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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是著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官宦人家，父亲是著名的外交家段茂澜，段茂澜是段祺瑞的侄子。因家室显赫，段义孚从小就接触到很多名人，像周恩来、汪精卫都曾是他们家的座上客。 1979年，段义孚发表论文，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概念，因而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除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外，段义孚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情感生活，他一生未婚，孤独终老，在这本书中他也隐晦地谈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正是这份讳莫如深的情感，为他的一生增添了一抹传奇浪漫的色彩。 一般的自传都是由事件和行为构成，而本书则主要由观念和思想构成，段义孚通过这样的书写，向读者展现出他个人对各个地域的理解。 父亲外交家的身份，使得段义孚从小就接触了很多上流人物。日常闲聊中，小小的段义孚听到的都是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他就这样跟随父辈们见证了很多世界性大事的发生和重要人物的崛起。与此同时，父辈们也用自己的学识和远见深深影响着段义孚，使他具有了超越一般人的胸襟和格局。 在段义孚整个童年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段祺瑞、汪精卫和周恩来。 段祺瑞是段义孚的祖叔，这种人际网络所带来的感知、格局、眼界和信息量，当时只道是寻常，却为段义孚日后学术视野的拓宽打下了基础，也让他的思想和眼光不再局限于民族、种族和肤色，而倾向于去思考人类的整体性价值。  汪精卫是段义孚母亲的远方表亲，汪精卫从少年英才、到家族荣耀，最后变成人人唾骂的亲日卖国贼，让段义孚瞬间明白了，一个心中没有家园故土的人，是不配拥有荣誉的，这种思想贯穿段义孚一生，后来在学术研究中，他提出了重要的恋地情节，并把爱国主义作为恋地情节最主要的思想依托。 周恩来和段义孚的父亲段茂澜是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年轻的周恩来是一个颇具儒家风度的翩翩君子，他经常对段义孚说，一定要多诵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并告诉他什么是仁义忠信，这些经历都为段义孚埋下了重视传统思想的种子，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体系，更是成为他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溯源。 这三个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也深深影响了段义孚的童年，他们把当时世界的广阔景象展示给段义孚看，成为了他了解世界的最佳窗口。社会地位赋予了段义孚不一样的自信，这种自信也激励着他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不断追求更高的品位与趣味。 生活在这样具有如此深厚人脉和宽阔眼界的家庭中，段义孚自始至终都是人群的焦点。但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他并没有扎根在任何一个地方，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父亲东奔西跑，四处辗转很多地方。 这种居无定所、情无所寄的“无根性”，也成为了段义孚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导致他的生活轨迹和别人的不同。别人大都是从自我开始走向世界，但因为独特而显赫的家庭背景，段义孚的成长则正好相反，是从世界舞台转向精神的自我世界。 首先，他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他非常敬佩父亲，作为在国外工作的首席领事官，父亲不仅能成功在多语言的环境中进行高等级的外交工作，应付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还能把整个家庭照顾得丰衣足食。 但与此同时，段义孚对父亲又是有一些怨恨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父亲留给他的大多是不快乐的记忆。 父亲对段义孚总是不重视，所以很小的时候，段义孚就明白，想要得到父亲的爱，指望不大，所以他就很依恋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他年少时所有情感宣泄的港湾。 后来母亲因胰腺癌去世，那份温情也戛然而止，他开始变得更加非常的敏感和脆弱，也让他比过去更加渴望一种亲密关系。 从家人身上无法获得，那就向外寻求。后来段义孚就认识了自己的好友大卫·哈里斯。他和哈里斯都是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专家，有着相仿的经历和学术兴趣，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两人相处一直很融洽。 在生活上，哈里斯给了一向瘦弱、不灵活的段义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无数日夜相互陪伴中，段义孚对哈里斯的情感也从敬佩慢慢发展成深深的仰慕。 但这份感情还没来得及发展，哈里斯就结婚了，段义孚则始终单身。虽然两个人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关系，段义孚也和哈里斯的家人相处得非常友好，但那些让他心神触动的感觉再也没有了。  为了缓解这种精神上的孤独，他把目光和深情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开始从小说和文字中寻找安慰。因为自己的情感经历，段义孚深深的爱上了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 洪堡给了段义孚很大的精神支持，并让他明白不管一段情感有多亲密，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自己和他人彼此的心都有足够的空间去填充充实自我的内涵。 除了阅读洪堡以外，段义孚还阅读了很多优秀的小说，这些细腻的小说也让他更加坚信，人和人之间的间接性是非常珍贵的。无论你多么渴望拥爱人入怀，也要学会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感能让你更好地感受生活之美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在乎自然之美。 有了这样的认知基础，段义孚也决心投身学术，将自己因多年辗转产生的漂泊之感，放置在人与地的关系之中，认真思考土地与人类情感间的复杂关系。 在对“无根性”“恋土情节”等问题的研究中，段义孚真正爱上了地理学，地理学也如天神般拯救了他枯竭的情感世界。  1968年，段义孚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开始聚焦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空间与地方思想、地方感思想以及景观思想。 到了老年时期，段义孚还把自己思考的重心转移到内心和自我，开始关注“我是谁”这个永恒命题。 在段义孚看来，经历那么多的人世浮沉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期待，降低期待是我们获得幸福人生的关键。 此外，段义孚还有一点感悟，想要体察生命的意义，就要永远保持向上的生命力。 最后，想要获得人生的美好，还需要拥有接受不完满的勇气，人生中很多事情都不能十全十美，要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段义孚的人生经历可以总结为“两个中心”和“四种爱”。  两个中心是“世界中心”和“自我中心”的。童年时期，在父辈的影响下，他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经历着各种公共事件；成年后，他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的角落里。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他一生的追求——心灵追求、关系追求与事业追求——均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奠定了最初的生命底色。 四种“爱”是指：父母给的“抚爱”，友情给的“友爱”，海市蜃楼般的“情爱”，抛弃一切，在学术中找寻自己的归宿和根基的“圣爱”。 段义孚是一个“独特的人”，而且是对世界比较敏感的人。但段义孚思考生命意义的方式展现出重要一点，那就是并非只有所谓独特的人、伟大的人才能洞察世界、认识地理，每个寻常的人也都是独特的人，可以通过不断的观察和世界、感悟世界，生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从而更清晰、更自主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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