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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三次围剿 随着宁粤双方不断地剑拔弩张，6月5日，蒋介石在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时，承诺和平解决广州事变、决不轻易动兵。他表示： 粤变发生以来，各方颇多揣测和惊疑，实际上并无多大问题。粤变发生事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 除了公开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党内纷争。私下里，蒋介石还通过张继、李石曾、吴铁城等人向媒体传达“中央坚决希望和平，对粤决不用兵，求政治方法解决”的主张。6月6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决定将剿灭“赤匪”作为“唯一之急务”。进一步表达了和平解决党内纷争的意愿。 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任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准备进行第三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动了麾下的精悍部队，表现出比前两次“围剿”远为认真的态度，事实上，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场上第一次真正的交手。这次“围剿”将历时近3个月，时间超过此前的两次“围剿”及后来的第四次“围剿”。双方对垒的结果，使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中共和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对“剿匪”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认识；红军则利用灵活、大胆、机动的战术渡过难关，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及生存发展方式中的隐忧，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压迫下，也逐渐显现。在围剿期间，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九一八事变，更是直接成为了“围剿”的终结者。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鹿死谁手尚难以最后定论。 首先，连遭二次“围剿”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主力部队的状况，但此次其手下重要将领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均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出对“围剿”力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曾发出宣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克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 其次，距第二次“围剿”失败仅半个多月，6月22日，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20日致何应钦、熊式辉的电报中，蒋介石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6月下旬，蒋介石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在日记中记载：“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 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3军团（第5、8、24师）、第4军团（第9师）、第一路进击军（第6师）、第二路进击军（第11、14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1军团（第60、61、52师）、第2军团（第25、27师）、第三路进击军（第47、54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10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28师、第77师及第12师之34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23师、79师、骑兵第1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以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与蒋介石对第三次围剿的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却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 6月22日，在第三次“围剿”已剑拔弩张之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进攻。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 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 很显然，由于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对蒋介石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定会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所以，宁粤冲突的爆发，相当程度上使红军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红军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的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似涉行险，细究起来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至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红军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 自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事变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汉民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 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对蒋介石可谓是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政府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举措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的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 毛泽东当时认为红军主力应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他分析道：“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接着，他又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 毛泽东此时的战略思想是红军主力既不能出击长江中下游流域，威胁国民政府的心脏南京、武汉等重镇，也不能南下出击广东，避免南京和广东联手，一致对付红军，剩下唯有向东，出击福建。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的一个月内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因此，蒋介石的迅速出击，出乎红军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尚未完全成熟的红军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对蒋介石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地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虽然广州汪精卫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大加鞭挞，但此时胡汉民尚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因此也怕投鼠忌器，贸然不敢兵戈相向。但是，广东实力派代表陈济棠却不甘落后，不惜采用极端手段，准备伺机刺杀蒋介石，混水摸鱼。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广州陆军学堂毕业，一直在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手下当差。1923年1月，33岁的他以战功升至第1师第2旅旅长。1929年初，陈济棠利用蒋、桂战争，李济深被蒋介石扣压的机会，投靠蒋介石，一举篡夺了老领导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的职位，开始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第八路军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时期，第四军的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及叶挺独立团，在副军长陈蕴珏率领下参加北伐。第四军军部及陈济棠师在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率领下，留守广东大后方，后扩编为第八路军。陈济棠后来叛乱失败后，第八路军番号被撤销。全国抗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予了中共领导的红军。 陈济棠一方面竭力与蒋介石修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内的反蒋、特别是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的力量，来作为他的政治屏障。5月3日，在古应芬的鼓动下，为了保住“南天王”的地位，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唐生智等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以及蒋介石下野。陈济棠的这一举动，向世人表明了他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彻底决裂。思来想去，陈济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了自己的三个贴身卫士古孝天、胡俊德和马必武，采取极端手段前往南昌暗杀蒋介石。 6月26日上午，蒋介石，在陈诚、罗卓英和卫立煌的陪同下，按计划前往南昌讲武堂检阅部队。此刻，从江西大旅社到讲武堂，沿途道路两侧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护卫着蒋介石的车队通过。 当车队行驶到一拐弯处减速慢行时，站在路旁执勤的一名警察，突然被身边的一名壮汉用力推了一把，仰面朝天地倒在路中央。第一辆开道的警卫车上的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踩了刹车，汽车带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在距这名警察不到一米处停了下来，紧接着后面的车队都停了下来。就在这时，突然从路旁人群中跳出来三个大汉，几乎同时拔出手枪，向中间的几辆轿车开枪射击，他们正是陈济棠派来的杀手古孝天、胡俊德和马必武。 随着连珠炮般的枪声一响，围观的人群立即像炸了窝一般，人们惊叫着，你搡我拥，四处乱躲乱窜。三名刺客来得突然，去得更快，还没等四周的军警反应过来，他们已混进人群，转眼间就消失了。 好在三名刺客行刺匆忙，并没有弄清楚蒋介石是坐在第四辆车上，因此他们的射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蒋介石有惊无险，在周围军警的保卫下，快速驶离了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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