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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刘永科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75周岁了，记忆力塌方，提笔忘字，眼力也越发不济。我在手机上写字习惯用搜狗输入法，可现在手不从心，在手机上想写“善”字，打出来汉语拼音“shan”，屏幕上就跳出“山”“善”“删”等一排待选的字。手指朝着“善”字点下去，跳进文稿里的却偏偏不是“善”，而是“山”或者“删”。改用全屏书写法，还是事与愿违，力不从心。手指头太慢，想写个“好”字，跳到文稿上的偏偏是“女”“子”。码不了一千字，眼就花了，头也晕了，手指头还不时地背筋，不能再写了。 刚刚下了封笔的决心，还不到三天，今天早上睡不着，就又想起一个未了的心愿，2019年3月25日到现在，总是想写一篇怀念武姐的文章，可一直不知道如何下笔。不是我心里没话说，而是要说的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才能让在那一间四年多了的武姐听了不厌烦。因为我想说的全是对她的感恩和亏欠，而她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些。去年冬天，我妹妹就和我商量，今年3月25日是武姐的五周年忌辰，我们俩准备一起去南阳龙凤园公墓祭奠武姐——这已经迟了五个年头，不愿意再往后拖了。今天是3月19日，离3月25日不到一周了。可偏偏这几天腿疼病又犯了，恐怕到时候又难以如愿了。先写点东西，给武姐说说心里话吧。姐，你耐下性子，别生气，不管是不是你喜欢听的，总得让我说出来，让我心里好受些。武姐叫武海芳，是我二姑家表姐。二姑走得太早，武姐那时还很小，姑父一个大男人，不会伺候小孩，就让我妈和我大姑轮流照料武姐。武姐1934年生，比我大姐大几个月，比我二姐大三岁。我妈和大姑都把武姐当亲闺女带着，可武姐更喜欢住在我妈这里，因为有我大姐和二姐跟她作伴。我出生的时候，武姐14岁，已经不在我家住了。我也没有感觉到她对我特别的亲。只知道武姐和我大姐一样仅上过小学。大姐1955年就出闺了。武姐啥时候出闺，我不清楚。只记得1958年武姐生了第一个孩子，我妈和我赵姐（我大姑的女儿，比我大姐和武姐还大得多）坐着牛拉的铁轮车去七十多里外的南阳城里给刚生下孩子的武姐“送米面”。那时武姐在南阳专区医院当护士，表姐夫姓景，我叫他景哥，在南阳地委工作。他们工作忙，回乡一次不容易，偶尔来一次，总会给我妈带来葡萄糖之类的营养品，给我和妹妹带些糖块。我们都喜欢吃却又舍不得吃，比着看谁存放的时间长。在那时的我看来，这武姐是最亲我的人，可她来我家的时间太少了，顶多也就是一年三节才能见到她。能不断见到武姐的时间来了，1965年秋期，我升入南阳地区第三高中学习，学校离景哥的单位——地区煤建公司不足二里地，武姐一家就在煤建公司院内住。那时的周日不会上课，我差不多隔一个星期就会在周日中午去她家吃顿饭，武姐总是做点好吃的给我解解馋。1965年11月的一个周日中午我又去了她家，恰好我姑父也从青台老家走闺女家来了。姑父给我说，以后每个星期的周六晚上和周日一天我都必须在武姐家吃饭，以便节约一点在学校的伙食费。原来我哥哥要结婚了，媒人就是我姑父的近门弟弟。嫂子娘家要修房子，需要我家给点钱。那时我家说得上家徒四壁，哪有什么钱？我姑父、我大舅、还有大舅的姑家表弟——我的表舅一起兑了一点钱，还不够。我姑父又向别人借了些钱，需一年内还清。我上高中时吃饭问题本来是这样解决的：我哥每隔一段时间背一些粮食到公社粮所卖掉，粮所给我开个转粮收据。我把这收据交到学校大伙上，再加上国家每个月补贴给的粮食指标，每斤给学校大伙交两毛钱，换成主食饭票，再加上买菜的菜票，每个月需九元钱。买笔水、作业本等还需一元零花钱，这十元钱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每月工资仅27元的二姐准时寄给我的。现在家里欠了账，我妈、我姑父、我大舅商量的办法是我二姐每月寄给我的钱减到六元，其余四元攒下来还账。让我每周六晚上和周日一天都到武姐家吃饭。姑父这次来南阳武姐家，就是安排这事的。姑父回老家以后，武姐唯恐我不愿到他家吃饭，交待了又交待。我虽然嫌来回跑路麻烦，也只好如此了。不久武姐被派到新野县歪子公社医院去支援地方医疗工作，临走一再嘱咐景哥不要忘记管我吃饭。有一个周日，我吃过早饭，看到景哥的自行车在屋里闲着没用，就想推出去学骑车。那时南阳体育场内有教人学自行车的，每教会一个人要收五毛钱。我没钱，又馋着学骑车，就鼓起勇气向景哥张了口。景哥说他有事，不得闲教我。我说我自己学，景哥怕我摔坏了，说危险，等哪个周日他有时间了再说。我觉得丢了面子，吃了中午饭，就借口有事，回学校了。晚饭也不在他家吃了，下一个星期日也只中午去他家吃了午饭，又找借口回学校了。景哥可能觉察到我生气了，停了两周，武姐从新野回来探家，周六晚上跑到学校把我叫到她家，一再解释没有大人扶着学车确实不安全。我一再否认生气的事，但不习惯说谎的我，脸上又热又红。武姐也不再提这事了。告诫我学校有事的话可以给老师说说，吃饭还得到她家里吃。其实，我的吃饭问题没有家里老人和武姐担心的那样严重。班主任张老师因我每周六晚上和周日一天都不在学校吃饭，担心我出了什么问题，就直接询问原因，我说了缘由。张老师就向学校申请了每月两元的临时特别助学金（不占班级指标）。我哥哥1965年秋在青台公社粮库当了几个月季节工，除去给生产队上交的钱外，也攒下了一点钱，我家的欠债半年多就还清了。1966年春天开学的时候，我二姐又按月给我寄10元伙食费了。可武姐习惯了，总还是不断叫我去她家吃饭，我就不时的到她家吃一顿，一则解解馋，二则让武姐心里高兴些。1966年夏天快来了，武姐见我穿的土布布衫太厚，怕我热，五一节我回老家前，就嘱咐我回家拿来几尺布票，（我家的布票一向不会用，我们穿自己织的棉布。她们家的布票不够用。）我很听话，从家里拿来了。武姐从商店给我买来了两件背心，我穿着觉得格外凉快，还帅气。这是我第一次穿买来的洋布衣服，回到村里，也让同龄人羡慕得不得了。1966年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忙着走南闯北的“大串联”，也顾不上常到武姐家里去了。武姐仍不时到学校把我叫到她家吃饭。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派别间的武斗现象，武姐对我也没有什么担心。1967年上半年，文革烈焰从学校延烧到整个社会，派别之间武斗开始出现，并逐渐升级，由拳脚相加发展到抢劫解放军军火库，枪炮都用上了。虽然当时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属于拥军派，一向不参与武斗，但是，武姐对我的安全还越来越担心。“7.28”事件以后，整个南阳武斗升级，作为“红卫兵”的一员，不管你本人是否愿意参加武斗，随时随地都有安全风险。武姐对我下了死命令，让我离开离开南阳市，带着她的九岁的大儿子回社旗老家去，没特殊情况不准回南阳城。可我还是回了一次南阳城，并且真的挨了一次结结实实的棍棒。1967年国庆节前，远在遂平县的二姐怕我有时需要回学校，担心我没钱买饭吃，给我往学校寄了十元钱。我怕这汇单长时间不取出来会出问题。11月17日我就带上武姐的大儿子坐车回到南阳，先到武姐家里。那时大规模的枪炮交加的“战斗”已经渐次降温，街上还有稀疏的冷枪声，各个派别间的武斗仍然很激烈，拳脚相加还是家常便饭。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在学校是少数派，学校被反对派占领着，我去学校仍然有危险。武姐不大同意我回学校冒险，但也怕那十元钱汇单出问题。犹豫再三，才在晚饭后放我回到学校。到学校后没找到管收存汇单的老师，看到的是不少头戴柳条帽手拿“文斗棍”的“卫士”。我心里很害怕，急忙往学校后门外走。刚走到后门口就被十几个“卫士”拦住了，他们都不是三高中的同学，至少没有我认识的，看样子像是初中学生。他们硬说我是某某组织派来的奸细，不由分说就棍棒相加，我一边辩白，一边接受棍棒教育，一边往校门外跑，幸好挨揍时间不长，一位占领学校的我们班的同学闻讯赶来，把我解救出来。回到武姐家，武姐急忙给我热敷棒伤，第二天就让我火速回到社旗。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一起凭着“最高指示”进驻学校，领导各个派别的“大联合”，武斗结束，学校“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再往后响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到社旗老家。从此就很少进南阳城，和武姐家的联系又恢复到上高中以前的书信方式了。大概是1970年春吧，我妈开始肩膀疼，在家乡求遍医生都不见效。武姐听说后，让我把我妈送到南阳，她带我妈找医生诊断后用醋酸强的松龙针向肩胛骨缝隙处注射，每周一次，每瓶药4元7角，那时武姐的月工资大概30元多一点。三周后病情明显见轻。我妈急着要回老家，武姐只好又买了三瓶药，让我去南阳把我妈接回来，并交代回去以后一定要找注射技术过关的人打针。我妈回去后打完了武姐买的药，肩膀痛基本上好了。又买了两针打完就痊愈了。我妈逢人就说：“还是武妞好，既孝顺，又中用。”1974至1984年我在遂平县嵖岈山工作，每次回社旗老家都要途径南阳，在武姐家住下，第二天再回社旗。一来那时没有从遂平到社旗的直通车，一天到不了家。二来武姐不允许我住旅社浪费钱，我自己也想顺便看看武姐，拉拉家常。1984年冬我和妻子儿女搬回社旗老家，1985年重返讲台，到青台高中代课。1986至1987年，四次到南阳市参加大专学历自学考试，每次都住在武姐家。武姐每次都及时做饭唯恐耽误我考试，还严格要求孩子们在家保持绝对安静，不得弄出一点声响，怕影响我备考和休息，直到我考试结束才允许开电视。1988年南阳地区教委发了一个文件，普查并统计民办教师中已经拿到大专毕业证的人数及每个人的基本情况，据说是要给这批人转正。县教委人事科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好心的提醒我，因我未曾参加1982年全省民办教师统一整顿考试，虽然县里恢复了我原先的民办教师资格、这次普查统计也把我报给地区教委了，但我的民师资格尚未得到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确认，怕我可能失去这个机会，想让我自己到地区教委申明情况，以免被排出在外。我听说后很着急，到南阳给武姐和景哥说了这事，从来不因个人利益求人的武姐和景哥破天荒地去地区教委人事科求了一位科长（曾在景哥的单位做过领导）。那位领导也答应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后来地区教委又收回了这一计划，那一批次所有人转正的事全都泡了汤。1993年河南省放宽了民办教师招教考试的资格限制，不再要求必须通过1982年整顿。我有了参加招教考试的资格，到南阳参加了地区统一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考了全地区第一名。武姐非常高兴，说她妗子让儿子吃上“皇粮”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后又到南阳参加了一次复试，这次因为和青台高中的同事一起去一起住宿的，没有住在武姐家，而是先到武姐家看看，就去了旅社。非常不巧的是那天正赶上武姐正在吵孩子们。她误以为是她的吵嚷让我不在她家住了。我考完后给她报告试题全是原来考试的原题我考得非常顺利。武姐高兴之余还自责说因为她在家发脾气导致我不在她家住了。这也难怪，我在南阳考试从来都是吃住在她家的。我1994年调到社旗一高、2003年在社旗一高学校教师集资建房时选了六层楼的第五层，她问我为什么要选那么高，我说可以少掏七千块钱，武姐还自责的说怨她没能帮我的忙。姐呀，我都多大了呀？当上正式高中老师了，工资也不比你少了，我还能再拖累你吗？可她总认为受过我妈的恩，她活一天，就要尽力帮助她妗子的孩子们……2010年，我患了恶疾，需到南阳化疗。武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一手全包了住院、选医生的事情，还不时给我送好吃的饭菜，像亲闺女一样照顾我。因为武姐这时已经患焦虑症很久了，外甥女没告诉她我在她们医院化疗的事。化疗期间我也就没去过武姐家里，只是全部化疗顺利结束后才到她那里告诉了她。谁知道早就不时糊涂的她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在那个医院里化疗的事。因为那里比中心医院住院条件更好，并且她闺女在那里，她放心才没去医院看我。其实那时她早就走不动路了，但我深信要不是有她闺女在那里照顾我，她坐三轮车也要去关照我的。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卧床不起。每次打电话，都是同样的要求我不要去看她。我也只好顺从她的意思。大概是2015年吧，我退休后在永兴学校发挥余热，到南阳参加中招考试研讨会，忍不住要看望武姐的愿望，不经她同意，直接去了她家里。景哥早几年就走了，孩子们还都在上班，给她请了保姆，她已经完全躺在床上起不来好久了。因为听信一些医生的话，长期吃素，连大葱、韭菜也不沾，食盐也很少吃，身体非常瘦弱，说话也没了气力。还强撑着和我说，她床边不干净，不让我久坐，让我早点回社旗。以后也不让我再来看她……据说她这一段时间已经经常糊涂到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了，可她还是那样处处为我考虑，永远记住我是她妗子的儿子……2019年4月上旬的一天，还在永兴学校上班的我接到武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的电话，得知武姐已经于3月25日西去了，孩子们没有及时告诉我，不想让我往南阳跑。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也许是武姐的遗愿吧，不想让她妗子的儿子受一丁点儿麻烦。但我还是心里不舒服，告诉外甥女她妈”五七”时候我一定要去南阳龙凤园去祭奠一次。外甥女答应了我的要求，说时间定在“五一”前一天。可天不随人愿，4月29日就开始下大雨，第二天更是大雨如注。外甥女一再求我不要冒雨前去了，怕我受风寒。不去就不去吧，武姐泉下有灵，也不会让我去的。看来今年去看武姐的愿望又要落空了，仅以这笨拙的文字遥祭远在那边的武姐的英灵吧。呜呼！灵其不昧，知我此心，受我此奠。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乡土中原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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