方、织室等机构制作。据《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纪》载：“元兴元年，......太后敕止......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皆绝不作。”14但是，宫中机构的产量想必是不会太高的。汉元帝时，贡禹谏言节俭行事，称“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又称“东西织室亦然”，则可知较大规模的服装用度大抵还是要依靠襄邑或郡国服官进献。15此外，汉王朝往往将织锦作为赠给匈奴的礼物，且匹数动辄以千、万记，这显然并非宫中机构所能担负，应当亦是由襄邑服官生产后再由少府征调。 锦 绣 三 襄邑锦与襄邑服官 襄 邑 襄邑锦在两汉煊赫一时，而在西晋以后的文献中便少有提及。这说明自汉末魏晋以来，襄邑锦的生产便呈现衰落的趋势。对于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这个有着悠久织锦历史的地方最终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技艺，过往的研究者大都推测与天灾战乱的影响和蜀锦的市场竞争有关，却鲜有详细论述。本文试就此二点进行讨论。 1.灾祸频仍 汉代时蜀锦与襄邑锦并称，而三国时襄邑锦已不敌蜀锦，可知襄邑锦的衰落大抵即始于汉末乱世。如此一来，原因不言而喻。从文献记载看，汉末乱世正是各类天灾频发之际，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气候进行归总研究时，提出“四暖四寒”之说。此后几十年间，学界对此颇多争议，但总体上仍肯定了竺说。据其研究，先秦西汉时期，中国气候较为温暖，中原一带气候与今日长江流域相似。良好的水热条件对桑、蚕的种植饲养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东汉之时，气温已有下降趋势，史书中的记录足以体现气候变化征兆。至东汉末年桓帝灵帝献帝在位时，更是有“阴阳易位，当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等极端天气记录。16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气侯更是迅速转冷。郑景云等在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温度的变化存在270s~350s、450s~530s两个冷谷时期，有着 “冷—暖—冷”的世纪波动。17而西晋至十六国前秦的这段时期，恰是第一个冷谷，寒冷气候带来的灾害也愈发频繁。研究表明，当早春日平均气温≥10~12℃时，桑树开始生长发育。18因此，魏晋小冰期时，襄邑地区的桑树发育时间必然较两汉时有较大推迟。而在春季桑树鹊口期时，一旦遭受霜冻袭击，桑树春叶就会严重减产，且质量也会下降，进而对蚕种养殖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春蚕与秋蚕在饲养期时遇到低温阴雨灾害时，蚕种便会出现生长缓慢、不吐丝结茧的现象，长时间低温更是会导致蚕种氨基酸中毒死亡。19而从《晋书》记载看，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各地频繁发生大范围的雨雹陨霜灾害，《宋书》载晋武帝咸宁五年六月“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丙辰又雨雹，损伤秋麦千三百余顷。”20同时，史书中亦有明确言及“河东陨霜害桑”的记录。21由此可知，彼时中原的气候不再像两汉时适宜桑树种植与桑蚕饲养。相较之下，成都位于四川盆地，气候终年湿润且受外界影响小，十分适合锦这种精细纺织物的织造。这也解释了为何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将蜀地豪强千户迁入河东一带，但此后千年间却始终未有山西产锦闻名的文献记录；而在南朝占据蜀地后，同样温暖湿润的江南一带却迅速发展出发达的织锦产业。 不过，气候的影响尚可通过人工调控，但汉末的天灾还与接连不断的战乱形成复合型的灾祸，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影响。襄邑地处中原，又靠近雒阳，正是汉末战乱最为频繁之地，其生产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襄邑人卫兹支持下于陈留起兵讨伐董卓，次年，关东州郡起兵响应，但勤王众相互猜忌，最终四散离去。此后数十年间，群雄争霸，战火四起，曹操《蒿里》诗所言情形即是此时写照。在此期间，董卓劫掠雒阳，又派遣部下李傕等人“出关东，所过掳掠，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22相较之下，蜀道艰险，交通不畅，而自西汉武都大地震后，汉水源头河道受阻而改道并入嘉陵江，同时陕西略阳一带的堰塞湖天地大泽崩决消失，汉水水位自此低落，难通舟船，而蜀地与关中的交流也愈发困难。但这一缺点反而使得其在乱世之中得以保全，加之秦时李冰修筑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是以虽在乱世，却有“民殷国富”之称。在此消彼长之下，蜀锦较襄邑锦的生产成本更低，自然能够迅速占据市场了。 2.蜀锦勃兴 襄邑锦在两汉繁盛一时，却在后世少有人知，民国朱启钤在其著作《丝绣笔记》中认为“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23朱书受时代影响，多有混淆史书之处。所言襄邑营织成事大抵是据上述《续汉书·舆服志》所载两条得出，但此二条所述年代系东汉之时，而非三国之事。况“织成”一词在汉时也与后世异义。晋人左思作《魏都赋》时依然有“锦绣襄邑”之说，可见襄邑在晋时尚以锦闻名。不过综观史料，襄邑锦的衰落与蜀锦倒也不无关联。 尽管《华阳国志》中称秦惠文王灭蜀时便已置锦官，但至少到西汉初年，蜀锦都尚不出名。《汉书》中记录朝廷设置的服官仅在齐郡与襄邑二地，而蜀郡所设为工官，主作漆器，亦有制作金银器一说，可知彼时蜀锦并不出名。张骞在给汉武帝的汇报中也仅称其所见为“蜀布”，而非“蜀锦”。自西汉后期开始，蜀地纺织业逐渐发展。蜀郡文人扬雄则在《蜀都赋》中称赞蜀锦为“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24而同时代的李熊则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25但是，在《后汉书》的记录中，正式的公卿礼服仍是使用中原襄邑锦制作。汉末三国之时，地方割据势力兴起，蜀锦与襄邑锦也随着蜀汉与曹魏的对抗而产生更为激烈的竞争。在此时，蜀锦在中原地区已颇为流行，确实可以说“几欲夺襄邑之席”。《后汉书·方术传》中记载左慈戏曹操事，曹操命左慈取蜀地生姜用以佐脍，左慈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来使者，增市二端’。”26后公元220年曹操初亡时“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27由此来看，曹操势力始终与蜀地之间保持织锦的贸易。案曹操起家于陈留，又与襄邑名士卫兹友好，襄邑锦当取用便捷；同时身边又有献帝，其宫室中的织室应亦有保留，则一般来说应不必再向蜀地购置织锦。除非此时的蜀锦在织造技艺上有较为独到之处，抑或甚至在质量上已超过襄邑锦。魏文帝曹丕有《与群臣论蜀锦书》传世，其言：“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28案曹丕于公元220年继任魏王，同年篡汉称帝，公元226年病逝。与群臣论蜀锦一事当发生在此间。刘备于公元221年发举国之兵伐吴，公元222年败于夷陵，兵士、物资损失殆尽。此后数年间，国内叛乱四起，诸葛亮殚精竭虑，费时五年左右方才平定乱局，并将国力恢复至足以对外用兵的程度。由此可知，曹丕篡汉后数年间，正值蜀汉伐吴新败，国力损失惨重之时。因此，曹丕所言“前后蜀锦质量不同，颇为奇怪”便可解释。只是后一句说蜀锦在洛阳被视为下物，则难免有鄙弃他国之物而吹捧本国产品之嫌。而从实际情况看，三国时居主流的锦仍非蜀锦莫属。毕竟此后东吴常遣使向蜀汉求锦，与魏交易时却只索要战马。若蜀锦当真不如魏地的锦，那孙权又为何仅仅向蜀求取呢？不过，曹丕诏书所言“如意虎头连璧锦”为其自织，则可知洛阳的魏国宫中亦有产锦，应是继承自汉代宫室机构的织室，而织锦工匠可能便来自靠近洛阳的襄邑。29《三国志·魏书》中称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时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使进贡，魏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30魏明帝曹叡颇好服玩，但事涉外交，自然不会以敌国之锦赐予藩国，因而“绛地交龙锦”与“绀地句文锦”应是魏国宫中所产锦，或即襄邑之锦。 尽管左思在《魏都赋》中依然将襄邑锦列为特产，但魏国显然对其生产不大重视，乃至魏国史料虽多，却少有言及襄邑锦者。这或许是因为魏国立足于天灾战乱频仍的中原，其经济重心在于以屯田方式恢复粮食与一般布帛的生产。与魏国不同的是，诸葛亮在治蜀之初便认识到蜀锦的巨大战略潜力。宋《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31而撰于日本淳和天皇天长八年（公元831年）的汉文类书《秘府略》中则保存有此条佚文“若南方大种夷侯来诣阙，及吴王求锦者，乃承诏出之。其小种夷及市买，一切不宜用锦。”32刘运杰在其论文中综合各家见解，确定《秘府略》与《太平御览》的史源皆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官修类书，且《秘府略》撰著早于《太平御览》，所采史料应更为详尽，则可知《秘府略》所引《诸葛亮集》文字足以徵信。33刘运杰又据此段文字推知此段佚文应是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秋至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四月之间创作。此段文字无疑表明了诸葛亮之于蜀锦的态度及相应政策。据此，刘运杰认为锦帛作为货币的补充时常在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之用，而夷陵之战后蜀汉国力衰颓，诸葛亮禁止市买用锦的目的当是为了避免交易中的损耗，从而利用锦在外贸上获取更高的利益，为蜀汉北伐积累国力。显然这一政策收效甚佳，诸葛亮于公元228年开始第一次北伐，此后更是征伐不断，但蜀汉国力始终得以保持而未衰败，至亡国时犹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4左思作《蜀都赋》时更是称成都之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35可谓极尽溢美之词。而至刘宋时，山谦之所撰《丹阳记》则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36大抵此时襄邑锦已然消亡，故而山谦之也仅能听闻蜀锦之名了。 锦 绣 四 襄邑锦实物蠹测 襄 邑 目前出土先秦两汉时期的锦多无产地的文字记录，但综合前文对襄邑锦史料的考据，仍可根据一些线索推测哪些出土文物或与襄邑有关。前文已述，先秦文献中有记录的产锦之地仅襄邑一处，而江西靖安东周大墓中出土了三件两色经锦，为朱砂染线织成（图1）。37发掘简报将该墓出土的纺织物推定为当地织造，可见除襄邑之外应当亦有产锦之处。鉴于江西一地并无织锦的传统，也有可能是被分封到此的贵族将中原织工带至封地，故而生产的织锦仅供小范围使用，未像襄邑锦一样作为商品流通。  图1：靖安东周大墓出土的狩猎纹织锦 此外，楚地亦大量使用锦制作服饰。1957年湖南长沙左家塘44号战国楚墓中出土有六种不同纹饰的织锦残片，江陵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有舞人动物纹锦、凤鸟凫几何纹锦、小菱形纹锦、E型大菱形纹锦等多种织锦。如据文献看，楚与宋魏均接壤，便于贸易获取，这些锦或是襄邑所产。案楚地丝织业亦十分发达，楚简中每见“䋮”字，即指锦。是以虽不见于文献，但楚地是否产锦犹未可知。不过，若是楚地当真产锦，则带有浓郁楚风的汉王朝为何不在楚地设置服官，而要以中原襄邑之锦为礼服？由此看来，先秦时楚地织锦若非是与襄邑贸易而得，便应仅是宫中织造以供贵族使用，故而随着楚王室的灭亡而消失，未能成为一地之特产了。 除楚地外，在今日新疆一带也出土有大量两汉时期丝绸文物出土，有学者将罗布淖尔出土的登高明望四海锦、民丰出土的延年益寿宜子孙锦与尼雅出土的万世如意锦推断为襄邑所产，经关市贸易舶来此地，但并未给出证明。由于先秦两汉时期出土织锦文物多未标明产地，且史书记录中也并未详言细节，因此很难断定襄邑锦与蜀锦间的区别。不过前文已述，襄邑之地专门生产制作武官服饰的虎纹锦，而曹魏时期的“如意虎头连璧锦”“绛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也均非蜀锦，极有可能是中原襄邑生产。据此，或可对襄邑锦的样貌进行一些推测。汉代武官使用的虎纹锦并无详细文献描述可循，但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墓出土有西汉文景时期的虎纹锦残片（图2）38，其整体图案构成为菱形骨架中添加红色变形虎纹，或可作为参考。  图2：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西汉虎纹锦 而曹丕诏书所言“如意虎头连璧锦”，从名称可知纹样要素有三：如意、虎头、连璧。如意或指其上织有相应文字，如新疆民丰出土的万世如意锦（图3）39与尼雅出土的安乐如意锦。而虎头纹样则应当属于兽面纹的一种，连璧纹亦是汉锦中十分常见的题材。由于缺少句读，尚无法确定此三种元素为同时使用还是分别使用，但兽面与连璧的共用确有实物证明，如新疆博物馆藏山普拉汉墓出土兽面连璧锦（图4）40，及私人收藏的一件汉晋时期虎头连璧锦（图5）41，其间增加吉语文字应当并非难事。  图3：新疆民丰出土万世如意锦  图4：新疆山普拉出土汉兽面连璧锦  图5：私人收藏虎头连璧锦 至于赠予倭女王的“绛地交龙锦”与“绀地句文锦”，其纹样要素则是“交龙”与“句文”。汉锦中龙纹通常与其他神兽一同搭配云气纹骨架出现，但既然称“交龙”锦，龙纹应当是作为纹样主体，相交的龙纹或可参照香港私人收藏的一件交龙风纹锦（图6）42，其龙纹两两交缠呈近似菱形的骨架，中间则填有装饰图案。而“句文”则颇为费解，按古人书写习惯，句与勾通。所以应是“勾纹”。汉人腰带多使用带钩固定，相关纹样在锦上也有所体现，在内蒙古诺音乌拉与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汉晋文物中有一类锦上织有带钩纹样，推测应是“勾纹”（图7）43。  图6：香港私人收藏交龙风纹锦中的龙纹  图7：诺音乌拉出土汉带钩锦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知晓史书记载中非蜀地生产的锦大体是何样貌，如史书所言属实，则这些锦便极有可能与彼时赫赫有名的襄邑锦有所关联。不过这并不代表蜀锦中便没有此种纹样，同时，尽管并无史料记录，但襄邑锦中也很可能会使用汉锦中常见的云气纹、茱萸纹等纹样。综合史书记载看，蜀锦较之襄邑锦，最大的特色可能是其颜色要更为丰富鲜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的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44，左思《蜀都赋》言蜀锦织造“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若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西汉时期的锦多是二色锦与三色锦，而东汉至魏晋时的文物则多为五色锦，正与襄邑锦和蜀锦的流行时间对应。当然这也仅是一种猜测，襄邑锦的织造技术想来不见得在汉朝数百年间便无一点发展，因此襄邑锦与蜀锦的具体差异，仍有待更为确切的证据证明。 锦 绣 余论 襄 邑 襄邑锦在中国历代的织锦中成名最早，甚至可能随着秦朝徙中原之民入蜀的政策而影响对蜀锦产生过影响，但其发展史终究只如昙花一现。千年以后，蜀锦之名早已家喻户晓，随着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发掘，其织造技艺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而当初煊赫一时的襄邑锦则被埋没于典籍中，等待着稽古之人将其钩沉出来。从史料之中虽可以推测出襄邑锦的部分信息及其衰落原因，但当前出土的秦汉织锦文物均无产地记录，过去的研究者也大多只能是依据年代、风格等特征进行判断。不过，若非“辨章学术”，何谈“考镜源流”？相信对史料的考据研究也能为考古发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从而在大量出土文物中甄别出襄邑锦的真身。 注释： 1 [五代]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卷十四，四部丛刊景述古堂景宋抄本，第202页。 2 [宋]李昉撰：《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二，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816页。 3 赵九洲,宋倩：《<范子计然>的性质与作者初探》[J]，《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第277页。 4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227页。 5 [春秋]管仲撰：《管子》，卷第二十三，四部丛刊景宋本，第239页。 6 [汉]班固撰：《汉书》，卷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27页。 7 [汉]班固撰：《汉书》，卷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28页。 8 [汉]刘珍撰：《东观汉记》，卷二帝纪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4页。 9 [汉]王充撰：《论衡》，卷第十二，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第118页。 10 [南朝]范晔、（晋）司马彪撰，（梁）刘昭、（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一百二十舆服志第三十，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479页。 11 [南朝]范晔、[晋]司马彪撰，[梁]刘昭、[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一百二十舆服志第三十，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482页。 12 [南朝]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七志第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42页。 13 [宋]吴仁杰撰：《两汉勘误补遗》，卷第二，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1页。 14 [南朝]范晔撰：《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48页。 15 [汉]班固撰：《汉书》，卷七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94页。 16 [南朝]范晔撰：《后汉书》，卷一百五五行志第十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361页。 17 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葛全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J]，《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8页。 18 刘学军,陈虎胜：《阳城县近60年晚霜冻发生情况及其对桑树的冻害分析》[J]，《中国蚕业》，2020年第41卷第3期，第1页。 19 陈爱玉,陈铁,曹璐,徐云,彭小燕,林应：《气候变化对南通蚕桑生产的影响研究》[C].《第28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S11气象与现代农业》，2011年，第1页。 20 [南朝]沈约撰：《宋书》，卷三十三志第二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456页。 21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二十九志第十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394页。 22 [三国]陈寿撰：《三国志》，卷十魏书十，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200页。 23 [民国]朱启钤撰：《丝绣笔记》，卷上，民国美术丛书本，第1页。 24 [汉]扬雄撰：《扬子云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6页。 25 [南朝]范晔撰：《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93页。 26 [南朝]范晔、[晋]司马彪撰，[梁]刘昭、[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二方术传，清乾隆四年刻本，第1122页。 27 [三国]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565页。 28 [明]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二十四魏文帝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2页。 29 另一版本为“吴所织”，似吴地亦有织锦。又东晋《拾遗记》记载吴主赵夫人能织锦事。但《拾遗记》所述三国事大都为道听途说，江东在刘宋前亦无织锦的确凿记录，故而可知曹丕诏书应是“自吾所织”。 30 [三国]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545页。 31 [宋]李昉撰：《太平御览》，第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二，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818页。 32 （日）滋野贞主：《秘府略·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第13册》[M]，尊经阁文库藏古写本,东京:八木书店,1997年。 33 刘运杰：《决敌之资：蜀汉的蜀锦政策再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42卷第10期，第6页。 34 [三国]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572页。 35 [南朝]萧统编：《文选》，卷四，胡刻本，第102页。 36 [宋]李昉撰：《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二，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818页。 37 徐长青,余江安,杨庆松,胡胜,饶华松,刘征宇,刘新宇,李万宏,舒信嘉,黄建文,何江,余志忠,王海兵,傅雪如,赵钢：《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第8页。 38 金维诺、赵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纺织品》，[M]，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35页。 3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J]，《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156页。 40 金维诺、赵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纺织品》，[M]，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47页。 41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42 Chris Hall，Power Dressing：Textiles for Rulers and Priests from the Chris Hall Collection，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Singapore，2006，p.97. 43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第137页。 44 [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第三，四部丛刊景明抄本，第20页。 原文作者信息： 张沐旸 北京服装学院 硕士研究生 高丹丹（通讯） 北京服装学院 副研究员 贺 阳 北京服装学院 教授 项目支持：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项目（120205000502） 北京服装学院研究生一般教学改革项目（NHFZ20230175） 审核 | 田 辉 袁宗刚  走进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1988年开始筹办，2000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正式成立的，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是集收藏、展示、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文化研究机构。旨在服务社会，为教学、科研提供专业化资源，成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厚重，成为中国服饰文化交流、研究的良好平台。 民族服饰博物馆现有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汉族服饰厅、苗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奥运服饰厅、图片厅等七个展厅，还有供教学及学术交流活动使用的多功能厅以及可以与观众实现互动的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工艺传习馆。 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一万余件。还收藏有近千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服饰的图片。 博物馆积极开展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教学和科研等活动。从服饰文化研究，服饰设计研究，服饰技艺传习等方面，探索博物馆研究与教学实践、设计实践相结合的新思路、新途径。博物馆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和“博物馆”两个硕士点，也是学院博士项目的科研、实践基地。 民族服饰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已被正式授予“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青少年外事交流基地”的称号。为传承、创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民族服饰素材库网址： http://www./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路甲2号北京服装学院综合楼A座3层 电 话：010-64288067/010-64288216 邮 件：bwg@bift.edu.cn 邮 编：100029 微信号：biftbwg 校内开放时间： 每周二 上午 : 08:30-11:30 下午 : 13:30-16:30 每周四 上午 : 08:30-11:30 下午 : 13:30-16:30 每周六 下午 : 13:30-1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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