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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世界】某传奇古董商、东大寺、壶中居……星光璀璨名门珍藏荟萃
五代书法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萧散、高远成为乱世的最高审美理想，而敦煌五代碑帖的章法结构，则对宋代尺牍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本件写经的画心书法具有典型的晚唐五代时期中原写经风格，笔势凌厉，如力士拈花之美，有欧阳询《梦奠帖》“森森焉若武库矛戟”之风，极尽佛法庄严。
从唐代的“外”到宋朝的“内”，五代“承前承后”的“桥”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五代书法有其独特的审美追求，萧散、高远是乱世中的至高境界。这种审美理念在敦煌五代碑帖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敦煌五代牒状写本多，章法多变，对宋代尺牍之风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标题说，五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并不为过，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79年北宋建立这段乱世。相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尚能够做到守土尊礼，保一方百姓安定；而五胡乱华时期衣冠南渡，南方偏安仍然保有汉人血脉；而五代十国则是一个完全连年战乱，混乱无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个完完全全弱肉强食的时代。
而正是这样一个如此混乱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文化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诗人、画家等，诞生了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南方诸国政权和君主的接纳和笃信，佛教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南唐后主李煜“庄严施舍，斋设持诵，月无虚日”，这件纸本《鹦鹉经》便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
此件纸本《鹦鹉经》为卷轴装，首尾俱全，殊为不易。经文为南朝刘宋天竺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本《佛说鹦鹉经》，以佛陀与鹦鹉摩牢兜罗子及白狗之间的故事为载体，深入剖析了众生因自身善恶行为所招致的相应果报，不仅是理解和修行佛教基本且重要的经典，更是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皆公认的“根本佛法”之一。这部经典于今收录于颇受学界所重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首册之中。 《佛说鹦鹉经》在佛教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深厚的文本内涵和学术价值。
包首绘银地描金唐样牡丹纹，牡丹花瓣圆润大方，花型硕大饱满，极具富丽。
纸张为典型的写经用磁青纸，砑光上蜡，蓝黑如鸦羽，光泽莹润。泥金写字其上，金色湛然，犹如新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写经卷首钤印阳文“神护寺”。
此外，装奉经文所用供箱上题有“后白川（河）法皇御寄附一切经之内”以及“高尾山神护寺旧什”的题识，揭示了此件经文重要且显赫的出身。
现矗立于京都高雄山的神护寺，曾是平安京（京都）建造者和气清麻吕家族的私寺。这座历史悠久的寺院，不仅是信仰的殿堂，更是艺术与历史的宝库。寺内珍藏着不胜枚举的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雕塑与绘画珍品，每一件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其中，藤原隆信的“神护寺三像”——《源赖朝像》、《平重盛像》、《藤原光能像》 被誉为日本古代肖像画的巅峰之作，是国宝级的艺术珍品。
此卷《鹦鹉经》为后白河天皇捐赠于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神护寺以供应三宝，祈求天下太平、家门繁昌之物，尤为珍贵。后白河天皇为日本第 77 代天皇，是日本院政时代最后一位握有实权的天皇。其后，日本开启了“武者之世”的幕府时期。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就是讲述他当法皇时期的故事。后白河天皇笃信佛教，退位后出家成为法皇，并与神护寺有着不解的渊源。 本次飞鸟拍卖还将呈现著名的佛教经典《大般若经》写经 3 卷，分别为大谷本愿寺旧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七十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八十七》以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百二十九》。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佛陀开演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乘佛教的基石，特别是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大般若经》信仰盛行，时人推崇该经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僧俗各界供养、布施、转读、诵习不断。
《大般若经》史上曾有诸多译本，唯玄奘法师重译者最佳。此经也是玄奘法师生前历时 4 年多所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佛经，为佛经中最为经典之集成。它的传译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卷磁青纸泥金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七十五》全本乃是日本一向宗大本山——本愿寺（西本愿寺）的旧藏之物。此件写经卷轴装，首尾齐，内容无缺。卷首泥金扉画佛说法图，首部品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七十五卷，第二分无阙品第七十九之二，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朱文钤印“大谷本愿寺近宰”。
前文中我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五代十国，而这里则不得不提到日本历史上的乱世——战国时代。一向宗，其别称净土真宗，自十六世纪日本战国时代，一向宗拥有数目惊人的信众并成为当时强大可观的宗教势力，曾发动过著名的“一向一揆”运动。此后，一向宗甚至壮大演变成具有宗教色彩的一方大名，后一向宗原位于大阪的大本山——石山本愿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被织田信长（1534-1582）付之一炬。在织田信长遭遇本能寺之变后，一向宗得到同是信徒的丰臣秀吉的捐助，于京都重建大本山本愿寺。
丰臣秀吉死后，撺掇丰臣氏胜利果实统一天下的德川家康（1543-1615）或许是为了防止本愿寺的僧人势力再次做大，刻意将其分立，于1602年德川下令又在京都另外创立了一个新寺（两者距离就相隔几条街）；后来为了以示区别，我们将丰臣秀吉重建的本愿寺叫做“西本愿寺”，而经德川家康之令分立的叫做“东本愿寺”。东西本愿寺的香火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今天我们说起本愿寺，一般都是指的“西本愿寺”，西本愿寺在1994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明治维新后，大谷家与日本皇室、华族之间都保持有姻亲关系，“大谷”和“本愿寺”在日本佛教界和其他社会领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其中一向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第 22 世法主大谷光瑞先后三次向中亚、西域派遣探险队，深入敦煌、吐鲁番、楼兰、西藏等地，一个风云乱世，诞生了一位有理想的和尚和有艺术追求的野心家，而历经劫难，这些属于全人类的文明精华，也幸而得以留存到了今天。
日本藏家将这卷经书改装成了册页的形式，并由日本藏家题写了册页的封面。在日本飞鸟至平安时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卷轴也开启了日本挂轴装池的历史，有的被改装成了册页，也有的甚至装裱成了立轴，作为茶挂使用，禅茶一味，趣味十足。
在前一次推送中，我们特别介绍到飞鸟拍卖连续推出了欧亚美术栗田功（Isao Kurita）先生的珍藏，且看栗田先生现场讲解的本次重点推出的一尊犍陀罗造像。 古代书画
乾隆帝继承了康煕、雍正二帝的雅好，酷嗜书法。万机之暇，他对历代法书碑帖，大肆搜集，广泛临摹，用功极勤，一生几乎无一日不作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书法遗迹存留最多的帝王。乾隆对米芾钟爱有加，又宗元赵孟頫、明董其昌，心橅手追，身体力行。乾隆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参悟二王、颜真卿、宋四家等人风格，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圆润道丽、温妍儒雅的书法风格。大学士梁诗正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来，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广，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己。”飞鸟本卷中，乾隆皇帝追摹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等历代名家书法，但又融入了自己雍容潇洒的意态。这些年日本拍场上出现的乾隆御笔真迹不在少数，大象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那种席地而坐的日本小拍上，几小开乾隆御笔几乎无底价起拍，最终拍到过千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不止一个买家都查阅到了它在石渠宝笈上的著录。
20世纪初，在收藏家村上三岛的大力推广下，日本关西掀起“王铎”热，之后影响到整个日本书法界，追随王铎书法家越来越多。自此，王铎一派明清书法家的浪漫书法风靡日本，影响东瀛书坛百年，因此，近些年市场上出现的不少王铎真迹都出自于日本藏家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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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371 隐元禅师（1592-1673）是明末清初黄檗宗高僧，他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东渡日本弘法，创立了日本黄檗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檗文化”，黄檗宗书法也十分受到藏家的追捧，而这位费隐通容(1592—1660年)正是隐元禅师在福建时的嗣法本师，其书法也随着隐元禅师带入日本。
贝多叶罗汉册页册页分十六开，于深蓝底色页面上绘大片菩提叶，叶脉清晰逼真，充满自然的气息，页面上再用绘彩勾勒出观音、罗汉、鬼怪等多种形象，每一页的背景场面和人物形态都独具个性。清代帝王对佛教的推崇也令各种带有佛教元素的藏品大量产生，造办处常态性地制作菩提叶彩绘册页而为皇帝赏赐之用，从而也带动了民间对此类册页的青睐。本品所用的金粟山藏经纸，是宋代特有的著名纸品，此纸大约造于宋代熙宁至元丰年间（公元1068年至1085年），其每幅纸背上均钤有“金粟山藏经纸”朱文印，以此得名，乾隆皇帝尤其钟爱这种宋纸，多在此种纸上精心留下御笔。记得多年前，一张空白的金粟山纸就拍出了30万元的高价，可见其名贵之极。
 Lot401颜真卿 三表真迹 拓本册 十七开 拓片 JPY 500,000 RMB 25,000 来源：十六金符斋 吴大澄旧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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