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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流亡，成了齐家的主题； 那条巨流河， 则成了齐家渡不过去的母亲河。 点击观看视频  ▲齐邦媛所著《巨流河》 25万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一半是来台垦拓的踏实脚印。 齐邦媛说：“时间深邃难测，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绘时间真貌，简直是悲壮之举。”正是她晚年的“悲壮之举”，为两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 《巨流河》自2009年起陆续在两岸出版后，销售达数十万册。  ▲齐邦媛 谈到写《巨流河》的初衷，齐邦媛说：“下笔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大陆出版，主要是为了写给身边的台湾学生、朋友看，因为他们多数不了解这段历史。台湾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没几个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出来。”台湾读者看完后的反应是，没想到，来台前原来你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巨流河》在大陆出版7年来，齐邦媛对于大陆读者的回响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大陆读者的反应，让我惊讶于人心的相通，他们能感受到我的悲伤和惆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遭到日军轰炸，创办中山中学的齐世英，决定将一千多名师生送往汉口。齐邦媛记得，中山中学高中班的学生，背着枪、扎上绑腿，挤进了火车站。那里到处人贴人站着、坐着，连一寸空隙也没有，火车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尽管站长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下来，却没人肯下来，每个人都想着，只要能上了车，离开南京就好。结果当火车经过第一个隧道，突然听到车顶上传来哭喊声，'有人给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 逃难途中，悲鸣不断，长大后的齐邦媛，都忘不了那些凄厉的哭声。  当齐家抵达重庆后，齐邦媛进入了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就读。齐邦媛回忆，那时炸弹声伴着读书声，学生跑警报的时候，大家仍然带着课本，随时准备隔天的考试。齐邦媛记得自己那时最喜欢看《红楼梦》，因为书中的男男女女都很可爱，和现实里的战争、逃难等经历相比，宛如两个世界。也是在这个时候，齐邦媛接触到唐诗宋词，她如醉如痴地投入到诗词的世界，至今忆起，那些篇章就是烽火中的心灵寄托。 她形容那些日子就像现代诗人覃子豪的诗句说的：'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日本人曾狂言三月亡华，但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就读时，已经来到抗战的第六年。在这里，她成了当时名满天下的学者朱光潜的学生。齐邦媛特别喜欢朱光潜的英国诗歌课，因为朱光潜国学底子也深厚，即使传授的是雪莱、济慈的诗歌，但总能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适时地加入讨论，视野辽阔。有一次，朱光潜教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描述一位妇女唯一的儿子在外谋生，却长达七年无音讯，于是她日日在沼泽边呼唤她儿子的姓名。授课才到一半，朱光潜突然流下眼泪，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屋子错愕的学生。 齐邦媛一直感念朱光潜先生：“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心有了安放。文学后来一直是我的‘特效药’，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枪林弹雨之下，齐邦媛在文学的园地里，找到了一块栖身之所。同时，一封封来自'云端的信'，也成了她年少时代重要的心灵慰藉。原来在汉口和齐家分手的流亡学生张大飞，到了空军训练基地之后，不久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空军官校十二期，并持续地写信给齐邦媛和她的哥哥。齐邦媛说，那时她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因此两人成了稳定的笔友，每次张大飞写信都认真得像在写家书，让她格外感动，因此虽然一个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的火网中生死搏斗，一个是在地面上逃着警报，为灾祸哭泣，但两人始终借着文字，诚挚、纯洁地分享彼此的成长经验，并且彼此砥砺，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侵略者！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参加豫南会战时，因掩护友机，在河南信阳上空殉国。齐邦媛把张大飞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在心里已经背了上千遍。  很多人为书中她和张大飞的感情故事流泪叹息，她只是淡然地说：“张大飞的同班同学后来写信给我，说当年入学有100多人，后来只剩下几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死于空战。牺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把张大飞的故事写下来，是齐邦媛纪念他和他们的唯一方式。 “我只想用一个庶民的眼光，一个弱女子的眼光，去记录那段大历史，只想把评论留给读者，留给未来。”  对日抗战结束，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依旧无处安放，内战纷扰成了新的忧患。齐邦媛这时刚大学毕业不久，一日她由汉口搭船到上海，同船的有近百名国民政府年轻新兵，这些新兵沿着全船的栏杆，被用粗麻绳连环绑着，强迫他们去支持在北方的国共内战。当船走了半日后，舱门外被绑着的士兵，看到齐邦媛与其他学生喝着水，那眼睛里浮现的渴，让齐邦媛喝不下去，有些兵的脸和嘴被大太阳晒得焦黑干裂，她和朋友就将水偷偷分给士兵喝，但只要被巡查的军官看到，就会立刻遭到阻止。 到了晚上，齐邦媛朦胧中听到'有人跳水了！'那是挣脱的逃兵，在滚滚浊流中，哪里还有生路？有士兵开始哭泣，但马上传来呵斥声'再有人哭就开枪！'  面对不曾停歇的战事，齐邦媛原本不知该何去何从，刚巧父亲的好友马廷英，到家中拜访时，提到台湾大学正在寻找老师，那时台湾才刚发生”二二八事件”，但齐邦媛此时期待能有一片未知的新天地，让她能暂时忘却多年的迁徙动荡。家人虽不尽赞同，但最后也放手让齐邦媛前往。当时齐世英替女儿买的是来回双程票，没想到这回程票，再也没有用上。 两年后，齐世英体认到国民党大势已去，1949年也来到了台湾。 对齐邦媛来说，写《巨流河》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为了父亲齐世英。齐世英晚年很伤感，觉得自己的一生奋斗失败了，连带身边的人都失败了，自言“一生与草木同朽”，齐邦媛听了很难过：“我写《巨流河》就是不想让我父亲这一代的经历‘与草木同朽’。” 在书中，她这样描述父亲：自1925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1987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齐邦媛在两岸开放探亲后，回过东北三次，其中1993年第一次回到铁岭，2001年第三次回到沈阳，为复建的东北中山中学捐一个图书馆。那一次，她特地从沈阳来到大连，连着两天，一个人坐在海边往南眺望台湾，心里盛满近一个世纪的漂泊滋味。 “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邦媛在《巨流河》的结尾处写道。 ★来源：厦门卫视《两岸秘密档案》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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