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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英宗：我这是被生活逼的！被生活逼的！ 十一、朕要让父亲当皇帝（四） 吕诲的强势攻击不仅没有扳倒韩琦，反而“误伤”同道范镇，更加愤怒。 正月初七，吕诲与范纯仁、吕大防合写《上英宗乞正宰执怀邪诖误之罪》，弹劾全体宰相、副宰相：“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 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 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 （参知政事曾）公亮及（赵）槩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 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 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 对谏官如此激烈的严词弹劾，宋英宗和宰相、副宰相依旧如成竹在胸，沉默以对。 十三，吕诲又上《上英宗再论宰执怀邪之罪》，集中弹劾欧阳修，称他“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与天下”，“原修之罪，安得而赦？”请求宋英宗铲除“濮议”首恶欧阳修，以清明朝政，“正濮王之礼”，以慰群臣之心。 十八，又奏请宋英宗“奋然独断”，惩治“倡导邪说、违礼乱法、枉顾大义”的欧阳修，“包庇邪恶、阻止公议”的韩琦，“不辨邪正、无辅弼之能”的曾公亮、赵槩。 面对谏官、特别是吕诲的连续弹劾，宰相、副宰相难以继续“默对”，以全体“执政”的名义，将去年十月欧阳修执笔的《论濮安懿王典礼札子》上奏英宗，算做对谏官的回应。 奏章把谏官攻击尊崇濮王为的论据逐一批驳：其一，认为濮王应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其二，“简宗庙致水灾”，是“厚诬天人”；其三，认为不该引用汉宣帝、光武帝为法，是“不原本末”之论。最后，建议宋英宗下诏，“明告中外”，称濮王为皇考，以正名号；同时宣告，不会为濮王“立庙京师”“干乱统纪”。 而在辩白的同时，宰相、副宰相也在继续采取“动人”的“硬的一手”，决定从曹太后身上下手。“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二十一，“中书奏事垂拱殿”，中书门下省官员在垂拱殿向宋英宗奏事，“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一道由韩琦拿着，“以祠祭致斋”，以有祭祀活动给曹太后送斋饭为由，声称宋英宗“特遣中使召与共议”，呈送曹太后。 “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宰相、副宰相退出垂拱殿，外面就传言，濮王已经议定称皇考。 “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中午，曹太后果然派“中使”即宫中使者带着“实封文书”到中书门下省，同意濮王称皇考，宰相、副宰相不禁“相视而笑”。 然而，宰相、副宰相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很快，民间传出“谣言”，所谓曹太后的“实封文书”，并非曹太后“手书”，更不是出于曹太后本意，而是有人写了文书，灌醉曹太后以后诱导曹太后改了“御宝”即印章，是“欺天人”之作。 吕诲等听闻曹太后同意称濮王为皇考，立即上奏宋英宗：“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 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 随后，把受任御史职务的任命书“诰敕”交还朝廷，回家等待治罪，并请求早日得到处罚。 但宋英宗却不准他们辞职，“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把他们交还还的任免状包装、加盖“玉玺”后，派宦官陈守清还给他们，传令让他们上班。 但吕诲等人“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因为给宋英宗的进言不被采纳，虽然接受了任命书，却依然在家等待处罚，不上班。 而宋英宗虽在安抚吕诲等谏官，尊崇濮王，却仍在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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