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一场科考是中国 1300年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个场。尽管是风雨飘摇的时节，但是许多人还是将此次科考视为一次重要的机会。当时甘肃有几十人参加考试，最后有数人考中进士。 数年后，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这几位甘肃末代进士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在清王朝垮台之后，这些进士们是如何再就业的呢？ 过去，人们谈到科举人物的时候，都是以甘肃地方绅士来看他们的。也有些人，站在批评科举制度的立场上，以遗老遗少的角度审视这些末代进士的。 
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通过大致公平竞争考出来的学霸，其学习能力，智商水平，远远高于那个时代平均水平。 大清王朝垮台后，他们也走出了一条各不相同人生之路。 不管科举制度有多少弊端，但是他所培养出来的人，确实值得我们敬仰。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清王朝的进士们往往选择了服务桑梓，培育人才，急公好义，挖掘地方文化等事业。可以说，这几乎每一个进士的责任和义务。 这正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士大夫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正是我们今天许多知识分子没有的。 当年废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是划时代变革。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甚至要超过辛亥革命。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改变了当时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读书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喜欢吃浆水面的人们可能知道，清末兰州进士王烜所写《浆水面戏咏》，“消暑凭浆水，炎消胃自和。面长咀嚼耐，芹美品评多。溅赤酸含透，沁心冻不呵。加餐终日饱，味比秀才何？” 写这首诗的就是末代进士王烜，是兰州人，考中进士后被授予户部主事，随即因为母亲病逝返回兰州，1909年回京复职，辛亥革命后，先后担任四川某县的征收局长、灵台县县长等职。1916年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到广州担任护法国会参议员，出席广东制宪会议。1923年曹琨贿选总统，王 刚直不阿拒不投票，最后挂冠而去，回到了兰州。 维护正义是甘肃末代进士的普遍特征。这一点，在王烜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说曹琨贿选时，来自全国各省的大部分议员都拿了曹的贿赂。据说，只要投曹琨一票就能够得到4万大洋。这不仅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就是在今天也是很大的数字。 王烜回到兰州后一直从事地方的文教、救济等事业。20世纪20年代甘肃正遭受着空前的灾难，地震、旱灾、兵祸连接，曾经主持甘肃省政务的刘郁芬，给南京国民政府报告灾情时说道，甘肃当时是赤地千里，数百万人受灾。王烜主持了兰州的丰黎义仓，尽自己的力量救助灾民。 从1929开始，他参与甘肃省新通志的编纂，负责外交、军事、文化等部分的编写。 这位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期的末代进士。在解放后担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
同样是末代进士，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榆中青城人杨巨川，在省内有着相当的影响，曾经担任甘肃省第一任文史馆馆长。他也是甘肃比较早的同盟会会员。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当年匆忙废除科举制度所代来的弊端。在实质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巩固清王朝的作用，相反把一大批依赖科举制度的谋求一官半职的读书人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许多人也因此彻底认识清王朝的腐朽，开始极力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1904年，杨巨川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随即被派往日本考察法政。在日本期间，晋见了孙中山，就此加入同盟会。 从日本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新田等县知县。辛亥革命后回到甘肃，先后任敦煌、固原等地知县。 在敦煌担任知县期间，当时敦煌千佛洞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白俄、奸民肆意刮金、揭画，对敦煌千佛洞破坏非常巨大。杨巨川亲赴现场清理流沙、维修栈道。制定了规章制度，千方百计保护莫高窟、为保存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后来因为陆洪涛强行摊派烟亩征税，杨巨川几次上书甘肃省政府，均被置之不理，愤然辞官回乡。 后来被推荐主管五泉书院，在甘肃学院讲授诗学。解放后，担任甘肃省文史馆首任馆长。 曾写有《戊辰》的叙事诗，纪录了当时兰州市井状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纂的《青城记》，共有五万多字，比较翔实地纪录了青城的各种风物，成为今天后人们研究青城的一本珍贵资料。 甘肃的进士基本上走了一条济世救民的道路，他们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在寻求造福众生的道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写的这句名言成为甘肃进士的写照。 纵观甘肃进士的命运，他们大都顺应了所处的时代，接受外来新鲜事物，1903年考中甘肃省举人第一名的邓隆就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成为甘肃工商业的先行者。 邓隆从小好学，十几岁入庠序，成秀才。杨增新知河州，振兴地方教育。邓隆考取衙署受课，学业猛进。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考得解元，翌年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任用。
民国时为甘肃省议会议员，历任甘肃官银钱局坐办、甘肃榷运局局长、夏河县长等职。离开政界后，潜心实业，赈济。特别是他研究西夏文方面成为西夏学的开路者之一，。 当年邓隆从四川南充回到甘肃以后，就率先创办了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正是时局混乱的1913年。尽管那个时候，瑞典的“洋火”已经行销全国各地，但是光明公司生产的“轮船”、“朝阳”牌火柴仍然畅销西北地区。后来又创办了甘肃织呢公司，利用左宗棠留下来得设备生产呢绒。 １９３８年，为施药抢救华林山发生疫病的壮丁，染病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邓隆关心民间疾苦，热心慈善事业，率先捐款200银元救助海原大地震的灾民。1929年甘肃大旱，他奔走呼号，掩埋死者，发放农具、种籽、粮食。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篇，纪录了人们所面临的灾难。 透过士所走过的路，我们发现他们并不顽固守旧，相反他们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新生事物。不论在何种条件下，一直恪守读书人的做人准则，走着一条济世救民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