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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30年前，我已经定居扬州的姨妈回到家乡在整理旧物的时候，从老式衣橱的隔板下，取出了一包叮当作响的东西：领袖像章。这些像章，大都是铝质的，小的只有五分钱的硬币那么大，大的则有小饭碗口那么大。瞅着后者，我有些吃惊，也有些羡慕。为什么？因为再往前推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假如我能够拥有这其中的一枚，那么，必定会无限风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文革初期，曾经有过一阵像章热：无论男女老少，都以胸前能够别有一枚像章为荣。起初，金属材料制作的领袖像章还很罕见，我母亲单位有人因此而发明了拿有机玻璃牙刷的刷身磨平，拿小刀刻上“为人民服务”一类的字样充作胸章，竟然也能时髦与风光；后来，金属材质制作的领袖像章几乎于一夜之间普及开来，牙刷制品自然再也无人光顾了。这时候的人们追求的是什么？是更大尺度的像章。而那些像章上的领袖头像其实主要也就两种：一种是领袖的侧面头像——应该是他60开外时身着中山装的头像；另一种则是他老人家头戴军帽，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照片中的那个头像。 让人有些难以思议的是，那时候的人们的审美眼光高度趋同：都是以大为美。所以，有了五分硬币大的像章以后，会积极追求药瓶盖子大的像章；有了药瓶盖子大的像章，又会努力追求小饭碗口大的像章。而因为似乎市面上很少大尺度的像章出售，所以，一些人竟然采取了极端的方式攫取：抢。也就是当某人胸前佩戴者硕大的像章出现在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商店、街道上的时候，于不经意间可能有人从天而降，急速从你胸前“掠”走像章。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年代的人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属于犯罪性质的抢劫行为。或许大家的想法是，之所以“抢”，是因为“爱”；而爱伟大领袖，又怎么能是罪行呢？ 与那时人人胸前佩戴一枚大小不等的领袖像章相同的是，那时候的人手一本领袖《语录》。在那个塑料制品还很少见的年代，“语录本”早早地就穿上了漂亮的塑料外套。我甚至直到今天一提起“语录本”来，还能感觉到那“语录套”的柔软以及散发出的塑料味。当然，“语录本”上“副统帅”的“再版前言”也是我印象相当深刻的，记得它的第一节中，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推向顶峰”之句。而小册子的第一条语录，我记得它应该是这样一条：“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当年我记得的“语录”绝不只是这一条，很多人，包括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甚至是纯粹的文盲的人，如工厂里的工人，农村里的社员等，能够流利地背出其中不少“语录”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因为能不能背，背多与背少，据说与其政治立场和态度有一定的关联的；还因为文革高峰时期，竟然有人发明了一个做法，以显示自己的无限忠诚：拦在路上，让过路人背诵一条领袖语录，顺利背出则让通行；否则，一边学习去，直到能够背诵出来为止。而我还记得另一件事：在小学“算术”课本中，在涉及到百分数的例题或者习题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去年某印刷厂敬印领袖《语录》（《选集》）多少本，今年敬印多少本，今年比去年的印数增加百分之几十？ 让人十分感叹的是，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收藏热渐起，但我们家竟然一枚像章和“语录本”都找不到了！所以，在看到我姨妈将那一包像章从衣橱隔板下方取出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当今天回首这些往事，我还有其它一些感叹，比如说，并非胸前别上像章，就真的一定“无限忠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事实上大有人在；“语录本”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一条条语录清楚地写着，一个人会背、能背又怎么样？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作所为甚至与之截然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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