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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军区管训练 我从葛洲坝回到武昌，依然住在军区第四招待所。休息多日，却无人告诉我干什么。我多次约军区主要领导面谈，也一直未能如愿。我很纳闷，不得其解。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因为两位一把手意见不一致，其中一位不想让我回军区工作，要改变军区党委集体的决定。因之，在常委会上引起争论，认识统一不起来，就将我搁置一边。 无奈之中，我于2月29日给曾思玉、王六生两同志写了一封信，并请他们转呈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信上，我请求给我半年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马列6本书和毛主席有关著作，同时考虑到军区党委已对我的工作作了新的分工，葛洲坝工程的工作业已作了交接，我请求正式解除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的兼职。 信送出后，我一面抓紧着书学习，一面在等待工作。直到4月10日，在军区的一次常委会上，获悉葛洲坝工程指挥部领导班子已经作了调整，正式明确我不再兼任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的政委。后来得悉，周总理曾指出不应该派我做这项工作。总理对我的关心，令我十分感激。 4月底，军区党委确定，由我和不久前调来的张显扬副司令员，一起分管军区的军事训练工作。1972年底，吴瑞山调任军区副司令员，也与我们一起抓训练。他们都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大家合作得很i愉快。 回到军区工作以后，我想了许多。自“文革“开始以来，身处逆境，失去在军队工作的条件，而今有了这个机会，更应加以珍惜，自己虽年近花甲，决心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倍日并行。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批判所谓的“单纯军事观点”，鼓吹“突出政治”，冲击训练工作，大砍军事院校，致使部队军事素质全面下降。武汉军区同全军部队一样，训练工作也处于严重落后的局面，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严重失训，部队出现战士想学无人教、干部想教不会教的现象，部队练兵的优良传统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这种状况，如何尽快清除林彪一伙对军队建设的破坏，i迅速扭转军事训练的落后局面，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认真狈彻军委的指示精神，从恢复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抓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早在1972年初，叶剑英副主席就提出，全军要办好教导队。据此，中央军委于4月19日发出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了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训基层干部的意义，对如何办队，如何施教，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有一点，我的印象特别深 ,就是要求各部队把打过仗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组织起来，亲自任教，当队长、排长、班长，进行传帮带，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作战经验传给新一代。要把教导队办成新型的军事学校，通过办好教导队带动全军的训练。 4月26 日至28日，军区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军委的上述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的意见，决定1972. 1973这两年，集中轮训基层干部，并制定了军区两年轮训规划。在这次会议上，我曾向党委建议，要在部队指战员中好好抓一抓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同时要搞好条令、条例的教育，搞好战术训练和养成教育。 军委大办教导队的指示，适应了部队建设的需要。各级党委很快行动起来，军政一把手亲自抓干部轮训，亲任教导队的队长或政委。热情之高，多年未见。 6月间 ,我到部队了解教导队训练的情况。在1军，教导队由军里集中办。副军长尚坦任大队长，军政委徐文礼为大队政委，下属3个连队，连长由各师副师长担任，政治指导员由师政委、副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担任。在43军、54军，教导队由各师负责办，师长担任连长。各级领导干部均深入现场进行传帮带，传中有学，学中有帮;能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注意突出重点抓基础。轮训中，各级干部均按连队编组，过战士生活，统一队列动作和管理教育，亲自传授我军经验，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努力使每个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能组织训练，能指挥打仗，即通常讲的“三会两能”。 回到武汉，我将3个军的情况向军区常委作了汇报，建议在全区部队中推广1军的经验。当年8月，军区在l军教导大队召开了办好教导队的经验交流会会后，各部队大抓落买，很快在全区掀起了大办教导队、加速轮训基层干部的热潮。据统计，全区共办教导队40多个，1972年轮训干部8000多名，超过]应训干部的40%，其中野战军占近50%。到1973年底，各级教导队轮训干部达到3.7万余人，超过应训干部的80%,其中野战军达到了95%。通过轮训，干部的技术战术水平和带兵教兵的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当时，坚持每训完一个科目，都要进行考核验收，达不到标准的要补课。经检查，主要科目的成绩，多数在良好以上，约有90%的人达到或基本达到“州会”的要求，涌现出不少优秀骨干，轮训干部工作出现了良好势头。 大办教导队，轮训干部，不仅带动了部队的军事训练，也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在轮训中，各级教导队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作凤培养等方面，全面提高基层干部练兵、带兵、用兵的本领。后来，我到部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战士们普遍反映:到教导队参加集训的干部回连后，与集训前大不一样。他们说:干部过去是“只讲理论不示范，战士练干部转”;现在是“又讲要领又示范，摸爬滚打亲自干”。可以说，这次大办教导队，是继1964年大比武之后，又一次掀起全军性的练兵热潮，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干部训练，除了大办教导队之外，经常的、大量的是在职训练。我向军区党委建议:在拟定年度军事训练指示时，要把搞好干部的在职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军区要求各单位坚持每月两个军事训练日制度，在团以上部队进行一级或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有的带通信工具，有的搞图上作业。 军区还要求团以上机关举办读书班，学习军事理论。军区就办了两期，师以上干部参加，每期半个月，专题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军区组织干部到兄弟军区参观见学。其间，先后参观了北京军区第65军打坦克集群的演习，兰州军区组织的加强步兵团山地防御演习，沈阳军区组织的加强步兵营防御演习，济南军区组织的加强步兵团防御演习和昆明军区加强步兵团从林地防御演习，学到了兄弟部队训练工作的好经验，对于提高我区部队干部的军事素质，起到了很好的进作用。 在大抓办好教导队、培训于部的基础上，军区还着重抓了部队的基础训练，重点是技术、战术训练。当时，步兵主要抓了射击、刺杀、投弹和单兵、班战术，少数单位进行了连排战术训练炮兵主要进行了羊项、单炮基础技术和连协同训练，有的分队进行了单炮到连的实弹对击;坦克部队主要进行了射击、通信、驾驶专业枝术和单车战术训练，部分连队完成了基础、障碍和连纵队行军驾驶;侦察、通信、工程兵、防化兵以及后勤等，也都有针对性地进行f专业技术训练。这一年的基础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基本扭转了部队不重视训练的局面.那几年，我和机关的同志经常下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感到部队训练工作全面发动起来后，尤其要重视提高训练质量，针对部队的情况，我要求部队从3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基础理论从头学，基本功从头练，先理论后操作，先基础后应用，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基础打得牢固，质量才有保证。二是抓好班长、骨干的培养和备课示教。骨干的素质直接影响到训练的质量。为此，各部队在开训前和训练过程中，采取团轮训队集训和营连小集训等方法，先后培训了各类骨干3万多名。为了搞好训练，重视发挥从教导队集训回来的干部的作用，组织巡回表演，进行备课示教作业，推广教导队集训经验,促进了连队的基础训练。三是发扬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训练中，提倡谁懂向谁学，谁会请谁教，能者为师，教学相长，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练兵的光荣传统。同时，在基层连队恢复健全了训练工作的各项制度，努力改进教学方法.从而使训练质量不断提高。 分管训练，自然往部队跑得多。我还是那个老习惯，喜欢到基层去，和部队一起摸爬滚打。但身休感到很吃力。有时累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还是跟不上部队。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过“文革”，体力明显下降，这样下去，还怎么工作?于是，我不定决心，每天早晨4点多钟起床，快步行走六七公里，夏冬无阻。这一习惯，坚持至今，使我深获其益。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速度放慢了，距离也缩短了。但是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坚持散步运动，对健康大有禆益。 在训练中，我发现各级司令部的建设，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有的部队对司令部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得不紧有的司令部制度不健全，工作不协调，作风不细，要求不严，有些参謀人员的业务能力比较低，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军事训练水平的提高。为此，我们注意加强司令机关的训练。 经军区党委批准，1973年6月召开了军区第五次参谋工作会议。这样的会议，由于多年未开，部队反响很大。与会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分析司令部建设的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进一步加强司令部建设的措施。会议开了10多天，效果不错，在不少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比如，在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要抓好参某人员的战术训练和参谋技能的基础训练;,每个参谋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研究我军战例，学懂本级战术，还要学习战时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业务，达到叶帅提倡的会写、会画、会传、会读、会记、会算的“六会”要求;在参谋人员中要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深入研究敌军作战特点，掌握必要的军、兵种知识和现代武器装备知识;各级司令部要有计划地组织首长、司令部演习，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要挑选经过基层锻炼的优秀干部到各级司令部工作，参谋人员要相对稳定，以便积累经验，保留骨于，也要适当地、有计划地安排他们与部队干部交流或下部队代职，以不断充实新鲜血液，密切机关和部队的联系。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专门就党委、首长怎样抓司令部建设，讲了如下一些意见: 一一要正确把握司令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首长应把司令部看作自己的得力助手，像对待自己的眼睛、耳朵一样，依靠司令部把各个兵种协调一致起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要把司令部建设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在思想建设方面，抓教育，抓读书学习;在组织建设方面，搞老中青结合，师团以下以中青为主，军政干部可以互换，既能做军事工作，也能做政治工作;在业务建设方面，首长要经常出题目，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司令部，以便参谋人员有所准备，根据首长的设想，大家出主意;在作风培养上，要求办事准确、迅速。 ——要认真进行传、帮、带。首长经历多、阅历广，有责任对参谋人员搞好传、帮、带。教育参谋人员要下功夫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要努力精通业务，多懂点业务知识、兵种知识。对首长，对参谋人员来说，一切真知灼见来自实践，在实践中传、帮、带，处处留心皆学问，才能够学到东西，取得“真经”。 ——首长要注意尊重参谋人员的劳动，支持参谋长的工作，从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关心他们。参谋人员做的事情，尽管方法上有点小缺点，但只要原则上是对的，就应帮助提高，不要责怪;即使原则有错，也应耐心教育，着眼于帮助提高，不要随便训斥。 这次会议之后，军区统一拟订了参谋“六会”的具体标准，修订、重印了军区军训部编纂的《参谋业务手册》，并编写了相关教材下发，受到军区部队各级机关的欢迎。兄弟军区的同志知道后，也纷纷来信索要。 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思路，军区在训练参谋人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坚持了在职学习与组织轮训相结合，由军区负责训练师团两级参谋长、军司令部的处长和特种兵师司令部的科长，以及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军和特种兵师负责训练所属各级参谋和团司令部股长;师、团根据情况搞一些短期的、专题的参谋集训，从而使得参谋人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有效地加强了各级司令部建设。 1973年12月，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中央军委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决定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其中每个大军区成立一所军政干部学校。这是对我军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决定。军区党委对组建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开会研究，确定在信阳原武汉军区步兵学校旧址建干校但该校自1968年7月撤销后，营区成为某坦克师的驻地，营院被重新布局，教学设施挪作他用，教材、教具荡然无存，教员散落各地。在这个旧址上复建军政干校，困难非常之多。 大概因为我在军事学院搞过10多年，军区把筹建军政干校的任务交给了我。接手之初，我带领机关有关人员，多次来到信阳，与学校筹建领异小组一起，从规划整体布局、配备领导班子到选调教员、建设训练场地以及教学保障工作等，都一一作了研究。为加快军政干校的筹建步伐，在指导思想上，我提出要确立“边建边兴”的原则。凡筹建中遇到的问题，只要是我职权范围内的，总是快节奏处理，能够马上解决的，就当场拍板解决;不能当场拍板的，回军区向常委汇报，一旦决定就立即答复。 学校筹建期间，1974年初，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失指向周总理、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这场“运动”也波及到军队。一次，学校筹建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找我，问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怎么搞?我对他讲:学校刚组建，当务之急，是要把教学谁备工作抓好。你就管组建学校，别的不要管。他们按照我讲的去做了，建校工作基本上没有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 筹建干校，最难的是选调教员。我的思想很明确，一定要挑选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愿意为部队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人，组成教员队伍。为此，我支持他们从部队里选调一些优秀干部，充任教员。但这还满足不了需要。我想起，前几年林彪撤销院校后，教员分散到全军各部队，便建议学校从他们中间选调部分。干校接受了的意见，陆续从原南京军事学院、原汉口高级步校、原信阳步校的教员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回来办校，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文革”中伤了心，不愿再当教员。有的，我还出面做工作。这些同志调回后，对学校工作驾轻就熟，教学工作很快就上了马，加快了学校建设的步伐。军政干校做到了边筹建边招生，当年即有一个军事队、一个政工队开学。 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军事训练，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和可能的作战对象，军委、总部要求部队重点开展“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练，简称“三打三防”，其中重点是打坦克训练。叶帅1973年10月曾号召，要“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为了提高干部对打坦克的认识和组织指挥能力，军区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打敌集群坦克的实兵演习。 第一次是1973年11月，以第1军3师为主，在河南明港举行加强步兵营阵地防御(打坦克)的演习。军区结合这次演习，举办团以上十部打坦克集训班。 演习的谁备工作，从当年6月份即着手进行，我与参演部队、军训部门的同志一起勘察地形，选定演习场地，研究演习的实施方案和集训计划，指导参演部队进行演练。同时，组织编写了步兵团(营)阵地防御(打坦克)战斗原则、诸军兵种运用原则和战时政治工作等9种教材，具体组织工作由1军军长张治银负责。 军区党委对这次演习十分重视，抽调1200多名团以上干部参加集训，分批组织9000多名连以上干部到现场参观见学，还组织当地民兵、群众和保障人员3万多人现地观看。规模之大，是军区部队自60年代大比武以来的第一次。演习得到了总部的重视，副总参谋氏彭绍辉率总参有关部门和兄弟军区的同志亲临检查指导。10个兄弟军区、各个军以及长江以南各个师的有关领导同志，也来到现场参观指导。演习期间，还接待了以杜米总参谋长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为他们作了军事表演，受到好评。 通过演习，探讨了步兵怎样打州克，民兵、各军兵种怎样打坦克，分队干部怎样组织指挥打坦克，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次实兵演练. 在全区部队中产生了泛影响，为全区部队普遍开展打坦克训练创造了条件，推动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演习期间，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全国8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杨得志同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我仍然分工管军事训练。 怎样不断提高军区部队的训练水平，把训练逐步引向深入? 我想，武汉军区地处国家中央，是全军唯一的“内陆军区”。军区部队是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未来作战担负着机动作战的任务。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着重市研究运动战问题。 于是，便向军区党委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1974年10月，军区决定由我负责，在第54军组织一次团运动进攻实兵战术演习。当时，韩怀智任该军军长。他在组织部队训练，导演对抗演习等方面，思想比较活跃，思路比较清晰，部队训练成效比较明显。 为了及时推广这次实兵演习的经验，军区决定同时召开演习现场会，军区团以上干部700多人到会观摩。这次现场会，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学习陆军师运动进攻以及炮兵、坦克兵在运动进攻战斗中的运用原则，并把研究战例、想定作业、参观实兵演习很好地结合起来，提高了与会同志对运动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对现代条件下运动进攻战斗的特点和原则有了初步的了解。有的同志很有感触地说，去年的明港演习、集训干部，是由打敌步兵转到打敌坦克的战术思想教育;这次演习、集训干部，则是由阵地作战训练转到运动作战训练的战术思想教育。 这次现场会结束时，我作了总结讲话，提出要加强运动战的学习和研究，并对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怎么打运动战，如何掌握敌情、捕捉战机，如何隐蔽企图、组织机动，如何密切协同、合成作战，如何做好运动作战的保障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训练中，我要求部队一定要发杨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练为战“的思想，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 我考虑，未来外敌大规模入侵，我军必然进行顽强抵抗。敌人进攻受阻后，将会很快地利用其携带的装备、物资，组织野战防御。如何消灭野战防御之敌.也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好战法问题。为此1974年上半年.我受军区委托，在第43军127师组织了以大口径火炮直接瞄准破坏铁丝网防御的试验。这个师是一支老红军部队，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为基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直是全训师，军事训练搞得很好。这次试验验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75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毛主席起用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全军上下都很高兴。小平同志到任后，马上提出来要整顿军队，克服派性，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 并且提出要把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上。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并且采取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措施，深得各级干部的拥护。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深信有小平同志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军队建设一定会面貌一新。 在研究、部署1975年军区部队训练任务时，我考虑前几年着重抓了干部训练和部队的基础训练，抓了团规模的实兵演习，在此基础上，可以再提高一步，搞一次师规模战役演习。这一想法，又得到了军区党委的支持。最后确定，1975年10月，由43军军长褚传禹主持，以127师为主，在河南省临妆(今汝州市)地区进行一次师规模的进攻战役演习。整个上半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演习的组织、筹划和准备。谁知演习尚未开始，我即于9月问调离了武汉军区。 在分管训练上作的3年半时间里，按照军区党委的要求，我认真履行副司令员的职责，努力当好助手。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下部队调查研究，模索部队训练的特点和规律，总结经验，加强指导，帮助部队解决训练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看到军区部队练兵热潮年高过一年，战斗力逐步提高，我深感欣慰。当然，由于“文革”尚在进行，“左”的一套对部队训练的干扰还未完全排除，这是全军共同存在的问题。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在武汉和葛洲坝工作已近6年。1969年底，我来武汉时，只身一人。后来，龄松携儿女举家迁来，两个大孩子先后结婚，孙女莲莲、孙子张斌相继出生。三代同堂，增添r许多欢乐。 这期间，我的工作3次变动，经历颇不寻常，增长了不少知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能坦然处之，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逆境，确实考验人、锻炼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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