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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的错误理解，是这个世界上不公正、贫困、战争等等问题的根源之一。一直以来，由于普遍的经济学贫困，“国家”都是被历史主义方法所塑造，“国家”被视为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赋予了国家控制社会的权力，使得国家可以凌驾于普遍原理之上，成为不受普遍原理约束的怪物。 这种国家建立在历史、文化、民族、领土等等之上的，并把捍卫它们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虽然我们看到这种国家在历史上以这种方式出现并长期存在，但不能认为它就是“自发演化”的，相反，它是错误观念（历史主义方法）“建构”出来的。即这种国家不能被视为自发秩序的产物，而应该被视为建构主义的产物。 如一种制度（国家）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产物，那么尽管它在历史上有一个长期存在与演变的过程，但不能被视为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发演化”。那种把历史上存在与演变的事物都视为“自发演化”现象的方法，是根据现象本身做出的定义，而无视现象背后人的观念与认知。流行的演化经济学正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使自发秩序与建构主义得以区分的，不是“历史”上该事物是否在“演化”，而是产生该事物的行动或观念是否符合自发秩序原理。 这意味着我们在主观主义的方法下理解自发秩序。相比之下，哈耶克并没有把自发秩序放到主观主义方法下理解，或者说，他把自发秩序视为一个客观现象，没有在自发秩序理论中贯彻主观主义方法，这也是笔者与哈耶克的不同之处。笔者强调“个体应该把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正是笔者的主观主义方法的体现。哈耶克的这种“客观主义”的秩序演化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后面很多研究演化的经济学家，包括国内很多研究演化的学者，都使用这种客观主义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失去价值。 这种客观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没有“经济学含量”的，因为它事实上是用一种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去考察经验现象，而这种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是不能被视为“经济学的”。这种客观主义的方法，也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如“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种方法把国家作为单一主体来分析，当把国家作为单一主体，考察其最大化时，就否定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否定了合作原理（自发秩序原理），从而制造出冲突。国家应该被视为合作秩序的产物，有关合作秩序的原理也是法律的原理，它的有效性超越国界，是高于国家的，也是国家应该服从的。但是，这种历史主义方法把国家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因此它可以不受这种（经济学）原理的约束，这使国家处在高于法律的位置上，它可以制订法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当然，“国家”是没有目的的，国家的目的其实是一部分人的目的，因此这种方法使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居于一种特权地位，即利用国家工具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使另外一部分人处于被奴役地位。因此，这种方法在国内就已经制造了不平等或冲突。 历史主义方法把国家概念实体化，为不受合作原理约束的国家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使国家的控制与垄断显得理所当然，因为这种控制被视为维护国家这个实在的需要，而维护国家这个实在又被视为使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把国家实在化，使社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比如极大地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国家不应该被视为“实在”，而应该被视为合作秩序过程中演化产生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就是维护自发秩序，或保护财产权。既然不是实在，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它的形式就不能被视为固定的或给定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他们认为最有助于维护自发秩序的国家形式。因此，这种功能论的国家观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致的。 如一个社会要恢复正常状态，那么就应该破除“实在论”的国家观。这种实在论的国家观只会给社会带来去越来越多的痛苦，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选着这样的选择，是选择实在论意义上的国家，还是选择功能论意义上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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