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刊于《中国篆刻》2023年第4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 “诸国侯印”年代、功用考 娄钰杰 摘要：山东即墨“诸国侯印”金印，姜惠居、姜保国根据发现地考证此印为西汉皋虞侯所有；李学勤通过分析利众、姑幕、诸三县的关系亦将此印断为西汉。此三人的论证皆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西汉琅邪为郡，诸县未见置侯国的记载。东汉侯爵分县、乡、亭三等，唯县侯可置国。东汉琅邪为王国，诸为其下辖一县。史载琅邪国有三批王子封侯事件，按推恩令及东汉王子侯的分封惯例，诸在这三次封侯活动中被置为侯国有着极大的可能。“诸国侯印”的印章形制也与东汉“富寿侯印”高度相似。该印制作草率，文字、钮式存在着殉葬印的特征，“诸国侯印”或为东汉琅邪王刘京一系的王子侯殉葬之物。 关键词：诸国侯印；王子侯印；琅邪国；金印 青岛即墨区博物馆藏“诸国侯印”（图1），金质，龟钮，边长2.5厘米，通高2.1厘米，重96克（一作97克）1。1977年秋被发现于山东省即墨市王村镇小桥村（今青岛市即墨区），为村民迟秀英在农田割草时偶然拾获，198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山东新出土古玺印》《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等均有著录。 1983年第5期《考古与文物》发表了姜惠居《山东即墨发现汉代金印一枚》（以下简称姜惠居文）、2000年第7期《文物》发表了姜保国《西汉金“诸国侯印”》（以下简称姜保国文）和李学勤《即墨小桥村出土西汉金印小记》（以下简称李学勤文）两文，以上三文均把“诸国侯印”的年代断为了西汉。然而，以上三篇文章的结论尚有可讨论之处。草拟此文，请诸方家指正。  一、“诸国侯印”西汉说的质疑 由于姜惠居文和姜保国文的论证近乎相同，仅个别词句有差别，我们把二文合并来看。以姜保国文为例，其第一、二段介绍了该印的出土背景和形制特征，论证主要集中在第三段。如下： 小桥村一代为汉代墓葬区，曾出土过西汉时期的彩绘陶壶和陶鼎。据《汉旧仪》记载，丞相、列侯、将军为金印紫緺绶，中两千石为银印青緺绶，皆龟钮。汉代设置诸县，其地隶属皋虞县。据《即墨县志》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册封胶东康王寄（文帝子）之子炀侯建为皋虞侯，其后递传穅侯定、节侯裒、厘侯勋、颂侯县至六世侯乐，凡137年。王莽篡位时被废。汉代王侯一般葬在其所封之地，这枚印与汉制相符，又出皋虞故地，所以应为皋虞侯印。2 《汉书·地理志》载琅琊郡有皋虞县，其治在今即墨东北一带。“汉代设置诸县，其地隶属皋虞县。”皋虞、诸同为琅邪郡下属县，二者是平行级别，诸县隶属皋虞县的论据我们无由得知。该印为村民在农田拾获，没有证据证明它的发现地就是原始埋藏地，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和“皋虞侯”存在联系。姜惠居文指出：“不称皋虞侯而称诸国侯，是因为汉之列侯俱不依其名号（封地）而统称诸国侯，有匋斋藏印之关内侯可以证。”3显然把列侯与关内侯混淆。列侯有封地，关内侯无封地。列侯承秦爵二十等，关内侯承秦爵十九等，二者的爵位等级并不相同，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汉代列侯印章如“軑侯之印”“石洛侯印”“宛朐侯执”“濩泽侯印”等，“軑”“石洛”“宛朐”“濩泽”具是其封地名号。至于姜保国文所说的小桥村一代为汉代墓葬区，曾出土有西汉时期的彩绘陶壶和陶鼎，不能说明二者一定存在关系。因此，以“诸国侯印”的出土地论证此印属于西汉的“皋虞侯”，进而说明此印的年代为西汉，缺少说服力。 李学勤文是这样论证的： 按金印“诸国侯”应解为封于诸之侯，由于不好称“诸侯”，而作“诸国侯”。姑莫，《汉书 · 地理志》作姑幕，《补注》在今山东诸城西南25公里，诸县则在今诸城西南15公里，两地相接。揣想武帝时以诸封其女，又从姑幕分出众利侯。随后诸并入众利，到辅宗时已不称众利而称诸了。因辅宗死后无后，封地就归到琅邪郡，而成为诸县。4 李学勤指出西汉有两个“众利侯”，第一个众利侯郝贤封地在姑莫，因犯罪免；第二位众利侯伊即轩，传至侯辅宗，无后国除为诸县。王先谦《补注》云:“此县（众利）析自姑莫，后并入诸县，非改众利为诸也。”这里李学勤文把诸作为地名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则对此持以疑问，“众利侯国”下云：“如以众利侯国国除后并入诸县，则诸县与姑莫县并不相接，疑诸字衍文，其当'为县’。”5“《补注》在今山东诸城西南25公里”句中，《补注》当为误记，应为“姑莫”。李学勤文关于这两县位置的描述并不准确，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载：“姑幕治今诸城北部，诸治今诸城市西南。”6并非李学勤文所述二县皆在今诸城西南。 李学勤文第一段认为“（诸国侯印）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石洛侯印’同为金质、龟钮，大小相仿，惟字体笔画略瘦。”细观之，“石洛侯印”（图2）龟钮背部略平，而此印却背部隆起，龟钮形态有明显不同。二印印面尺寸相差2毫米，高度相差6毫米，这样的差距并不是“相仿”。除同为金质外，二印并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诸国侯印”的“印”字末笔虽残，然而“印”字最下横笔与“国”字最下横笔为同一水平线，且“印”字最下横笔的末端已经达到“印”字最右侧，“印”字末笔下曳的可能不大，而西汉时期“印”字末笔具有下曳特征，“石洛侯印”即是如此。 综合来看，将此印判定为“西汉”是不合适的。 
“诸国侯印”如非西汉之印，此印应为何时之物呢？由于该印非经科学发掘出土，没有其它伴随的遗物可作为断代的参照，因而只能从职官、印文风格、钮式等特征来加以分析。在汉代什么人才能用金质龟钮的印章呢？《汉旧仪》载：“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緺绶，中两千石、两千石银印青绶，皆龟钮。”可见列侯是可以拥有金质龟钮印的。《后汉书·百官志》载：“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7西汉的侯爵并未划分等级，东汉侯爵则有县、乡、亭之分，在这三种等级的侯中只有县侯可以置国，乡、亭侯的则不能置国。因此，“国”字对于此印的断代至关重要。8李学勤认为“'诸国侯’应解为封于诸之侯，由于不好称'诸侯’，而作'诸国侯’。”此处仅将“国”作为词语中为防止发生歧义而增设的成分，未究“国”字的意义。 诸为何地呢？《汉书·地理志》载：“琅邪郡……县五十一：东武、不其、海曲、赣榆、朱虚、诸（莽曰：诸并）……”9《后汉书·郡国三》载：“琅邪国……十三城：开阳、东武、琅邪、东莞、西海、诸、莒、东安、阳都、临沂、即丘、缯、姑幕。”10可见“诸”的行政等级为县，在西汉隶属琅邪郡。汉武帝时，曾作为武帝女的汤沐邑，称为诸邑公主。《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师古曰：“诸邑，琅邪县也，以封公主故谓之邑。”11东汉琅邪为国，为光武帝儿子刘京的封地，一直传至东汉末。《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永平二年，以泰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昌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12之后，刘京上书请求以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个县更换东海的开阳、临沂，得到了汉章帝的许可。刘京死后，子夷王刘宇嗣，建初七年（82）封宇弟十三人为列侯。元和元年（84）封孝王孙二人为列侯。刘宇死后，子恭王寿嗣。永初七年（113）封寿弟八人为列侯，此后所封的爵位除汉献帝初平元年封刘邈为阳都侯外皆为乡侯。因此，能够封为县侯的王子、王孙只能在建初七年至永初七年这三十二年间，先后有二十三人被封为了列侯，食一县之地。东汉王子封侯，虽未必严格拘束于推恩令，有封于汉郡之记载，诸在琅邪国北部边境，与北海国毗邻，远离国都开阳，因此在这三次受封事件中被分封为侯国有极大的可能。诸既是列（县）侯的封地，县侯可以称国置相，诸国侯的称呼在这里名正言顺了。 河南省博物院藏有“富寿侯印”金印（图3），1984年出土于河南西华县，龟钮，边长2.5厘米，通高2.1厘米，重92.5克。13《河南西华发现一枚汉代金印》一文中说：“从四神规矩铜镜以及'大泉五十’铜钱的共存，我们进一步推测金印属于王莽时期”。14这种论断是不当的，“大泉五十”虽为新莽时铸，但并非以后就消失不用了，事实上，甚至在魏晋时期的墓葬中还有不少新莽货币出现。新莽印在汉印中风格独特，辨认相对容易，这方印明显不属于新莽。东汉有富寿亭，《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引《帝王纪》曰：“……显节陵，其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15我们综合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的特征来看，此印当属东汉。通过比较，“富寿侯印”与“诸国侯印”的印面边长一致，高度一致，重量近似，龟钮造型一致，因此二印当为同时期之物。 综上，“诸国侯印”的所有人“诸国侯”应是东汉琅邪国的一位王子侯，该印的年代应为东汉。  三、“诸国侯印”或为殉葬印 一个时代的印章，尤其是实用官印，由于受到朝廷制度和制印习惯的影响，它们所表现出的篆法、章法、尺寸、钮式、材质等特征总是呈现一定的趋同性，完全“特立独行”的印章是不存在的。除实用官印外又有殉葬印，当作殉葬印来制作时，制度性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制作者或会有个性突显。 “诸国侯印”的龟钮背部开甲刻制凌乱、深浅不一，与实用官印的钮部的开甲的效果判若云泥；“诸”字的“言”部缺一竖笔，“者”部篆法在两汉的实用官印尤其是高等级的官印封泥中极少出现，反倒在私印和殉葬印中有大量类似的存在。《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辑录的类似“诸国侯印”之“诸”字篆法的印章有“意诸己”“诸长卿”“诸方可”等印，这些印皆属私印；汉景帝阳陵出土“宦者丞印”为无争议之殉葬印，其“者”字篆法与实用印封泥“诸左尉印”“宦者丞印”相应部分有明显差异。  《中国封泥大系》收录包含“国”字两汉封泥举例 “诸国侯印”的“国”字中“或”部最下一横线缺失，上部则衍生一横笔。“国”字的篆法在两汉实用官印及封泥中并没有太大变化，基本都篆作“  两汉印章中的“诸”“者”印举例 该印文字为单刀刻制，笔画偏细，字口过浅，如以此印钤盖封泥，其效果与出土的两汉封泥存在明显差异。罗福颐在《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前言》中说：“自来集古官印者，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今据所知，其实传世者皆冥器，殉葬物尔。印章乃一朝制度，当时官吏之升降死亡，莫不由主者收回，不能流散民间也。”16即使官吏得到恩宠，特许赠印绶陪葬，如《汉书·张安世传》“安世薨，天子赠印绶”所载之事，今据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墓从葬坑出土“卫将长史”“当百将印”“君候之印”等官印观之，所赠印绶亦为殉葬明器。诸国侯为世袭之侯，若将“诸国侯印”原印用来殉葬，后继之侯将用何印？该印出自墓葬区，发现位置虽未必是原生位置，但应相去不远，此间出土的“诸国侯印”为原印的可能性并不大。综合来看，此印或为殉葬印。 四、结论 通过文献分析、图像对比等方法，“诸国侯印”的西汉说应存疑问。根据《后汉书》相关记载及东汉时王子侯受封的惯例，我们推测诸国侯为琅邪国三次封侯事件中所置，此印形制更与河南西华出土的东汉“富寿侯印”高度相同。该印制作草率，尤其“诸”“国”二字篆法与官印封泥的相应篆法有着明显不同，符合殉葬印的特征。因此，“诸国侯印”或为东汉琅邪王刘京一系某一受封于诸的王子侯殉葬之物。龚定盦云：“官印欲其不史”，“诸国侯印”为少有的东汉列侯金印，它的发现，对于《光武十王传》《郡国志》等皆有补证作用，对于后汉印学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由于东汉时期王子封侯的资料非常匮乏，诸国及琅邪国的印章、封泥亦十分少见，“诸国侯印”为东汉殉葬印的论证难免存在瑕疵，笔者期待在以后的考古活动中有更多的与之相关的文物出土。 作者单位：四川省艺术研究院 注释: [1] 韩乃桂主编、即墨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即墨简志》作97克。1983年第5期《考古与文物》姜惠居《山东即墨发现汉代金印一方》，作9.7克，显然为编辑失误。 [2] 姜保国《西汉金“诸国侯印”》，《文物》，2000年第7期，第95页。 [3] 姜惠居《山东即墨发现汉代金印一方》，《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第103页。 [4] 李学勤《即墨小桥村出土西汉金印小记》，《文物》，2000年第7期，第96页。 [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 秦汉卷（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1页。 [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 秦汉卷（上）》，第350-356页。 [7]（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30页。 [8] 在乡、亭侯不置国的问题上，严耕望认为汉碑中不见有乡、亭侯的侯国相，同时，郡县治所不能因其中封有乡、亭侯而迁徙治所，因而他认为乡、亭侯不置国。其说甚是。 [9]（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5页。 [10] 范晔《后汉书》，第3459页。 [11] 班固《汉书》，第208页。 [12] 范晔《后汉书》，第1451页。 [13] 李玲《河南博物院藏汉代印章封泥》，《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95页。 [14] 张志华、王富安《河南西华发现一枚汉代金印》，《文物》，1987年第4期，70页。 [15] 范晔《后汉书》，第129页。 [16]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中国篆刻》2023年12月 （总第5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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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只不过有的婉转一点，有的方峻一点。此印的“国”字作“
”，新莽天凤三年（16）刊刻的《莱子侯刻石》中“国”字作“
”，二者接近，此字为当时的隶书写法，并不符合封泥所呈现出的汉代实用官印的篆法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