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刻书概述

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刻书及中国古籍版本等书史专著甚多，但其中很少有论及湖南者。究其原因，一则湖南古代刻书确实不如江、浙诸省，二则很少有人进行湖南刻书研究，很多湖南刻书史料不为人知，因而导致湖南刻书亦不为人所重。

1、宋元二代湖南刻书概述

中国古代雕板印刷起源于唐，成型、发展于宋。北宋时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称“天下印本以杭州为上”，其中提及杭州、四川、福建、汴京四处刻书及各自优劣。南宋时，汴京刻书衰落，但杭州、四川、福建终宋一代，皆为当时刻书中心。现存中国宋元刻本千余部，其中大部分为苏、浙、闽、川、赣所刻。

张秀民所撰《中国印刷史》是至今论述中国古代刻书较详尽且较权威的专著，其中提及宋代湖南刻书仅15种。今根据现存实物或诸家书目、文献记载较为准确者，统计宋代湖南刻书(不计活字、方志、族谱、递修补版及外省所刻)尚有57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官府刻书，且大部分又在南宋期间。数量较张著有了明显的增加，虽仍不如以上诸省，但较广东等偏远地区却多。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著录浙江宋元间刻本竟多达600种以上。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宋代刻书138种。王河《宋代江西刻书地考略》著录宋代江西刻书也在110种以上。宋元二代，福建书坊甚为发达，宋代仅建安余氏万卷堂刻书今尚可知见者即多达10余种，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刻书今尚可知见者亦多达26种，则宋元福建刻书之多可想见之。黄慈博《广东宋元明经籍椠本纪略》(民国铅印)著录广东宋刻本17种，元刻本2种，明刻本92种，数量不及湖南。

宋代湖南刻书虽不丰富，但其中二事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影响甚巨。一是宋绍熙四年庐陵周必大于潭州泥活字印所撰《玉堂杂记》一卷，虽实物不存，却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泥活字印书。二是长沙刘氏书坊自编自镌《百家词》，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词集丛书，此后明清各重要词集的收录范围及作者排序，皆大致依刘氏为准。

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迷期。元代湖南刻书人数及刻书数量都不及江浙闽赣诸省，甚至不及宋代湖南刻书。如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元代刻书有63种。而湖南元代刻书今据实物或见诸文献者，仅私人5家18种，其中茶陵又居其三，尤以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所刻最多最著，共11种，今尚有存书者《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尹文子》二十卷、《说苑》二十卷、《叶石林诗话》三卷、《文选补遗》四十卷共6种。所刻《梦溪笔谈》至今为国家图书馆镇库宝之一。以仁子一人之力，刻书之多、质量之高，在当时全国都属翘楚。宋元二代茶陵成为湖南刻书中心之一，这也与该地人文较盛、且毗邻刻书较兴旺的江西有一定关系。元代湖南进士143人，其中茶陵最多，计20人，其次攸县14人，浏阳13人，兴宁12人，常宁9人，醴陵7人，衡山6人，大部分为湘东之县。

2、明代湖南刻书概述

明代湖南刻书较宋元二代有了显著增长，但仍不如江、浙、闽诸省。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明周弘祖撰《古今书刻》著录其时(嘉靖)所见各地刻书有:福建478种，江苏342种，江西327种，浙江173种，安徽114种，陕西109种，北直隶(今河北省)88种，湖北81种，四川68种，河南58种，山东52种，广东50种，云南42种，山西41种。湖南19种，仅多于广西9种，贵州8种。

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明代刻书多达1210种。

明代官场间盛行以“书”、“帕”赠人之风，因此官员刻书兴盛。虽然这种“书帕本”因其简陋，历代为人所诟病，但于保存文献仍有一定积极意义。明代方志编纂与刊刻蔚然成风，官员莫不以此为政绩，光绪《湖南通志》著录明代方志有156种，今据史料当在180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已失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16种，而且大半为残缺之本。方志刻书成了明代湖南官府刻书之大宗。

今根据实物和诸家书目所载，统计明代湖南刻书(含湖南人于外省刻书，不计方志)200种左右。除官刻本可大致确定为官员于湖南任职期间所刻外，私家刻书中很大部分亦为湖南官员于外省任职期间所刻，私刻本中真正的湖南境内刻书并不多见。

明代湖南刻书中，吉藩刻书在当时较有影响，李致忠《明代藩府刻书简表》列吉藩刻书24种，数量居诸藩刻书第三。吉府刻书今有实物或有目可查者尚有8种(不计丛书子目)，所刻《二十家子书》在当时与晋藩所刻各种诗文别集、益藩所刻《茶书二十一种》并称于天下。

明代湖南书坊刻书无论史料或实物，今皆不多见。明万历四十年由福建匠人詹氏于澧州所设书坊刊行的《澧纪》为今存唯一的明代湖南书坊刻书。

3、清代湖南刻书概述〔1〕

清代中国刻书则以北京及江、浙地区为多。

从空间受力性上来讲，网架结构类似板结构，空间整体性好，竖向荷载可沿双向、三向或者四向传递，内力分布较为均匀。而管桁架的空间受力本质上是梁受力体系，屋面竖向荷载集中在桁架梁上，杆件内力分布较为集中，在相同结构高度和荷载的情况下，管桁架弦杆及腹杆的截面规格要比网架大的多。

明末清初，湖南成为李张农民军、南明小朝廷、清军及吴三桂政权反复争夺的区域，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损害，更遑论刻书活动。清朝建立直至平定三藩之前，由于军事活动频仍，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思想，当时社会思潮反而相对活跃，一些明朝遗臣遗民，如王夫之、陶汝鼐、郭都贤、周星等因缅怀前朝，都刊刻了所著诗文。而这些著述至乾隆时又几乎全部被禁毁。顺、康二朝，湖南刻书虽以官刻方志为主，但私人刻书已趋活跃。乾隆朝时，刻书活动颇受文字狱的影响。乾隆朝所禁湖南先贤著述67种以上，其中大部分有刻本，除小部分为明末刊刻外，大半又为清初所刊。自乾隆四十二年后终乾隆一朝，湖南刻书明显减少，根据《湖南刻书年表》，每年有目可查者仅二、三种，特别是乾隆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等年出现空白，尚不如之前每年刻书数量。

嘉庆以后，文网渐弛，湖南刻书数量开始上升，每年接近10种，道光间每年约15种。

湖南刻书不盛的状况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彻底的改变。咸同期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传统文化及藏书、刻书活动受到严重损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或大部遭到损毁。太平军对“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张德贤《贼情汇纂》卷八《伪律诸条禁》)。江苏学政鲍源深疏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尽。”以至太平天国以后，原藏书、刻书荟萃的江南、浙江地区竟出现无书可读的现象。而其时湖南仅为太平军过境之地，事后相对平静，刻书活动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而同光时期，西方先进印刷术趁虚而入，江浙地区因濒近沿海，接受西方印刷术较早，使得这些地区印书活动迅速采用新兴印刷方式，这也是清代末期湖南雕板印刷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后期是湖南刻书的兴盛时期。大批湘军人物携巨资返乡，多从事实业及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刻书事业的发展。根据《湖南刻书年表》，清同治、光绪间，湖南每年刻书都在20、30种以上。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清代刻书1600余种，民国刻书110余种，而清代及民国间，湖南刻书今有实物者即在4000种以上，尚不包括大量至今无法统计的书坊刻书和善书刻书。由于目前已出版有一省刻书史的省份仅江苏、福建等寥寥数省，使我们无法了解全国各省刻书概况，然就目前已有史料大致而言，湖南刻书宋元明清四代应不如江苏、浙江，宋元明三代亦不如福建、江西。清代以后湖南刻书已不让闽、赣、鄂、粤及其他各省，并在官书局刻书、私人刻书、书坊刻书等方面或多或少有所超越。

据1930年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统计:江南书局刻书62种、江楚书局约70种、江苏书局203种、淮南书局61种、浙江书局约200种、广雅书局约300种、山西书局29种、崇文书局238种。所列数据其实其中一部分为代印代售者，并非皆为该书局所刻。而长沙思贤书局刻书亦近百种。思贤刻书以湘人著述为主，也刊刻一些外省人所著重要学术著述，且不以销售发卖为目的，不似湖北崇文书局大量刊刻舆地、算学、兵学等西学时务书籍以及新式教科书等大众读物。因此思贤书局虽刻书数量不及湖北崇文，但内容、校勘及刊印却优于崇文。崇文刻书虽多，但所刻书行款密集，字体扁宽，其时即为人所訾议，而思贤书局刻书因校勘认真、书品雅秀，颇受欢迎。

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列举清代湖北刻书私家仅4家，而湖南却多达31家。清代湖南还出现了大量著述、刻书世家，如长沙芋园李氏、宁乡陶氏、湘潭周氏、张氏、罗氏、湘阴郭氏等。而新化邓氏、巴陵钟氏、方氏、长沙王氏、叶氏刻书在当时颇有影响。1935年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将德辉所刻书版共129种交由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为《郋园全书》，销售甚佳。

除邓显鹤部分刻书其经费来源于募集，图书镌刻刷印完毕后须发售部分来偿还集资，叶德辉刻书部分用于牟利外，湖南私人刻书主要用于自己收藏或馈赠友朋，并不用于发售。即使用于发售的部分，其在底本的选择、校勘的精粗、发行的动机等方面也与一般书坊刻书迥异。

清代及民国间，邵阳、长沙一直是湖南的书坊中心，而新化陈氏三味书局刻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亚于当时官书局刻书。

目前湖南图书馆所藏尚有实物存世的邵阳书坊达20余家，其中尤以经纶堂(80种以上)、经元堂(50种以上)、益元堂(50种以上)、澹雅书局(60种以上)、富记书局(50种以上)等刻书数量最多，以澹雅书局、劝学书舍刻书质量较高。当前全国市场及民间所存古籍很大部分即为清末及民国间邵阳等地书坊所刻，其中有一些图书或版本各公藏单位也缺藏。

作为一省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长沙的书坊多出现于清代晚期。就刻书数量及规模而言，长沙书坊不及邵阳;然就书坊数量及刻书质量而言，长沙书坊则又胜于邵阳。邵阳书坊以自刻自售为主，而长沙书坊除自刻、自印、自销外，还承接官府及私人图书的刊印。今湖南图书馆所藏尚有实物存世的长沙书坊达百余家，以善化章氏经济堂、湘阴蒋氏小嫏嬛馆最为著名。

除传统的官刻、私刻、坊刻外，湖南历史上还产生了大量的书院刻书、寺观刻书及善士、善堂刻书。湖南书院刻书以书院志书、书院课艺、山长著述及教学用书为主。由于书院经费一般都较充实，书院山长又由当地宿学名儒担任，这都决定了无论内容及形式上，书院刻书在历代刻书体系中皆居上乘之列，一直是各公私藏书机构收藏的重点。而寺观及善书，或因其旁门左道，或因其印刷装帧简陋，很少为人所注目。其实清代长沙上林寺、南岳祝圣寺、衡阳大罗汉寺，特别是长沙刻经处都刊刻了大量佛教经典。而同光间宁乡崔暕、周汉于长沙刊刻了大量以反西学、西教为目的的劝诫小册子，曾引起过极大的外交纠纷。

4、宋元明三代及清早中期湖南刻书不盛的原因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一直远离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元明以至清代早中期，湖南刻书不如江、浙、皖等省，与其时湖南人文不盛、著述不多有很大关系。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称 (湖南) “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直至宋代，湖南仍为汉蛮混居之地，官员流谪之所。如唐王昌龄贬龙标，刘禹锡贬朗州，褚遂良贬潭州，元结贬道州，宋寇准贬舂陵，范纯仁贬零陵等。

据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西汉出书282种，湖南仅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湖南无1人;西汉私家教授及五经博士湖南均无人;东汉出书568种，湖南仅2种;《后汉书》列传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1人，五经博士无;东汉三公九卿302人，湖南仅三公2人;《三国志》列传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西晋出书649种，湖南仅1种;《晋书》列传士人湖南亦仅16人;南朝时《宋书》、《齐书》、《梁书》列传人物，湖南分别1人，《陈书》2人，《隋书》无。

唐实行科举制，唐宣宗大中四年(850)长沙刘蜕中进士，此时距前一人中进士已后40余年，故号称“破天荒”。北宋时福建进士2503人，南宋时3482人，居全国之首，《宋史》“道学”、“儒林”列传中福建17人，“文苑”8人。《福建通志·艺文志》著录宋代福建人著述2268部。而宋代湖南进士仅900余人。两宋时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重要学派——湖湘学派，而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即湖南营道(今道县)人。湖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较前代有较大发展，但仍不及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浙、江西诸省。明代时湖南人才“骎骎始盛”(皮锡瑞语)，进士题名著录541人，但与江浙及邻近省仍有很大差距，《明史》列传人物，江西385人，湖北157人，湖南仅63人。

人才决定著述，著述又为刻书提供来源。《湘人著述表》〔2〕著录1949年前湘人凡8千余人，著作3万余种，其中五代及以前仅57人，114种，宋元二代198人，399种，明代757人，1481种，其余皆为清代及民国人著述。而湖南人对著述及刻书的严谨态度也影响了湖南刻书事业。《湘人著述表》著录的3万余种著述，其中绝大部分未曾刊刻，且至今多已失传。已刊刻部分中，由著者自身刊刻者又为少数，大部分为作者之后人、门生、乡人等所刊。这其中除有经费不继原因外，还与湖南人著述不欲轻易行世的观念有关。

清代早中期，湖南刻书不如江、浙、皖等省，也与当时、当地学风有关。清代乾嘉时期江浙考据学兴盛，因学术研究需要，考据学者必须大量掌握文献，这也就促进了江、浙、皖地区刻书、藏书事业的发展，所刻书亦以学术著述及大部头丛书居多。著名刻书家，如张之洞所谓“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除南海伍崇曜外，其余皆为乾嘉间人物。而有清一代，湖南汉学不兴，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仅列录湖南9人:王夫之、魏源、汤鹏、邹汉勋、周寿昌、王闿运、皮锡瑞、丁取忠、王先谦。除王先谦外，诸人著述虽富，刻书却不多。在湖南，除晚清长沙王先谦、叶德辉外，没有出现过宛如金山钱熙祚守山阁、歙县鲍廷博知不足斋、曲阜孔继涵微波榭、海宁吴骞拜经楼、德州卢见曾雅雨堂、仪征阮元文选楼、大兴黄叔琳养素堂、江都秦恩复石研斋、昭文张海鹏丛善堂、吴县黄丕烈士礼居、余姚卢文弨抱经堂、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海宁蒋光煦别下斋、海南伍崇曜粤雅堂等集学术、藏书、刻书于一身的大家。除王先谦于江苏学政任内，钟谦钧、方功惠在广东任职期间，受当地风气影响，曾刊刻大部丛书外，湖南私人刻书多以己身或家人诗文著作为主，偶尔刻一些友朋、乡贤、族贤著作。与江、浙刻书家大量编纂、刊刻丛书相比，湖南私人刻书内容家族化、本土化的特征相当明显。

清朝末年，西方新型的印刷方式如铅印、石印、影印等传入湖南，新兴学科著述大多采用新型印刷及装帧方式。然而即使是在近代印刷术相当普及的民国时期，湖南仍有一些书坊、机构、团体和个人对中国传统的雕板印刷术情有独钟，除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外，湖南各地还有许多前朝遗老仍采用雕板印刷了大量书籍。在一些经济不甚发达的小县城及广大乡村，木活字印刷仍广泛存在。直到解放后，中国传统印刷术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寻霖）

1．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2．寻霖，龚笃清．湘人著述表．长沙:岳麓书社，2010:1

来源：《图书馆》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