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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认为，当前全球史的兴起，意味着全球史范式对现代化范式的替代、全球性对现代性的超越。但这背后有更复杂的内涵。世界史有自由主义和左翼两个来源。自由主义世界史以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历史比较研究为基础，根植于启蒙理性，在多重现实需求下产生，拥有世界视野和对现代性的思考；左翼世界史致力于资本主义批判和世界体系构建，对现代性抱以价值性否定和史实上的认可，是价值“反叛”的现代性。这两支世界史在后期经历了各自转型和突破。全球史在全球化进程全面铺开的现实背景和反西方中心论持续深化的思想背景下兴起，聚焦于全球流动性主题，试图以全球性替代现代性，全面铲除西方中心论，实现史学范式全面革新，但面临诸多难题。现代性是全球性绕不开的根基，全球性需在扬弃现代性的基础上全球共建。 【关键词】 世界史；全球史；现代性；全球性 【作者】 安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八辑 本辑主编：昝涛 2024年4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21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全球化转向趋势显著势，全球史成为一种学术语境。然而，全球史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学者们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运用包含着相当大的差异。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问题是，以往习惯于使用的“世界史”和近年盛行的“全球史”之间有何区别？一种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视之，都是全球视野的代名词；[1]另一种看法是将全球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新兴分支；[2]第三种看法则将全球史视为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未来方向，是相对于过去世界史的“新世界史”。[3] 就词汇的初始表意而言，“世界”与“全球”基本没有差别。在某些场合下，人们仍然使用其本意。不过，当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刻意使用“全球史”一词时，就意味着某种转变正在发生。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用词变化背后，是史学范式和历史观念的变化：世界史在欧美学界兴盛于60、70年代，有自由主义世界史与左翼世界史两个来路，以不同形式遵循着现代化范式，体现了现代性对西方性的替代；发端于90年代、21世纪以后全面兴起的全球史，体现了以全球史范式代替现代化范式、以全球性取代现代性的努力。下文将就世界史与全球史各自的发展路径、范式差别及其转换背后现代性情结的兴衰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  初始意义上的“世界史”即自身之外地区的历史，它根植于人们了解或改变外部世界的朴素愿望，可以追溯至历史学产生之初。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怀有拯救意识的宗教人士、科学家、哲学家乃至一部分普通人，对与自身相关的周边地区和想象中的外部“世界”持有一种本能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常常不自觉地带有某种自我中心倾向。在具有较高文明基础和历史书写能力的地区，历史学家们基于各自的文明标准对周边地区的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价，这种书写范例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著述中多有体现。[4] 人类认识世界总是遵循先己后人、推己及人的次序，但这一本能的认识路径在外部环境和学科逻辑的合力作用下会发生偏转。13世纪蒙古人的扩张和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使得世界各大洲和主要文明区发生了连接与互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为世界视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7世纪在德国兴起的官房学，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创建的东方学，尤其是18世纪中期英国出版的历史科普著作《普世史》，堪称代表。这里既有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宣扬，也有对外部文明的好奇和仰慕，18世纪的西方社会出现过一股“中国热”的时尚潮流。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崛起和霸权扩张催生了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确立和强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蜕变为文明优越感，本能的自我意识则放大为欧洲中心观，此时西方学者笔下中国形象的扭曲变形就是一个证明。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反推了世界意识的增长。文明生态史观基于比较视角，以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文明区域作为研究单位，标志着历史书写突破民族国家史观的首次尝试。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立场，汤因比对世界各大文明兴衰与互动规律的探求和多元文明秩序的想象，从正反两面体现了这一时期欧洲的世界历史意识。美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受这股相对主义、悲观主义情绪的波及较小，而二战进一步坚定了其对自由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认为正是相对主义的自我怀疑削弱了自由民主体制，导致法西斯主义崛起。对西方文明先进性再确认奠定了二战后西方世界史的基调。 二战后美国世界史的发展受经典现代化理论影响很大。经典现代化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并占据主流地位，包罗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但拥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现代性-传统性两分法、以西方现代社会基本特性为标准的一元现代性观、倡导西方现代化模式、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内因论分析。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西方中心论的代表和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5]尽管有着严重缺陷，但现代化理论对战后世界史的兴起至关重要：在研究视野上，它聚焦于此前被忽略的非西方社会，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美国史、欧洲史的垄断地位；在研究框架上，提供了一种分析世界历史的范式；在学科体系上，确立了诸多世界史领域的研究项目和科研建制；在研究方法上，充分发展了历史比较法，从各个领域出发对民族国家、区域、文明体进行比较分析，为60年代以后一批有影响力的世界通史的诞生积累了素材。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化范式具有双重属性，既有意识形态化、西方中心论的一面，也有非意识形态化、现代性探索的一面。后一种属性根植于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中，发挥着更长远、更深层的影响，不应忽视。 就学术渊源来看，现代化理论的理论源流很长，根植于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价值前提与理论脉络之中。正如富永健一所言：“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则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6]这种思想底蕴使得现代化理论具备相当大的容量、弹性和反思能力，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就从内部发起了自我批判，针对一些关键问题提出质疑。比如，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沿着西方国家的道路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民主吗？第三世界没有其它选择吗？能否自己创造出一种发展模式？传统主义价值真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吗？现代化能完全取代传统价值吗？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学者们关注现代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非连续性，经常使用“变迁”、“危机”、“中断”等词汇，承认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还指出要警惕由于研究者是欧美人所导致的西方优越论和种族中心主义倾向。[7]“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8]在亚洲的发展中，亚洲人自己是主角，其他人是配角。到7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完成了自我更新。以历史社会学为例，在该学科二战后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研究（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以正统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第二阶段研究（60、70年代）则在社会权利运动的冲击下发生了分化，修正理论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流行，到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左翼和左翼学者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所谓“现代化范式”并未停留在简单化、极端化的最初版本上，而是即时更新的。这一时期写作世界通史的史学家们，大部分持有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甚至左翼倾向，更多接受修正版的现代化范式。
就历史背景而言，现代化理论确实是因冷战之需、受美国政府资助发展起来的，但学术发展有自身的独立逻辑，对于政治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这使得历史背景的另一面——二战后反殖民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大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独立、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的爆发，以及70年代以后欧美的滞涨危机和对外援助指导计划的受挫等，有机会通过另外的途径在学术研究的某些领域发挥影响，这一点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美国区域研究是二战后世界史的前身，但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传承。区域研究的兴起早于现代化理论。二战期间，出于了解世界事务的需要，美国政府于1941年设立“战略事务办公室”，网罗了费正清、巴林顿·摩尔、马尔库塞、保罗·斯威齐等一大批观点差别很大的顶尖学者从事区域研究。二战后，为了形成对非西方世界的真实认知、重构美国的国际知识体系，1946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组建“世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政府、大学、私人基金会的多方推动下，一场影响深远的地区研究运动拉开序幕。[9]区域研究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它遵循现代化范式，其许多课题、成果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群落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区域研究的兴起带来了学术上的反殖民化及民主化”。[10]冷战意识形态与去殖民化动机分别驱动着不同地区的区域研究，同时造就了现代化范式的支持者和抵制者——拉美研究、东亚和南亚研究坚持现代化范式，而中东研究和非洲研究则率先抛弃了现代化范式，中东研究侧重于东方学批判，非洲研究则注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批判。[11]区域史研究的繁荣将世界史研究的重心朝“全球”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即使对中东和非洲某地的地方性研究，对于扩大世界史研究覆盖面、推动研究布局均衡化也有意义。同时，区域研究带来了方法论的更新，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兴起，“在没有获得太多的学术声誉的情况下培育了大视野”，[12]二是后来全球史研究所倚重的多语种、跨文化研究初步兴起。[13]此外，由于区域史研究容易获得资助，更多的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实体得以建立。 自60-90年代，美国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通史类世界史著作，标志着世界史的兴起。此类历史学家的代表包括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更早的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和较晚的杰里·本特利等。他们的通史作品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世界史的双重特点：一方面，视野扩大到全球，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基本遵循现代化范式和历史比较方法，民族国家仍占主要地位。以韦尔斯的《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为例，该书意在借助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向大众科普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韦尔斯起笔从容，先用了整整一编的篇幅介绍“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第一章的标题“空间和时间中的地球”将历史视线瞬间拉入整个宇宙，第二编又花了七章介绍“人类的形成”，这两部分合计占掉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章节。此外，一些章节也体现了其全球性思路和多元视野，比如对“航海民族和经商民族”、“古代普通人”的关注，将“犹太、希腊、印度”并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列。[14] 再以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为例。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通常被学界奉为全球史的开山之作。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该书的简编本《世界史》（A World History），作为其所讲授的世界史课程的教材。康拉德评价麦克尼尔的著作“典型地反映了宏观视野下的欧洲中心论霸权”。[15]这一论断有失武断。实际上，麦克尼尔笔下的世界历史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世界史乃至现代化范式本身的双重性——发展序列观念与整体性视野并存。发展序列观念主要体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历史叙述中（曼宁称之为“欧洲扩张范式”）。他明确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分野，承认近代以来“西方的支配地位”和在主要社会事务上的领先性，以其它国家和地区能否成功应对工业革命、民主主义和西方殖民入侵的挑战作为判断其发展程度的标准；整体性视野体现在：1、吸收、改造了文明史范式，将欧洲之外的几大古典文明纳入叙述主线，注重文明间的横向比较和评判。在比较了公元600-1000年的中国、印度与欧洲后，他得出结论：“显然欧洲内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但是，几乎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16]2、将文明互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互动既包括正面的联系与共性，麦克尼尔提到公元前500年-200年的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间存在相似性，并将其“归因于这个时代的精神”；[17]也包括负面的征战与攻防，在介绍公元前1700—前500年的中东时，他使用“世界主义”一词描述当地部族间相互掺杂、文明中心区与蛮族征服者融合互渗的状态；[18]3、关注贸易、技术、民族迁徙、宗教与艺术、疾病与气候等全球性的新维度。他提出，公元1、2世纪的鼠疫同时冲击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可能是导致两大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19] 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世界史面临诸多压力：新史学的社会转向、文化多元主义和碎片化研究挑战了其宏大叙事结构，左翼理论挑战其现代化范式，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对其民族国家本位观造成冲击。这一阶段的世界史在回应中做出了调整，在坚持现代化范式的同时，谨慎地反思和防范自身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向“全球性”靠拢。在麦克尼尔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他进一步专注于早期作品中出现但未及展开的新史学元素，1978年出版了《瘟疫与民族》，1990年出版《火药帝国时代》。甚至汤因比也参与了这种转向。他在最后一部作品《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融入新的视角和思考，凸显了对西方文明中心论乃至人类中心论的忧虑，转向生态中心的全球史观。在多个章节中，他反复重申西方文明的物质强大与精神停滞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倡导结束“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20]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路径下的世界史建立在比较历史研究和现代化范式之上，将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整体进化过程，将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解释为现代性的差距。短期的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需要与更长远的思想源流和学术需要之间的张力使之具有多元性和流变性，不可简单地以西方中心论盖棺定论。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的更新一直在进行，后期尤为明显；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剔除以自由派的方式持续推进，提出以“现代性”取代“西方性”就是一个证明。在其勾画的现代化蓝图中，能够沉淀出学术性的成分和触及现代文明根基的理性思考。 世界史的另一个发展路径是左翼批判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史的左翼传统。它处于非主流地位，时时针对现代化理论，但同样影响巨大。 左翼世界史起源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做过一段经典论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换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1]结合他的另外两处表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2]“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历史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形态上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真正的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汇合加总，而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各国历史相互影响的交集地带；二是过程上的扩散性，世界历史由资本的全球扩张所推动，随着各民族封闭状态的渐次打破而扩大；三是属性上的双重性，世界历史有发达、先进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剥削和苦难，其“未来景象”是资本剥削在工业国家中带来的“现代的灾难”的放大加强版。[24]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体系架构、发展动力的解释以及对其剥削性的批判为左翼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沿着帝国主义理论[25]、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多条路线延续下来。其中，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影响尤其大，奠定了左翼世界史的范式基础。它与现代化范式针锋相对，先是激烈否定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价值合理性，后来又试图从历史层面否定现代性的西方起源论和西方中心性，强调其全球性。 依附论专攻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中的“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26]问题。最初由拉美经济学家在二战后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流行起来，恰好与世界通史的兴起同时。依附论有多个分支，基本主张包括：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即西方工业国家（中心）对第三世界国家（边缘）施加控制和剥削的依附结构，是导致后者陷入“欠发达”状态的根本原因；边缘国家的现代化不能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追赶西方有害无益；边缘国家的出路是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27]依附论对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在于：首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弥补了世界史研究范围的缺失；其次，中心-边缘模型将立体化、结构化的体系框架引入了世界历史，突破了单一的时间序列和历史比较；最重要的是，它对现代化范式激烈的价值否定和制度批判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基调，对西方中心论的自省逐渐进入主流学术传统。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比依附论更系统地阐释了“世界历史”的表现形态和理论架构。他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描述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成型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从西欧逐步扩张至东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直至全球一体化。这个历史体系的基本框架是以不平等的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交换体系为支撑的世界经济体，[28]上面叠加着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政治体系[29]和文化霸权主导的全球文化体系，[30]以“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动力，[31]受到资本周期（康德拉杰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的支配，兼具等级性和动态性、进步性与堕落性。等级性表现为中心-半边缘（由上升中的边缘和下降中的中心组成）-边缘的三级结构；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沿着三级阶梯上下移动，意味着体系具有流动性；[32]中心国家物质技术的快速发展体现了进步性；但发展必须以其它国家的落后和牺牲为代价，则说明了体系道德上的堕落和制度上“彻彻底底的非理性”。[33]因此，增长极限和“结构性危机”的到来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体系的结局是在2040-2050年崩溃，[34]人们将“有五成的机会”凭借“自由意志”创建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35]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看起来非常激进，其实是对世界史发展前期成果的综合呈现，对自由派和左翼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一方面，他秉承左翼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吸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罗莎·卢森堡的早期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激烈抨击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属性；另一方面，他又以其原创的“半边缘”结构，客观上论证了现代化理论的结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长期、灵活、稳定的。他还拒绝将西方性与现代性在事实层面加以剥离，以致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当作固守欧洲中心论的反面典型。[36]“融合性”为世界体系理论赢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同时为自由派和左翼学者所接受，整体化、结构性的世界体系观念由此深入人心。 沃勒斯坦的理论对西方性的价值批判和事实承认两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后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在新的方向上做出突破。阿瑞吉的尝试较为温和，他的世界体系分析比沃勒斯坦更趋历史化、中性化、网络化。他聚焦于霸权周期理论，结合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历史，围绕地缘政治、商业组织、社会结构、国际关系四个主题，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变革与全球性变革结合起来，探讨霸权兴衰规律，纠正了沃勒斯坦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他根据历史观察（而不是沃勒斯坦式的对体系不合理结果的预言和推断）来判断体系变革的契机：“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各国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导致“全系统金融扩张”，[37]进而造成两极分化加速、社会冲突激化、世界中产阶级遭到侵夺、世界阶级力量失衡，这些都是霸权转移的征兆。[38]他对霸权的态度趋于价值中性化，认为霸权依靠的不单是剥削与支配，而是支配集团领导整个国际社会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综合能力，过度强化自身利益的霸主终将衰落，而追求“普遍利益”的霸主才能得到认可。与沃勒斯坦侧重强调世界体系等级化的纵向维度和结构性特征相比，阿瑞吉的标志性转变在于更关注世界体系的横向维度和网络化特征，[39]将大西洋贸易网络视为一个由跨大西洋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白人统治阶级联合共治的阶级与种族复合体。[40] 后期弗兰克[41]的突破极为“激进”。他从沃勒斯坦的价值批判继续往前走，致力于构建一种堪称“泛”世界体系的框架，试图在史实层面消除西方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在弗兰克看来，各种版本的西方中心论无处不在，从以欧洲文艺复兴为界划分世界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惯常做法，到认为150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共识，都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误解”。[42]他提出“以人类为中心”、“以生态为中心”，雄心勃勃地试图颠覆整个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全面彻底地剔除西方中心论。[43]为此，他对世界体系进行了极具争议性的重建。弗兰克吸收了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对世界体系的修正。卢格霍德认为，历史上出现过若干前后相继、有着不同结构及霸主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起点早于1500年，发源地也不在西方。至少在13世纪中叶，已经有了较成熟的世界体系，“该体系并不亚于16世纪时的世界体系”，[44]由地处西北欧与中国之间、由八个相互交接的贸易圈和三个体制各异、实力相当的中心地区构成，欧洲只是刚刚加入的外围。不过卢格霍德仍试图对世界体系的属性（宽泛界定还是严格限定、多个共存还是只有一个、从来就有还是现代才有）及其背后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调和，“我力主不仅要研究亚体系层面的连续性，也要研究大范围内至为明显的间断性。”[45]而弗兰克走得更远，认定史实层面的西方中心论本质上也是意识形态，必须清除，资本主义批判也不构成认可西方先进性的理由。其具体主张可概括为： 淡化历史的断裂性，强调连续性。[46]从古至今一直有且只有一个世界体系，西方的崛起很晚、很偶然，维持时间也不会长。“当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少一段5000年的历史，首次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后的南美索不达米亚。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也许是短暂的——事件”。[47]生产方式变化对体系存续没有实质影响， 1500年以后崛起的世界体系只是原体系“霸权重组或'霸权转移’——世界经济积累中心转移的结果”。[48]
从资本主义批判转向西方性批判。弗兰克等人不否认左翼世界史家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如果说世界历史有什么真正的'目的’的话，很可能就是（资本）积累进程本身”，而非自由或民主之类“伟大的历史信念”。[49]但由于资本主义批判必须以承认西方先进性为前提，弗兰克提出“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50]转向全面铲除西方中心论。他通过多中心论、亚洲中心论来达到目的。“整个世界体系绝不会由某一大霸权国独立主宰，而是由相互关联的多个霸权国共同主导”，[51]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以前不是、不久后也将不是西方，而是亚洲，尤其是东亚。[52]西方从不具备任何先天优势，甚至并不拥有资本积累的“专利”。无论非货币形态的资本积累（武力掠夺、征收贡赋），还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积累（跨地区商业贸易），私人资本积累还是国家资本积累，本质上都是资本积累，[53]世界体系五千年的运行一直以资本积累为驱动力。 西方崛起于外部性而非先进性。亚洲的衰落早于西方兴起，所以东降西升并非二者竞争的结果。[54]西方崛起主要是因为其巧妙利用了亚洲和自身发展的外部性。一方面，西方在19世纪中后期利用世界市场，“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55]另一方面，如同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所说，西方工业化地区成功地实现了增长成果的内移与增长成本的“耗散”，崛起是“负熵/秩序向内转移，熵/失序向外转移的结果”。[56] 全球网络。真正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部分所组成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整体”，“欧亚大陆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之间都存在联系。资本剥夺依赖于网络中“剩余价值有效的转移和相互交融的积累”。[57] 超国家、超地域的左翼理论具有天然的世界史视野。从马克思到依附论、从世界体系理论到其修正论，世界历史的概念和框架、结构与机制、政治经济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都得到深入探讨和推进。 主流的左翼世界史虽然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和西方性，与秉承现代化范式的自由主义世界史针锋相对，但二者也有一些基本共性：一是时序性，都认为全球化、世界史有一个起点（1500年前后），真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形成是现代化的标志，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分野；二是结构性，都承认世界历史进程中存在中心与边缘、先进与后进的结构性差别，无论差距由内因还是外因造成，结构和差距本身是存在的；三是方向性。自由主义和左翼世界史都认为文明可进化、历史有方向。作为左翼世界史的典范，L.S.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充分印证了上述三个特征。一方面，全书以第三世界为中心书写世界史，勾勒第三世界现代化的矛盾历程，欧美世界则隐退为背景；但另一方面，其叙述脉络——第三世界1400年从东欧发轫，逐步向拉美、非洲、中东和亚洲铺展以至形成全球体系，[58]仍然体现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结构、动力和方向。这种折中性在更其具影响力的《全球通史》一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可以说，左翼世界史代表了一种价值上“反叛”的现代性。这种情况在弗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修正论中有所松动。不过即便弗兰克，也支持普世的现代性，只是砍掉了其西方源头和主导性。他激烈抨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全是些分离性的意识形态胡说，……反映出一种固有的或原始的反统一性的多样性的存在”。[59]左翼的现代性是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也是犹疑的。 早期的世界史家们并未刻意区分“世界”与“全球”的概念。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著作标题中交替使用“Global History”和“World History”。[60]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将二者混用。伊格尔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无实质区别，都体现了从现代化范式向“真正的全球史研究”的转向。[61]区别主要在时段上：全球史侧重于地理大发现以后，尤其是20世纪后30年的全球化历史，而世界史则囊括现代早期和前现代。这种区分也不十分准确，在伊格尔斯提及的两份代表性期刊《世界史杂志》（Th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与《全球史杂志》(Th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上，近年所刊文章的选题和时段并无明显差别。但全球史学者极力强调区别，将世界史与欧洲中心的目的论相联系，而全球史是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突破性努力。[62] 事实上，从“世界史”到“全球史”，表面上是表述习惯的变化，背后是学术取向的转变：“世界史”一词曾为自由主义和左翼世界史所广泛使用，与现代化范式联系过于紧密；而“全球史”最初用得较少，词义也含有更鲜明的空间感、整体感和流动性，因而受到新一代学者青睐。随着全球史定位的升高，世界史有时会被“降格”使用，相当于区域史或跨国史，因而也有“比较史、世界史、全球史”这种并列的用法。 当前，全球史研究有三种典型形式[63]：一是“边际补充”，即打通空间和时间分隔，在世界史所忽略的领域进行填补性研究，从以往认为无关联的事件、主体、现象、地点之间发现联系，建立网络。聚焦于移民、远洋贸易、物种和技术转移、观念与文化传播等流动性主题的全球微观史就属于此类研究。 二是“整体重述”，即从跨国交往与互动的角度重新讲述已知的历史，通过叙述重点的转移和关联性史实的重置，从原本耳熟能详的历史中发掘全球性。此类作品一般是断代史或通史。托马斯·本德的《万国一邦》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讲述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进步主义时代的历史，揭示美国与欧洲、拉美和亚洲部分国家在重大历史事件或关键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同步性和互动性，突出美国始终是“众国之一”（A Nation Among Nations）、从无例外的主题。[64]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聚焦于进步主义时代，分析美国与北大西洋经济体各国之间如何在历史转型期里同频共振、相互影响，处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65]霍普金斯的《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以全球史的思路写作美国通史，以三次全球化浪潮、现代性、殖民体系兴衰等全球性主题为线索重述美国历史。[66]奥斯特哈默《世界的变迁》以及他与入江昭主编的《世界史》都将地方性叙事融入全球视野来编写通史。[67] 三是“载体叙事”，即以某一具有全球属性的物品为载体，将技术发明、地方经济、国家权力、文化观念、价值系统等相关史实编织进一个跨国、跨区域乃至跨界、跨领域的叙事体系中。以传统的史学规范来看，这个叙事结构有主题离散之嫌，而从网络化、关联性的标准看，则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全球史。资本主义史的作品往往采取这种书写形式。此类作品是全球史范式对左翼世界史范式的改造，通过某一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流动、布局和与地方政治社会和世界局势的互动，整合出一部以一斑窥全豹的资本全球史。比如《棉花帝国》、《咖啡帝国》、《土豆帝国》、《茶业战争》、《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等。某种全球性现象（奴隶贸易、种族歧视、工业革命等）也可以充当载体。《不可抗拒的帝国》[68]梳理了美国消费观念的全球传播扩张史，呈现“市场帝国”如何凭借商业化推动价值和制度输出的主题。 全球史范式明显不同于现代化范式之处是：一、淡化时序性，淡化现代性起点和传统性-现代性的分野。全球史更关注空间，强调“共时性”，目的就是针对现代化范式的“时间性隐喻”（传统与现代二分、现代性意味着西方性和先进性），“将历史时间从现代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69]二、弱化结构性和中心化叙事，转向网络性和整体化叙事。整体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卢格霍德的“不约而同”的整体性：在早期世界体系内，各地自发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呈现出整体一致性和网络关联性；弗兰克的“同形异构”的整体性：无论运行机制如何不同，世界体系还是那同一个体系；更多的是全球微观史“见微知著”的整体性，通过历史解释将有限的史实整合起来，阐发其中折射的整体性、影射背后更宏大的整体性；三、去除方向性，凸显对等性。淡化差异、冲突和流动的方向，突出联系与共性、互动与流通。 全球史的优势很明显。首先，它能够更充分地折射当前世界的特征。“在这个全球化的当下，全球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身处其中的世界。要在21世纪当历史学家，从根本上意味着要做一个全球史学家。”[70]其次，激活历史思维、丰富历史认知，令人耳目一新。全球史将研究维度拓展到与正式制度较少联系的被忽略的跨界领域，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破常识、扭转成见，使人们看到，看似无关的事件和现象，原来切切实实地被历史的红线牵系着，原以为的内部事件和地方性现象，其实有着更宏大的背景。 但全球史的问题也很突出。曼宁和康拉德着重分析了其中的技术性问题：第一，主观化、去历史化。曼宁认为全球史过于超前，超越了当前的历史阶段。“'全球化’思想的直接影响还是将历史边缘化，并且认为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正被创造，它与那些业已逝去的生活和经验没有太多的联系了。”[71]康拉德热切地倡导全球史，但不满意当前全球史的研究主题：“对流动性的迷恋却很容易将历史简化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将不具备流动能力的群体转变为他们所钟爱的流动性的牺牲品”，这相当于取消了守土安民的主体人群的历史存在感，而“将特权授给了精英阶层”；[72]第二，主题狭窄、分析肤浅。过分聚焦流动性主题会将历史狭窄化，分析难以深入。“如果我们将所有历史传记、故事与事件都简化为关于全球性的隐喻，那我们只能看到单调、肤浅的历史图景”，[73]因为“对全球性问题的分析倾向于关注短期的传播学动力，其传播的源头被认为是财富和权力的中心。”[74]网络化的全球史既不关注内部社会变迁，又“掩盖了形塑现代世界的社会等级秩序与权力不均”，抹杀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75]第三，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现实后果。比如，可能反向刺激起另外的国家中心主义：“有些群体明确将世界史与全球史用作凸显、强化自身国家的手段。……用以解释、促进国家的成长”。[76]或者，可能因过度强调外部联系而模糊了历史责任主体，“混淆个体在历史中应当承担的责任。”[77] 概言之，当前全球史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出在“愿望导向”的研究思路所导致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实践的落差上。实践中，全球史是一个新的流派，采用新范式（规避旧范式）、关注特定问题；但在理想中，全球史被寄希望成为史学发展的全新方向，承担着彻底突破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本位论，在超然的全球视野下关照人类历史的“关联性和整合进程”的重任。[78]但这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落差，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一个最现实、但全球史家们不常提及的难题——史料支持。全球（微观）史的确拥有一些前人未曾留意的史料来源，但宏大的框架使作者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运用同等数量和质量的一手史料来支撑一部严谨的、非通史性的全球史专著。柯娇燕承认：“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文物和个人证言可供我们研究全球史”，解决的方案是以二手资料作为合理补充：“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者要做的事”，要“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服务于自身的历史解释。[79]这样的做法中隐含着将历史研究主观化的风险，不易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要追求扎实的史料支持，只能回到“见微知著”的全球微观史。 接下来是选题困境。即便在微观史领域，选题也有局限。因为在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以前，全球联系并未规模化、常态化，选题自然只能局限于特定领域和个体。令康拉德深感不满的选题扎堆现象其实是全球史宏大的理论诉求与局限的案例支撑之间的落差所致。学者的解释与勾连虽然可以为全球网络的存在提供例证，但个例的丝缕过于细弱分散了，说明不了网络的普遍性和全局性。 对此，曼宁提出了一个较为保守的办法：奉行兼容原则，全球史与国别史、区域史、文明史同步推进，“联系”“选择”“比较”“搭建研究模型”“转换视角”等方法同样重要，但以“联系”为主。[80]这个建议其实早就在实践中自动运用，毋宁说是一种事实存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喜挂“全球史”之名，但严格意义的全球史研究并不多。更激进的全球史学者显然不满足于此。 于是，康拉德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终极解决方案。他承认原则与实践不对等，主张诉诸“涵化”原则，即把全球史“当作战斗口号”，推动全球史思维的普遍化，[81]使之融渗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重塑知识景观、改造知识生产机制”，“从容器式思维中拯救历史”，最终实现史学范式革命，做到无史不全球。“倘若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全球结构，更加平和地看待全世界的发展动态，解释'全球’这个概念将隐退为背景，将舞台中央重新让给具体事件。”[82]想法很好，但落到学术实践上，则要面对具体问题的检验。 首先是解释的不确定性。怎样的思维算是“全球思维”？何谓“真正的”“彻底的”去西方中心论？以工业革命为例，“工业革命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这个论断，从一个角度看，意味着工业革命并非欧洲独创，世界各地都为此做出了贡献，是非西方中心论的；[83]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说明世界各地都在西欧工业国家的引领下行动，最终必须接受这个被强加的结果，岂不又成了潜在的西方中心论调？未曾超越先陷入内耗，在不同版本的西方中心论间进退两难。 其次，对批判对象的潜在依赖。全球史旨在通过去起点、去中心、去结构实现话语权的平等化，对冲现实的不平等，甚至滑向了一种相反的目的论——一切历史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印证全球性。但以话语上的去结构来替代现实中的反结构，会引发始料未及的后果。因为这个目标只有在对不平等的现实结构有充分认识的前提下才可见到，所以，如果由于话语上的刻意回避，现实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真的隐退了、被新一代读者淡忘了，那么去结构话语的意义将何所依附？康拉德将“世界公民”作为全球史理想的写作对象是过于超前了，全球史研究的现实动力其实有两面：正面是对全球化现实的呈现，反面则是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回应与节制，若后者无法彰显，全球史的价值至少减半。 所有问题最终都落到无法回避的“标准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的全球体系中，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评估标准？是否存在基于普遍评价标准的、不同层次的跨国/全球框架？全球框架下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兼容的还是互斥的？谋求客观性、平衡性的全球史，如果不想从多元主义滑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如果想将对非西方社会的关照从态度支持延伸为切实的帮助，就不能回避标准问题，而标准的本质不是全球性，仍然是现代性，因为全球性是现代性的结果，而非相反。欧美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对重提现代性顾虑重重，非西方国家倒是有着更明确的意识。“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已经有一种开展反帝批评和提出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长期传统。但是，……也不得不从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展之间做出选择开始”。[84] 将自由主义世界史、左翼世界史、全球史加以客观比较：就抵制价值层面的西方中心论、补充非西方历史而言，三者是一致的；在突破民族国家本位方面，左翼世界史和全球史更胜一筹；从史实层面的反西方中心论来说，弗兰克等人的修正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异曲同工。其实，全球史家多为温和的调和论者。在方法论上，主张防范史学范式单一化和全球史本身的狭窄化，“平衡各式各样的尺度以及相应的诠释主张”，[85]康拉德甚至暗指弗兰克式的泛世界体系是“粗暴地使用概念”；[86]在历史观上，不否认现代性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主张关注现代性的全球接受史及其与地方性融合的状况。[87]全球史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推动史学范式全球化转型的愿景和言辞上，但这个主张在实践中面临上述诸多技术性和理论性难题，很难激进得起来。全球性未能超越现代性，只是表达了一种更强烈的开放、包容、平等、自我反思的意愿和态度。 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几乎与殖民扩张同步，民族史学中因此渗透进了强烈的优越感和扩张性，西方性超越了早期对“外部性”的朴素关心。然而，全球化进程以其经济连动性、政治互制性乃至世界战争的惨痛代价施加了反制，从20世纪上半期到二战后数十年间，反思和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潮流由弱到强，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由主义世界史的现代化范式和区域国别比较研究、左翼世界史对西方性的价值批判和世界体系理论，共同奠定了世界史的学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史，凭借其网络化思维、对流动性主题的关注、对世界历史的重新叙述和再结构，推动了世界史新阶段的到来。如今，全球史尽管方兴未艾，面临种种难题，但“全球性”的确已成为一种学术语境、一种显性话语。不过，全球性的语境是超前于全球化的现实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努力、拉动现实的意愿与自我彰显的动力、争夺话语权的渴望等相互矛盾的动机交杂着对全球史的话语提出要求。正是这种超前性为世界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摆下了诸多不易解决、又不容回避的挑战。 中国的世界史与全球史有自身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中国的世界史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从日本引进的世界历史教学体系和学科分类标准。[88]此后，西方和苏联的世界史传统也由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带回，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很早就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其影响可及于50年代初；[89]第二阶段，自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中国的世界史主要受苏联影响，设立了单独的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实体，[90]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国际关系史和第三世界国家反抗斗争史在世界史体系中占据大部分比重，研究遵循革命史范式；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中国引进了修正后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成为与革命史范式并重的主流叙事；第四阶段，近十年左右，全球史兴起。作品译介、研究机构设立、专业课程设置、以及相关选题的讲座论坛、专题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数量增长，都呈现出全球史“语境化”的趋势。“世界史”的繁荣发展与现代化范式的引入关系密切，“全球史”的兴起则伴随着现代化范式的衰落。 但在民族国家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民族中心性很难避免，全球性也无法超前，全球史、全球性需要全球共建。一种办法是彼此尊重、各自表达；[91]另一个相反的做法则是“相向而行”。现代性作为一种客观历史存在，一味张扬与刻意铲除都是反历史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史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艰难的主题：既要克服对西方中心论的盲从，也要克服自身民族中心主义的盲目；既要处理好价值性问题，防范研究立意于简单化的道德口号，更要直面史实性难题，明确对西方历史地位的夸大叙述与事实陈述之别。“相向而行”意味着西方与非西方对各自缺陷的反思、对彼此优势的认可、探究客观历史的诚意以及共同面对历史复杂性的勇气。 【参考文献】请向上滑动阅览 [1]参阅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声回响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37页。 [2]参阅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田婧、毛佳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9-202页；黄进兴：《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4卷第2期，第54-67页。 [3]参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74-198页；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111页。 [4]参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4-31页；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133-142页。 [5]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 [6]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选自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06页。 [7]苏耀昌：《对现代化学派的批评》，选自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95-196页；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选自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811-814页；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选自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9-34页。 [8]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塞思·金缩写，方福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页。 [9]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40页；刘超：《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脉络》，载于《学海》2022年第2期，第57-59页。 [10]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175页。 [11]同上；多米尼克·塞森迈尔：《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李俊姝、王玖玖译，《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33-34页。 [12]威廉·麦克尼尔：《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任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页。 [13]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179-181页。 [14]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通史》，一兵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十四章、第十七章。 [15]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27页。 [16]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施诚、赵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14-215页。书中第十二、十四、十五、十六章都存在类似的比较。 [17]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第160页。 [18]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第44页。 [19]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第160页。 [20]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6-6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22]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24]吴浩：《重新解读马克思<资本论>中“后者未来的景象”》，选自董向荣、安然主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探讨与亚洲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04页。 [25]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人的早期帝国主义理论，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等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更晚近的大卫·哈维、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 [26]指只有经济指数的增长而缺乏发展质量的畸形经济增长。依附论认为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压榨下，第三世界国家对外形成依附关系的结果。 [27]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页、第329-330页；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81-83页；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2、416、460、474-487页。 [2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29] Immaneu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 [3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79页；Immaneu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p.160. [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3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63页。 [3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第10页；Immaneu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p.156. [3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第20-24页。 [35]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408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第35页。 [36]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41-43页、179页；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间断性与连续性：单一世界体系还是体系系列？”，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3-334页。 [37]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38页。 [38]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第1、4、26、164-165页。 [39]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第31页。 [40]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第171页。 [41]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弗兰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激进依附论的代表变为修正派世界体系论的领军人物。他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正统派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以及持折中观点的卢格霍德之间就世界体系的起源、属性、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过激烈而不失友好的辩论。 [42] K.埃克霍尔姆、J.弗里德曼：“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剥削”，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88页。 [43]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法初探”，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3-7页、29页。 [44]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4页。 [45]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间断性与连续性：单一世界体系还是体系系列？”，第347-348页。 [46]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454页。 [47] K.埃克霍尔姆、J.弗里德曼：“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剥削”，第71页。 [48]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意识形态上的过渡与生产方式”，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254-255页；巴里·K. 吉尔斯：“世界体系中之霸权转移”，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133页。 [49]巴里·K. 吉尔斯：“世界体系中之霸权转移”，第143页。 [50]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441页。 [51]巴里·K. 吉尔斯：“世界体系中之霸权转移”，第140页。 [52]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9页。彭慕兰、王国斌、罗森塔尔等学者对弗兰克的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和论证。参阅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黄中宪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53] K.埃克霍尔姆、J.弗里德曼：“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剥削”，第70页；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中之霸权转移”，第133-147页。 [54]贡德·弗兰克：《19世纪大转型》，吴延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6-87页。 [55]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6页。 [56]贡德·弗兰克：《19世纪大转型》，第118-120，142页。 [57]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法初探”，巴里·K.吉尔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选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33页、第169页。 [5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红生译，2017年。 [59]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全球化，非西方化》，选自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白凤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页。 [60]以“全球史”命名的书目例如：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1966; A Global History of Man, 1962;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1981; 以“世界史”为题目的著作如：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 1962;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 1989. [6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3页。 [62]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第99-110页。 [63]奥斯特哈默总结了全球史的七种界定：1、挑战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2、大多坚持“世界主义’眼光“；3、全球史有不同的国别风格；4、被指责有”总体化“野心；5、关键术语是“关联“；6、习惯于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7、中心主义的棘手问题。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张楠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6-57页。 [64]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孙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65]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66] A.G.霍普金斯：《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薛雍乐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 [67]哈里·李伯森：《什么是全球史？——新讨论与新趋势》，乐启良译，《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第114-119页。 [68]参阅维多利亚·格拉齐亚：《不可抗拒的帝国：美国在20世纪欧洲的扩展》，何维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69]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19-120页。 [70]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75页。 [71]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206页。 [72]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91页。 [7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90-191页。 [74]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207页。 [75]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93页。 [76]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76页。 [77]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89页。 [78]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53-56、61-63页。 [79]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第3页。 [80]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429页。 [81]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92-94、196-198页。 [82]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98页。 [83]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第11-12页。 [84]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选自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第66-67页。 [85]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34页。 [86]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197页。 [87]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64、82-83、196页。 [88]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芳副教授对中国近代世界历史教科书的演进和中外历史分科的形成做过专门研究，此处借鉴她的结论。 [89] 1951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丁则民先生曾为本系大三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美国史》。黄安年：《就1950年学年开设美国史课程 丁则民先生给我的亲笔信》，黄安年博客，2010年4月18日发布，下载于：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15-313473.html，2024年3月13日。 [90]不少综合性大学在50年代初设立了世界史教研室，有些学校还按时段或地区细分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现代史、亚非拉史等教研室。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了全国首个世界史专业。 [91]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第57页；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第29-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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