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家都有点蒙,父亲那时才五十多岁,母亲的情绪基本失控,每日以泪洗面。我立刻从深圳飞到北京。在去之前,我也请朋友帮忙联系了北京的著名专家,到北京后就带着父亲去大医院看。 医生的态度比较客观,但说话没有多少温度,就是说,你是熟人介绍来的,可以不排队给你看,但给出的治疗方式是手术。父亲也感觉那些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一般,心里没底,尤其是在陪父亲做了喉镜以后,父亲的病痛让我感同身受,对医生的感觉我和父亲也是一样的,所以心里没底。 这件事儿让我对处理亲人的病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北京工作。我三姑,也是父亲最小的姐姐,得病了。因为我表哥能量比较大,又特别孝顺,所以找到了北京301医院最好的医生,医疗费用也不受限制。但最终,应该不到一年时间吧,三姑还是走了,而且在治疗期间,三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化疗、各种管子,可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了。 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病人本身无法做出选择,据父亲讲,三姑几次都想放弃治疗,可最终儿女们都希望医生能尽力留住生命。中国式的伦理和生命质量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即使现在,也是大多数家庭迈不过去的。 这一次,我还是联系了一位上海著名的专家。带着父亲的片子找了专家后,专家的建议是做一个PATCT,先确诊是否是肺癌,最终的确诊需要穿刺。手术对人是绝对的损伤,即便只是穿刺,基痛苦程度也足以让人伤到元气。 在上海,弟弟带着父亲看了好几家医院,上海的三甲医院比较多,但在看病期间,父亲也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凶险。他跟我讲,有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见到父亲就提出要开刀,语气也很直接。父亲觉得那样的医生太不像话了。又换了家医院,医院同样提出了手术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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