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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何如宠研究会成立暨首届研讨会上的讲话 孔正毅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何如宠（1571-1642年），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今枞阳县枞阳镇何家青山人）。万历进士，内阁重臣，忠诚奉朝，狭义为友，仁孝为亲，堪称古代士人典范。 何如宠，祖籍徽州婺源，其父何思鳌，历官栖霞县知县。如宠兄弟三人，昆兄何如达、仲兄何如申。何如达自幼厌弃诸生业，无意仕途经济，终生不仕；而其两位兄弟则皆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宦海一生。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何如申、何如宠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及第，如宠位列第二甲第二名，如申列第二甲第五十七名。在中国古代，一门多进士就不多见，而兄弟同年、同榜考中进士，则实属罕见。若论官阶、职位和影响力，何如申远不及其弟何如宠。何如申入朝为官以后，先在户部任主事、郎中，六部郎中之职仅次于尚书和侍郎，排位居三。后擢处州太守，最终累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其职位相当于今天浙江省的副省长级别。其人为官清廉，官声远播。据史料记载：病归致仕，“惟图书数卷而已”。兄弟三人中，何如宠官阶最高，为官品类亦多，宦海沉浮数十年，主要在京师中央各部门及内阁任职。何如宠进士及第后，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明清时期，翰林院不仅是图书编辑整理之所，更是文人荟萃、国家智囊和人才储备的摇篮。每一位进士入朝之后，先入翰林院是后世为官的重要一步。换言之，进士及第一旦经过翰林院的洗礼和历练，朝廷就有可能委以重任，今后或可以位极人臣，或可以成为封疆大吏。但庶吉士只是翰林院极为普通的职位，尚需继续向上提升。后来何如宠在翰林院晋升为编修。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何如宠“丁忧”后再赴京师，迁右庶子，即太子侍卫之类的职官。在明万历一朝，何如宠累官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教育部长。天启元年（1621年）何如宠升礼部侍郎，因母病故未就，守孝满，赴任原官。后官礼部右侍郎，并且协理詹事府事务。詹事府为明代辅导太子的机构，十分紧要。天启五年（1625年），朝廷推举为左侍郎。随后，遭到魏忠贤阉党心腹魏广微的诬陷，说：何如宠与左光斗同里友善。因此，受到牵连，被夺职罢官。左光斗是明末著名谏臣，枞阳横埠镇人，与何如宠同乡、同里。当时，左光斗与杨涟等因“移宫案”，与朝廷权贵斗争，被魏忠贤迫害下狱致死。左光斗为维护朝廷纲纪，大义凛然，不畏强权，在与魏忠贤等阉党展开激烈斗争中，处处彰显传统士人的铮铮气节。清代，桐城派大家方苞作《左忠毅公逸事》，以纪之。何如宠因此受牵连，也在意料之中。“移宫案”为明末三大案之一。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改元为泰昌元年，宠妃李选侍因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而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明光宗死于“红丸案”，于是，立明熹宗朱由校为帝。但李选侍想继续侍奉熹宗。当时，郑贵妃、李选侍和魏忠贤，来往甚密。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之机，把持朝政，坚持让李选侍居住在熹宗所在的乾清宫。时任都给事中的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为防其干预朝政，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崇祯元年（1628年），何如宠再起为吏部右侍郎。未至，又拜礼部尚书。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与周延儒、钱象坤等一道兼东阁大学士，正式步入内阁辅政。后累加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崇祯四年（1631年）春，被委命为会试副主考，周延儒为会试主考，会试结束后，即乞休。崇祯十五年（1642年）卒于金陵，年72岁。南明弘光时期，追赠为太保，谥文端。 何如宠对大明王朝可谓忠贞不二，一生忠君报国，一片冰心在玉壶。凭借自己的睿智与果敢，挽危局于既倒，彰显中国传统文人坚贞不屈的精神品格和义无反顾的家国情怀。明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大军压境，威逼京师，京城内外，人心惶惶，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出谋划策，各怀心思。有心怀不轨的“桀黠者”建议：“请以私财聚众助官军，朝议壮之。如宠力言其叵测，不善用，必启内衅。帝召问，对如初。帝出片纸示之，则得之侦事，与如宠言合，由是受知。”[1]他们想以私人出资的方式来聚众帮助官军，抵抗清军的入侵。朝廷上下，不少重臣皆认为此法可以壮大明军的声势，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唯独何如宠认为此法不妥，他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出资者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甚至想浑水摸鱼，准备利用朝廷混乱和外敌入侵之机，来谋取不可告人之目的。如果处置不当，必致朝廷内乱。崇祯皇帝，对此也犹豫不决，于是，亲自召见何问话，何如宠临危不惧，坚持己见，和盘托出自己的观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帝为了验证何如宠所言是否属实，还秘密派遣军事侦探，到京师内外，秘密走访，所得到的信息与何如宠所说完全一致。自此以后，崇祯皇帝更是完全信服何如宠，并且大大嘉奖和重用何如宠。关键时刻见人心。此事充分体现何如宠对朝廷的一片赤胆忠心。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建言献策，做到了一个臣子的忠敬。 何如宠一生正直耿介，对朋友侠肝义胆，义薄云天，心中自有主见，从不随波逐流。据《明史》记载：“大学士刘鸿训以增敕事，帝怒不测，如宠力为剖析，得免死戍边。”[2]大学士刘鸿训因守关将士缺乏兵饷，上疏请求皇帝拨发30万两军饷，因此得罪了崇祯皇帝，盛怒之下，崇祯帝欲杀之。何如宠挺身而出，不畏风险，左右斡旋，据理力争，终使得刘氏得以从宽处罚，改死罪为流放。该事件充分体现何如宠人性之正直和刚毅，不因皇帝的威权赫赫，就犹豫不决，见风使舵。而是出于道义和事理，愿意为诤臣和友朋，伸张正义。晚明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案、冤案之一是“袁崇焕案”。袁崇焕，明末著名军事家，万历进士。他自请驻守辽东，后升任辽东主帅、蓟辽总督。曾大败清皇太极，获宁锦大捷。后因受魏忠贤阉党排挤，挂印去职。崇祯元年（1628年），因辽东情势所迫，朝廷再次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但因崇祯帝中后金反间之计，将袁逮捕下狱，次年惨遭杀害。袁崇焕作为晚明著名军事家，长期镇守辽东，是当时清军最为忌惮的明朝将领。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清人利用各种计谋，导致明朝君臣之间、文臣武将之间、朝廷边疆之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最终引爆崇祯帝下诏凌迟处死袁崇焕。据野史记载，凌迟处死袁崇焕整整割了3000多刀，这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是骇人听闻、闻所未闻的。就是这样一桩惊天大案，当时，人人明哲保身，个个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何如宠不避嫌疑，从明清发展态势和大明王朝江山社稷出发，坚持为袁崇焕申辩：“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馀口。”[3]这种舍生取义的行为没有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是万难想象的。何如宠虽然最终没能保住袁大帅的性命，但却还是为其家人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袁氏一族，免死者三百余人。何如宠义薄云天的壮勇行为，不仅体现对于朝廷重臣的家族保护，更高意义上是对家国社稷的深沉忧虑和责任护佑。对于国家栋梁的忠勇之士，何如宠不畏权贵，竭力保全。而对于朝廷严威赫赫的神奸巨蠹、阴险狡诈之徒，他则宁愿辞官归隐也绝不会望风梯荣、趋红踩黑，与之为伍。据《明史》记载：“六年（1633年），延儒罢政，体仁当为首辅。而延儒、体仁排已，谋起如宠以抑之。” [4]崇祯六年（1633年），内阁首辅周延儒被温体仁弹劾罢相，按照正常情况当由温体仁继任首辅，但周延儒和温体仁素来不合，均属排斥异己的阴险之流，两人都曾竭力拉拢何如宠，试图利用如宠以增强己方势力，意在打压对手。然而，何如宠不为所动，洁身自好，不愿卷入党派之争。明崇祯一朝，何如宠与周延儒、温体仁、钱象坤等同为内阁大臣，然，周延儒、温体仁之辈，相互倾轧，内外勾结，上下联手，搅得朝野乌烟瘴气，最后，温体仁终于弹倒周延儒。周延儒罢相后，崇祯帝原计划让何如宠接替周延儒升任内阁首辅，但他考虑到温体仁为人狡诈阴险，实难相容，所以，他连上六道奏疏，坚辞不受：在《明史·列传》中，我们发现：“奸臣传”一栏，周延儒、温体仁、阮大铖等明末重臣，均赫然在列。可见，即使到了清代，张廷玉等人在修编《明史》时，对周延儒、温体仁这样首鼠两端、阴险狡诈之人也是评价极低、耻与为伍的，并将其列入“奸臣传”一类。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以孝道治天下。“孝”文化体现在各级官员的日常言行之中。无论哪一级官员，不守孝道，孝道有亏，则德不配位，则无法获得黎民百姓的信任和爱戴。何如宠兄弟在实践仁孝方面，堪称楷模。何如宠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高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不久闻父病，归家省亲，父殁守孝三年。回京后，授编修，又闻母病，告假奉养老母。他还和仲兄何如申约定：兄弟二人不同时外出，如遇外差，必留一人在家赡养老母。譬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如申督征军饷要去辽东，等回家后，如宠才再赴京师任职。中国古代有“丁忧”之传统。所谓“丁忧”即指父或母去世，尤其是父亲去世，在职官员要无条件的回家守孝，一般时间为三年。在今天看来这项规定不免迂腐，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中国确是一条铁的制度和丧葬礼仪。正是这一制度才彰显出儒家文化“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具体内涵。“丁忧”文化看似机械，甚至迂腐，但其体现出对亲者敬重的文化传统和孝道理念，至今也没有过时，而且还应该发扬光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生尽孝，死尽哀”的理念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华夏百姓的心灵之中，就有望建构起人人孝悌躬亲的社会氛围。长期以往，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美好和谐的人类理想自然就能形成。据《明史》记载：“如宠性孝友。母年九十，色养不衰。操行恬雅，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世尤高之。”何如宠父母皆高寿。其父何思鳌，寿74；母方氏年90，还神色不衰。这与其恪守孝道、孝敬赡养肯定密不可分。何如宠性情恬淡，为人宽宏，与世无争，不汲汲于功名利禄，深谙人生的进退之道，深得世人赞誉，终入乡贤祠。作为仲兄的何如申孝道不减其弟。据《康熙桐城县志·士绩·明》记载：“（如申）尝读书邑中，时母大夫人居青山，月致粲，偶乏，甚脱一簪寄之。如申捧而泣。后举于乡，不为妇子辨一襦曰：'吾忍忘吾母脱簪时乎?’其纯孝如此。……桐人称廉吏必推如申为最云。”何如申早年在外读书，母亲每月要为他送些生活费，但是，当时家里并不富裕，偶尔会出现供应不济的情况，有一次母亲实在没办法了，就寄去自己头上的发簪，何如申接到发簪后，百感交集，泪如雨下。后来他考中了举人，家境生活好转了些，但也不会为妻、子多增加一个襦子，别人问其故，他说：我怎能忘记母亲以发簪为我提供生活费的情形啊！上述故事，一方面体现何如申节俭克己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更能看出其不忘母恩的纯孝之心。兄弟三人中的长兄何如达，虽终生无功名，但仁孝之心也不让其弟。据《康熙桐城县志·义厚·明》载：何如达一生，淡漠功名，厌弃诸生业，无意仕进，独以侍奉父母、博取父母欢愉为乐。足见其拳拳孝子之心。纵观何氏一门，可谓忠心报国、竭诚待友、仁孝传家之楷模。注：
[1] 《明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第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 《明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第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 《明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第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 《明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第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5] 《明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第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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