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作者：凤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2期。  目次 一、重审抗战现实：由经济问题开启文化和人性之探问 二、传统人情社会的时代恶变 三、科学理性能否改造人情社会？ 四、老舍如何处理抗战文艺的“情”与“理”？ 正如学界经常谈及的，1941年对于老舍而言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1937年11月，老舍抛家弃雏从济南奔赴抗战中心武汉，到1938年8月他跟随“文协”来到战时国都重庆，同时以笔为旗，以话剧、鼓词、唱本、坠子等通俗文艺为主要创作形式已有三年之久。在回顾这三年的创作时，老舍说明了他之所以放弃小说，转向“旧瓶装新酒”的通俗文艺的原因，除了抗战军兴对文艺宣传功能的要求外，他还指出，“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承，相结如环”，他无法依循创作的老路，让文艺“装聋作哑”，更不会不懂装懂，勉强创作，因此他选择的是“暂守缄默”，待到“生活与战争息息相通，再来动笔”，多年的小说创作经验告诉他只有“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才是最保险的方法。同时老舍又展望了1941年的文学趋向，他认为“抗战的持久加深了文艺的深度”，但作家们对“战争中的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而且随着对抗战现实的理解愈加深入，老舍痛苦地发现艺术形式的“旧瓶”愈加难以消融新的现实，因此放弃之前“旧形式的写作”，“返归自己的园地”就成了1941年之后老舍的当务之急。  1942年10月下旬，老舍开始回归小说创作——《不成问题的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两万字写了足足两个月，慢得出奇”，但这次的“回归”，并非单纯的创作体裁或艺术手法的回归。深入抗战的三年，老舍不仅是奋力创作通俗文艺、服务抗战文艺的作家，还担当了“文协”的实际负责人，旨在团结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齐心抗战，这些经历都有助于老舍对抗战现实做更具深度的观察和了解。《问题》创作之慢，和老舍力图通过这篇小说传达他对抗战现实和抗战文艺积淀既久的思考不无关系，与前期那些过于强调宣传的通俗文艺相比，老舍希望通过它达到更为深远的目的。 一、重审抗战现实： 由经济问题开启文化和人性之探问 “七七”事变后，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拯救民族危亡，国共双方谋求实现第二次合作，以便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要求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不仅是取得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还要通过抗战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同时纲领对战时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都部署了具体的政策纲要。比如经济方面提出“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严禁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等。纲领甫一公布，“抗战建国”迅速成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文协”尽管是基于抗战目标而联合起来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在政治立场上，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而是“抗战派”，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如老舍所言，“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如此“文协”才得以参与政府各方面的战时工作，这无疑也给“文协”实际负责人老舍提供了真正深入了解抗战时期社会各环节配合运转的契机。他认识到不仅是“文协”的作家们要“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还需要经济、外交、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通力合作，才能共同维护好战时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为抗战前线提供重要支撑。 1939年夏，老舍受“文协”理事会委派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赴西北慰劳抗战将士。整整五个月的时间，他从重庆出发，一路经过成都、西安、河南、湖北、青海、绥远直至宁夏。虽然一路匆匆，老舍还是看到了之前无法想象的西北抗战全景图。在为这趟旅行留下记录的《剑北篇》中，他写出了“认识了经济的争战/才明白侵略者的凶残/为封锁和消灭投下如雨的炸弹/在我们，只有建设才能抗战”;“以我们的土产/以我们的勤苦/打下抗战中的建设的基础”等诗句。显然，通过对西北抗战前线的实地考察，老舍再次深刻意识到抗战不仅是军事战场和敌寇的较量，而是一整套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转机制的支撑，尤其是后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军事战场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日寇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由于日寇占领的华北华中华南地区集中了中国工业的大半壁江山，因此退居到西南一隅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严峻的重振经济以助抗战的任务。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来就相对薄弱，随着大批公职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急剧扩大，国民党政府为此做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在金融、工业等领域的措施，农业也是国民党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继《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的政策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关于物质建设应集中力量于西部各省”，“由战区西迁之人力、财力、物力应如何开发，如何利用，均为当前要图”，并制定了《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的决议，紧接着5月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拟定了促进战时农业增产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开发农林资源、利用未垦荒地以增加生产；改良旧式农业经营，推广农业科学应用，包括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改进肥料、农具，兴修水利等。应该说这些举措在抗战初期还是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川、桂、滇等西南地区的粮棉经济作物产量有了较大提升，有效保证了前线的抗战军需。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溃散，西南大后方特别是陪都重庆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囤货居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情况屡见不鲜。 老舍同样亲身感受到了陪都重庆经济状况的恶劣、政府行政的腐败，政府官员、不良商人借抗战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等种种怪相。在他投身抗战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残雾》中，“官小而衔多”的杨茂臣想尽方法大肆敛财，他劝告冼局长“必须抓住抗战，就像军火商抓住抗战一样。在抗战中爬上去，一辈子就不用发愁了，抗战的功臣永远有吃有喝”。在随后的话剧《面子问题》中，出身书香门第的佟秘书为官多年不见起色，同事于科长劝告他要“把握时代”，要重视“商人”。《归去来兮》中的乔绅更是一个精明厉害、善于捕捉每个机会而迅速致富的商人，他用经商的头脑管理家庭，却缺乏基本的国家观念，只顾一己的利益，最终导致众叛亲离。 1942年发表的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关注点仍旧是陪都重庆的经济，重庆郊区的“树华农场”可以被视为国民党政府推行战时统制农业政策的产物。在陪都建立各类国营和民营农场，开荒垦殖，既可以缓解因战事绵延和军事占领带来的粮食减产问题，也能够安置因战乱迁徙到重庆的难民，同时在垦殖中还可以推广和强化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和作物产量，为抗战建国奠定良好的基础，可谓一举多得。小说开篇，叙述人就以心旷神怡的口吻描写了树华农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不仅是一片“乱世的桃源”，绿竹矮树，蓝天碧水，风景优美，也是创办农场的佳所，有适合农作物灌溉的江水，也有方便物品进出的交通条件。小说交代了树华农场建立的背景，“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像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这样一个先天条件良好的农场，如果辅以正常的现代化管理和技术，“赚钱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恰恰赔了钱，症结正在于树华农场的管理上出了问题。场长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也是农场的大股东，因为还有其他更大的买卖，对农场是放任式管理，其他股东们和场长都是“呼兄唤弟”的朋友。虽然农场表面上采取股份制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但它显然带着浓重的乡土中国特色。股东们本应以公司利益为上，及时指出农场的不当管理，但却因碍于情面，怕得罪了场长，“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更重要的是，在树华农场的股份制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监管，管理者权力泛滥，主任丁务源就成了农场一手遮天的人物。尽管丁务源完全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但他的“神通”正在于他可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股东们，如何用“人情”编织起密不透风的“人事”之网，股东们在享受着丁周到妥帖的服务后，自然也不愿多言。股东之间的“人情”链，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人情”链，最终使得树华农场的股份制管理沦为“人情治理”，以农场之出产助力抗战的目标必然落空。  农场管理和经济问题并非老舍熟悉的领域，老舍以此作为恢复小说创作的“头炮”，显然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不得不诉诸笔端。在《问题》之前，老舍已持续关注了抗战建国中的经济问题，如果说前面的创作还只是外围性涉及西南国统区经济危局的表象，那么此番的《问题》则径直以一个经济实体树华农场作为观察对象，农场连年亏损的原因成为老舍重点分析的对象。树华农场顶着现代公司管理制度的名号，内里却弥漫的是熟人社会的人情礼俗，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引入之后也面临被迫出走的结局，本应起到缓解物资困难的树华农场在略起微澜后仍旧归于老路，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经济问题是老舍此番借以回归小说创作、重审抗战现实的重要抓手，那么由分析经济问题导向文化和人性的剖析则让这种重审变得更加深入而犀利。 树华农场看上去是抗战建国经济治理中一步看似不关宏旨的小棋，但其所凸显的问题却关乎整个抗战建国方略如何贯彻落实，怎样真正让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建设切实服务于抗战大计，而不是流于形式，并产生种种新的弊端。 老舍发现树华农场的情形并不仅仅存在于陪都重庆，它还更广泛地在战时社会运作的各环节中浮现：“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在这个全民抗战的现阶段，不顾国家存亡人民福利专为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人大有人在”。抗战这一重大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和阶层结构的撼动是全方位、多维度的，抗战建国方略是政府当局危中自救、破中有立的产物，但在这个社会大分化，人群、阶层和文化的不断断裂和重组中，又造成了沉渣泛起、鱼龙混杂的局面。抗战建国中的诸多困局表面上看是由各种现实原因导致，但深入其里仍旧无法绕过根底里的文化和人性因素。而且由于抗战带来的现实社会环境突变，这种文化劣根性和人性漏阙又有了新的蜕变和展演。树华农场的别有乾坤，恰好有效承载了老舍由经济问题为进路，以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为手段，重审抗战现实和抗战文艺的复杂思考。 二、传统人情社会的时代恶变 树华农场的“灵魂”人物丁务源让人感觉非常眼熟，因为他和老舍最擅长的老北京人物系列相当接近，“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与老舍中篇小说《离婚》（1932）里的张大哥——“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就连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连人物写法都近于同构。丁务源衣着上的新旧杂糅合于张大哥中庸之道的审美观，在待人接物上，那“无往不宜的表情”，对任何人都能笼络感情，对任何事只是敷衍而绝不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比张大哥有过之而无不及，看起来他好像是老北京人张大哥在抗战时期的“升级版”。 但丁务源远比张大哥谋略深远。张大哥虽然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圣手”和“常识的结晶”，指导甚至把控着财政所一干人等的生活，但一旦遭遇突发危机，他的“常识”就如妙峰山庙会中那头漂亮的老驴一般，只能被汽车碾压得粉碎。儿子张天真被当成革命党关进了一个连张大哥都不知道的机关，他用尽人情资源都无法探明儿子的去向，礼俗社会的人情法则在现代国家机器面前变得毫无用处。 相比之下，丁务源化解危机的能力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丁务源在他主任生涯中先后遭遇两次职业危机。第一次是他刚到农场任职，一方面为要安排好“姑姑老姨舅爷”们请托的岗位，必须辞退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被辞退的旧人们也都想主动辞职。丁务源则运用他的人情大法，跟每位工人都攀上了“乡亲”，他用“热情的敷衍”张罗着帮他们办事，让他们吃了亏还觉得丁主任是“大手笔”。丁务源还如法炮制，更殷勤地为股东和股东太太们服务，让他们赔了钱但得了面子，农场上上下下都觉得丁主任是个会办漂亮事的“了不起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丁务源这种“不治而治”的管理滋生了农场工人们一种新的工作态度，他们不再老老实实劳作，而是自动缩短工作时间，代之以麻将和牌九。丁务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加入其中，并成为牌局上的常胜将军。被丁主任掏空了口袋的工人们私拿农场的优质产品去市场高价倒卖，获得的私款很大一部分再次通过牌桌回笼到了丁主任的腰包里。丁拿着这些钱物再去讨好股东太太们，以更好地维系自己在农场的地位，这一利益链条的设计真可谓环环相扣，利益链的最大受益者则是丁务源。 如果仔细检视这条利益链，我们会发现，工人们之所以有胆量拿农场的产品私自贩卖，一个很大原因是丁务源的“示范”效应，“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工人们自然就上行下效，随意瓜分公产，他们也许曾是踏实劳作、老实本分的人，但却在不知不觉间被“酱”在丁务源一手制造的以人情和私利为核心的人情政治生态中。“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他们已迷失在白板的光滑和曲酒的醇香中不能自拔，并且都成了丁务源的“亲兵”。所以丁务源不仅从经济利益上把持了工人们明暗两道的收入，更从精神上成了统御农场人心的“导师”，只不过这一“导师”的感召力是完全反向的，是对人性之恶——自私逐利、麻木敷衍等的逼促、催生和激发。 丁务源的第二次危机，是因为农场一再的经营不善，他即将遭遇被解聘的时刻。他通过稳住新主任尤大兴的太太明霞和安插“空头艺术家”秦妙斋，控制农场的形势，同时去运动股东们的太太以“曲线救国”。事实证明，如此布局是颇有效果的——“没想到这么快！妙斋有两下子！”如果没有秦妙斋，丁务源化解危机的成效可能要大打折扣。那么秦在丁务源造就的人情政治生态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秦妙斋自称“宁夏第一才子”和“全国第一艺术家”，但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靠着财主父亲的救济过活。抗战的洪流大浪淘沙，成就了一批舍生忘死、报效国家的英雄，也激荡起了一些无聊空虚的浮沫与渣滓，秦妙斋就是这样一个浮沫。他打着抗战的旗号，从宁夏来到重庆，加入了艺术家团体，为的是谋得一己之利，但很快“空头艺术家”的本质被识破，他转而把人们对他的冷淡变成毫无原则的诋毁与攻击，认为不仅那些为抗战奉献的人是为了钱才去工作，他们的文艺美术作品也是“用抗战来欺骗艺术”，全都要不得。丁务源之所以和秦妙斋结交，除了两人在追逐金钱和利益上的臭味相投，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是，丁通过秦对艺术的“恶评”能够附庸风雅，并对抗战文艺和抗战时局形成一些荒谬无理但却自以为是的理解，这也为他更好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提供了一定的辅助。  值得注意的是，秦妙斋的言论虽不免偏激，但却颇能折射出当时文坛对抗战和抗战文艺的复杂态度。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创刊号上发表了“编者的话”，提出“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文字迅速引起文艺界的高度关注，罗荪、姚蓬子、茅盾、张天翼、胡风、宋之的等纷纷撰文批评梁的“与抗战无关论”。老舍也代表“文协”给《中央日报》写了公开信批评这种“玩弄笔墨”“以文艺为儿戏”的论调。学界对这场论争的功过是非已有不少讨论，本文不再赘述，笔者属意的是，老舍借“空头艺术家”秦妙斋之口，说出“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单单去画去写去唱血腥的抗战”的言论，有着怎样的用意？事实上，在梁实秋之前，深入抗战文艺第一线的老舍就感受到了“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并反省三年来的抗战文艺“质和量还差得很多……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他认为不是“文艺拉住了抗战死不放手”，而是文艺确实是抗战的需要。他思考的是“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中更有力量”，那么“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可以看到，像秦妙斋等无聊文人的观点，在当时复杂的抗战局势中并非个案，也不是全无道理，它们恰恰给置身其中的老舍提供了反思抗战文艺的短板，推动其向更加健康有力的方向发展的动力。 再者，秦妙斋也是老舍抗战早期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类形象——投机文人的代表。在老舍抗战时期的第一部话剧《残雾》中就出现了“文化人”红海的形象，这个“诗，文，书，画，无不稀松，而极自珍；并声称精通社会科学”的文人，一天到晚喝着别人请的咖啡，在各级官僚之间游走，以攀附权贵、邀功请赏为荣，伺机借着抗战一步登天。为博虚名，他接受了汉奸徐芳蜜借编杂志之名窃取抗战情报的任务，最终锒铛入狱。红秦二人都是被抗战大潮席卷而起的沉渣浮沫，较之前者，秦妙斋受到“抗战/革命”的群体暴力异化更甚。这从他几乎替代了丁务源在农场的“灵魂”地位可得见。 秦妙斋在农场的“高光”时刻正是丁务源进城联络股东太太们之际。他召集工人们开会，发表了激情澎湃又声色俱厉的演讲，工人们虽然觉得他并未说出什么高明办法，但这种“群众运动”之法和抗战时期流行的动员和宣讲一样，只要能抓住恰当时机调动听众的情绪，目的就已达到。秦妙斋没有领悟抗战救国之真精神，却对“群众运动”这种抗战动员的形式和手段极为熟稔，并完美地将其用于反对新主任的“倒尤运动”中。院子里外都贴满了“打倒无耻的尤大兴！”“打倒法西斯的走狗！”“消灭不尊重艺术的魔鬼！”的标语（它们都出自秦的手笔），工人们在秦的煽动下群情激昂，不仅罢了工，而且要求尤大兴承认错误，而后辞职。如果说，工人们由勤奋工作、诚实做人转为消极怠工、私拿公产，是浸淫于丁务源一手打造的人情政治生态的结果，那么他们驱逐尤大兴的行为，则是秦妙斋代表的“抗战/革命”中群体暴力倾向对这一人情政治生态的再度侵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的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暴力也因此和各种形式的革命如影随形。值得注意的是，暴力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既指向了以阶级对抗、流血牺牲为特征的武装暴力，也指向了受群体心理影响产生的一种群体性的盲动行为，因为“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感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因此在秦妙斋登高一呼的召唤下，工人们很轻易地成为“倒尤运动”的重要力量。 而丁务源完胜张大哥之处正在于此。张大哥身处的北平是传统礼俗社会的一种静态剖面，丁务源所处的重庆则是抗战爆发后经过大规模的人员迁徙和阶层分化之后重组的一个单元社会的缩影，摩登喧嚷、鱼龙混杂，和华洋杂处、光怪陆离的上海非常接近。丁务源不仅是传统礼俗社会的“结晶”，更是传统社会遭遇大震荡和大变动后的“识时务之俊杰”。他在化解危机时，不仅充分继承了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法则，更精明地征用了“抗战/革命”的群众暴力倾向对人性的鼓荡、煽动乃至异化，秦妙斋作为这一结果的实践者，无疑是丁务源整盘棋局中的重要棋子。一俟大局已定，秦这一棋子的作用已经完成，丁则毫不手软地将他清除——“交给保长带走”，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手段，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丁务源足可称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权谋家”，他对人心的怀柔式统御，对时局的拿捏和投机，对“抗战/革命”的异化效果的征用，都凸显出传统人情社会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产生的种种极致化的恶变。抗战建国纲领本身就包含着全社会上下对聚拢民心，重振河山的殷切期许，抗战更是乡土中国和礼俗文化历经时代淬炼涅槃重生的大好机遇，这也是老舍投身抗战以来的重要期待，但丁务源这一步步走来的权谋家之路，却说明这一过程其实是千折百转，荆棘丛生，前路如何，一言难尽。 三、科学理性能否改造人情社会？ 面对传统人情社会的时代恶变，老舍并非没有放任不管，他引入了一个和丁务源完全相反的人物——农场的新主任尤大兴，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 尤大兴在美国学习园艺，抗战建国的呼唤让他选择回国投身大后方的农业建设。他聪明、强健、踏实、有技术、有想法，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他对工作的忘我投入，让他轻忽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婚姻和家庭。他不善应酬和“人事”，回国后也因此屡屡碰壁，但他并不屈服妥协，因为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和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然的途径”，是抱着“殉道者”的态度去做事。 老舍在描写尤大兴时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尤的真才实学、踏实肯干、报国情怀和牺牲精神都是帮助抗战建国的宏大方略得以具体落实的重要保障，是挽救树华农场不再在人情政治生态的裹挟下继续恶化的利器。他来了没几天，农场从作物到人物都为之焕然一新，开始散发出“有生气的香味”。但他显然又有着无可回避的缺陷，他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知识教养下的“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宗教思想资源时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刻苦、自律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此来获得救赎，这一点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让工具理性获得了极大的张扬。工具理性相对价值理性而言，强调用最优化、最有效率的手段实现目标，而漠视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比如个体的“人”的情感和精神因素，体现出一种明显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的特征。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追求效率和收益的工具理性也被强调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使得理性从曾经的思想启蒙资源变成一种新的“奴役”，进而成为套在人身上的“铁的牢笼”，造成对人的精神和行为世界的异化。 尤大兴虽然没有被工具理性完全异化，但他对爱情婚姻生活表现出的不近人情和漠然态度，也颇令人咋舌。他不仅把结婚视为人生规划中必须完成的一步，也将妻子明霞视为结婚这一“工作流程”中的某样物件，既对她没有要求，也没有什么情感投入。在他看来，“女人多数是没有本领的”，“只要她不瞎胡闹，就一切不成问题”。尤大兴对女性的这种态度，在老舍早期创作于英国的小说《二马》中也有人物与之呼应。帮助老马父子经营古玩铺的留学生李子荣，勤勉做事，认真读书，不尚空谈，懂得并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法则。这样一个理想人物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却宁可选择一个不认字、只会做饭、做衣裳的“乡下老”，而“不去和那位'有一点知识’，念过几本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小说借马威之口评价道：“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显然李子荣的问题在尤大兴这里得到了延续和放大。 相比较尤大兴将婚姻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妻子明霞是将婚姻作为提升自己脸面的重要资本，她被以前的爱人抛弃了，尤成为她得以雪耻的“旗帜”，尽管不懂温柔，不通人情世故的“工作狂”丈夫远不是她的理想人物，但一俟有夫妻双双出场的机会，她还是会紧紧拉着他，“像被溺死的人紧紧抓住一把水草”。说到底，明霞和尤大兴一样都看重的是婚姻的“功用”，而非维系婚姻之命脉的情感投契。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看似达成了某种不期然的“默契”，但这种“默契”表象之下却是两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南辕北辙。 小说并没有对明霞的出身和经历做多少交代，只说她家里很有钱，“作过小姐，愿有自己的固定的，款式的家庭”。我们从她对理想的男朋友和丈夫的期许——请女朋友吃饭、送花，生气的时候可以被热吻和热情的安慰去抚慰——中，能够了解她并非藏在深闺中的传统女性，而是接受了一定的新文化新知识的女性。但这种“新”又是浮光掠影，取之皮毛的，换言之，她只学到了由自由恋爱到组织现代小家庭的外在形式，而对现代婚姻和家庭的实质——包括女性在现代小家庭的角色以及婚姻之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提升则毫无意识。她的思维和行为处事方式仍旧是传统人情社会的产物，她无法理解尤大兴为了工作坚持原则不去和人套近乎，她不能接受由于他的耿直导致的职场受挫和屡屡搬迁，但她还是不愿离开尤大兴。她对“新”的那点追求一旦落空，她那“旧”的底子也就格外显豁。她想让尤缴械投降，完全融入她熟悉的“圈子”——它和丁务源打造的树华农场的人情政治生态如出一辙，因此她视自己“偷鸡蛋”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为你才偷鸡蛋！”她就像一团始终模模糊糊的云雾，飘浮不定，无所依凭，更重要的是，她和尤大兴的世界隔膜如冰火，尤的短暂示范都可以让农场工人感到一点生命的意义和生气，而明霞却始终游离在尤大兴的价值体系之外，这一形象让我们看到传统人情社会对于处在新旧时代之交的女性精神上的深刻禁锢。 尤大兴的如此遭际，在抗战之前老舍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铁牛与病鸭》中也有过类似呈现。“铁牛”王明远也是留洋归国的农学专家，身心健康，开朗乐观。他在农场潜心做研究，即便场长轮番更换，他也不惜以降薪为代价央告他们能留下自己，继续完成实验，好让农村能“该收一个粮的收两个”。和尤大兴一样，王明远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热情，远大过于对世俗人情的攀附。他的老同学“病鸭”李先生虽然也是农学出身，但却不屑于、不愿意做研究，而是靠着种种手段钻营成了个“人物”。他想把王明远拉进自己的圈子以便“合作”，但王的执拗和耿直却让他颇感不快，最终王明远还是被撤了职。  从王明远到尤大兴，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归国知识分子们的报国热忱未变，他们所接受的科学理性训练和传统人情社会的对峙也没有丝毫减弱，唯一有变化的就是老舍在尤大兴身上更凸显了科学理性的某些不合理处，即由于过于追求目标和效益，而丧失了对人的基本情感诉求的关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尤大兴对妻子明霞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和农场工人之间的对峙拉锯中。在尤大兴严格纪律的管理下，工人们开始体会到“生活的条理”和“健康的愉快”，但在感情的亲疏上，他们仍旧视丁务源为“手足”和“亲人”，秦妙斋为“老友”，尤大兴则是“管着他们的人”。虽然小说写道，“理智的崇高的决定，往往被一点点肤浅的，低卑的感情所破坏”，但很难说，这种感情就是“肤浅”和“低卑”的，这可以由老舍处理从马则仁到张大哥再到丁务源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上见得分明。 丁务源的人情大法原本就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衍生品，丁务源的重“人情”和男性媒婆张大哥的“以婚治国”一样，都是再度强化和巩固熟人社会之间的情感牵连和利益相关，这种“人情”由于契合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阶层结构和人际交往的特点，“走动走动”“礼尚往来”就几乎积淀为老中国子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老舍对此也并非全然批判的态度。《二马》中伦敦“第一个闲人”老马马则仁，是典型的“出窝儿老”，爱面子、讲官派、保守敷衍、不思进取，但他在伦敦的讲“人情”，却被房东温都太太视为“有情有义”，因为在英国，亲朋好友的情感维系主要是靠“电话”和“写信”，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一切讲究时间和效率的工具理性使然，因此“无聊”也“可恨”的老马有时候也是“可爱”和“安详”的。在写张大哥时，老舍也这样感慨，“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和服装”，“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张大哥和丁务源这样的人情高手，在敷衍人情的闪展腾挪间可以让事情办得漂亮和体面，让这种行为甚至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审美的意味，这也正是乡土中国以礼俗人情和道德人心为准绳得以绵延千载的奥妙所在。 问题在于，当这个由家族、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的农耕文化和现代科学理性正面遭遇时，科学理性能否在这片文化土壤中扎下根基，我们又能从传统文化中淘洗出怎样的优秀质素，两者之间能否顺利接榫，则是非常棘手同时又必须面对的情境。所以无论是丁务源还是尤大兴，虽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现代/传统、科学理性/人情礼俗的对峙，但老舍并没有将其简约化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都看到了二者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优长与短板。抗战建国的浪潮呼吁着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法治以及道德文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同样也期待着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和革新，丁务源的多面和尤大兴的困局都体现了这一过程的复杂与艰难。 四、老舍如何处理抗战文艺的“情”与“理”？ 从整体上看，《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时期文艺创作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 从大的层面来看，因着抗战军兴而勃发的抗战文艺正是激情写作的产物。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作家们纷纷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走出曾经的生活空间和创作领域，转向农村、内陆和前线，以及服务抗战的战时文艺中。但很快人们发现这些应激之下的创作往往由于作家放弃熟悉的创作领域和风格，而走向了某种公式主义、摄影主义或抗战八股的窠臼，因此经历了抗战初期后，许多作家都“不再以直接的印象、片面的观察所得来的材料为满足，必须经过选择、思索、综合和溶化的复杂的过程”，激情写作也逐渐回归至一种创作的理性思维。从“文艺大众化”问题、“暴露和讽刺”问题到“与抗战无关论”以及“民族形式”问题等一系列的论争，我们已可见出作家们对抗战八股过于重视宣传、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的不满，以及思考抗战文艺应如何更紧密地突进现实，如何与抗战建国以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相联系的紧张和焦虑。巴金从“激流三部曲”的激越愤慨走向了创作表现大家族浪荡子的忏悔和温情的《憩园》。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萧红，以一部回望故家的《呼兰河传》表达出“希望如何出自荒凉冷酷之中”的主题。沈从文在抗战时期深居昆明乡间，以“呓语”的方式创作《看虹录》《摘星录》《水云》《烛虚》《潜渊》等作品，呈现出对抽象思维和个体私语的热情。这些作品并没有直接写抗战，但它们从产生到主题却都和抗战莫不相关，它们表现抗战现实的路径各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向内的、沉潜式、冷峻理性的言说姿态。这种从激情向理性的创作思维的转变，可视为抗战文艺的“情”与“理”的首层要义。 老舍在这种理性转向中，有其明显的个人标识，他不仅回归了熟悉的小说创作，还借助其对抗战现实和抗战运作机制的深入观察，沉潜到他最为擅长的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中。正是依托于此，他丰富了抗战文艺的“情”“理”维度，并将这种由“情”变“理”推向了“情”“理”之辩。 《问题》借助丁务源、秦妙斋、尤大兴和明霞等人物，集中处理了几组矛盾关系，包括人情法则与科学理性、革命律令与本真人性、职业伦理与爱情婚姻等。这几组矛盾中的单元元素在抗战情势中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优劣共生，而这些元素之间又是彼此交缠、互为纠葛。比如丁务源的“人情”建立在乡土中国社会得以形成的地缘和血缘纽带上，既是老中国子民们人际交往的不二法门，也不能不说是抗战时期用以鼓动民心、振奋群情的利器。尤大兴的科学理性和职业伦理，是抗战建国大业中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但其衍生的工具理性又压抑了生命个体基本的情感诉求。秦妙斋在农场挑动的“倒尤运动”及工人们的服膺，是抗战时期群众动员法的缩小版，本身就是抗战浪潮对普通民众心性影响和规训的产物，但这种借“正义”和“有情”之形式行“不义”和“无理”之实际，又彰显出“抗战/革命”包含的巨大的二律背反。  显然，在老舍这里，抗战文艺的“情”“理”维度，已经超越了创作姿态和思维的改变，更渗透了他对抗战现实的深入体察、领悟和刻意呈现——“情”在抗战中不仅有横向凸显的因抗战而起的广泛而炽烈的爱国情、报国情和建国情，也有纵向绵延而来的乡土中国社会之人情，还有不愿困于革命、抗战等群体训令而激发的个体情思（包括对个体生命世界的内在开掘和自我省思等）。与这些“情”之范畴相对应的是，因抗战建国的需要而被积极提倡的科学理性、职业伦理和革命要求等“理”的范畴。丁、秦、尤身上呈现的复杂人性，正说明这些“情”“理”维度在他们身上胶着共生的状态。这些摇摆在“情”“理”之间的社会众生相是抗战情势所赋予，也应该作为抗战现实的重要领域受到作家们的重视。 老舍对抗战文艺之“情”“理”之辩的深入思考，既和他投身抗战的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长久以来对中西文化的充分观察和对普遍人性的熨帖体会。抗战前的几段异域经历赋予了老舍放眼看世界的眼光，特别是英伦五年期间，他既看到了传统文化温床的让人眷顾处，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看到了工具理性异化人心的偏颇，对中西文化的双重审视让他不再笃信那些“文化唯一”论，而是有意要汲取双方的优长来锻造中国的新文化。和“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类似，抗战建国方略也是基于抗战救亡的目标和对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求，因此两个历史时期对可资借鉴的外来思想、制度和技术的态度都是积极且迫切的，老舍的双重文化批判意识恰恰为这种倾向提供了必要的“反例”。同时，这种态度又和老舍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于个体生命境遇和人性弱点的体察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优秀的文化都是以保证人的最根本生存、承认人的个体生命差异为目标的，他笔下的人，背后都有一种或几种文化的影子，这个人物的可笑可悲或可敬可叹，他们的合于“情”或合于“理”处，也都和这些文化本身的复杂和多元相关。 抗战文艺虽然是战时性的产物，但作为抗战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它和中华民族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这一个对外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发展的过程”。围绕着抗战文艺发生的纷繁批评，正说明全社会对抗战文艺的重要功能和意义的期许。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作家们由“情”入“理”的创作思维渐成共识，但对如何深入“情”“理”维度，以及“情”与“理”的内部辨析却并不了然。正如胡风所言，当时文艺存在的问题不是“文艺底战斗意志能不能深入生活”，而是“应该怎样深入生活，怎样在文艺的道路上和生活结合”。“情”“理”之辩融合了老舍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汉语观之变迁及影响研究”（21YJA751007）的阶段性成果〕 【点击图片查看2024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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