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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有一个“通感”说，认为是中外文学中共有的一种艺术方法和规律。钱先生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舌、身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体质。”这即是通感。他不但以此为题撰写论文，在他的名著《管锥编》中又多次谈到这个理论，同时将通感的观念给予扩展。 按钱先生的论述，简单地说，所谓通感，即是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以及由此而提升起来的综合感觉，他们是可以互通互动，可以交融相济的。通感，也叫做感觉移借。 其实，通感现象不仅是文学上的事情，在人与人的交往或心灵感知上，用这个词倒更加贴切——亚里斯多德的《心灵论》，大致论述的人心灵的通感。这是一种说不清通到何感的心灵沟通。有这样的联想，是读了齐邦媛的《巨流河》引发的。 齐邦媛是台湾文坛著名学者，被誉为是与潘人木、林海音并称为“台湾文学重要的园丁和推手”。《巨流河》是回忆性文学作品，记叙了家国背景下的人生遭际。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若隐若现的参与者。说“若隐若现”，是因为在1949年他到台湾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中，除了讲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历史中偶尔出现他的名字以外，其他的地方都不见踪迹。实际上，他早年留学国外，是一个对东北抗日、国民政府教育和新闻作出过贡献的人。 齐邦媛生于这样的家庭，可谓家学渊源。即使在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对峙的烽火年代，齐邦媛仍然按时完成了学业。中学在南开，大学在武汉大学英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吴宓等一代名师，得文学启蒙。到台湾后更有负笈美国的机会，并成为著名学者。读她的《巨流河》，也可以感知到她娴熟的文学能力。有学者说，《巨流河》有“温挚高雅的文字气质，淡泊智慧的立身气度，苛谨臻善的治学之道”，此言不虚。 联想到钱钟书的“通感”说，是齐邦媛在书中对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描述。 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时，朱光潜正担任教务长和教授。朱光潜在武大任职，也是机缘巧合。1938年，朱光潜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国民政府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以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朱先生的行为引起中共的关注，在延安主持文化教育的周扬，通过在四川的沙汀和周文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听见风声的陈立夫即刻邀朱光潜去重庆晤谈，再由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到1943年齐邦媛入校时，朱先生已在武大任教5年了。 齐邦媛本来报考的哲学系，但在她大一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教务处通知，教务处长朱先生要见她。在齐邦媛的印象中，朱光潜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她不明白这个大学者为什么要召见她。怀着敬仰的心情与朱先生晤谈后才知道，朱先生认为齐邦媛文章里透出了很多的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他希望齐邦媛可以转到英文系，并允诺担任她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他。齐邦媛说：这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她也因此转入英文系，成为朱光潜学生。 齐邦媛对朱光潜多处描述，仿佛信手拈来，读来却不得不为之动容。 有一天课堂上，朱光潜教到华滋华斯的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的独子出外谋生，7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的名字，朱光潜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之句，读到此竟然语带哽咽，念到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朱光潜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阖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 朱光潜的眼泪触动了齐邦媛的某种情怀。她回忆说，在那样一个艰困的年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身为学生的她甚至感到荣幸。 齐邦媛也记下了朱光潜教雪莱《西风颂》的情境：平时教课严肃，很少手势的朱光潜，此时却以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引领学生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齐邦媛说，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西方诗歌中的意象。“我的一生，常似随西风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个几近淹没志气的阶段，靠记忆中的期许，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 朱光潜引导学生不仅言教，他的“身教”也闪烁着美学的火花。有一回，几个学生在秋深的季节去他家喝茶，学生们走进老师的小院子，看到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有男同学自告奋勇，要替老师扫落叶。可朱光潜立刻阻止学生说，他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到“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 齐邦媛说，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她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的意象联想在一起，感念他们启发了她的生命品味。 以齐邦媛对朱光潜描述，只有“通感”一词才能涵盖这种韵味。 其时，这对师生虽然在“象牙塔”，却是一个战火纷纷的时代。齐邦媛对朱光潜在战火中忘情吟哦雪莱、济慈的诗歌形象一直不忘，源于她本人对这个时代的一种选择。那时，大学里也是国共两党都争取的领域，学运时而潮起，偶尔参加一次进步性质的“读书会”的齐邦媛，倒觉得回到书斋与雪莱相伴更适合自己。而沉浸在“眼泪”和“落叶”忘却外面世界的朱光潜，不正在呼唤自己吗？“通感”，让这对师生获得了相通的心灵晤谈。不过，后面的故事有些悲凉：在齐邦媛到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朱光潜却因游离于狂飙时代而被指责为“蓝色”文人，到50年代则被一步一步推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而从个人情感层面来说，齐邦媛也从朱光潜的授课中找到了“感觉移借”。在齐邦媛进入大学前，视她的父母为父母的东北流亡青年张大飞就一直是她少女情感的寄托者。张大飞参加陈纳德的飞虎队，不论在飞到何处，不论战争多么激烈，都有信给这位妹妹，妹妹也将心中的情感隐秘告知哥哥。从1938年两人分开至1944年大飞殉国，100多封通信，齐邦媛说是“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而在朱光潜充满情感地吟哦华滋华斯、雪莱、济慈的诗时，听课的少女，也从这种“感觉移借”中，从心灵流出在一种对大飞的牵挂、伤感。1945年4月12日，美国罗斯福总统逝世，朱光潜在英诗课上突然念出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我的船长躺在甲板上/冰冷并且死亡”。这个举动震撼了齐邦媛的内心。这种镌刻在心中的震撼，是对一个月后大飞“冰冷并且死亡”那刻骨铭心情感的反刍。 《巨流河》有一页插图，是齐邦媛一直保存的在朱光潜课堂上的手抄笔记。这泛黄的笔记，与其说是师生间文学传承的见证，倒不如说是那个特殊时代师生“通感”的无声言说。因为记忆是有选择的，只有情感相通才会被镌刻，才会在不经意中流淌。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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