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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崩塌 东王坐大 太平军在永安的占领区毕竟过于狭小，战斗和生活的消耗较大，加上清军封锁持续加强，不久太平军内部就出现了军需匮乏的危机。而清军经过长期的运筹调度，已从桂林、雒容、桂平及广东各地汇集大批二千斤至八千斤的各式大炮，进入永安战场。 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破围诏令。第二天，以罗大纲率领的精兵约2000人为破围先锋，全军男女顺利离开永安，途中痛歼清军，继续北上，4月17日午刻，前锋进抵桂林城外。太平军战力上装备上处于劣势，兵员又少于清军，无法对桂林形成全面包围并攻克之，5月19日深夜主动撤离北去，路经全州。太平军本无意进攻全州城，只是计划借助此地的水路交通之便，加速进军两湖。但南王冯云山率领的后路军行至城外白马庙、柳山尾时，城内凤凰山上的守军发炮轰击，冯中弹负伤。洪秀全、杨秀清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前队众兵将回师，血洗了全州城。 6月5日，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船只200余号，满载辎重、老弱妇孺，从湘江顺流而下，行15里至蓑衣渡。清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医治无效，死于军中。这位足智多谋、忠诚国事的元勋不幸牺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领导集团中，四位军师已失其一，对杨、萧的制衡已有所缺失，导致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 蓑衣渡受挫，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改由陆路前进，6月7日，太平军从全州向湖南挺进，6月12日，不战而克道州，随即又攻取江华、永明等地。虽然清军对道州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但官多怯懦之辈，兵皆“无律之军”，清军并不能对太平军发动像在广西那样频繁、激烈的进攻，太平军得以在道州驻留两月。在此期间，杨秀清力排众议，作出“专意金陵”的决策，得到洪秀全的肯定与支持，进军江南的主张战胜了转战广西的议论。 1852年8月10日夜，太平军撤出道州，经宁远、蓝山等县而克嘉禾县城、桂阳州城和湘南重镇郴州城。为了贯彻杨秀清的道州决策，萧朝贵提出即攻长沙的建议，得到洪、杨的赞赏。于是，调拨精锐2000人，由萧直接指挥，从郴州出发，疾进长沙省城。9月12日，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牌刀手往长沙各处督战，忽被敌炮打来，正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几经抢救无效，死于长沙南门外军营。这位上帝会和太平军的重要领导者，天兄耶稣的代言人，遇战当先、英勇无比，他的牺牲是继冯云山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又一重大损失。四位军师再失其一，只存其二。 后来向江南进军时，太平军仍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沿途发布“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等檄文，申述民族大义，号召有志者起义，这说明西王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性意义。西王的牺牲，对东王的权力又失一重制衡，也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权力结构的纵向层级从此前的“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转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 下篇 奠都天京后，东王日益骄横专擅，最终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彻底地改变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东王集权威胁和损害的不只是北王、翼王，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王的威权和地位，由此促成了天、北、翼诛杨同盟，并引爆天京事变。经诛杨、诛韦连串杀戮，天王不再相信异姓王，翼王负气出走，东王集权变成了天王集权。 “虚君”在上 “东、北”相争 当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时，离萧朝贵挥师攻城已整整一月，清军赢得了时间，增援部队陆续进驻。太平军至1852年11月29日“三次轰城”不克，历时80天，军需粮饷日告短缺。时洪秀全在长沙城外获得美玉，命人制造“天王玉玺”。11月29日玉玺制成，他自谓得自天赐，群情振奋，欢呼万岁。次日，太平军撤出长沙，占益阳，克岳州，兵分水陆两路北进，先后得汉阳、汉口，并围困武昌城20天 ，终在1853年1月12日破城。1月17日，洪、杨等进城，改巡抚署为天王府，杨、韦、石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 当时石达开有“先行入川，再行回扰”的建议，而洪秀全除了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外，还有“欲取河南为业”的打算，而结果仍是杨秀清“专意金陵，踞为根本”的主张占了上风。太平军驻武汉不及一月，即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3月9日进逼金陵城外。攻城期间，杨秀清享有军政全权，在他的指挥下，金陵攻城战持续十天，19日城破，太平军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26日、28日、29日，北王、东王、天王先后入城。洪秀全以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奠都于此。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 机关算尽 1853年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崑（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崑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而对在天京地位趋于边缘化的北王来说，只有外出带兵，他才有机会积攒资本，杀个回马枪。直至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解除，东王命他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主持江西军务，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了军力也有了底气，他才会在稍后天王、东王的较量中，适时地站到天王一边，趁机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又由此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连自己一并葬送。 三王密盟 东王“升天” 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不是绝对的，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为天玺，身为一国之君，享万岁尊荣，在天父传言缺位时，其威权不容置疑。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展示还是很隆重的，军师为臣（只能号称九千岁），在军政事务的决策程序上，最终还要由天王准驳，有时，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发号施令。因此，东王集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依然是天王。 东王对天王采取以下两种手段：一方面，他刻意贬抑天王的威权。到后来，他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反以代天父传言为由，令天王长跪听受，在一些事务的决策上与天王故意唱反调，甚至借故杖罚天王。他还直接干预天王宫廷的内部事务，以天父的意旨确定重大典章制度的变更，竟直接告诫天王“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 另一方面，他制造自我神化的舆论和氛围，其出行或入朝，盛陈威仪，摆足威风，声言：“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他向参加天国科举的士子们宣称：“四海之内皆东王”。他的东王府号称九重天，诏书衙前的对联直书：“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可以说，杨秀清的表现已达到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地步。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准备取天王而代之，驾乎其上，使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人之手。 东王的过度骄横，导致了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孤立，北王、翼王对其独揽大权积愤难平，对所受的肆意凌辱更是怀恨在心。约在1854年5月至1856年6月间，他们曾私下商议诛杨，并将计划密奏天王，请求旨准动手。洪对杨的专横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隐然有图杨之意，但此时杨还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天王的至高地位，对杨的擅权，他尚能稍忍。因此，他既未对北、翼诛杨计划表示赞成，“口中不肯”，却也不对此蹈天逆罪加以追究和惩罚。这并非意味着天王顾全大局，事实上天王、北王、翼王已结成诛杨的三人同盟，洪秀全只是在等待诛杨的最佳时机而已。 既然各方都在伺机出手，那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就势不可免。有学者以为，东王并未觉察到三人诛杨同盟的存在，其实不然，以东王对诸王防范和对群下“逻察”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此危险应当有所察知。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将北、翼两王调离天京，三人同盟即形同瓦解，天王将被孤立，取而代之的时机就会到来。 1856年6月，太平军继上半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又攻破江南大营，气势正盛。东王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顾虑北王外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巩固胜利成果为名，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头前往江西、湖北和丹阳督师。随后，他以“功大”自矜，“令其下皆呼万岁”，不从者皆被杀，以试探天王的反应。此时朝中遍布“东党”，天王与北、翼音讯隔断，感到无力与东王抗衡，唯有静以待变，后发制人。东王见天王没有动怒，自以为时机成熟，遂得寸进尺，在得到清方劲敌向荣（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江南大营）因兵败而身死的消息后，8月22日，他“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东王逼封万岁，等于直接挑战天王的威权和地位，也将整个改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这是天王内心无法接受的，双方摊牌，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但为了留出应变的时间，洪秀全假意承诺加封，约期9月23日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其为“万岁”，同时火速密诏北、翼二王起兵勤王。 刚刚遭东王斥责为“帮妖”（即通敌，太平天国惯称清方为“妖”）的秦日纲、陈承镕火线加入了诛杨同盟。封为佐天侯的陈承镕在朝中地位仅次于秦日纲，一度得到杨秀清信任，负责天朝文书情报的收发，诛杨密诏由他之手得以顺利地送达在外督师的北、翼、燕三王。身在江西瑞州的北王韦昌辉迅速行动，率亲兵3000人最先于9月1日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围攻东王府，杀死了东王及其妻小，拉开了天京事变的序幕。 皇权迷梦 贻害众生 东王既死，太平天国开国四大军师仅存其一，那就是北王韦昌辉。 韦昌辉开了杀戒，一不做二不休，企图一举消灭所有“东党”势力。他指令部属在天京及外围大肆屠杀，制造白色恐怖，专横过于东王。幕后策动诛杨的洪秀全害怕北王此番滥杀，早晚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遂急忙召翼王起兵诛韦靖难。1856年9月26日，石达开赶回天京，他不同意天王诛韦的主张，而是出面劝阻北王。但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不听，反而要挟天王悬赏翼王首级，图谋加害。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避走安徽，其全家惨遭北王屠戮。 翼王到安庆后，以为东王复仇相号召，召集部众，组织讨韦军，进扎宁国、芜湖一线，虎视天京。而韦昌辉居然令利智昏，欲取天王而代之，岂料洪秀全绝地反击，以天王身份号令天京军民“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并将韦昌辉首级解至宁国，让石达开验视，请他回京。翼王则提出诛杀参与滥杀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作为回京的条件，得到天王的让步之后，翼王二次回京，11月28日秦、陈二人受诛。 备受东王欺压，又亲见北王肆虐的洪秀全，自此不再相信任何异姓王，故回京后的翼王得不到天王信任，没有顺理成章升地为军师，只是被诏擢为通军主将。洪秀全同时升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安、福二王，与翼王共理朝政。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相互间疑忌日深，他自感壮志难酬，为免重蹈杨、韦被诛的覆辙，遂萌生去意。 1857年6月2日，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长江沿岸部属将士纷起响应。尽管天王一再诏请返回，但翼王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翼王的出走，使天京事变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升级为太平天国整体的重大分裂。至此，前期领导集团核心的天、东、西、南、北、翼六王，只余天王孤家寡人，洪秀全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提法清楚表明，天京事变后，天王集权成为事实。 诛杨、诛韦与翼王出走，为天京事变的三大焦点。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高中级骨干人才在事变中大量丧生，中央军政机器一时难以正常运转，人才危机随之而来，中枢软弱、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渐形成，且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军事上，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此后的战略退却。天京上游湖北、皖南腹地和江西先后沦陷，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又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等地，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事变所造成的更深远影响，是它导致了天国将士军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教的天父代言人被弑，兄弟相残，人们对洪秀全极力宣传的上帝教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文武官员更关心或贪求的，是自己的官爵、地位和享乐，难免各怀异心，各有所图。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勾心斗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枢控制，导致政局败坏；在其控制的地域里，地方实力派坐大，屡屡与中枢相抗衡，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曾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虽仍坚持斗争八年之久，但无法避免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败亡的命运。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出身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浓重的小私有者的局限性。他们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也必然是皇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变得愈加复杂，他们无法有效地加以处理。 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纵向传递与横向制衡，权力职能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与代位继承等，都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国门乍开、民智未萌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系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繁重政治任务，显然超出了洪、杨等人的思想水准和管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京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此结论不影响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正面评价，也不会成为某些人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藉口。 历史的悲剧性，更能彰显理性的力量。我想，这是160年后再回顾那场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重大事变时，我们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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