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取材：美军事评论2017年1～2月号 转自：战例译注 作者：Amos Fox少校，现于李文沃斯高级军事研究学院就读，已获有学士及硕士学位。曾于第4步兵师、11装骑团、装甲兵学校任职。 译者：胡元杰（台） 整理：Nangwa 美军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试图推广任务式指挥，但在许多领域上受到阻碍。陆军的环境与文化欠缺与任务式指挥之间的特殊连结，也与当前美军强调依赖数据，强调效果与精准的作战方式格格不入。本文旨在结合作战方法与原则，寻找更佳的指挥控制方式。最后建议取消准则上任务式指挥的定义，但是又不失任务式指挥的精神。陆军指挥与控制准则应将任务式指挥与集中控制加以融合，而不是一方面宣扬任务式指挥，另一方面却又行之过度控制。 陆军将任务式指挥定义为：指挥官以任务式命令行使其指挥权责，依其意图规范行动，使联合地面作战更敏捷，更能因地制宜。 陆军设定下列原则指导任务式指挥： 1.以相互信任建立团队凝聚力创造共识 2.提供明确的指挥官意图 3.行使有纪律的主动作为 4.运用任务式命令 5.接受审慎的风险。 任务式指挥有两项主要理论，都反映出德国Auftragstaktik“译注：德文，由Auftrag(任务)及Taktik(战术、政策) 两个字组成，即「任务式指挥」”的精神。在任务式命令中，指挥官针对友军、敌军、任务，明确表达其意图，但如何完成任务则由下属指挥官自行决定。上级指挥官允许下属根据状况、条件、地形，及对自己部队与装备的了解，拟定如何达成该任务的计划。这样的想法贯穿任务的执行面，是任务式指挥的核心意义，也是Auftragstaktik的智慧内涵。虽然现行所有准则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两项观念都是陆军指挥艺术与控制技巧中，指挥哲学的基础。 另一学派认为任务式指挥与控制式指挥有如一枚硬币之两面。根据其一系列理论，指挥与控制的源头在于信息流与决心形成两者的关系。任务式指挥，或军事理论家罗伯‧李奥哈德所称之指导性控制，乃是基于决心形成跟不上信息流的脚步所必须，而当决心形成速度能跟得上信息流时，就可以采取细节性控制。这一派理论认为控制式指挥的两种形态：指导性控制与细节性控制，在现代战争都可以被接受且可行的，只要信息流与决心形成两者能平衡。 然而李奥哈德更深入的检验，认为任务式指挥，或李奥哈德所谓的指导式控制，表现出凌乱、效率低，而且含糊不清。任务式指挥之所以凌乱，是由于仅提供作战所需的参数，而不是作战方法的指示。任务式指挥之低效与含糊不清，是由于所依赖的信息不精准，由下而上各自解读，结果无法完美或接近完美。职是之故，当下级解读状况、分析情势、执行行动方案、回报上级，拖慢了上、下级的任务式指挥。 陆军当前的任务式指挥 陆军采用任务式指挥，已对如何精实新进军官及增进单位内部互信上引发很多讨论。2016年，美国陆军公布了一些任务式指挥的相关作为，包括21世纪任务式指挥、决定性行动训练：任务式指挥战史及任务式指挥16项例证（我们已翻译完毕）。而且陆军不断有相关论文发表，推广任务式指挥及其重要的原则。 然而，对任务式指挥的抗拒却仍比比皆是。任务式指挥欲成功地施行全军，则仍有若干重大缺失。陆军并不欢迎当前凌乱、低效、缓慢的指挥方法。先不谈准则上如何叙述控制式指挥，指挥官必须根据对其部队及下属的信任程度，不断加以评估，然后据以赋予不同程度的独立行动。 准则上的任务式指挥 在李奥哈德开创性的机动作战理论《战斗纪要：时间与战争艺术》一书中之陈述： 不论军事准则在某段时间多么坚强，却绝非亘古不变。“因此，准则有其寿命，而其消亡更属必然。”在我们分析的同时，或许任务式指挥已经迈向消亡。 实际上陆军任务式指挥应用上有其规定，要求指挥官及其参谋必须采用，而且没有选择的空间。军官被迫陷入了两难情境：若忠实遵守准则，就可能放弃至佳的决心；若根据对组织及其军官的了解下决心，就可能悖离准则？ 这种状况显示必须放弃任务式指挥是独一无二，且不容置疑的观念，而应该鼓励更有弹性的思维，让军官根据其对部队与其下属军官及作战环境的了解，思考更多的选项。 作战环境对指挥控制方式的影响 今天的作战环境经常使得陆军部队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而且有所克制。在许多情况下，陆军是美国政府用来形塑战略环境的工具。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而作战目标却受到限制，无法支持大规模用兵时，陆军部队就必须运用技巧，采取与任务式指挥不一定兼容的作战方式。所谓“战略下士”之类的概念，凸显了任务式指挥的局限性，因为战场上任何一兵一卒的个别行动，都可能产生战略性影响。如果士兵的行动不能小心控制，后果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这种观念显然与任务式指挥的原则有所冲突，本应让战士们可以在考虑指挥官的意图和期望、有纪律的采取主动作为、共同性状况理解和相互信任等因素采取行动。指挥控制方法不仅受到战略任务约制，而且更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 通信技术、信息搜集系统和精准导引武器的扩散，让陆军可以策定过于讲求细节的方案。当敌情在近乎精准的掌控下，总想用精准武器远距离消灭敌人，又不伤及无辜。虽然这种想法很好，但弱化了任务式指挥的原则，而且基本上并不容易做到。 在许多情况下，科技已经进步到能提供指挥官更好状况掌控，同时诸如“友军追踪系统”、“未来指挥所”等数字系统，加上无人载具的运用，使通信能力更畅通。在过去，指挥官依赖分散各地传来的回报，在地图上标示友军位置，如今“友军追踪系统”及“未来指挥所”让指挥官可以在高分辨率数字地图上，近乎实时地清楚看到所属每一辆车。“友军追踪系统”加上无人载具让指挥官状况掌握能力相对提高，于是和当年在越南战场一样，不同阶层的指挥官直接对排级，甚至班级行动作下达指导。 成功的改革与任务式指挥 历史学家威廉森‧莫瑞定义成功的军事革新的四个关键因素：特殊性、诚实反思的军队文化、适当的运用历史、开放性认知。莫瑞的思想对任务式指挥甚为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哲学与作战方法必须从文化汲取。试图将任务式指挥硬塞进陆军的准则里，有人认为陆军扭曲了历史，忽略了特殊性，只引用偏好的理论，也就是陆军在削足适履。在联合作战准则内，仅保留部分任务式指挥观念，并没有全盘照收，或许也就是基于此种认知。陆军任务指挥准则欠缺考虑当前所处环境的特殊性，科技进步已经影响陆军作战，信息时代来临则影响陆军遂行战斗的思维。根据莫瑞军事革新能成功的因素，此刻正是任务式指挥演进的时机。对任务式指挥产生进一步的困惑，并不能增进陆军与当代美国战争之路的关系。德国人的Auftragstaktik是根据德国人所需要的特殊战术、文化而演变。在这种环境下，德军Auftragstaktik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作有机且蓬勃的发展，但美军在今天的作战并没有发生这些过程。 Auftragstaktik理论源自于一个大型战场上，众多部队彼此分散，距离遥远，且通常敌人在型态与编组与我相似。但是21世纪陆军作战，这种环境已经改变。 传统上美国是采取所谓“西方式战争”的作战观念，史学家卓弗瑞‧帕克认为这种作战观念主在以歼灭战，寻求快速且决定性胜利。此外，他认为这种方式乃根植于财力、科技、疏散，与压倒性火力上。 然而，当信息科技进步，苏联拥有庞大部队却分散配置，整个环境改变。加上全球主义影响，使得美军作战的新理论崛起。 军事理论家艾切瓦里亚(Antulio Enchevarria)认为，“美军对于如何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战略成功的复杂程序显得兴趣缺缺。”他认同韦格利(Russel Weigley)及布特(Max Boot)的见解，认为此种思虑不周的情况源自于强调摧毁对手，而非深入考虑战术胜利背后的各种结果。在此架构之下，“控制狂”或是想要藉由细节控制的方法，消弭风险与战场疏失，显然就是信息时代推波助澜下主要的附带产物。事实上，个别士兵所能造成的战略问题，正是超控制(hypercontrol)的核心所在。为了消弭所属军官造成这种风险，或在容许范围内所发生的意外，亦即他们的所属军官犯下战略性的错误，相关限制就有必要加诸在他们身上，随时都要接受督察，同时也会发展诸如战略士官的启发式教育学程，期能降低风险。降低附带伤亡、不用接近敌人便能透过精准弹药及精准部队进行击杀任务、控制事件的发展，以及寻求完善的认知，已然不考虑聚焦于个人的创新、信任，以及接受审慎考虑的风险，亦即控制手段较少的任务式指挥策略。任务式指挥强化了美国专注于作战(战场上的作战行动或战术性的胜利)，而非战争(战略及政治的胜利)，而此等想法则是源自迅速于战斗中歼灭敌军的德国作战概念。 从这一论点回溯李奥哈德指挥控制理论，可以了解信息科技的进步如何强化任务式指挥的运用。指挥官与参谋现在采用的指挥工具，可以让他们透视战场与作战环境，同时也能有效将信息流运用在决心拟定上。在指挥官内心，认为他们并不会大而化之，他们的决心与行动都来自于对状况持续不断的深入了解。 因此，科技的扩散不断对指挥官遂行其指挥控制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一次大战的壕沟战需要指挥控制到细节，到了21世纪科技产生同样影响，让指挥官又加重了指挥光谱中细节控制这一端的份量。这削弱了任务式命令功效。科技的副产品是相信发射出精准武器，摧毁某一特定目标前，必有完美，或近乎完美的信息。为了精准摧毁目标，又尽量不产生间接损害，必须追寻完美信息，正好形成与任务式指挥相反的控制狂热感。陆军指挥官们不接受审慎的风险，而是倾向于攻击目标或投入部队前，设定严格条件，以降低所有风险。 建 议 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任务式指挥，而应该符合任何现代、民主化军队坚守的原则，就不同程度的相互信任、共识，以及鼓励下级军官发挥主动精神、接受审慎风险。这些都不只是开明的指挥官赋予年轻下级军官的神圣权利，而是现代战场成功所必须的原则。信息时代的速度，使得渴望求胜的军队必须含蕴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成为全军作战过程、指挥艺术、控制技巧的基础。但是指挥官领导其部队及其下属时，却不能一成不变。 相反地，陆军必须承认成功的指挥官，常根据持续不断地评估各种因素，决定在何种程度上采紧缰式，抑或弛缰式管控其部队。指挥官必须依据对每一下属及组织的了解，决定采用何种方式。陆军不应该将其定于单一的“任务式指挥或控制式指挥”。准则应该将指挥艺术与控制科学定义为从指导性控制到细节性控制的连续性(光谱)，不同比例的取舍(参阅图1)。采用何种控制方式，最终必须依据指挥官对各项因素的深入了解作决定(参阅图2)。
图1任务式指挥之连续性
图2决定控制方式之因素 当指挥官决定采用某种方式前，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然而，准则所能列出的因素，只算是启发进一步思考的范例，绝非仅止于此。指挥官决定控制的方法时，必须评估之因素如下： ●领导者与部队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 ●对状况理解的程度。 ●与任务相关的复杂程度。 ●部队既有之安全程度。 ●自身与下级部队任务同步程度。 ●地形的种类与其复杂程度。 ●指挥官的自信程度。 ●本身组织与下级部队的能力。 ●下级指挥官的能力。 ●参谋的能力。 指挥官对作战效能较差、复杂程度高、问题严重性大的状况，基本上采细节控制(参阅图3)。对作战效能中、上，问题复杂程度及严重性较低的状况下，指挥官可能采取指导性控制(参阅图4)。
图3宜采指导性控制之评估
图4宜采细节性控制之评估 此外，指挥官必须认识到，指挥控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状况变化加以调整。另一项思考，是在同一组织内，有不同单位存在，当部队遂行如必须跨越之艰困间隙等复杂，却需要高度同步配合的任务时，他可能需要编组一支前方骑兵部队，摸清楚实际敌情。指挥官可能对这支骑兵部队采取指导式控制，而对诸如必须高度同步配合的渡河行动，采取细节式控制。当任务的复杂部分完成后，指挥官就回复指导式控制。 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是，正式承认指挥官思考如何指挥控制的认知过程。指挥官和所属各级军官，决定对每一个人或部队的指挥方法前，都会先清点其下属军官与组织。需要加以督导的，就多督导一些，而信任其具备独立作战能力者，就多给他一些自由。 尤有进者，为因应美国现代战争，这种方法并不拘限于某一特定指挥控制方式，而让指挥官更有弹性。如果陆军调整现行准则条文，而愿意同时接受指导性与细节性观念，将更贴近战争的真实性，将准则从理论拉回到现实。 尽管如此，可以观察到不论采取何种指挥方式，或以两者混合使用，都系乎受领任务战士的素质。巴顿将军七十年前就写下：“优秀的战士，乃是一名有纪律，有自尊， 以其部队及国家为荣的人。他对其战友及长官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义务，对自己则对展现其价值有强烈自信。” 结 语 总而言之，任务式指挥的概念必须大加修改。这个概念不具独特性，与军队文化及新的战争之路有所冲突。陆军必须回到自己的历史，根据战史及信息时代的影响，及其实际需求，从两种指挥方式连续互为增减的两端，选择其所需。准则不应定于单一内容，或评断位于两端的指挥方式孰优孰劣，而应该告诉指挥官如何不断自我评估，评估其部队、下属、所处环境及敌情，再决定采取何种指挥方式。采取的方式，必须适合组织内每一位下级军官。配合这种控制的连续性，陆军必须结合陆军文化及长期以来惯用战法，研拟出更适合的方式。 C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