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少一）

储氏藏书 2024-03-26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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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一

一

杀猪卖肉那年，胡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胡威是镇税务所所长。他穿一套蓝色毛料制服在街上晃来晃去，两颗眼珠子躲在镜片后面瞪得比牛卵子还大，成天像贼一样盯住每家铺面，盘算着怎么让人家多交税钱。我每次看见他那身蓝色制服，心里都感觉别扭。以至于到现在，我骨子里对蓝色一直有种本能的厌恶和排斥。

丁锤子和“快刀”的肉案就摆在我的小餐馆前面。我们三个家伙本是一个村的，年龄相差无几，前后发蒙读书，早就混得烂熟。“快刀”的父亲曾当过多年村支书，他和我父亲，还有丁锤子的父亲共同爱好打猎，三天不到一起吆喝那些赶山狗就丢了魂魄一样。这种关系传到我们这茬仍然有增无减——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只是他俩丢书早，等我从县城高中毕业，百无聊赖地回到镇街上和老婆开小餐馆时，他俩干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已经多年，早成了街上赫赫有名的杀猪佬。他俩在我的餐馆定点吃饭，按价付钱。我馆子内用肉也别无选择地照顾他们。我们亲兄弟明算账，生意上相得益彰。他俩每天在馆子内吃完晚饭，然后带着刀具出门杀猪，刀具在自行车后架下的挂篮内叮当乱响。杀完猪把肉绑在后架上拖回来，放进我们馆子内。回来得早是半夜时分，迟了往往就到天亮，赚钱很辛苦。好在早晨出摊后，他俩可以守在肉案边轮流瞌睡，把夜里损失的睡眠补回来。

我从没想过入他们的伙。那时候，我馆子内生意清淡，请了一个叫阳春的小妹子当服务员，老婆和她足够对付得过去。我显得有点多余，常常偷懒躲在楼下卧室内胡思乱想。我那阵心情很坏，乡政府两次招聘干部的机会临考前无端被人顶替，入党转正也莫名其妙地延期……我整天除了装模作样地看书，偶尔也写一点豆腐块文章弄到报纸上发表，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除此之外，心里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跟风中的狗尾巴草一样摇摆不定。但我知道，我的那些所谓的理想和目标没一件靠谱。写一篇新闻在市报上发表只有五元稿酬，刚够砍一斤肉吃。相反，别看丁锤子和“快刀”整天身上油污污的，散发出猪屎的气味，让人闻着直打冷噤，但他俩日复一日地干着同一件事情，不厌其烦地结束每一头猪的生命，生活比篮球还显得充实。我不明真相地认为他们一定很赚钱，并徒生羡慕。

没人来砍肉，“快刀”和丁锤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肉案边算账。他俩有分工，丁锤子办事细心，做人圆滑，他负责管账。“快刀”力大性烈，杀猪技艺精湛，砍肉卖肉以他为主。每次算完账，“快刀”都要用秤把案板上剩下的肉称一遍，两边一碰账，不知算出什么商业机密，心里泼烦起来。他把剁骨刀重重拍在肉案上，甩出一句狠话：“老子迟早要杀了他！”他这句毫不遮掩的话说过很多遍了，差不多算一次账就要重复一遍。我知道他扬言要杀的人是胡威。好几次，我亲眼看见胡威以税额不足为由，从肉案上提一块最好的肉扬长而去……可是，我从没见“快刀”付诸行动，说再毒的狠话又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快刀”要杀死胡威易如反掌——对他来说杀人比杀猪要简单得多。猪即使让几个人按住也会奋起反抗，让他的刀尖子偶尔失准，败坏一个屠夫的名声。而胡威每次从案上提走猪肉就头也不回地朝镇政府大铁门走去。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身后潜在的危险——“快刀”只要追上去，把锋利的杀猪刀从背后送进胡威的身体，他就一命呜呼了。

我亲眼目睹胡威吃“霸王肉”是春天里一个晦暗的上午。

胡威的那身蓝色制服从大铁门内移出来。他唱着毛宁的《涛声依旧》——这歌在当时已经火得发烧。公正地说，胡威的男中音挺不错。他音域宽厚，音质、音色俱佳，不像刀郎那般沙哑，很适合唱流行歌曲。他人也长得标致，个子高挑，五官端正，制服包裹的身体活力四射，沾点毛宁的气质。凭心而论，他如果不当税务所长成天和我们这种小生意人过不去，我倒愿意把他当成偶像顶礼膜拜。可惜他选错了职业——他要是去唱歌当明星该多好！胡威唱着唱着就唱到了肉案边。歌声嘎然停下，客船大概也登了上去。他的目光在案板上一番逡巡，很散淡地说出一句话：“他妈的，我怎么听说有人扬言要杀我？”

这话突如其来，与肉案的生意无关，与胡威的职责无关，与毛宁的客船无关。可我发现他这话一出口，“快刀”的身子就轻微抖动一下，手里的刀无声落在一块排骨上。

丁锤子接话：“怎么可能啊，谁那么大胆子，敢杀税务所长？”

胡威把目光移到“快刀”身上，刺向他说：“怎么不敢？贺龙就敢！不过——”胡威伸出右手食指在“快刀”和丁锤子之间来回指点，口气比刚才硬了许多：“不过，有的人胆小如鼠，有屁从来不敢当面放，只在背地里瞎咋呼——那不算本事！我倒想看看，那些口出狂言的家伙准备怎么杀人？”

胡威说话的当儿，丁锤子已经把一块瘦肉割好。那显然是用来“孝敬”胡所长的。那是挨着猪屁股的一刀瘦肉，足有三斤重，平时卖出去比别处的肉每斤要贵五毛钱。胡威把目光定在肉上，并没伸手去接，看似随意地说：“还是称一下吧。”

丁锤子泄气地回道：“有什么好称的？我们反正要交税。”

胡威说：“你好像没劲，口气也有点问题，是不是不满？”

丁锤子说：“我有点感冒。”说完，他装出要打喷嚏，努力抽了几下鼻子，表演终归失败。

胡威这才慢腾腾地接过肉，瓮声瓮气嘟哝一句：“那就再算账吧。”

在丁锤子和胡威周旋的片刻，“快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只野狗身上，成心与它过不去。这是一只找不到归宿的土狗，浑身卷毛，比草还乱，用刀子都剔不出几两肉来。它和“快刀”、丁锤子混熟才半年。“快刀”和丁锤子偶尔扔一点猪杂碎或无所谓的筒子骨给它，彼此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和友谊。可是，土狗不明白主子何以平白无故地变脸。“快刀”照准狗屁股猛地踢去一脚，嘴内骂道：“妈的逼，你就是一条喂不饱的狗！”遭了突袭的土狗嘴里狺狺哼唧，夹紧尾巴像一道闪电蹿出去，不偏不倚地撞在胡威腿上，还顺带咬了他脚后跟一口。刚好走到铁门边的胡威不顾咬伤，拎着肉折转身来，抵近肉案边问“快刀”：“你刚才骂谁？”

“快刀”说：“我骂一条狗。”

“真的？”

丁锤子马上作证：“他是在骂狗。”

我发现，丁锤子说话的时候，腰弯得比香蕉还厉害。

胡威的目光在两个杀猪佬之间游移一阵，然后疑虑地说：“好像是提到过狗。我的耳朵很尖，一个税务干部的听觉能力是不可低估的。”

丁锤子附和道：“那是当然。”

胡威刚要走，忽然想起脚上的狗伤，问：“狗咬人怎么办？”

我真想前去抢答：“你也咬它一口。”

丁锤子搭话：“弄死它！”

胡威不便发作——卷毛狗与肉案没半点关系，找不上丁锤子他们。

胡威离去。丁锤子假惺惺说：“胡所长，记得打破伤风。”

整个过程，丁锤子软不拉几。“快刀”瑟缩一边，未有任何出色表现。我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幕颇感失望——这是一个英雄缺失的时代！

我想，我应该挺身而出。

二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大岭。

生意是下午在肉案边敲定的。老板背着柴背子，上街买两包碳铵——他家的包谷该施苗肥了，顺便上街也把卖猪的事情搞定。我们误以为他要砍肉，都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和热情相迎。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他家有一头猪要卖给我们——对杀猪佬来说，猪老板就是送上门的财神爷。我们请他坐，装烟，生怕得罪他，把生意搞砸。他问了猪的行情，以及交易的具体细节，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把猪杀死后过秤还是称活猪，二是怎么除食。这里面颇多讲究，老板怕吃亏，先得把话说清楚。我入行不久，业务生疏，自然插不上嘴。丁锤子和“快刀”的话如出一辙，一切听老板的，方案由老板选。这让老板很满意，相信是一次愉快的合作。老板是精明的，但在狡猾的杀猪佬面前，他那点精明太小儿科。杀猪的学问比太平洋还深，除了胡威，没人能斗得过我们。

丁锤子和“快刀”早就有意把一个文弱书生打造成杀猪佬。胡威在肉案前的所作所为让我看不下去，体内的血液狼奔豕突。我当即严正申明：“这家伙欺人太甚，要好好教训他。”我这话是一种宣示，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后来的杀猪事业。我和“快刀”、丁锤子一拍即合，义结金兰。我的加盟曾一度引发街面热议，人们断然不信一双没有缚鸡之力的手能够和威猛的猪一决高下。他们哪里想到我心中蕴藏着许多来历不明的仇恨，这种仇恨所积聚的能量不可小觑，足以干掉一头猪甚至一只老虎。就在我需要找到发泄对手的时候，是那些可怜的猪们成全了一个新屠夫的愿望。我的角色转换曾被传为佳话。人们慕名而来。他们耳听为虚，要亲眼见证一双握笔的手怎样玩转那些杀戮的刀具。我一次次满足他们的好奇，他们不厌其烦地光临肉案让我的生意奇好。

老板住在大岭半山坡上，简易公路只通到山脚。我们把自行车藏在溪沟边的杂树林里，冲开夜色一阵风就吼叫着扯上山坡。老板家的草狗看在我们带去的公狗面子上，对我们十分友好，尾巴摆得要飞起来一样。它们相互嗅着身上的异性气味，很快就暧昧地躲到一边，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去了。交易的原则早已谈妥，该做的事情落实到业务层面。老板两口子烧开水、搬腰子盆、找秤杆，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去猪栏边看猪，发现猪槽内剩下的猪食和人吃的差不多，猪肚子胀鼓鼓的像怀了崽一样。老板显然舍得下本做够了手脚，只可惜他枉费心机，白白糟蹋了一桶猪食。我们的方案是把放出来的猪血算成猪的重量，把猪肚子内的猪食统统除掉。

老板凑近来说：“你们看看，我这头猪有多大？”他说的多大是指重量。

“快刀”肯定地说：“二百五十斤。”

老板说：“你恐怕看走眼了。”

丁锤子问：“你说有多大？”

老板说：“凡是看过的人都说，起码不会少于二百七十斤。”

“快刀”和丁锤子对视一下，会心地笑笑：“我敢打赌，这猪上下超不过两斤。”

连我都不相信，“快刀”真有这本事。

老板并不计较，反正要过秤的。他不相信眼睛，不相信猜测，只相信秤杆。

我们答应过老板称活猪。活着的猪挣扎喊叫。借助门板踢蹬就会产生力量。它能帮助增加体重，让我们吃亏。这就是老板坚持要称活猪的险恶用心。可是，老板忽略了另一个问题，猪的晃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使手脚的机会，能恰到好处地掩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称猪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要去抬猪，丁锤子戳我一眼将我扒开。老板不会抬猪，他要去重点关注秤杆，担心我们在上面动手脚。我很快发现猫腻：丁锤子的腰弓着，右脚蹬在盆边，腿杆垫在猪肚子下面。老板把秤砣一寸寸向外挪，挪到二百五十斤那儿就再也挪不动了。我知道，此时此刻，猪的重量不由秤决定，而是让丁锤子垫着的那只右腿说了算。那只右腿肩负着使命，它不会让这头猪超过二百五十二斤，否则，“快刀”的名声就毁了。猪还在挣扎起伏，丁锤子金鸡独立的身子也跟着吃力地晃悠，另一头的“快刀”假装气喘吁吁地问老板：“好了没有？我受不了啦。”

老板说：“好了，二百五，你跟神仙一样。”

夜色浓浓，他俩的阴谋又一次得逞。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白天不急，总是选择天黑后行动。

丁锤子教给我方法，摁住猪身，不让它的蹄子蹬住门板。“快刀”左手抓紧猪筒嘴，用力朝后扳，尽量使它发不出声来。他瞧准位置，右手的放血刀利索送进猪的喉管，猪血喷溅出好远，至少有一斤血洒落在地。老板经验不足，他很懊悔，没有及时拿盆子接住那些殷红的猪血。对他来说，那不是血，而是钱！

我极力想在杀猪过程中做点事情，终于等来机会。丁锤子和“快刀”要我给死猪吹气。猪蹄上早让刀子割开一个小口，挺杆插进去贯通猪身，只要把它吹起来，褪毛就方便许多。和猪腿的接吻想起来让人肉麻，可我没法拒绝。不是“快刀”和丁锤子逼着我干，既然入行，我总得有点作为。我俯下身子，嘴唇不折不扣地咬合在猪腿上，把肚子内憋足的人气吹进猪体。那一刻，我脑海内晕晕乎乎，死猪在我的鼓吹里膨胀，我脑海内似有《涛声依旧》的旋律萦绕。

这头猪卖完后算账，除去吃掉的十几斤肉不算，我们每人赚了二十五元。这是我们一天的收入。胡威要从每头猪身上抽走五十元税钱。猪价是二块五一斤，丁锤子那一腿刚好垫出二十斤。要不是昧了良心搞名堂，我们整个就白干了。

三

我承认我天生不是干屠夫的料。

数月下来，我没有杀死过一头猪。好几次，丁锤子和“快刀”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我一刀下去结果猪的性命。可我握刀的手比案板上的猪还哆嗦得厉害，我的痛苦远远超过猪的痛苦。“快刀”看不过去，总是替我轻而易举地了结一场杀戮。即便如此，两个兄弟对我并没表现出太多的失望。我知道，他们期待我做什么。

胡威走出铁门，又朝我们的肉案走来。他走路的脚步永远那么笃定有力，不会因为一个读书人的加盟有任何迟滞和犹豫。当我把这样的面对当成一次考验时，我发现肉案上的钢刀并没给我平添任何力量和胆略，我的内心其实是虚伪和脆弱的。

“税钱。”从胡威嘴内跳出来的词汇短促有力，不容置疑，而且永远一成不变。

丁锤子和“快刀”不约而同地看向我。很显然，我既然对付不了猪，就得想办法对付人。

我问：“胡所长，税钱是多少？”

“老规矩。”

胡威说的“老规矩”是指每头猪五十元定额，外加一刀白拿白吃的肉。

我说：“太高了，能不能少点儿？”

胡威脸色暗沉下来：“高了？那就按营业额算吧，百分之十。我是嫌麻烦。”

我闷算一下。一头二百五十斤重的猪，能杀两百斤肉，按每斤五元钱卖出去，我们要承担一百元税钱。这是胡威早就掘好的陷阱，只等着我们去跳。要论算账，我们永远不是他的对手。

我从营业款里拿出五十元交给胡威，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胡威看着肉案说，“这头猪蛮不错嘛！”

我知道他又在打猪肉的主意。这次，我不会白给他猪肉，至少当着丁锤子和“快刀”的面我不会给他。否则，我的加盟对他们毫无意义。

胡威见我们都没有任何表示，只好悻悻离开。他警告我们说：“老规矩不能坏。”

胡威走后，两兄弟问我准备怎么摆平他。我心里其实没底。我提出一个新方案，夜里把肉送上门去。我准备给他一次性多送点，顺便谈一个盘子，实行税额包月。哪怕就是多赚十元钱，也算我有成就。

“快刀”不想去，我也不想让他去。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我和丁锤子不仅带了猪肉，还有两只蹄子，一叶猪肝和一副大肠。我们下够了本，足以显示诚意，希望能把事情谈下来。东西由丁锤子提着，怕遇到别人，我们一前一后，保持合理的距离。进了铁门，我远远发现二楼胡威房间内亮着灯，房门半开着，窗户玻璃上有人影晃动。我扫视四周，招呼丁锤子跟上，抓住大好时机，蹭蹭蹭地上了二楼。对我们的突然造访，胡威先是一惊，然后本能地退到办公桌后面，双手心虚地抓住座椅的靠背，摆出随时迎战的架势。直到看见我们手里提着肉而不是刀之后，他戒备的神色才有所缓解，问：“嘛意思？”

我说：“胡所长，我们有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胡威指着丁锤子手里的肉说：“你们这是干啥？要是让别人撞见，还以为我受贿，影响多不好，对我们税务干部的形象更是极大损害！我说你们是怎么把猪杀死的？我看你们比猪还蠢！”

我心里鄙夷一笑，说：“请胡所长放心，没人发现，我们侦察过。”

曾经好多次，我都亲眼看见胡威从肉案上提着肉大摇大摆地走进铁门，走得那么厚颜无耻。可今天轮到我们给他送上门来，他却一反常态，连这种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口！呸，我真想一口啐在他脸上。

我听出来，胡威的话里只字不提让我们提着肉滚蛋，这说明有戏。

胡威听了我的方案，说：“这种办法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每个月五百元太少，至少要交一千元。”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谈判，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事实证明，许多时候，把腰弯下去说话是多么愚蠢可笑的做法，用软弱和笑脸的方式巴结权贵求得人家让步妥协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按胡威的说法，月交税费一千元，加上送给他白吃的肉，我们并没讨到多大便宜。相反，要是哪天生意落空，没猪可杀，我们就亏了三十三元。我们要想钻点空子，就只有一条路：加大销售，扩大经营，挖掘我们内部的潜力。

白天守摊卖肉的事情交给了我。丁锤子和“快刀”每天都在乡下发疯地寻找猪源。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外地猪贩子涌进山来，哄抬价格。他们开着车，沿着公路一圈扫荡过去，农户的猪栏就空空如也。生意萧条，可我砍肉叫卖的技艺却日渐精进。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终于逮着机会，凭借自己过硬的技术顶住了两个外地人的挑衅，趁便也给胡威形成了一种心理震慑。

四

两个外地木材贩子常驻在街上。他们很有钱，生意也做得够大。用低廉的价格把农户的木材收购上来，一车车拉出去，卖到很远的地方。一车木材能赚多少钱，恐怕没人说得清楚。他俩虽操着外地口音，但因为兜内钱多，很结人缘，自然也是我们的老主顾。

这个大清早，他俩来到我的肉案边，要给我的生意开张。我们的赌局仅仅因为一句玩笑引起，至于后来造成僵局，完全是因为胡威的突然出现。

胡威有好长时间没在街上露面了。据说他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情，请假回了县城。反正我们是按月交税，他不担心我们逃税。要说他有损失，无非就是少占我们几次便宜而已。

对胡威来说，我和木材贩子都是他的纳税人。但在胡威眼里，我和木材贩子不在一个档次。我曾经在不同场合亲眼看见胡威和木材贩子一起喝酒或打牌，他们的交往亲如兄弟。而我们和胡威之间却形同水火，纯属猫与耗子的关系。可是，我今天占着理，压根不憷他们。

先前发生的事情是这样。

两个木材贩子到了我的肉案边，啧啧称赞好肉。胖子指着最好的一块瘦肉征求矮个子的意见：“砍多少？”

我说了句自找麻烦的话。我说：“本人刀法准，砍肉不用称。”

胖子邪性上来。他接话：“吹牛吧？你真有这本事？”

我说：“我们可以打个赌试试。”

胖子经不住这一激，把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拍在肉案上，财大气粗地说：“这样吧，我只砍一斤肉。砍准了，就是这些钱，不用找。否则……”

“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没砍准，我要白送你一斤肉吃。”我摆着手，没等胖子把话说下去。五十元，这是十斤猪肉的钱啊，机会岂能错失！这个蠢货他哪里知道，街上居民的消费标准就在一至三斤之间，我天天操练这个，业精于勤，牛皮不是吹的，我有十足把握。

矮个子也不示弱，好像生怕有什么便宜把他漏掉一样。他也掏出同样一张票子，等着白吃一斤便宜肉。

我得先把话问清楚。我说：“准与不准的标准怎么定？”

胖子说：“秤是你的，秤杆挂得住秤砣就算。”

矮个子对我点头，表明同样的态度。

我把两条肉砍好，很自信地放在肉案上。我的意思很明白，让他们自己动手过秤。

刚好胡威就来了。

胖子打招呼说：“胡所长，好久不见你了，听说家里出了点什么小事？”

矮个子附和道：“是啊，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千万别瞒着我们兄弟。”

“是母亲的身体出了点毛病，我陪她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胡威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浮出一抹阴郁的表情。

“这样吧。”胖子提议说：“我们砍点肉，中午一起喝一杯。”

胡威没回应胖子，而是对案板上的两张五十元现钞发生兴趣。

我说：“胡所长，来得早不如赶得巧，你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当回裁判。”接着，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给他听。说话的时候，我手里的剁骨刀一直攥紧没有放下。

胡威对我们这样的赌局似乎很感兴趣。他鼓动两贩子说：“那就称吧，让我也见识见识。”

两贩子自己动手。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两条肉各一斤，秤杆四平八稳——我把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称完肉，我发现两贩子的神情都有些乖张。不用猜，他们心里正在盘算着怎么反悔，把肉案上的票子收回去。

胖子先说话：“大清早，开个玩笑，别当真。”

当他的手伸向那张五十元的纸币时，我手里的刀子利索地压住他那肥厚的巴掌。我说：“对不起，这样的玩笑你也敢开？”

我发现，就在我动刀的时候，一旁的胡威向后退了小半步。

一缕阳光透过云层恰到好处地照射在我的肉案上。剁骨刀上的光反射着胖子的脸，光圈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的手瑟缩着从剁骨刀下面抽回去，顺势揉着眼睛，说：“今天的太阳蛮厉害啊。”

我看着白光闪亮的剁骨刀，有了奇异发现。刀面上映照出胡威和矮个子的头像。他们两个都变形得厉害，夸张得像两个卡通人物。

胡威显然也看到了剁骨刀上的自己，气氛瞬间凝住。大概过了两分钟，胡威对两贩子说：“愿赌服输。你们生意人要说话算数，这是信誉问题。”

我没想到，胡威会说出这么公道的话。我当时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两贩子执意反悔，我的杀猪刀该先捅进谁的身体。

矮个子知趣地提肉，嘴内说：“胡所长言之有理，师傅好手艺。”

两贩子走了，只剩我和胡威隔着肉案站立着。案板上的两张钞票在晨风里挑逗地跳跃，像在嘲笑着什么。它们是我用两斤猪肉换取的胜利果实。胡威见证了整个过程。如果没有他在场，我或许会做些妥协，和两名木材贩子商量出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是胡威的及时赶到让我心硬如刀！

我以为胡威又要催缴税款，然后搞点敲诈。他没有这样做。他说：“往后，这种打赌的买卖少做。”

我并不买他的账。我说：“今后，谁敢跟我赌，我都不怕。”

胡威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人争闲气一场空，没必要。”

我发现，胡威这次从县城回到镇上，好像变了个人。

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这个月，你们交八百元税钱算了。”他没提出要肉，我也不主动示好。

五

木材贩子的遭遇让我在街上声名大振。

丁锤子和“快刀”从乡下回来，听说事情的经过后，决定集体喝酒庆贺。我祖传不喝酒，只用茶杯碰他们。两兄弟轮流着给我敬酒，把我当成英雄人物，说我兵不血刃就一箭双雕把木材贩子和胡威拿下，局面打开，今后的生意就好做了。“快刀”后来醉了，醉得直哭，甚至还哭出声来。他数落着自己没日没夜吃过的那些苦，倾吐着在胡威面前的隐忍和委屈……我没有让“快刀”这样的情绪蔓延。我觉得我们是胜利者，应该笑，而不是哭。

自从贩子买肉的事情发生之后，胡威很少来我们的肉案边。他不来，我们并没忘记“老规矩”，每月去交税，都会带一刀好肉“意思意思”。

年关将近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交税。胡威开完票，用商量的口气说：“喂，我想拜托几位兄弟一件事，不知能不能帮上忙。”

我们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兄弟？

原来，他是要我们帮他准备年肉。他对年肉的要求很高，只要四蹄，头尾，内脏，中间部分却不想要。这是不合规矩的。一头整猪，值钱好卖的部分都归他，剩下的卖谁？这种混账透顶的要求永远只有胡威这种王八蛋才说得出口！

“快刀”却答应了他。“快刀”这人我算看透了，他是听到胡威叫了我们一声兄弟，以为人家真把他当兄弟。在胡威嘴内，“兄弟”两字只在他有求于人的时候才会说出来。想不到“快刀”说话的口气硬，骨头却软！不知他算过账没有，胡威要的这些肉不是个小人情，搞不好是我们半个月的利润。我们送不起！

胡威说：“这次我不会白要，我按价付钱。”

“这个好说，我们给胡所长优惠。”“快刀”简直疯了，他大包大揽，不和我们兄弟商量就擅自做主表态，弄得我和丁锤子很被动。幸好胡威不是白要，否则，我们兄弟之间绝对会因为此事当场闹掰。

后来，我们搞明白，“快刀”是想借机恶毒地报复胡威。他早就瞄上了窑坡村朱瓦匠家的那头老母猪。母猪肉绵绵的，咬都咬不动；皮厚厚的，很硬，是上好的皮革材料。母猪肉还脱皮，经火爆炒，皮肉分开，养猪人一看就知道，只能糊弄胡威这样的外行。最要命的是，据说母猪肉是发物，有病史的人吃了这种肉会诱发疾病，不知是真是假。

“快刀”和丁锤子一夜之间就把事情搞定。胡威需要的年肉全部是母猪肉。我们用几只蛇皮袋子装好扎紧，当面给胡威过秤，并要求他检查质量。胡威不识货，他谅我们也不敢对他阳奉阴违，简单算完账就付了现款，然后搭班车托运到县城。当我们把可观的利润分账装入口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格外高兴。这一年中，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想象着胡威一家人在春节期间吃着母猪肉，猪娘的肉皮坚如磐石，煮都煮不烂……团年饭桌上，他们一家人撕扯着那些粗糙的皮肉，一个个鼻歪嘴斜，疑问不断，又无从过问和责备，年节的好心情破坏殆尽……想到这一幕情景，我们心里像喝了蜜糖一样。天地良心，我们还从没这么歹毒地坑害别人。朱瓦匠私下里找过我们不下十次，他把价格降得一次比一次低，用较大的利润诱惑我们以次充好，浑水摸鱼地搭卖出去。可我们从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们的肉案摆在大街上，不仅要经得住风雨，还要经得住世道人心。

不幸的消息年前就传到街上——胡威的母亲精神病复发，她站在自家七楼楼顶，声称要给别人作飞翔表演。110，多便捷的号码！快报警啊，还等什么呢？不知所措的人们举着报警电话拨打，没多久，警察来了，消防人员来了，医院的救护车也开到现场应急待命……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现场指挥救援的方案尚未拿出，老人家就像一只鸟儿凌空飞翔，从一个猝不及防的角度飘然坠落，其状惨不忍睹。我们都没有想到，胡威夏天里好长时间呆在城里是陪护他的精神病母亲。我们当然无法判定他的母亲是否会提前吃那些母猪肉。不管她的病情复发与吃肉有无关联，我们都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胡威的事情。就算与他不对付，我们也不应该嫁祸他的母亲！

胡威回到街上是第二年春节过后。我们没法知道他是否明白自己花钱购买的是母猪肉，甚至把母亲的死和母猪肉联系起来。有一天，他来到我们肉案边，正好我们三个都在。胡威声称要感谢我们。他说，她母亲死得突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刚刚退休两年的正科级干部会以飞翔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胡威说：“所幸的是，母亲一直要吃山里的土猪肉。如果不是几位兄弟帮忙，我连母亲的这个心愿都无法满足。她这一走，我会终生遗憾。”

丁锤子和“快刀”同时望着我，我们面面相觑，一时骇然。

此后不久，我接到县里电话，有个单位急需招聘一名文秘。我杀猪卖肉之余写给报纸的那些新闻让我赢得了“土记者”的名声，并由此迎来命运转机，告别杀猪卖肉的行当成了“公家人”。那天大清早，我乘班车离开小镇，顺便去肉案边向两位兄弟道别。薄雾缭绕的案边阒无一人，丁锤子和“快刀”定是串乡买猪去了。只有卷毛土狗恹恹卧着，替主子守着肉摊。我不免戚戚然——我要走了，可他们的生活还得延续下去。

接着，我在县城碰到了胡威。原来，他也因家庭变故要照顾父亲被调回县城。于是，我们经常碰在一起喝酒，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责编：梁红）

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大学文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015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现供职于湖南省石门县公安局。2011年底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万字，有作品散见于《当代》、《民族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多部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获第十二届“金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变 脸（少一）

变脸（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