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沉沦史：从地表最强骑兵部队到羸弱的东亚病夫

导语

八旗是贯穿清朝近三百年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满洲统治集团的根本政治制度。

清初时期曾为满洲统治集团入主中原，征服全国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随着承平日久，逐渐腐化堕落，康熙中期出现八旗生计问题，到雍正、乾隆时期问题日益严重，到嘉庆时期，彻底从满清政权的统治基石沦为吸食社会财富的寄生虫。

可以说，八旗伴随清政权始终，它既是清王朝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清王朝走向衰败没落的罪魁祸首。

从皇太极时期“八旗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到顺治时期“怠於武事，军旅隳敝”

八旗制度起源于满洲人的狩猎组织，长期以来，受寒冷恶劣的气候环境影响，身处东北地区的满洲人一直以渔猎采集为生，追逐狍子、驱赶豺狼更是家常便饭，这也练就了满洲人强健的体魄。

在几百年的演化中，满洲人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到明朝中期，从南到北依次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些女真不仅务农狩猎，平日还承担武装保卫部落的任务，这就形成未来八旗的基础。

1583年，一代天骄努尔哈赤汇集建州左卫部众起兵，以黑旗为帜，四年后统一建州三卫。

随着军队和人丁的增多，努尔哈赤又另设红旗军，至此红黑两旗构成了满洲八旗的雏形。

此后努尔哈赤经过三十年的对外战争，先后打败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成功统一整个东北，麾下作战人数也由不到一千人增加至五六万人。

为了细化统一管理，努尔哈赤将原来的两旗分设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至此八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八旗实行兵民合一体制，与唐代府兵制相似，战时为兵，平时为农，耕战两事，兼行并举。

这种制度既保障充足的生产力，也保证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统一女真，以及侵略明朝的战争中，获得了上百万人口、牲畜、兵器，以及大量金银财宝。

所以对于八旗而言，战争是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把战争当做喜好，战斗力自然被拉满，这一时期的八旗被称为亚洲第一劲旅也不为过。

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又分别于1635年、1642年设立蒙古八旗、汉人八旗，八旗制度臻于完善，不过只有满洲八旗才是满洲统治集团的核心基石，文章后续也是围绕满洲八旗叙述。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国号大清，八旗也从军事组织变为贵族统治阶层。此时距离努尔哈赤称汗已过去整整二十年。

八旗宗室部分年轻子弟没有体会过父祖辈创业的艰辛，不仅不习武游猎，还整天在市井浪荡。

皇太极敏锐察觉到这一细微变化，并公开发布谕令教导宗室:

“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每闻出兵行猎，兴致盎然。今之子弟，每闻出兵行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中有事为辞者多矣。不思行兵出猎、勇往奋发，而耽恋妻室，国势能无衰乎？”

随后皇太极进行一系列教育整顿，以保持八旗高亢的战斗热情。

此时的清朝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在皇太极、多尔衮、代善等满洲精英的带领下，八旗先后征服朝鲜、漠南蒙古，并不断战胜明军，到1642年已占领除宁远外的明朝所有关外城镇。

所以在皇太极执政时期，八旗虽有零星消极因素，但总体上战斗力依然强大。

八旗的第一次真正堕落是在顺治时期，1644年满清八旗铁骑叩开山海关，入主北京，并迅速南下，在十多年时间里，先后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割据政权，确立对全国的统治。

为了维护统治，顺治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拱卫皇权，同时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等重要军事据点派遣八旗长期驻守。

八旗作为满洲统治集团的支柱，在政策上被给予种种优惠，最著名的就是圈地运动，即将原来汉族地主拥有的肥沃土地全部划为旗地，赏赐大量白银奴仆。

顺治还建立俸禄制度，每个月支付钱米银两给每一个旗人，亦不再要求旗人耕作。

顺治的目的是强化其军事职能，削弱其生产能力，以此让八旗官兵承担起保卫国家之责。不过实践证明，八旗不仅没有实现顺治的期待，反而背道而驰。

八旗作为马上民族，除了弓马骑射别无它能，一旦离开土地，便丧失基本的劳动技能，随着中原的统一以及社会的安定，国家用兵已非常态。

这些旗人既不能耕地也不能经商，整日无所事事，很快就被京师的安逸生活和好逸恶劳陋习所浸染，1657年，顺治在诏书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八旗的堕落:

“今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

不过这一时期的八旗尚武底蕴还在，在进攻西南南明永历政权时尚能表现出强悍的战斗力。

八旗生计:困扰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统治难题

到康熙执政时期，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八旗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尤其在三藩之乱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公元1673年，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发动叛乱，半年时间席卷整个长江以南，势头十分凶猛，康熙调军平叛，八旗官兵几乎倾巢出动。

应该说，清廷对吴三桂还是比较了解的，吴三桂长期在关外与清军作战，军事能力突出，手中更是掌握着明末最强悍的关宁铁骑，当年只有八旗能与之抗衡。

康熙调动八万八旗攻打吴三桂五万关宁铁骑，两大对头劲旅再次交锋，本以为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好戏，结果却大跌眼镜。

人数占多的八旗军竟被吴三桂打得七零八落，八旗主帅顺承郡王勒尔锦更是进退失据，毫无谋略，几个回合下来吓得龟缩城中，不敢出战。

要知道，勒尔锦的曾祖父代善、祖父萨哈廉、父亲勒克德浑都是满清开国勋贵，战场上能打能杀，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不到二十年时间，后辈子孙却如此不堪。

对于八旗的迅速衰败，就连吴三桂也感言:

“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

八旗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因为八旗入关后不再为生存而奋斗，到三藩之乱爆发时已十几年未打仗，安逸享受的生活早已消磨了战斗血性。

而吴三桂军队长期秣马厉兵，与西南少数民族土司经常爆发战争，始终保持较强的战斗力，两军相遇，八旗焉能不败！

最后康熙还是凭借汉人组成的几十万绿营兵战胜吴三桂，平定叛乱。

虽然八旗军的拉垮表现让康熙感到震惊心寒，但好歹叛乱算是平定了，清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同时康熙将居住在黑龙江、吉林北部的野人女真索伦部纳入八旗，以此保证八旗军事能力，毕竟索伦人身处关外，较少受中原安逸奢靡之风影响，尚保持强悍的体能和战斗力。

不过随着社会的稳定，到康熙中期，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即八旗生计。

自1668年圈地运动停止后，八旗子弟无新的土地来源，每个月只能靠朝廷俸禄度日，同时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只顾追求奢华、安于游惰。

再加上八旗人丁稳步增长，人口从入关时的七八万人增长至十余万人，朝廷有限的俸禄已不能养活日益庞大的人口，八旗生计问题开始暴露。

这一时期的清朝国力尚处于强盛阶段，为了保证八旗人心稳定，康熙采用赏赐银两的方式解决生计问题。

但这种办法并不治本，到康熙晚年，由于吏治腐败，官僚贪污，导致国库亏空，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八旗生计问题再次摆上台面。

1722年雍正继位后，对八旗腐败深恶痛绝，甚至当着朝廷大臣的面痛斥八旗:

“武备废弛，慕文职而不能苦心向学，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

不过骂归骂，八旗生计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一方面，雍正严厉禁止旗人享乐奢靡，不许斗鸡走狗，喝酒唱戏，限制旗人为了挥霍娱乐而典卖旗地。

另一方面，雍正在京畿地区设立很多公田，让八旗子弟自食其力，耕作谋生，公田收入按比例给旗人分成，到雍正晚年，公田范围扩大至黑龙江、宁古塔一带，让旗人耕种。

但过惯安逸日子的旗人哪吃得了这个苦，别说去苦寒之地的东北，就算是皇城根脚下都极不情愿。

到1735年乾隆继位，八旗也未因雍正的改革有太大的改观，不少人就连满人立国之本的骑射之技都忘了。

乾隆登基之初在一道上谕中提到:

“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而此时的八旗军数量为十五万，如果算上家属达到数十万之多，为了妥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乾隆采取以下三个策略:

一是予以资金补助，每年额外赏给一个月的钱粮，家有红白之事给予定额补助，以及从汉人地主赎买田地；

二是增加腾挪兵额，将汉人八旗的编制名额转补给满人八旗，让汉人八旗兵自谋生路；

三是劝勉农耕，在东北、西北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安置旗人去种地。

上述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八旗生计问题，但依然未取得显著效果，因为旗人长期恣情享乐，既没有从事农耕的习惯，又没有生产劳动的技能。

开垦农耕之事，很多旗人或半路逃回或托病在家，同时砍汉人八旗以输血满人八旗的做法，加大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就这样，十多万八旗子弟在京师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整天东游西逛，出茶馆入戏园、进赌场逛妓院，斗蟋蟀耍鹌鹑，一切经济来源都靠朝廷供给，这种寄生生活，哪有骑射战斗能力可言。

1784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发生失落马下的笑话，以至于嘉庆上位后在上谕中公开嘲讽:

“朕于甲辰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

1796年川楚地区发生白莲教起义，让人惊讶的是八旗军竟主动请缨出战，但目的却是为了抢劫发财。

在平叛过程中，八旗可谓窝盗为匪，肆无忌惮，除了在军营挥霍财富外，又大肆抢劫百姓，居民甚至将他们比作“梁山泊”。

同时八旗在战场上表现力之差更是有目共睹，史料记载:

“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

后来还出现“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的民谣。可以说，到乾隆末年，百年前不可一世的八旗官兵已彻底沦为酒囊饭袋。

从满清统治基石沦为社会寄生组织

1896年嘉庆继位后，八旗形势更加严峻，首先是人口从清初入关时的七八万增长至四十多万，其次是组织进一步涣散，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普通士兵则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嘉庆更是在上谕中痛批八旗之腐化:

“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

为了扭转八旗子弟的奢靡之风，嘉庆禁止旗人参与赌博及泡戏园子等恶习，一边苦口婆心的进行思想教育，另一边对违抗者严肃惩处。

同时嘉庆积极寻求方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如:增加旗人养育兵额、增加官府职务供给、迁移京旗实边垦荒等。

可以说，嘉庆对八旗生计问题的工作力度超过前代，但基本上还是康雍乾时期政策的延续，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到底，八旗生计是体制问题，而嘉庆作为守成皇帝，对祖制传统相当敏感，自然不可能有大的改革创新，所以不仅不能从根上解决八旗问题，反而状况愈加严重，八旗军纪更加废弛。

最典型表现是宫廷门禁的疏于管理，史料记载:

“守卫官兵及各门侍卫等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更严重的是1803年发生的御厨陈德在宫内行刺嘉庆事件，当时百余侍卫只有6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如此八旗，根本不能担负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

更让嘉庆难以忍受的是八旗子弟终日饮酒唱戏，游荡赌博，违法违纪层出不穷，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竟背离忠君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信洋教。

而日益猖獗的鸦片烟毒更是在八旗子弟流传，军营内吞云吐雾，犹如烧火做饭。

对于八旗子弟的种种行为劣迹，嘉庆无奈抱怨:

“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

八旗的极端腐化不仅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基石，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日夜忧愁的嘉庆最终在1820年撒手人寰。

八旗生计的烂摊子丢给了下一任皇帝道光，同时八旗也“不负所望”，在腐化的道路上继续狂飙。

逐步发展到贩卖人口，私卖盔甲器械的地步，大量旗人倾家荡产沦为佃户，甚至流民、痞棍和无赖。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撕下八旗的最后遮羞布，英军4000余人攻击广州，被任命为靖逆将军的清朝宗室奕山不仅不抵抗就投降了，还向英军交纳600万“赎城费”。

在之后的交战中，从各省抽调的3万八旗劲旅面对几千英军一触即溃，不战而逃。

后来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八旗军队被湘军、淮军等汉族地主团练武装所取代，八旗子弟彻底蜕变为寄生性质的社会组织。

正如晚清著名学者魏源对其的评价:

“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

在一片骂声中，病入膏肓的八旗还是苟延残喘的进入20世纪，最终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八旗连同他的大清王朝彻底走向历史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