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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380期） 谢亚洲，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劲坤，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抽象劳动因其模糊性而饱受争议。在这一概念中，“交叠着相互难以统一的含义：一种是'社会性’理解（抽象劳动作为不同质的劳动的社会强制的均等化的结果），另一种是'自然主义’理解（抽象劳动作为生理学规定的概括） ”。实际上，这种双重含义指向了马克思在李嘉图与贝利之间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同时为德国学界的“新批判派”和“新阅读派”提供了理论论争的思想资源。在抽象劳动的解读之争中，“新批判派”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和“新阅读派”学者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eal Heinrich）分别强调生产和交换，并以此来理解马克思的范式革命。他们都认为这一范式革命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在某些问题上仍囿于旧范式之中，但二者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如何理解这一范式革命及其不彻底性。在这个意义上，梳理和反思他们之间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范式革命，进一步深化《资本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在生产与交换之间：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之思及其争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透过商品的二重性看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并将后者视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要把握其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此而言，作为“枢纽”的劳动二重性是这一把握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具体劳动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与之相对，作为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则是一种为商品所共有的特殊“社会实体”，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定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将具体劳动混同为抽象劳动，才会自然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要解答这一社会的谜题，就必须细加考察抽象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位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讨论劳动其实就是讨论社会劳动，而抽象劳动则是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私人的特殊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原有性质后才证明为一般社会劳动”。“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这表明，在建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抽象才能得到证明，劳动的抽象性其实就意味着劳动的社会性。而价值（即抽象劳动的结晶）在交换关系中的表现（即交换价值）则指向了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分配形式 ——劳动产品只有获得交换价值才能实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化，否则劳动就会被视为无用功。所以，抽象劳动指向了一种历史特定的劳动社会化形式。 然而，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似乎陷入了两难，摇摆于生产与交换之间：他一方面立足于生产维度，将抽象劳动视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交换维度，将抽象劳动视为唯有普遍化的交换才能还原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有学者指出，这种双重维度蕴含着一种无法化解的内在张力：就抽象劳动的生产维度而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中，无论是否存在普遍化的交换，只要劳动就会有生理耗费，所以抽象劳动是超历史的自然物；但就其交换维度而言，只有普遍化的交换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的“还原”，所以抽象劳动只存在于“交换成为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双重理解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那他为什么要给出这种理解呢？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所揭示的，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他与政治经济学的交锋。 首先，就强调抽象劳动的交换维度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对手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看到了变动不居的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基础，并将价值进一步归因于劳动，但却因为受惑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混淆了超历史的具体劳动和历史性的抽象劳动，结果便是自然化资本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劳动创造价值”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价值量便是由商品所内含的“劳动时间”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则只是这种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这实际上是将价值视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即撇开一切社会关系的自然实体物，从而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交换价值成了以实体为轴的外在补充。在此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实体主义”的，形成价值的劳动便会被理解为单纯的生理耗费，而表现价值的货币则只是一种便利交换的“辅助手段”，可以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被废除。根据这种认识，李嘉图左派和蒲鲁东认为，只要内在的价值采取了不同于货币的表现形式（如“劳动货币”），就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蒲鲁东及其学派“把贬黜货币和把商品捧上天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而认真说教，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意味着，将交换价值还原为劳动实际上只是第一步的工作，而止步于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之物，才会混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提出“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忽视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 因此，要想真正透视资本主义，就必须进一步追问“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交换价值”，看到劳动—价值—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这就指出了价值形式的重要性：“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所以只有“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交换价值便是价值所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价值，而忽视价值形式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对价值形式的强调使得马克思看到，商品只有经过交换的“惊险一跃”（即表现为交换价值）才能回溯性地证成自身的价值 ——价值不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所以，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便不是纯粹的生理耗费，反而具有交换维度 ——只有商品交换才能使得具有质性差异的具体劳动被还原为同质的抽象劳动。 其次，就强调抽象劳动的生产维度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对手是以贝利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对价值形式的强调使得马克思祛魅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启发马克思去分析价值形式的是塞缪尔·贝利对李嘉图的批判”。具言之，因为不满于李嘉图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贝利立足于交换关系视角，针锋相对地指出，“价值并不表示任何实证的或内在的东西，而仅仅表示两个作为可交换商品的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意味着，价值没有劳动的实体性基础，并不能撇开交换而独立自存，反而是纯粹的社会关系物。因此，有多少交换关系，就会有多少价值——价值具有纯粹的相对性。贝利的这种批判“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因为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因此，李嘉图无法解释内在的价值为什么必然采取交换价值这种外在表现形式。贝利抓住了这一点，但却矫枉过正地将劳动（连带着整个生产领域）驱逐出价值问题的论域，彻底消解了价值的实体性基础，从而使得价值在交换关系中完全相对化了。 当然，这种相对化的价值也是有章可循的，否则商品交换就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可循之章是什么呢？贝利的答案是使用价值，因为商品只有对他人来说具有使用价值，才有可能成功交换。于是，商品交换不再建基于内在的劳动价值，而是依赖于对效用（即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估。这就导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化： 换言之，贝利的效用价值论仅仅停留于表层的交换领域，实际上忽视了劳动与资本的深层对抗性 ——劳动是资本的“内在他者”，揭示了资本增殖的源泉和限度，所以不可避免地就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在这个意义上，贝利是不折不扣的“拜物教徒”，和李嘉图犯了同样的错误。归根结底，贝利的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商品交换视为永恒之物，没有看到它指向了劳动社会化的特定形式，所以才会“试图从效用（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解释价值（价格） ”，从而物化了价值。但问题在于，尽管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的必要前提，但普遍化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而后者需要一个同质性的基础，即“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价值。而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结晶，建基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人体生理机能。这意味着，讨论价值问题不能忽视抽象劳动的生产维度，否则就会掉入贝利的形式主义价值理论的陷阱中。 在李嘉图的实体主义价值理论与贝利的形式主义价值理论之间，马克思看到了抽象劳动的双重维度 ——抽象劳动处于生产与交换的视差之中，指向了由普遍化的商品交换所回溯性证成的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性。如果像李嘉图和贝利那样物化资本主义，那就会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各执一端，将价值归基于超历史的具体劳动或使用价值。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实际上在实体主义范式与形式主义范式之间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他既没有像李嘉图那样止步于将价值形式还原为实体性的劳动内容，也没有像贝利那样抽去价值形式的实体性的劳动内容，而是看到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而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范式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固有的必然性（规律）问题的回答，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问题的揭示。立足于此，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并进一步构建了抽象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李嘉图和贝利的物化“范式”所立足的社会历史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范式革命所批判的并不是李嘉图和贝利在价值理论上的具体结论，而是他们的“范式”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 ——屈从于物化现象，将资本主义视为永恒必然。与之相对，马克思意识到，物化现象只是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呈现出的欺骗性外观，因而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线索。 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深邃思想没有在后人那里得到很好的理解。“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李嘉图式’共识一直主导着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解。”无论是马克思的支持者（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批评者（如熊彼特等人），都是在李嘉图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范式内解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顶多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升级版。于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便被当作价值理论的附属物，从而使得价值的交换维度遭到忽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便被理解为纯粹的生理耗费。这种“李嘉图式”共识在 20世纪 70年代初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强调价值形式理论的新思潮，如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这种新思潮拒斥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着力阐发抽象劳动的交换维度，“强调私人劳动在市场上的社会验证”。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如果像大多数价值形式理论家试图做的那样，把对抽象劳动的强调仅仅放在最终市场的交换上，那结果就有可能是完全抽空劳动”。换言之，“如果抽象劳动被归于一种交换抽象，那么它如何会是一个生产范畴？”因此，对价值形式理论的过分强调极有可能消解价值的实体性基础，从而重蹈贝利的覆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掉入同样的物化陷阱中。 在这个意义上，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必须深刻反思强调生产和交换的解读路径。而作为这两条解读路径在当代德国学界的著名代表，“新阅读派”的海因里希和“新批判派”的库尔茨分别继承了强调交换和生产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马克思范式革命的独特解读。但不同的理论取向使得他们的解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此之间的论战，“从一开始就硝烟弥漫，十多年来一再爆发”。这一论战吸引了许多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并激发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新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梳理和反思这一争论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所要阐明的问题。 库尔茨对抽象劳动的独特解读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体论的批判，并由此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及其不彻底性。在库尔茨看来，劳动本体论是指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劳动本体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永恒中介。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不会随着社会形式的变革而废除。所以，批判的锋芒就应该指向这种劳动所采取的资本主义形式——抽象劳动。库尔茨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只是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历史中介形式”，从而指向了一个“与生活过程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独立领域。在库尔茨看来，劳动领域的独立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正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将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独立的领域抽象出来了。前现代社会的劳动则与其他领域（如文化、政治等）交织在一起，被赋予了极其不同的具体内涵（如奴隶主和奴隶的劳动），并不会被视为同样的活动。所以，现代的劳动范畴在那时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在前现代社会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名义抽象”（nominal abstraction），并不具备真正的合法性。因此，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本体论设定便是错误的，它只是劳动拜物教的表征。 库尔茨将劳动本体论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文本剖析，看到了他“在劳动概念上的自相矛盾” ——劳动被同时视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和“本体论的原则”。既然如此，那该如何解决马克思的这种自相矛盾呢？库尔茨采取的策略是完全放弃劳动本体论，将劳动范畴严格限制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视其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现实抽象。因此，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便是一个“逻辑赘词”（logical pleonasm）（如“黑色的黑暗”）。在库尔茨看来，这种抽象意味着撇开一切具体内容而将劳动还原为人类能量的生理耗费。“对于自我扩张的价值过程的'自动主体’来说，制造裤子还是手榴弹完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类身体的燃烧过程（能量耗费）发生了，因为它能够将自身呈现为价值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过程。”换言之，劳动被还原为纯粹的生理耗费恰恰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抽象 ——正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下，劳动才得以撇开一切具体形式，从而被还原为生理学意义上的同质性。因此，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并不会导向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化，反而揭示了其历史特定性。 劳动的生理耗费显然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所以，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就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非流通过程。抽象劳动便是早已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抽象”，而不是随后才发生的“交换抽象” ——“通过交换价值和货币在流通中被物化的东西，已经存在于生产中”。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劳动就是一个生产范畴，库尔茨称之为“社会再生产的先验”。这种生产意义上的先验性意味着一种“先验的社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以及产品的社会性已经是前提，而不仅仅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换言之，私人生产者的独立性只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劳动其实运行于价值生产的轨道内，所以在交换之前就获得了一种先验的社会性，即被抽象为人体能量的生理耗费。对库尔茨而言，这种社会性意味着是先有生产中的价值实体，后有交换中的价值形式，二者处于顺推关系中。 对抽象劳动的新解读导向了对具体劳动的重新定位。在库尔茨看来，所谓的“具体劳动”其实只是披着质性差异外衣的“伪具体”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是一体两面的，后者只是前者在不同的物质生产过程（如裤子和手榴弹）中的表现。“马克思自相矛盾地称之为'具体劳动’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并不表示一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只不过是'抽象劳动’占有自然或社会'材料’的特定物质方式。”这就揭示了一种纵向的金字塔形结构：位于塔尖的价值借助于劳动抽象的同一化暴力，自上而下地侵占那位于塔座的五彩斑斓的现实世界。普遍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关系便被颠倒过来了，后者反倒成了前者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抽象劳动，还是由它所决定的具体劳动，其实都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库尔茨认为，劳动二重性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后者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种抽象劳动占主导地位的二重性，才会将价值还原为表面上“超历史”的具体劳动，从而自然化资本主义。“马克思超越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一步，正是他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引入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概念区别。”但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暴露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因为他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将具体劳动视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从而又陷入了劳动本体论之中。“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古典学的这种决裂已经确立了与劳动本体论的决裂，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坚持到底。”换言之，马克思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是不彻底的，所以，他才会将劳动本体化，从而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旧范式之中。 立足于对抽象劳动的独特解读，库尔茨一方面批判了坚持劳动本体论而强调生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批判了拒斥生理学定义而强调交换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就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库尔茨认为他们没有反思劳动本体论，反而立足于“超历史”的劳动，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围绕这种劳动旋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如私有制和市场），以变革分配方式（如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变革）而“解放”劳动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就被视为批判的立足点而非对象。这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简化为一种建基于私有制并以流通为中介的特殊分配方式，从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历史特定性。“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其批判误解为是对'生产’的批判，因此它所指的并不是真实抽象的社会形式和活动意义上的生产，而仅仅是在主观上和社会学上被误解的'支配’生产的规则，即法律上的财产规定。”这意味着，看似最关注生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恰恰错失了对资本主义劳动所内含的生产关系的批判，反而只是在外围打转。在这一点上，传统马克思主义可谓是退回到了李嘉图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中，因为有待“解放”的劳动无论何时都会耗费人体能量，从而构成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便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永恒性。 作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动，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以贬低马克思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实体主义’或生理学'自然主义’为荣”。换言之，为了不再重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覆辙，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采取的策略是拒斥价值在生产中的生理性实体，进而认为抽象劳动是一种只在交换中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事后的交换抽象才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未经交换验证的商品还不是真正的商品，而交换的过程其实就是价值表现的过程，所以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价值，价值形式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库尔茨将海因里希视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并对其价值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库尔茨看来，海因里希犯了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同样的错误——没有批判生产领域的具体劳动，反而将劳动本体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局限于流通领域。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共享了劳动本体论这一理论地基，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强调生产中的生理耗费还是交换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库尔茨而言，海因里希拒斥生理学定义的努力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并没有触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隐秘内核 ——劳动本体论，反而建基于其上，将抽象劳动简化为一个回溯性的关系范畴，从而消解了价值的先验实体。 在库尔茨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由于颠倒了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先后顺序，结果便是混淆价值与交换价值，非法地将二者等同视之。但问题在于，“没有内容的纯粹关系将是空洞的 ——除非'有效性’概念被剥夺了其客观性，并转化为仅仅是主观的'约定’或'估值’”。换言之，只有遵循从价值实体到价值形式的先后顺序才能保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如果像海因里希那样盲目强调价值形式对价值实体的回溯性建构，那价值理论就只能建立在主观的“估值”基础上，从而滑向自然化资本主义的主观价值理论。就此而言，“反实体主义”的海因里希可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庸俗经济学家”，重蹈了贝利的覆辙。这里的要害在于，如果价值不再建基于劳动的生理耗费，那资本主义就可以凭借交换关系的无限建构摆脱其有限的物质实体基础，从而宣告历史的终结。因此，“对抽象劳动的物质实体特性的批判可以反对危机的实体理论，从而否认资本自我扩张存在任何绝对的内部限制”。这意味着，海因里希的价值理论实际上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本性，进而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永恒化了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呢？在库尔茨看来，关键就在于祛魅二者所立足的劳动本体论，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看似“无辜”的劳动本身——从劳动中解放，而不是解放劳动。所以，真正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废除外围的私有制和市场，而是废除由资本主义劳动建构的特定生产方式。那么这种废除何以可能呢？库尔茨从《大纲》中得到了灵感，马克思在那里指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蕴含的“资本逻辑的自我矛盾”：“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换言之，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借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增殖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剩余价值总量的绝对减少，即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排除出生产过程。库尔茨继承了这种逻辑，将废除劳动的希望放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自动化愿景”之上。在他看来，自动化技术的生产应用是资本主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使得人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成为多余”。“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将自身'去实体化’，价值也被贬值，从而不仅在逻辑上，也作为一种必要的历史经验现象，设定了一个绝对的内部极限。”这意味着，资本借助于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蕴含着掏空自身劳动基础的危机，尤其随着自动化技术的生产应用，劳动将被完全排除出生产过程。由此，标志着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劳动二重性将失去其资本主义地基，人类就将从资本主义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开创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海因里希对抽象劳动的独特解读建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它们的问题就在于抹杀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仅仅将其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升级版”，从而陷入了后者的窠臼之中。于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的“超越”就被限定于具体问题上，即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劳动力剥削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的，所以，当它们将古典政治经济学视为过时之物时，被认为处于同一理论范式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也会被弃之如敝屣。但依海因里希之见，马克思心之所系的“批判”所强调的根本就不是具体问题的向前推进，而是整体范式的根本性转换。这种范式转换体现在“问题设置的形式和方式”上：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实证式的“是什么”追问，看到了价值背后的“超历史”劳动基础，那马克思就通过辩证式的“为什么”追问，看到了使得劳动表现为价值的特定社会形式。 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相互关联性”（social interconnected-ness）：“私人劳动的产品并不直接作为具体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定的使用价值 ——而具有社会形式，相反只有当它通过交换获得价值形式，从而变得可以交换时，它才具有社会形式。”换言之，在建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行其是又紧密相连的私人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发生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化。这就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劳动社会化形式 ——交换所实现的“回溯性社会化”（retroactive socialization）。当然，交换可以说是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式中，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于，交换由一种附属性的个别行为跃升为统治性的普遍现象 ——社会只有通过普遍化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就此而言，价值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特定社会关系，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则是“在交换中构建起来的有效关系：在交换中，被耗费的具体劳动充当了特定量的形成价值的总劳动”。与此同时，商品交换的过程其实就是价值表现的过程，所以“劳动表现为价值”与“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便是一体两面的 ——商品的价值所获得的交换价值回溯性地确认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懂价值形式理论，所以无力追问“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陷入了资本主义的物化陷阱中。据此，海因里希认为，价值形式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附属物，反而是其核心构件，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价值本身。 现在的问题在于，商品交换越是重要，就意味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越是分裂，使用价值与价值越是对立，交换也愈加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直接的物物交换显然是不可能普遍化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某种商品（如麻布）所提供的使用价值。既然如此，要使得商品交换普遍化就必须找到一个社会公认的交换中介物，以实现不同商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否则“20码麻布值 1件上衣”这种最简单的价值关系都不能成立。马克思认为这种中介物正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普遍化交换实际上有赖于货币的中介，而对它的追寻则构成了《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辩证法（即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辩证法）。在海因里希看来，货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或缺性表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并不讨论“货币的历史形成”，而是指向了一种“内在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性的发展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前后相继的范畴处于相互建构的关系中，所以正是货币这种价值形式使得商品的价值真正成为价值，进而回溯性地证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 根据价值与货币的内在关联性，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货币价值论”，而“对价值的'实体主义’理解想要把单个的价值固定在单个的物上，是一种前货币的价值理论”。换言之，货币价值论意味着将价值理解为一种在交换中构建的特定社会关系，而非生产所固有的自然实体。在海因里希看来，后面这种“实体主义”理解可以追溯至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正是因为抽象劳动被理解为人类能量的生理耗费，价值才会被理解为单个商品所固有的自然实体物。由于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劳动的生理耗费，那价值生产就是一种自然必然性，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如蒲鲁东学派所设想的“劳动货币”）。 针对这种观点，海因里希认为，将劳动还原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等同性只是一种在人的脑海中形成的“思维抽象”。显然，只要能这样思维的人存在，这种“思维抽象”就会存在，所以它可以投射到任何时代的任何劳动，无论其是否生产商品。并且，这个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实际上是异质性的，根本不可能提供等价交换的同质基础，“个别的劳动行为之所以彼此不同，正是因为它们需要不同数量和比例的脑、肌肉和神经”。依海因里希之见，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显然不是这种“思维抽象”，而是现实的交换行为所形成的“现实抽象”。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劳动所具有的异质性生理耗费其实只有透过这种“现实抽象”的棱镜，才能成为表面上具有同质性的“思维抽象”。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遮蔽，私人生产者在商品交换时其实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所以交换抽象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抽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对抽象劳动的这种理解也导致对具体劳动的重新定位。在海因里希看来，具体的有用劳动根本就不是自明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毋宁说它是建基于现实抽象的特定“思维抽象”。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同一性会忽视各种不同的劳动活动由于文化内涵（cultural connotations）而具有的质性差异，将其等同视之，进而看到它们在价值创造之外的共同性 ——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 既然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是有问题的，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它？海因里希认为，这一定义不仅是表述不当的问题，更指向了马克思在新旧领域之间的“矛盾心态” ——“同旧有领域的决裂、分离，与身陷于这些领域，同时发生”。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范式革命是不彻底的，所以他才会在抽象劳动问题上摇摆不定，提出著名的生理学定义，从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困难。海因里希则希望通过强调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意义，看到抽象劳动的交换属性，从而捋顺《资本论》的内在脉络，贯彻这一范式革命。但对交换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抛弃生产，毋宁说海因里希支持的是一种生产与交换并重的价值理论： 换言之，对海因里希而言，交换并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是连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必要中介 ——前者只有通过交换抽象才能被纳入后者之中。但这种对交换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本身是“无辜的”。相反，海因里希看到，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资本家在最终的交换之前有一种价值的“预期”（expectations），而它“有力地塑造了生产过程和工作条件，往往对工人具有破坏性”。换言之，这种虚拟的“预期”虽然还有待交换来进行最后的验证，但却真实地塑形了生产过程本身，迫使工人的劳动运行于价值生产的轨道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强调交换的重要性并不会像库尔茨所说的那样忽视生产领域的特殊性，将价值简化为一个纯粹的交换范畴，从而滑入主观价值理论的深渊。 立足于对交换领域的强调，海因里希严厉批判了库尔茨的价值理论。在他看来，库尔茨其实并没有超越他所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反而同样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倾向于将后者理解为“一种耗费劳动的特殊方式，比如不同于内容丰富的手工木工劳动的、单调的流水线劳动”。这种理解显然与库尔茨所支持的生理学定义密切相关，因为空洞单调的具体劳动（如流水线劳动）显然更接近于人体机能的生理耗费。于是，抽象劳动便被严格限定于生产领域，而抽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自然也是纯粹的生产范畴，即“个别生产者在生产中'创造’价值，独立于交换之外”。但问题在于，海因里希认为，如果像库尔茨那样仅仅将生产领域视为“价值产生于何处”的答案，那结果只会是物化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原因在于，价值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被灌注进商品的实体物，而是在交换中构建起来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指向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形式 ——交换所实现的回溯性社会化。 在这个意义上，库尔茨对生产领域的片面强调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先验的社会性，即价值的生理性实体意味着私人生产者已经位于资本所强加的社会关系之中。“但问题是，资本家的剥削意图和相应的生产组织是否已经足以使产品成为价值对象性”，并且“如果价值对象性已经转移到私人生产的产品上，那这本身就已经被认为是社会的；而私人生产首先被承认为社会生产的中介，则仅仅成为一种边缘现象。但恰恰是这种中介的形式造成了关键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库尔茨所谓的先验社会性恰恰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形式的独特性，实际上是将私人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预期”（海因里希语）直接等同于价值“实体”，结果便是像李嘉图一样忽视价值形式理论，从而自然化了资本主义。 立足于对价值理论的澄清，海因里希进一步批判了库尔茨基于《大纲》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在海因里希看来，库尔茨没有意识到《大纲》相对于《资本论》的理论缺陷，反而片面地将具体劳动的排除趋势视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标志。但问题在于，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具体劳动“过剩”并不意味着“价值实体的瓦解”，因为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的剩余价值而非其绝对价值，所以“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降低，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只要他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是增长的”。换言之，技术的发展虽然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了具体劳动的“过剩”，并进一步引起了商品绝对价值的降低，但却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来提高商品的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因此，具体劳动的排除趋势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反而指向了化危机为契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远未达至极限，而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依旧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以，马克思的范式革命仍然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平线。 在李嘉图与贝利之间，马克思通过抽象劳动的双重维度（即生产与交换）看到，他们的价值理论实际上都物化了资本主义，所以才会止步于揭示价值形式背后的劳动内容，或者“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借助于“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的追问，反思并批判了以超历史的物化外观呈现出来的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抽象劳动的双重维度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激发了对这一范式革命的不同理解。立足于交换视角，海因里希捍卫抽象劳动的社会性定义，将其视为一种在交换构建起来的有效关系，看到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回溯性社会化，从而将马克思的范式革命定位于强调交换的价值形式；而立足于生产视角，库尔茨则捍卫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先验，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先验社会性，从而将这一范式革命定位于强调生产的劳动二重性。海因里希的启示在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及其固有的“先验社会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形式。“如果私人劳动本身尚未得到社会承认，那么抽象的人类劳动，以及以这种形式存在的社会一般劳动，怎么可能已经存在于私人的生产行为中呢？库尔茨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在此意义上，只要资本主义及其强大的市场交换体系继续存在，马克思在价值形式问题上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就依然具有当代生命力。但库尔茨的启示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劳动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量，真正的社会变革不仅要批判“抽象劳动”，更要重塑“劳动”，使得劳动的社会性不再囿于资本的增殖逻辑之中，从而看到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指向了一种劳动社会化形式的范式重构——劳动不再以价值形式来实现自身的社会性。“新批判派”和“新阅读派”的争论实际上为我们呈现了马克思范式革命的实质所在：抽象劳动概念的内在张力实际上指向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固有的内在关系，即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新范式。马克思之所以提出抽象劳动概念，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经济体系中最根本但最为隐秘的关系 ——劳动与价值的内在关系，即只有通过抽象劳动（内容），作为质料的劳动（生理耗费）与价值（形式）之间才能建立起体系性关系，以此表明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特殊性。通过形式对质料的暴力“塑形”，建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命脉所在。对于劳动而言，它一方面要获得与此相应的社会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它构成了资本“内在的他者”，表明了资本主义价值的源泉及其限度；对于价值而言，它一方面是劳动社会性建构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要在交换中实现自身，建构非实体化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它一方面需要并建构这种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破坏这种关系 ——价值形式总是试图摆脱其劳动基础，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悖论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此意义上，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建构劳动与价值的真正统一性（关联）是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稳固”劳动的社会化形式，健全经济信用体制，加强金融监管，保证货币品质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关系，警惕资本的过度金融化及其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建构所造成的价值冲击（资本自由）与社会冲击（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要创造劳动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从质和量上开创劳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避免价值对劳动社会性的单向定义，以劳动引领市场，提高劳动的市场开创性和市场竞争力，创造劳动与市场的相互构成关系。保持劳动与资本的内在张力，建构劳动与资本的真正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轴心和关键所在。（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刘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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