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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全书分三部分，即“宋史艺文志考异”、“宋史艺文志误例”和“宋史艺文志研究札记”，体现了陈先生《宋志》研究方面由具体问题到规律总结再到史学探索的过程，展示出前辈学者艰辛求索的历程，也为后来人指示了治学的门径。 “考异”部分，远绍《三国志》裴注之义，中循司马光《通鉴考异》之规，近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之例，主要从书名、作者、卷数三方面考察《宋史艺文志》著录书籍的真实情况，可谓体例谨严，辨析明确，结论妥当。“误例”部分，将《宋志》的错误归纳为7个方面，即撰人之误、书名之误、卷数之误、分类不当、编排失序、重出、失书，每一类错误下又分诸多小类。可以说，总结相当全面，将《宋志》的错误类型基本都归纳了出来，而且对某些错误缘由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讨。“札记”部分，对《宋志》的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相关门类著录图书的特色、宋代的某些文化现象做出探索，这对利用《宋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书中云《宋志》道书类主要是有关《道德》、《阴符》、《黄庭》三经的著作，神仙类书籍以服气居多，医书类中方书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道教与医学均有启发意义。再如宋代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重文轻武，文人好医，科技有重要成就，史学昌盛等，这些透过《宋志》发现的文化现象，均较为符合宋代实际情况。“考异”“误例”“札记”三位一体，对我们全面准确认识《宋志》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下面仅就前人未深入涉及的三个方面，对其学术贡献，再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书名、作者、卷数是目录著录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往往也是问题最为集中的地方。对它们的考察，首先要参考的是目录著作本身，《考证》“书名称引简称表”开列书籍35种，其中目录类著作24种，主要载录宋以前著作的重要目录均在列，其余11种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典籍，可以说，用以参证的资料是充分的。而这些仅是常见称引，实际征引书籍不止35种，如《太平寰宇记》《南唐书》《廿二史考异》《吴中人物志》《池州府志》等等宋以来书籍在具体考证过程中亦多有参考。这些保证了考异的可靠性。试举几例。如经部易类“顾叔思周易义类三卷。《绍兴目》不著撰人。《通志》卷三九作顾棠撰。《解题》：'称顾叔思撰，未详何人。’明张㫤《吴中人物志》：'棠字叔思，与张仅几道皆为王安石门下士。安石作三经义，仅、棠与焉。’”[3]通过考察相关书目和文献，作者揭示出顾叔思即顾棠且为王安石弟子的史实，对进一步研究该书有重要指示作用。再如史部传记类“王襄南阳先生传二十卷。《绍兴目》、《解题》均作《南阳先民传》。《解题》云：'所记邓州人物，自百里奚、直不疑而下至唐范传正、韩翃，凡一百六十人。’《宋志》作'先生’，误。”[4]根据相关书目和解题内容判定正确书名，让人信服。 这里我们要重点强调的是有关卷数的考证。作者在“考异例言”中云“惟卷数时有分合，故非显知其误者多不录”[5]，在“误例说明”里又进一步说“由于分卷没有绝对的标准，同一本书的各种抄本、刻本，卷帙分合不常。所以判断卷数是否错误，更需谨慎”[6]。可以说，作者对古典目录著录图书卷数的差异问题，把握相当精准。在具体考证过程中，作者也严格执行了这一原则，除有坚实证据，绝不妄作推断。如史部职官类“梁载言具员故事十七卷。《唐志》梁载言《具员故事》十卷，又《具员事迹》十卷。《崇文目》有《具员事迹》十卷而无《故事》。《解题》有《具员故事》十卷。《玉海》卷五一及卷一二七两引《中兴目》均作七卷。《宋志》作十七卷，疑误，或据《中兴目》而衍'十’字。”[7]“疑误”“或”体现了作者客观求实的谨慎态度。这是一个层面。 本书在卷数考证方面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对卷数的考察过程中，注重梳理宋前书籍的流传情况，反映《宋志》著录书籍的本来面貌。如经部易类“郑玄周易文言注义一卷。《隋志》、《旧唐志》九卷，《唐志》十卷。《通考》作郑康成《易注》，无卷数；引《崇文目》云：'今唯《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四篇，余皆佚。’”[8]这清楚地揭示出郑玄注《周易》在唐至北宋期间不断亡佚的事实，到了《宋志》所据《国史志》进行编辑时，仅剩下《文言注》一篇。再如集部别集类“权德舆集五十卷。《唐志》权德舆《童蒙集》十卷，又集五十卷，制集五十卷。《崇文目》《权文公集》五十卷。《读书志》《权德舆集》五卷，云：'尝自纂制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解题》《权丞相集》五十卷，云：'杨嗣复为序。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9]清楚地揭示出，《宋志》著录的《权德舆集》五十卷本乃是不含制诰在内的私人文集。 首先，《考证》统计出了《宋志》重出的数量。《宋志》有大量重出，前辈学人多有论及，但具体重出了多少，无人给出明确答案。《考证》首次统计出《宋志》中重复著录的书，约有350种，有些书还不止重出一部。相较《宋志》著录9800余种的总数而言，重出率在0.4%左右，可以说，比一般的认识要少。 其次，《考证》总结出了《宋志》重出的9种情况，即同类重出、一书异类、一人异名、撰人两说、一有撰人一无撰人、以他人为撰人、一书异名、撰人书名均异、一书复分见或并两书为一。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对我们具体研究《宋志》著录的相关书籍以及《宋志》的史料来源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再次，《考证》分析了《宋志》重出的原因。《宋志》重复著录的情况虽有极少数学者提出要慎重对待，但大多数人仍仅一味批评。《考证》指出，重出，一是源于国史志著录的不同版本，二是编纂者对书名、作者有异的情况未进行细致考证而致误。特别指出了因不明避讳造成重收的诸多情况。此外，作者在对《宋志》分类不当的原因进行探讨时提出，其大多由于所据国史艺文志本身分类有异，在合并时未及归并统一。这实际也是重出的一个原因。应该说，《宋志》重出的主要原因已被作者发现并总结提出。无疑，这些新认识对消除学界自清以来的偏见，正确认识《宋志》的史料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考证》基本厘清了《中兴国史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的关系。这涉及《宋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关系研究札记23则。众所周知，《宋志》合并四种宋国史艺文志而成，成书最晚的一种即《中兴国史艺文志》。23则札记，从考察《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的编纂情况出发，推定《中兴国史艺文志》主要根据《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编成，进一步据《宋志》和《中兴国史艺文志》及《中兴馆阁书目》佚文进行考证，从正文著录、注文内容等角度展现《宋志》如何依据《中兴国史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的情况，实际也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了《中兴国史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的关系，以及《宋志》著录较为忠实《中兴国史艺文志》的事实。但“宋志时令类不据中兴志”条又提醒我们，《中兴国史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的分类与著录并不完全相同，二者不能划等号。 其次，《考证》揭示出《宋志》并未完全按照宋四种国史艺文志所载图书来编纂的事实。如“医书类有遗漏”条，揭示四种国史志著录医书595部，而《宋志》仅著录509部。“无藏经随函索隐”、“无宝文统录”条，揭示《宋志》无此二书，但《文献通考》引《三朝志》并有记载。这些虽然很可能是由于编纂者的疏忽造成的遗漏，但对我们考察《宋志》与四种国史志的关系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考证》揭示了宋四种国史艺文志编纂时的有关情况。“误例”中总结的“撰人之误”分为以作序者作撰人、以进书者作撰人、以作注者作撰人、以校书者作撰人、以刊书者作撰人、师生相混、父子叔侄相混、兄弟相混等19种情况。可以说，基本将《宋志》人名误例一网打尽。这些误例，不但对我们研究《宋志》本身的复杂构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宋志》的史料来源即宋四种国史艺文志亦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以作序者作撰人”“以进书者作撰人”“以校书者作撰人”“以刊书者作撰人”甚至“以作注者作撰人”，应该都是宋人编著国史艺文志时未认真核验原书所致，进而还可以追溯到编纂国史艺文志所据的某些宋代国家藏书目录初编时的草率。 最后，《考证》进一步揭示出《宋志》编纂者不但草率而且无识。如书名之误中正史类“张唐英宋名臣传。应为《嘉祐名臣传》。去'嘉祐’而称'宋’，误”[10]，史部职官类“李吉甫百司举要一卷。诸志皆作《元和百司举要》，'元和’二字不当省”[11] 。编纂者只图省事，一概抹去年号，使名实不副，极为不妥。又故事类“宋咸平朝制要览。应为宋咸《朝制要览》。妄添'平’字”[12]，编者只知有咸平年号，不知有名臣宋咸，无知至极。 《宋史艺文志》向称难治，但它又是著录唐五代两宋文献颇为集中的一部书，考察唐宋学术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离开它是不可能的，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此书的复杂构成，利用它也会经常出错。陈乐素先生的《宋史艺文志考证》为我们全面准确认识《宋志》提供了重要助力，功莫大焉。 [1] 陈乐素先生著作出版前，台湾学者刘兆祐和大陆学者顾吉辰，曾分别对《宋史艺文志》做过较好的局部研究。（见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27-280页。顾吉辰：《〈宋史〉考证》，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5-467页。） [2] 张固也先生文主要总结了《宋史艺文志考证》在“考异”方面的三大优点，即全、精、确，并就书目综合考证和《宋志》史料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看法。（见张固也：《宋史艺文志考证读后》，《书品》2002年第5期，第28-32页。） [3]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4]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115页。 [5]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3页。 [6]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560页。 [7]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95页。 [8]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9页。 [9]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416页。 [10]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627页。 [11]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95页。 [12]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6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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