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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4年夏天告别胡风，离开了重庆，到1949年夏天在北平与他重逢：这五年间我和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1947年夏天以前，或者他在重庆，我在岳池，或者他到了上海，我又回到重庆，我们的通信除了偶尔涉及一点排印事务外，大都是关于我的写作的。所谓排印事务，就是当时由于上海的排工比重庆贵，胡风曾经委托方然和我在重庆帮助排印路翎的长篇原稿《财主底儿女们》。 经过1944年的那段风波，我丧失了复旦大学的学籍，心情十分颓丧，在给胡风的一些书信中，曾经流露过一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胡风在几次回信中表示，他“不理解”我有时候的“伤感”；他认为，“人，总是一面失去一面汲收的。重要的是能做点什么，付出点什么。”他还说：“在工作底痛苦与欢乐中间来报答生活(证实自己)，这是我们惟一的路。”在写作方面，我当时脱去了《童话》时期的天真和明朗，一度热衷于一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胡风也是几次来信，叮嘱我注意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不要把它揉了又揉，揉到扭曲的程度，同时叫我警惕追求所谓“绮语”的倾向。但是，他从没有具体地教过我怎样写一首诗。我体会到，他始终在希望我、督促我、激励我经过自己的探索和发现把诗写出来。正是这样，我陆续写出了一些仿佛从心里流出来的政治抒情诗，大都由他编在《希望》上发表了。我没有赶上《七月》，却赶上了《希望》，高兴得像胡风在“编后记”里说到过的一只翻过巍峨的土丘仰望蓝天的小蚂蚁。 胡风给我写的这一部分书信，在1947年春天遭国民党重庆大逮捕期间，由于我四处躲藏，无法保存而被销毁。至少对于我个人，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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