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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捧起来就不想释手的书，也是一本合起来还想再打开的书，是一本沉重的历史书，也是一本精彩的文学书。 这本书里你能看到一个落后封闭自大的王朝是如何自毁万里长城，你能看到一个衰退的时代里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盲目自大，你能听到一个民族沉重的喘息里由来已久的积习，你能听到在貌似爱国的呼声里，充斥着自私贪鄙，怯懦自卑，高亢自负，看到以及由之而来的江河日下。 在这本书里，你能感受到文字的典雅凝练，思想的澄澈深刻，情感的深厚纯真。你还能看到作者微蹙的双眉与深沉的感慨。 郭嵩焘在我的历史知识里，算不上一个“好人”，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阅读他，了解他。历史教科书里那个抽象的他，总是与卖国屈辱，崇洋媚外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也总是把他和那个在卧榻上抽着大烟灭亡的朝代联系在一起。 我不喜欢读清史，这是一段让人颓唐的历史，一段让人看不见希望的历史。 然而，时近天命之年，孟泽先生的这本书，却让我如此眷顾，如此流连，如此心潮难平。 五口通商，使中国出现了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新边疆。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捩点也对国内造成巨大的思想冲击。 但是，对于当时大部分官员与士大夫来说，冲击并不如现在教科书所渲染的那样大，也未必有普遍强烈的反应。一则因为战事仅及沿海，以清朝幅员之辽阔，地域之广大，真是九牛一毛。目击者少，道路传闻容易走样，容易淹没在早已有之的“山海经”式的荒诞传说中，偶然震荡失衡的心理也容易修复;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发展出了某种日盛一日的不平等的世界观，对于“蛮夷”，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认知机制和“心理防御”机制，“天朝上国”的迷梦，并非局部的震动可以轻易唤醒。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遭遇更高文明的冲击，逐渐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封闭，导致对外界的不求甚解乃至无知，无知造成偏见，偏见同时加深了对外界的敌视而更加封闭，更加傲慢。敌视甚至带来心理的病态和更大的无知，更大的无知反过来给无知的傲慢穿上了理直气壮的冠服，以至于故步自封到可笑的程度。” 因此，所谓“海外”，所谓“洋夷”，更多可能成为某种与荒诞不经有关的想象和谈资，传统士大夫“以诟毁洋人为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 这是在所谓“知识界”“精英阶层”出现的情况，世俗世界的蒙昧，更加可想而知。 当洋人进入中国，想要经商的时候，上到统治者中到知识分子下到百姓，无一不认为“洋夷”可杀，而且是分分秒秒可杀。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却说“战无了局”，他不仅私下说，而且在朝堂上也说。于是，一士谔谔就成了怪论，成了狂悖，郭嵩焘一生的起起伏伏，均和这一观点有关系。 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洋人到中国来想要做生意，要以“理”交涉，就是这个认识，让他一生仕途淹蹇，他与僧格林沁交恶，是因为僧格林沁认为对待“洋夷”，要“议剿”，不必委屈求和。最终是战毫无悬念的“没把握”，屈和的机会也没有了，被狠狠的揍了一顿，天津海防“出事”。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天下士子就已经议论纷纷，义愤填膺。而郭嵩焘认为处理边疆事务。要懂得“理”与“势”，“理”就是道理，事理。明理讲理，以礼相待，礼诚相待，是大国尊严的体现也是强大的体现。“势”就是局势，情势。势有轻重缓急，顺势而为才可求的更大的发展。但是当时整个国家无人通达夷务夷情，既不明理，又不能揆之以势。举国颟顸，一人独清醒，就是屈灵均式的孤独与痛苦。 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完全可以选择三缄其口，归隐山林。但是君子弘毅，任重道远。郭嵩焘不能明哲保身，去做逍遥自在的林下闲云野鹤。他选择了说，他想以自己的言说，唤醒沉睡的人们，让他们懂得“洋务”，明白洋人来中国的目的。然而，这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误解与伤害。一个自说自话，不肯睁眼去观察，去了解洋人的民族知识阶层和统治者，怎能唤醒？郭嵩焘就像是柏拉图笔下的“洞穴先驱”，他第一个睁开眼睛，看到了被愚弄的真相，他没有逃之夭夭，而是返回黑暗的洞穴，把真相讲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逃离桎梏，拥抱光明，但是，出乎意料，众人不仅没有感激，而是对他怀疑，责难，甚至殴打。郭嵩焘也许不知道，要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一个、一百个郭嵩焘都不行。否则，屈原的冤魂怎么可能千年在汨罗江畔徘徊甚至在神州大地再生？ 郭嵩焘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了一个江河日下病入膏肓谎话连篇落后愚昧而不自知的时代，而他又是如此的执着真诚纯粹。这样的清醒者要揭开的不是一个人身上得伤疤，而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由来已久的内疮，所以对他的误读甚至恶意的曲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因为骆秉章族人“侵占”墓地的事情得罪了当时在朝廷炙手可热的大臣骆秉章。骆秉章原本想凭借手中权势，在族人面前彰显威风，结果他遇上了凡事认真的郭嵩焘，最终骆秉章撕破脸皮，弹劾他“勒捐事”，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慕之，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郭嵩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也不会不知道骆秉章家族就是巨室大户。他知道，但还是不管不顾的做，证明他一定是对于事情过于认真，过于“理想主义”，以至于让人觉得“别有用心”，或者糊涂任性，不可理喻。得罪骆秉章的结果，不仅是个人受伤，还有让官场上聪明伶俐的人对他疏远冷落 ，最重要的是“难以施展”抱负，让他灰心沮丧，意兴阑珊。而他几乎是孤军作战，他不能像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形成自己的“团队”，所以，更加举步维艰，孤掌难鸣。 若果说骆秉章让他对官场意兴索然，那么与好友左宗棠交恶，则让他最受伤害。 左宗棠与郭嵩焘是发小，他比郭大六岁。他们曾有“山居结邻”之约，郭嵩焘对左宗棠多所推崇。左氏曾在骆秉章幕府工作， 且权重一时，然而官场乃利薮，从来险恶，再加上左氏“负性刚直，嫉恶如仇”，自出机杼，自以为是，弄权使事，与人结下梁子。永州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左宗棠“赞画”，骆秉章勃然大怒以“贪纵不法”为名，欲将他弹劾罢免。结果樊燮不服气，指控左宗棠“欺罔贪狠”，朝廷下令查办此事，并指示，确有不法之事，就地正法。左宗棠最后不得不退出骆秉章幕府。在这件事情上，郭嵩焘大为援手。后来左氏投奔曾国藩，得到曾的保荐，襄办皖南事务，击败太平军李世贤，之后，威望日隆。 左宗棠南下追剿太平军残党，与作为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发生关联。从此，他们由朋友变为共事者。但由于两人两人视野不一样，站位不同，追求不一样，行事自然多有龃龉。左氏强硬，郭氏固执，因此而生嫌隙。更令郭嵩焘生气的是，左宗棠后来在军情汇报中，故意“陷害”自己。然而郭嵩焘并没有因私废公，后来他还建议朝廷派左宗棠督办粤东防剿，统一指挥调度，以利于攻战。 但更令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 ，左宗棠不仅不感激，而且以怨报德。他讥弹郭嵩焘，起初郭并不在意，而且觉得有人“讥弹”，正好可以激励自己。但是，左宗棠接二连三如此这般，让郭嵩焘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即使这样，他也没想和左宗棠交恶。他准备亲自去粤东与左宗棠面商，不仅被左氏严词拒绝，而且还被盛气凌人的斥责。郭嵩焘这才觉得左氏居心不良。后来他才得知左氏四次向朝廷参劾自己。郭嵩焘认为左宗棠对自己的倾轧，可能是出于嫉妒。然而，左氏却对他自己做过的事情矢口否认，甚至不惜对天赌咒。以后的许多年里，左宗棠都成了郭嵩焘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法祛除的梦魇。 后来左宗棠去世，郭嵩焘伤感不已，遗憾非常，亲往吊唁。他在日记里对左宗棠做出了个人评价。在他眼里，曾国藩是是圣人，圣人死了，天下人都觉得“失所凭依”，曾国藩是狷者，是风骨、操守、道德的象征。左宗棠是英雄，是能够进取的狂者，是“豪杰”，只追求当世事业，讲究的手腕智力，而不关乎人心风俗。圣贤一定是豪杰，豪杰未必是圣贤。这是郭嵩焘眼中左氏与曾国藩的区别。 英雄豪杰往往不以道德人格精神得完美为追求。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人，而郭嵩焘对他的期望可能高于此，所以，失望就会多于此。 同治五年，郭嵩焘离职，赋闲长沙，乡居八年，在这八年里，儿子英年早逝，老友曾国藩，刘蓉离世，“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夙昔三人友，峥嵘万古情。”白头痛哭，衰病心惊。 乡居的日子里，郭嵩焘不仅感受到时光的推移，自然流转，祸福消息，他更能感受到人情浇薄，世道荒寒萎靡。人们不再有诚信和操守，没有信任，因为不再自信；没有忠诚，因为朝令夕改；没有操守，因为操守常常成为生存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下，与世推移，与众同醉，是聪明的选择。但郭嵩焘仍然执着于善恶判别和选择，“颠沛流离，不易其守。”他的寂寞，他的孤独，他的落拓是一个清醒者必然的宿命。 孟子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 也许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使郭嵩焘蛰居八年，再次出山。这一次出山，给他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毁谤。 云南“马嘉理事件”余波未平，中英关系紧张，英方要求中国派遣使节赴英，朝廷拒之不能。于是统治者又想起了郭嵩焘。郭嵩焘直言不讳，指出云南事件的症结在于当局者一直没有认清洋人东来的动机是谋求商业利益。所以，无法正确面对洋务。其次，士大夫百年来习惯高论，不察理势， 不重实际，只有惹事，而不能处事，以至于对于洋人，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怖之如鬼神，不求其实情。仇外终至于媚外，都是无知不理性的表现。郭氏此言一出，天下哗然，各方非难，各种毁谤，不堪入耳。 他屡次力辞朝事，但不被允许。因为“洋夷”这样的烂事，只有他去做。慈禧太后说“这艰苦须是你任。”她慰留郭嵩焘，要他为国家任此艰苦。郭嵩焘不能不“感激懔遵而已”。然而，当局者的“无识”，朝廷上下办理洋务的怪现状，湖南乡亲的嘲讽，无不透出荒谬荒唐。长沙家眷受惊，郭嵩焘即将开始的旅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慈禧太后只把洋务当做应该处理的一件麻烦事情，而郭嵩焘以为是国之大计。与最高统治者认识的不同，也是他悲剧的重要因素。 可惜的是郭嵩焘走出了中国“洞穴” 看到了西洋文明之光，科技之光。他老老实实把自己一路见闻，按照朝廷要求记录下来，想要国人借他的文字，了解西洋人，了解洋务。但在一个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时代，这样的良苦用心，往往被当成驴肝肺。文字与赤诚再一次让他人在西洋，毁谤遍中国。 郭嵩焘在英国，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洋文明，他带着自己的女人出席英王宴会，让自己的女人梁夫人学习英语。这说明他虽然崇尚圣贤，但并没有被诗书礼仪捆住手脚。他拥有自由的心灵，愿意遵循生命意愿，心领召唤，而不拘泥于礼法。但这一切却为他日后召开无穷诘难。 在一个以权力意志为轴心的时代，一个依旧重农抑商的时代，郭嵩焘却看到了商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然而，以商业为中心的社会，必然意味着权力的下移，意味着政治垄断的打破。这是朝廷深所忌讳的，却是郭嵩焘深所希望的。因为正是这样，才可能为这个气息喘喘的朝代，更换血液，让他中兴。然而这绝对不可能被统治者认可。 郭嵩焘对于统治者失望了 ，统治者对他却是鸡肋之需。所以，他把目光聚焦于培养人才。在这里，他发现了严复。严复说，“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郭氏对严复的激赏，一是他对人才的赏识，对知音的渴求，对未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惺惺相惜，他时时刻刻担心严复心性气质可能遭受的打击。他不希望严复像他一样一生蹭蹬。但他又深知严复所见深远，发言就会犯忌。 在一种时至今日依然崇尚趋同而不是求异的价值观念中，在一种通过人际关系才更容易自我实现的文化习惯里，过人的才分，过盛的气性，太专业与太专注的求知、求真态度，敏锐的洞察与直言不讳的真诚的言说，往往使一个人无法周旋人际，婉转官场，甚至被视为“陌路”“异端”。 郭嵩焘与严复很难不走相同的厄运。可以想象郭嵩焘面对严复这个“青春版”的自己，何等欣赏，何等期望，何等忧心忡忡！ 郭嵩焘后来被定为“出洋十宗罪”，被认为是“中洋毒”。出使英国一边英国举国的赞誉，一边是母国举国的诽谤。这种怪现象正好折射出当时的朝廷上下的荒谬绝伦 世道人心的浇薄。西洋人眼中正常甚至风度翩翩礼仪举止文雅有度的人，在国内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形同洪水猛兽。这不正好说明国内的评判眼光与标准就是一面变形的哈哈镜，在这样的镜子面前，只能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样的王朝不灭，天理难容。 面对举国毁谤，郭嵩焘在临终前依旧说“傲慢疏庸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年龄后，定时人间有此人。”这是何等自信，对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作为，何等了然于心，何等恰当的自我认识。 郭嵩焘曾经在曾国荃六十岁生日时，比较了自己和曾国荃晚年的遭遇，戏言：沅浦在山西履艰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泽披亿万生灵，自己骂名遍九州四海;沅浦让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秉德做人越来越谦抑，自己让湖南人民视为粪土而说话越来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过来，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 孔子晚年悲伤的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清醒，但不免悲伤。郭嵩焘不仅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诙谐幽默地表达。 一个自我感知如此清明而不乏自嘲能力的人，一个明知深受伤害而不退避后悔的人，一个在自嘲中如此充满骄傲的人，我们几曾得见? 是的，确实如此，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芬芳悱恻的灵魂，一种超越了时代的有关中西文明的见识和思想，而不是令人回肠荡气的不朽功业。他没有只手定乾坤、安社稷，他想安也安不了，他甚至是一个失败者。 他的失败，远不是个人的失败，他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失败与挫折，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与挫折。 千年以前，屈灵均赍志以殁，沉于汨罗，前年以后，郭嵩焘含屈而逝，这不是历史重蹈覆辙的悲剧吗？然而更大的悲剧在于屈灵均身后千秋英名，而郭嵩焘死后不被“宽宥”，历史在重复之中 ，历史更显狰狞与苛责。而这个狰狞与苛责的代价是一个时代与王朝大船的沉落，不自醒者，要没被打醒，要么被沉没。 但正如后人纪念屈原，孟泽先生用他的文字再现了郭嵩焘的价值与意义，且在读者心理激起了千层巨浪，这本身就说明郭嵩焘在历史与与眼下的价值与意义。说明他当初的不合时宜是多么深刻的洞见，说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觉醒者，一位值得我们馨香礼拜的伟人。 可喜，今天不仅有郭嵩焘的书写者，更有他的读者。 2024.04.06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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