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是近年来一本读书圈内交相传颂的好书。除了出色的文笔与叙事，“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家国情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苦难，书中对富有特色的民国教育的特别关注，让读者留意抗战时期将齐邦媛塑造成了“这一个”的教育背景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真正注重人文熏陶、培育健全人格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是民国教育突出的特点，也是齐邦媛们一代即使在非常年代仍然成为有用之才的时代地气。而一个时代的整体人文教育生态，端赖一位位民众寻常所说的好老师来践行、来培育。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好老师的突出代表，让齐邦媛念怀终生。 说朱光潜先生是位好老师，首先在于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并努力帮助、促成学生的改变。1943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放榜后不久，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来信说，南开看她的英语分数高，欢迎前往。但她当时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攻读哲学系。大一学期末，齐邦媛的英语统考全校第一。第二天她突然接到教务处一份毛笔写的通知，让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先生当时已经名满天下，齐邦媛不明白为什么会召见她这个普通学生。见面后，朱先生问她为什么不转外文系。齐说自己不是没考上，而是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武大的外文系，父母则希望自己上中文系。朱先生又问她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哪些哲学书。听齐回答完，最后他对齐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经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暑假里经过仔细考虑，齐邦媛转入了外文系。事实也证明了朱光潜的眼光。此后，齐邦媛在台湾的外国文学教育与翻译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经常从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等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一辈学者的回忆录中，见出民国一代学生随兴趣转学之容易。那个年代教育制度之弹性、人性化、自由色彩固然是一回事，但在好的教育制度下让学生真正受益，还需要有人文教育理念的教育家来落实。仿佛需要雕琢成型的璞玉，年轻学子毕竟仍有其盲目与懵懂之处，需要朱光潜先生这样善于因材施教的老师来慧眼发现、负责任地指点。 课堂是师生最重要的交集，老师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上课。在武大外文系，朱光潜教二年级的英诗课，这成了齐邦媛们开学最企盼的事情。朱先生上课，有自己的创意，讲究循序渐进。他从英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选取诗歌作材料，但并不按固有的编年顺序讲授，而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调整。第一个学期，他教提高文学品位的诗，“教我们什么是好诗”，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第二学期，则教知性特色明显的诗歌，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谈短暂与永恒的意义。两个阶段循序渐进，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修养、心智进展逐步提升。对某一诗人，朱先生也注重让学生循序渐进地理解其不同风格的复杂性。当时的齐邦媛正与已经参加空军的青年张大飞热恋，无时不惦念战乱中恋人的安危。她剖析自己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雪莱《哀歌》首句“O World !O Life ! 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朱先生说这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对于熟悉的《西风颂》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朱先生则说，自有白话文学以来，这已经引用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而实际上，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齐邦媛回忆，平时朱先生讲课表情严肃，很少用手势，但讲到《西风颂》，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 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战事失利，重庆有可能失守的消息传来，学生惶恐不安，而朱先生上课时对艰难处境表面上一字不提，却在讲解济慈的《夜莺颂》时间接地表现出时局影响下的文学理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Romanticism不是简单的“浪漫”。济慈历经包括父母、弟弟病逝等困境，尝试以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 ,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等到齐邦媛历经人世变迁，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她深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地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 诗教首在背诵。像传统私塾一样，朱光潜先生要求学生将要学的英诗全都背诵。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无人能逃。但每首诗由生变熟，加上老师几句指引，齐邦媛由衷地说，“确能得其真意”。她一直记得1945年2月极冷的早上，同学从宿舍出来，足履西南大地的薄冰，手捧手抄英诗课本，边背诵边去上课的情景。在西南三江汇流之地，她背诵济慈《无情的妖女》中的“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瘪嘴大张着，预告着灾祸；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躺在这冰冷的山坡”。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诗句伴随着她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 在讲授英诗时，朱光潜先生讲究会通中西，善于以中国诗词中的意境作比较参照。这种比较，当然以他中西贯通的修养作为前提。众所周知，朱先生是位大翻译家，但与亦步亦趋地拘泥于“信”的直译不同，他在翻译时追求用另一国语文和原著“那情感思想融成一个新的作品”（《谈翻译》）。比如，他曾以中文格律诗的体式翻译上面提到的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之一：“幽人在空谷，结居傍明泉。知音世所稀，孤芳谁见怜？贞静如幽兰，傍石隐苔藓。皎洁若晨星，孑然耀中天。存在为世知，殁不为世惜？幽明已殊途，予怀独戚戚。”这种感觉，可以看出他浸淫其中而又化之的功力。在英诗课上，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人的独子外出谋生，七年无音讯，她每夜隔着沼泽呼唤儿子：“where art th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子）”，逢人便问有无人遇见自己的儿子。朱先生读到“The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Chain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他告诉学生，这与中国古诗“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相似。这时他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他取下眼镜，突然合上书，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齐邦媛感叹说：“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最高境界的读书，当然是以自家生活作底色，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联系，才不至于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两脚书橱”。乱世之中，颠沛流离的个人经历和山河沦陷的国家命运，相互激荡，往往给流亡中而又弦歌不辍的师生带来一份“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沧桑感。而这身边鲜活之人世，又与纸上沉默之歌行，互为感应，学生们自然体会深入，远非纯粹从书本到书本者可以相比。也正因为如此，朱先生的课堂，让齐邦媛们真正有气象庄严之感。她描写说，朱先生上课一进来，“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倡导“人生的艺术化”的理念，将人生当做艺术品，让人生充满情趣，是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核心。早在1930年代，他留学英国立意构思写作《文艺心理学》时，就追求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丢开一切哲学成见，而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来研究。在《悲剧心理学》中，他批判哲学美学“在抽象的形式中处理审美经验，把它从生活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并通过最严格的逻辑分析把它归并为最简单的要素。问题在于把审美经验这样简化之后，就几乎不可能把它再放进生活的联系中去”。在生活中寻找审美，是朱先生一生思考的方向。这种理念，无疑也贯注到他的教育生活当中。1940年7月15他曾在武汉大学进行关于美感教育的演讲，他说，人类知、意、情三种心理活动，事关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人能动情感，就爱美，就欢喜创造艺术，欣赏人生自然中的美妙境界”。齐邦媛读到大三时，朱光潜邀请学生们去家中喝茶。深秋时节，朱先生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要帮老师扫枯叶。朱先生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到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这一年，齐邦媛正在读雪莱，印象深刻的她后来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想起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感念他们对自己生命品位的启发。说到《秋颂》，齐邦媛有着一种别样的偏爱，乐于与人分享读后感：“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垄，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达到了完成之境。” 毫无疑问，宛如旧时月色，温馨永恒，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已经成了齐邦媛记忆中一道抹不去的人文风景了。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怀；而每一个个体都不是人性的残缺废品，当然就会组合、交汇成令我们钦慕、留恋的时代底色、人文生态。只是，世易时移，在今天外表光鲜、配置豪奢的大学校园，日益为课题、论文、职称等奔走锈蚀的老师们，还有没有人会性情率真地告诉学生们，自己“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还会不会、敢不敢、能不能在学生面前由衷地流泪——悲苦而又欢愉、幸福？ 朱先生这种融会言行感染的人格教育，上接孔夫子“从游”的教育精神，下启国难时期一代学子之纯洁心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今天的学术界经常追问民国教育之谜，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仍然有大师成群结队地出现。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怀；而每一个个体都不是人性的残缺废品，当然就会组合、交汇成令我们钦慕、留恋的时代底色、人文生态。 齐邦媛（1924年2月19日－），生于辽宁省铁岭县，外省籍台湾作者、中国文学学者，专长为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齐邦媛被部分学者誉为台湾文学之母。中兴大学、台湾大学荣誉博士。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了解台湾作家齐邦媛著《巨流河》一书。 本书呕心沥血四年完成，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献给──所有为国家献身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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