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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一传开，司令部驻地附近的乡亲们就立即沸腾起来了。 他们纷纷涌到街头，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燃放鞭炮，还有的干脆扭起秧歌来了。 战士们也都欢喜若狂，敲打着脸盆、牙缸，喊起胜利口号。 尤其是那些家在东北的同志更是激动万分，他们不停地喊着'打回老家去'，兴奋得端起整碗整碗的酒就喝，结果醉得象滩泥。 还有的同志高兴地流下泪来，泣不成声。  庆祝抗战胜利 政治部的同志用最快速度印出'号外'，亲自送往各部队。 冀中所有部队都接到通知：原地待命。 没多久，朱总司令就下达了大反攻的命令，命令各解放区的部队，立即向敌占区和交通要道进发。 冀中军区立即在肃宁县的大官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 我在会上指出，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艰巨的任务。 现在，我们暂不进行原定的安博蠡战役了，要马上脱下便衣，换上军装，执行毛主席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命令，开始总反攻！ 会场里气氛异常热烈，同志们一个个都象年轻了几岁似的，满面红光。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实在是太激动了。 多么艰苦卓绝的八年！ 在这八年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领导我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许多国际友人和爱国人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许多曾与我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 无数英雄业绩，将载入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的确，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一切为了前线胜利！' 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署提出这个口号之后，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亲自动员人民群众为子弟兵赶做军服。 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冀中部队全都换上了用高阳布做的灰色新军装。 此时，我们冀中的部队已由'五一大扫荡'之后的一个小团，发展为二十六个团。 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是冀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 为了适应全国大反攻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凡是在冀中工作的东北同志，都抽调出来到东北去。 沙克同志带领东北籍干部和冀中的两个团，挺进东北了。  1938年，左起，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和李英武 延安电台广播了让我们冀中部队接收天津的命令。 朱总司令任命我为天津警备司令。 我们在胜芳召集部队开了一个万人誓师大会。 会上，我向大家宣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已经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向日本侵略者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饬令其在我军区管辖内的日军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所规定的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 凡投降的，不论官兵，保证其生命安全，并予以宽待； 拒绝投降者，将其歼灭！ 我宣读了进军天津的命令，几位指战员代表也分别上台表示了战斗决心。 八月十二日午后，我与林铁、李志民同志率领部队分路直趋天津，去接受日军的投降。 沿途我们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他们用树枝和鲜花搭起'胜利门'欢迎我们，有的双手捧着鸡蛋、水果往我们战士口袋里塞，有的端着茶水，大声招呼： '同志，喝一杯茶，解解暑吧，多缴几支日本枪呀！' 还有的在路旁手舞足蹈地唱着：
唱着唱着，有些小伙子竟不由自主地钻进支前队伍里去了。 我心里热呼呼的，我们在欢声动地的热浪中向天津进发。 主力部队开抵天津市郊，另一部逼近大沽，其他部队和广大民兵也把安国、博野、蠡县、雄县、霸县等县城团团围住了。 在史各庄，我们向天津日伪军发出了通牒，散发了延安总部的命令、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言和告日军书，敦促日伪军尽快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次日，朱总司令电令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要他立即通知被我军包围的日军向我军投降，并宣布在华北的日军要按照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办理投降事宜。 可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明目张胆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也发出了'命令'，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等待'国军'前来受降！ 我们在天津城的地下党和地下军很快又送来情报： 日本投降了，但天津城里的汉奸不但没有受到通缉、法办，反而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 蒋介石还给他们加官、晋级、改编，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 至于日军，蒋介石则请求他们'坚守阵地'，意图很明显，就是不让我们八路军去受降。 情况很严重。 在关键时候，晋察冀军区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及时地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主席针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革命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 毛主席说： '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毛主席的话指出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鼓舞了人民的信心和勇气。 八月十九日晚，我们按预定计划，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城镇的日伪军发动了进攻，政治部的文艺工作者崔嵬深入火线体验生活，正赶上唐官屯战。 二十四团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要他在后面呆着，可他看见战士们打得那么勇猛，深受感染，也一跃而起，跟着战士们向前冲去了。 二十三日上午，我决定亲自带领部队攻打天津外围的杨柳墅和杨柳青据点。 十点钟，集合号响了，部队要立即出发。 我对警卫员说了声：'走！' 就蹬上自行车集合队伍去了。 攻打杨柳墅和杨柳青的战斗比较激烈，但时间不长，我们就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并且攻占了杨村车站、北仓车站和飞机场，切断了平津、津浦之间的铁路交通线，还占领了灰堆、大沽、岐口等地。 我走进硝烟弥漫的杨村。 二十八团和三十八团的部分指战员一度攻进天津西站，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 由于天津市内驻有日军第三装甲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指挥机关和三个大队，加上伪军，共有一万多人，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凭借坚固工事顽抗。 我们攻进去的部队较少，寡不敌众，只好撤至外围，调动部队，进行新的部署。 但是我们在天津的地下军袭入伪建设公署，截获敌人十六辆汽车的粮食，并夺得一些枪支。 与此同时，二十三团和六十七团攻入静海县城，六十六团占领了陈官屯。 十分区一部配合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军区的部队，从南面逼进北平城下。 冀中军区另一部，打下了保定周围的北大冉、张登等据点。 三十三团夜袭保定西关伪军绥靖军第六集团司令部，毙伤日伪军六百多人，俘日伪军五百多人。 还有一部分队伍，配合冀晋军区的部队，拔除了石家庄外围据点，围住了两千多日伪军。 六分区的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打下束鹿县城和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十六个据点，歼灭全部守敌。 我军大反攻的声威，使得日伪大为震惊。 八月二十二日，天津南郊伪自卫团四百多人，由团长率领向我军投诚。 同日，驻献县崔尔庄的伪军联队长张洪烈率七百多人，全副武装宣布起义。 八月二十三日，冀察部队解放了日本侵略军在察哈尔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张家口，取得了晋察冀军区反攻作战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捷报频传，我们越来越紧地围困天津之敌。 这天上午，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响声，我抬头一看，一架又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我们上空掠过，朝北平方向飞去。 没多久，上级来了通报，说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帮助蒋介石往北平运兵呢！ 据守天津的日伪军见天上飞机一批接一批，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得意起来，腰也粗了，气也壮了，抵抗也越发疯狂了。 形势急剧变化着。 美、蒋合作了，蒋、日、伪合流了，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起来！ 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的爆发，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避免内战的紧急措施。 同时，鉴于形势恶化，我军继续夺取大中城市困难增多，党中央及时地改变了军事斗争方针，指示我们： 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集结必要的兵力，尽量广占乡村和夺取小城市，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调整了部署： 除挺进东北、热河和察哈尔的部队，仍按原来计划行动以外，各区主力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周围迅速转移，立即回师内陆和解放区边缘，攻夺日伪占据的城镇。 我带领冀中部队主力奉命从天津周围转移，将矛头指向大清河北。 这时，大清河北的日军已经龟缩到平津去了，留在城镇据点里的汉奸和伪军仗着有蒋介石撑腰，气焰十分嚣张。 不料，我们杀个回马枪，将其据点扫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又收复这一带的许多城镇。 九月二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字投降。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解除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反而把华北的日军改编成'志愿军'，令其掩护胡宗南八个师的'国军'火速进到平津，还命令傅作义利用日伪军的接应，迅速往归绥、集宁、丰镇、大同集结。 于是，傅作义部很快就在这一带纠集了四万三千多人，并向张家口进袭。 这样一来，在我晋察冀解放区就出现了国民党军可能从东西两面夹击察哈尔的形势。 因此，保卫察哈尔，保卫张家口就成为晋察冀军民的当务之急。 晋察冀军区当即决定，迅速往察哈尔省的平绥线上调集兵力。 早已从延安飞抵涞源的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我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和六、十分区一部共十一个团，组成冀中纵队，由我任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委，李志民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火速开往张家口，奔向平绥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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