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4年4月14日，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对我校公众考古学中心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不但慨允担任《公众考古学》辑刊学术指导，还亲自挥毫给辑刊题写书名。2015年3月18日，先生应邀到首都师范大学给师生作报告并耐心回答学生各种问题。讲座内容后据录音整理成文，经先生审阅后刊于《公众考古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借此文章，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严先生讲座中 对考古学的定义大概有十几种，但是大都差不多，不过要下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却并不容易。我们国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考古学》，后来又组织编写了一大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卷首有一个总论也说到了考古学的定义。他前后的两个表述就不太一样，一个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古代生活的情况，另一个则说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夏先生本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不管有多大差别，有两项内容是离不开的：一是必须通过实物；二是要研究历史，人类古代的历史。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大家都很明白的，其实就算是考古学家、考古学者的认识也不是完全统一、非常明确的。 我说一个故事，我当学生的时候，毕业那年（1957年）要进行实习，在河北省的邯郸。我因为有事儿在学校里耽误了几天，到工地附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工地具体在哪，就问一个老乡：“您知道这儿有一个考古的在哪儿啊？” 他不知道：“考古的？” 我就说：“就是往地下挖的。” “哦”，他说：“就是挖宝的啊！” 我说：“不是挖宝的，就是……”我就跟他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后来，他当了我们的民工，他还是怀疑。 我说：“你说我们是挖宝，你看我们天天挖的是什么？很多都是陶片啊、石器啊，都是这些东西，你还不明白吗？” “嗨，你们就是骗我们的，我们白天就挖这些玩意儿，晚上你们就再挖下面呗。”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挖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你跟他几句话哪能解释得很清楚。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也看了不少考古学的著作，看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对于考古学是怎么表达的。后来我琢磨了一个定义：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与古代人类社会相关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根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我解释一下，这里面首先讲考古学。刚才有位同学跟我说，考古学是研究实物遗存。没错，但实物遗存在哪里呢？你不得寻找吗？它不是直接摆在那儿的，所以考古学也要研究如何去寻找。等寻找到了有实物遗存的地方，你还得探讨怎样获取它。在考古学上讲就是发掘，你得把实物挖出来。通过寻找和发掘取得了资料，这是一套学问。这个学问在考古学里面叫作“田野考古学”，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干的。农民有时候也能刨出一些东西来，但那不是考古，即便他不是为了挖宝，他刨出东西捐献给国家，那也不是考古。考古学一定得有一定的方法。 考古学家主要在野外工作，野外天地那么大，究竟到哪里去找呢？不可能到处都有遗址，所以得有一套寻找遗址的办法，我们称作“考古调查”。调查到遗址，我们还得根据具体的学术目标考虑哪些遗址值得发掘。关于怎么发掘，还得有一套办法，叫作“田野考古学”。当然，学科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一开始最基本的是在地面上进行发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到海洋里调查，这叫“水下考古”，比如近年来的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此外还有航空考古，有些地方我们人不太容易去；或者说我们也能去，但是在地面上不容易看清楚，在天上反而可以看清楚。就像一个地毯，地毯上面有花儿，如果一只猫在地毯上玩，地毯上的花它看不清楚，但是一个人站在地毯上一看，这个花儿就看得清清楚楚，这叫作猫视和人视。航空考古就相当于人视，它站得高，一下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情况，所以我们发展了航空考古。 还有卫星考古。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资源卫星项目主持人的儿子，在非洲跟一些考古学家进行发掘。考古学家说，我们搞这些古老的东西，你爸爸可是搞最先进的，跑到天上、跑到太空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之间架一个什么桥梁呢？他说，我在你们这里发掘不就是桥梁吗？考古学家说，那不行，你对你爸爸的那套根本不懂。然后他回去就跟他爸爸讲了，他爸爸说可以考虑。后来，他在卫星照片上看到，在希腊科林斯（科林斯地峡）曾经修过一条运河，我们在地面上找不到，可是在卫星图片上地峡就是一条线，那条运河就出来啦。根据不同的红外、远红外的波段，不同东西对于土壤的不同反应就显示出来啦。所以不要小看了田野考古学，新的科学技术都可以用到上面，它是一门科学。
根据定义，考古学既然是研究人类社会，那么它当然属于历史学科。有人问我恐龙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不懂恐龙。越过人的界限，就不是我们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了。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是一个过程，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遗址，我们往往要挖很多很多年，比如大家熟知的，中国学者自己最早发掘的安阳殷墟。安阳殷墟是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里面一个考古组开始着手发掘的。一开始听说那里有甲骨，还有甲骨文。有甲骨文就可能跟殷代有点关系，便开始了实地发掘。1928年到现在已经87年了。很早就在那儿发现了宫殿，发现了王陵，商代晚期的，出了很多甲骨文，甲骨文的档案都出来了，一个坑的甲骨文。但是作为整体的殷墟考古，一直到现在还年年都在发掘，年年都在勘查，完全清楚了吗？不，还早着呢。所以考古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就出来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它是一个逐步发现、不断研究深化的过程。在过程中，考古学所应用的手段会不断地提高，不断地科学化，所以它是一门生长的学科。刚才我讲的调查、航空考古、水下考古乃至卫星考古，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卫星本身也没有多少年。总而言之，考古学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学科。 考古学既是历史学又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跟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是不一样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科学要实证，是可以验证的。比如说水分子，我们学过初等化学，一个水分子，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你不信你就做实验，而实验结果都是这样。它是可以被验证的，可以重复的。考古呢，当然不像氢氧原子构成水分子那个实验法。它在时间上是可以验证的。我们经常讲考古地层学，就是说压在下面的东西要比上面的东西早，早的东西你总不能钻到底下去吧？我们考古学之所以讲地层，是因为地层是一层一层的，底下的早，上面的晚，这是不会改变的，不信你可以去验证。举例来说，我们发现一个存在黑陶的地层在一个出红陶的地层上面，根据这个现象就可以认为黑陶比红陶晚，你不相信可以再挖，肯定是红陶的地层在下面，黑陶的在上面，不会反的。所以说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验证。 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说过一段话：“考古学引起了历史学科的变革，它扩大了历史学的空间方位，犹如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的天空视野一样，它把历史的视野往后伸展了一百倍，就像显微镜为生物学揭露了隐藏在巨大躯体内的细胞组织结构一样，考古学又像放射性给化学带来了变革，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段话我解释一下，他都是拿自然科学的东西来打比喻，这种比喻就说明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它跟科学分不开。 举例说明。柴尔德说考古学像望远镜一样，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历史学多是研究历史文献，但如果是研究早期文明，像最早的几个文明：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古代中国，那就出问题了。前三个地区的面积加起来还不到全世界面积的1%—2%，把中国加上也不到3%—4%。但是，除了南极洲以外，那百分之九十几的地方也有人啊。这些地方也有历史，只是他们没有文字，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是什么。拿我们中国来讲，中国有56个民族，但有几个民族有文字，有自己的历史记载？除了汉族以外，大概还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别的民族几乎没有。如果只是用文献来研究历史的话，那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大部分民族，难道都没有历史吗？当然也有，他们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可口口相传的历史能传几千年、几万年吗？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地方只要有人生活，就会有实物遗存，所以都有可能利用考古学去研究他们的历史，这样考古学就一下子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空间。 然后他又说“把它拉后了一百倍”。什么意思呢？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常识，人类最早的历史———古埃及的历史，是公元前3 000多年，也就是离现在5 000多年。但是，人类的历史可不止5 000多年。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呢？这个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说从猿到人，走入人类这条支系以后大概有200万—300万年。一种认为那不算人，那都叫作直立人、早期智人，应该从晚期智人算起，或者称为现代人，现代人也有好多万年。如果从两三百万年前算起的话，那人类的历史可就不止被提前一百倍了。所以考古学，只要有实物遗存留下来，就可以进行研究，它不受文字的限制。 第三，从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来看，我们现在的历史包括这么几段，一是史前史（或者叫作原始社会史）；一是早期文明的历史，早期文明的历史就是之前我讲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的历史，也包括古代中国早期的历史。但除了古代中国以外，那几个古代文明几乎都没有文献记载，都是靠考古发现的。具体来讲，考古除了发现实物以外，也发现了很多文字，像古代埃及的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希腊的文字。 西方有一部片子，叫作《寻找失落的文明》，就是说那些文明已经失落了，那些文字谁也不认识，是后来靠一些学者去探讨、研究，最后才好不容易把它释读出来。所以，中央电视台就有人找我说，严先生，您能不能主持一个我们中国版的寻找失落的文明。我说，我们中国没有失落的文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清楚得很。为什么呢？我们中国，比如说商代，这是中国的一个早期文明了，它有文字，这个文字就是甲骨文，没有失落啊！一个完全没有学过甲骨文的人，给你拿一片甲骨来，有的字你立刻就能认，因为过去字的规律跟现在是一样的，一横就是一，两横就是二，三横就是三。即使有些字变了样，但语法跟现在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它里面多半是占卜、问神、问祖先的句子，每片基本都差不多。即使你完全没有学过这个，你多念几遍可能也就会了，因为当时的语法跟现在是一样的。再说古埃及文明，现在古埃及地理范围内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不是原来古埃及人的后裔。同样，两河流域、古印度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只有中国的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文明不是一个失落的文明。我们需要寻找古代的文明、早期的文明，但不必找失落的文明。 既然考古学建立了史前史，建立了早期文明史，那么对于文献已经比较丰富的历史阶段，考古学还有什么作用吗？我认为照样有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说，我以前在北京大学国学院指导过一些博士、硕士（国学院招收文、史、哲、考古四个方面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原来读中文系的学生，他对汉赋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二京赋》———就是长安跟洛阳非常感兴趣。《二京赋》讲得那么生动，两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文学作品记载的历史又有多少真实性呢？当你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故城的情况就很清楚了，我们甚至可以知道城里面的布局。像汉长安城里面的未央宫、唐长安城的外郭里坊，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后来那个学生把考古学资料和文学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写出了一篇很成功的博士论文，当时学校就很欣赏这种做法。所以不是说有了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知道秦始皇这个人很残暴，好大喜功，修了长城。虽然长城在历史文献上有记载，但长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去调查。哪是秦长城，哪是汉长城，哪是明长城，哪是新修的长城。文献记载秦始皇发70万刑徒修骊山秦陵，但秦始皇帝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考古学研究，我们基本弄清了它的整体格局。目前，我们仅仅挖了几个秦俑坑（就是给他陪葬的坑），其中一号坑还只挖了一部分，就已经让这里变成了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原来谁能想象到这里的塑像有那么高的艺术水平？从历史文献上我们只能了解到秦始皇很残暴，发70万刑徒（奴隶）去修他的墓，但具体修成了什么样呢？虽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全部了解了，但通过考古工作，皇陵的规划、布局是清楚的，包括秦俑坑的情况。 我们中国是丝绸之国，中国的丝绸有历史。但中国古代的丝绸有着什么样的水平？是怎样织的？我们不知道，因为通过文献记录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也没法知道。马王堆汉墓发掘以后，那里面有大量的丝绸，各种各样的织法，其工艺水平可以说跟现代差不多。其中有一件蝉翼纱。一件纱，一件上衣，为什么叫蝉翼纱？因为那种纱衣像蝉的翅膀一样半透明。刚挖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出土的东西，有点土色，摆在当时的一个临时展柜里。可有一位姑娘她不知道那是文物，看到桌子上有不干净的地方，就把它拿来擦桌子，这可了不得。这件事把后面知道的人吓坏了，赶紧拿去清理，还好着呢，一点没坏，干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件上衣。有多重呢？49克，一两还不到。这是汉代的水平。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湖北的江陵，有一个马山一号战国墓，比马王堆汉墓还要早。因为是一种特殊的保存条件，衣服都保留下来了，其中的丝绸跟马王堆差不多，织的水平也非常高。像这样的东西从文献上怎么去了解？没法了解。 还有中国的铁。在古代社会，铁是很重要的，那是战略物资。什么时候开始有铁的呢？不知道。但我们现在慢慢知道了，中国的人工冶铁，大概是从春秋时期或者西周晚期开始的，也就是距今两三千年。中国因为此前制作青铜器，有一套非常高的冶炼技术，可以直接拿来冶炼铁，所以在春战之际，大约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就知道把铁化成水，倒模子铸生铁了。冶炼铁是很难的，跟冶炼铜不一样，欧洲能够制造冶炼铁要迟至17世纪。所以，我们从文献上能知道春秋战国可能有铁了，但是什么铁呢？不知道。考古的好处就是：你不但能发现铁，还能知道这个铁是怎么制造的。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冶炼铁的炉子，还有做铁器的模子，有陶的，泥的，还有铁的。从这些例子来看，考古学大大充实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 再说陵墓制度。考古学家发掘过几座帝王陵墓，知道等级制度在墓葬里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周代有所谓的用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就只能用五鼎，这个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墓葬，就不清楚。墓葬一挖，里面这个人是什么等级就清清楚楚。 考古学补充了很多历史学的内容，社会史、经济史、生产史、技术史，还包括艺术史等等。现在能够留下来的古画，最早不过唐宋时期。但是通过发掘，墓葬里面的壁画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甚至春秋战国。 很多历史文献无法讲清楚的事情，可以通过考古学展现出来。因此，总体来讲，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无论是年代、研究地域，还是研究内容，都大大丰富了。不是像有些学者讲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像一个马车的两个轮子，研究历史缺一不可，一定要有一个文献的历史，也一定要有一个实物的历史。你们看我刚才讲那么多，就不像两个轮子，两个轮子不相称，考古这个轮子太大了，对吧？所以它们不是并行的，考古学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是历史学本身的一个革命。 我讲了半天，好像考古学是个万能的学科，其实考古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局限在哪里？首先，考古学的目标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人类的社会，不管是比较低级的还是比较高级的，它都不是全部以实物遗存的形式留下的，不全都是表现在实物上的。比如说，我现在讲话，这个话本身并不是实物，但我讲的内容也是我们现在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学就一无所知。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旦有地震来了，大家都被埋了，以后考古可以发现地层下面有很多的座位，我这有这么一个座位，我肯定是讲课的，你们一定是听课的，或者是我在作报告，你们是听报告的。可能会有黑板，或者有一些辅助我讲课的东西，仅此而已。你还能有更深的了解吗？所以，考古学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只是实物，而它的目标却是研究社会。这是有差距的，并且这个差距不是很容易就能弥补上的。所以，很多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论都是想拉近这中间的差距。 其次，即便是实物遗存，也不一定都能留下来。比如我们研究旧石器时代，靠什么来研究人？得靠化石，就是说人的骨头都变成石头了。这得有条件，人如果死了，腐烂掉了，在地面上不可能变为化石，即使是被土掩埋了也不可能变为化石。它需要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被掩埋，掩埋的环境得有地下水，里面包含钙质，钙质不断取代骨头里的有机质，使它慢慢石化，变成石灰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化石就没法形成。所以，不是什么都能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不是什么实物都能留下来。 另外，即使是能够留下来的遗存，我们也不一定都能发现。尽管我刚才讲了半天，说我们有套办法，但也不能把什么都发现；其实，绝大部分是发现不了的。那么，发现了以后，有多少能够发掘呢？也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发现的遗址数以万计，而我们发掘的遗址最多也就以百计，而且也不是每一个遗址都完整地发掘了，很多都只挖了一部分。刚才我讲的殷墟遗址，挖了87年也没有挖完，只能挖一部分。我还要强调，这发掘的一部分中，能够做到科学发掘，一点不失误的，只占更少的一部分。 这样得来的资料，要复原古代的社会、历史，谈何容易？所以不断有学者想建构一些方法，搞一些理论的思维，比如中程理论之类的。这在西方比较流行，有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等各种各样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东西一下进来了。当时很多年轻人问我，严先生，他们这些理论，一个人这么说，一个人那么说，到底哪个对啊？我说，你不要被那些理论吓倒。有好多人的考古实践很少，却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头头是道，是那么回事儿，其实不一定。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了解、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使这些资料得到科学的解释，可以用它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就是好的理论。 考古学既有优越性，又有局限性。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定要做到头脑清醒，即使你不是学考古的，看到有些考古报告，或者考古论文，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要轻信，再检验检验。 最后我再谈谈考古学的危机。我们现在每天都在高速地建设，你们知道，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从丹江水库把水调到北京来，挖掉了多少遗址，毁掉了多少遗址！我们的高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发展得快，一个高铁也要经过很多地方。还有更严重的，叫城市化。城市化是什么意思？是大量地毁灭，大量地建设。把历史文化都给毁灭了，甚至盖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很多人怀旧，寻找旧北京，哪有啊？就一个天安门，就一个故宫。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现在所说的遗址公园，现在大量地在搞遗址公园，但哪个公园没有建设，建设就要动土，动土就难免毁坏地下的东西。 最近我从微信上看到，冯骥才写了一个东西，写得还不错，他虽然不懂考古，但这些东西讲得挺好。他说现在的建设性破坏非常厉害，大家都觉得是在干好事，其实是在破坏。所以考古学有危机，非常大的危机。那么怎么办？就得普及考古学知识，让比较多的人了解考古学是怎么回事儿。把这些东西完全毁灭了等于把我们的根脉给断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些年，我发现了一个相当流行的词，叫作“公众考古”或“大众考古”。我看了一些材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南京大学办的《大众考古》杂志。这个杂志办得不错，图文并茂，懂考古的、不懂考古的都可以看。总之，我们要唤起民众，要珍视祖宗的历史，珍视自己的根脉。保护文化遗址、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我就讲到这儿，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提提问题。
△严先生在讲座后与首师大师生合影 学生：严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公众考古，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它在中国的发展。 严先生：我们过去，特别是学校里，有一些实习。我们发掘出来一些东西以后，常常在当地做一个展示，给当地老乡们讲一讲。首先是那些民工，我们平常就和他们天天在一起，给他们讲；还会办一些展览，让大家了解我们不是怪物，我们是在进行考古工作，这实际上就是公众考古。过去和现在不同，如今“公众考古”这个词一出来，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有不少单位也很重视，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但目前做得好的并不多，我自己了解的就是《大众考古》杂志，一般的活动最多也就几百人参与，影响不会有多大，而这本杂志全国都可以看到。总之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提倡，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考古学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来保护古代的遗产。当然，要每个人都很懂考古学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那么去要求。 学生：严先生您好，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考古学这条道路的？还有，我们这些后辈应该如何来开展自己的考古研究呢？谢谢您！ 严先生：我小时候迷恋自然科学，想当爱因斯坦。我考北大，北大不是以科学民主著称吗？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我就是冲这个赛先生来的。结果呢，没有考上物理系，因为我选的专业太窄了。我就喜欢理论物理，理论物理一年就招10个学生，后来我就跑到历史系了。当时我们考古专业的主任苏秉琦先生找到我，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了一下，跟我说：“听说你喜欢理科呀，你来学考古吧，虽然它是个文科，但考古是个边缘学科。”他说：“第一呢，考古会用到很多理科的东西；第二呢，好像你也喜欢画个画之类的，考古经常要画图的，你过来吧！我们这正好缺一个班长，你来当班长。”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过来当然也还是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我看见刚才有几个同学拿着我那本《足迹》。《足迹》是我走的足迹，里面介绍了我是怎么走上考古之路的。第一篇就讲的是裴文中先生带我在内蒙古实习。裴文中，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其实那个时候他才50多岁，我们都说他是个老专家，都“裴老”“裴老”地叫。裴老这个人非常风趣，他能把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讲得让你挺开心，觉得是那么回事儿。我开始知道，考古学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拓展人思路的学科。这是起了一个头。 我真正进入考古学是在邯郸实习的时候。在那里我认真地发掘了两个遗址，才知道什么叫作地层学，什么叫作类型学，这么一套方法整个顺下来以后，我可以把龙山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我还把早商和西周的遗存也分了两期。这个西周遗址的两期，就是到现在照样没有错。这是我第一次实习，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按照考古学的这套基本方法认真地去做了。我作为一个学生都能做到这样子，自然就为我研究考古学奠定了一定的信心，然后就不断地深入，这以后的路子就长了。 我一毕业就留校当老师，而且不但当老师，还到了我们教研室当秘书。这样我就势必要考虑怎样教学的问题；势必要考虑作为一个秘书该怎么工作，整个学科该怎样布局的问题。当老师有时候有好处，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要指导学生，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研究。所以当老师有当老师的好处，我是深深地体会到了。 学生：严先生您好，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听您精彩的报告。您很早就提出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认为它分布于野生稻边缘地带。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理论是如何提出的？谢谢！ 严先生：关于稻作农业，我有一本书叫作《长江文明的曙光》，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叫作《稻作文明的故乡》。还有一篇我跟一位日本学者，号称“日本的郭沫若”的梅原猛先生的文章。梅原先生兴趣非常广泛，他写了两百多部书，原来是研究西洋哲学的，后来又对东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觉得西方哲学过分强调“个人”，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东方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现在看来，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好像东方哲学更有效。比如说原来以为东方哲学是落后的、保守的，后面“亚洲四小龙”一起来，中国发展得这么快，那显然不是落后的、保守的，所以他就转向研究东方哲学。那么东方哲学也应该有个基础，他说“西方哲学是建立在小麦、大麦的基础上，建立在旱作农业的基础上。东方应该建立在稻作农业的基础上”。因为东方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吃大米的，比如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度等，中国其实大部分也是吃大米的。他一听说我是研究农业起源的，就一定要跟我对谈，我们对谈了两次，然后在日本出版了这本《长江文明的曙光》。 我一直认为，水稻的起源地是长江，而不是华南。过去一些农学家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或者起源于东南亚，又或者起源于云南、缅甸到印度阿萨姆山地一带，没有人讲是从长江起源的。我从考古发现、历史上关于野生稻的记载以及现代野生稻的分布几个方面琢磨来琢磨去，认为应该是从长江流域起源的。为什么？我提出了一个边缘论。因为在华南、东南亚和印度野生稻多得很，到处都有野生稻。不但野生稻多，别的食物也很多，果子也很多（就是可以吃的根茎类），所以那里采集经济一直比较发达。我有时候跟广东人开玩笑，我说你们老是喜欢吃生猛海鲜，就是你们老是采集，对于北方的种植农业和在种植农业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烹饪技术你们不懂。这一方面是开玩笑，一方面也确实有关系。 长江流域为什么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呢？因为长江流域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现代的发现，都有野生稻，但是不多，它是野生稻分布的边缘。那么边缘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江西的东乡现在还有野生稻，我专门在那调查过；湖南茶陵也还有野生稻，但是不多。长江流域的文化很发达，文化发达人口就多，人口多对食物的需求就多，而长江流域又有一个比较长的冬季，冬季的食物比较匮乏。食物匮乏，就必须得有一种可以称作食物的东西能够储存到冬季。什么东西能储存？稻谷能储存。开始不会很多，但当个补充总有点好处。所以，人们就开始驯化稻子，把野生稻慢慢驯化，逐渐演变成栽培稻。这个过程是在长江流域实现的，不是在华南，更不是在东南亚和印度实现的。 我的这个理论一出来，美国的几个考古学家很感兴趣。有个考古学家叫马尼士，在墨西哥做过40年玉米的考古，在西亚也做过小麦、大麦的考古，就没做过水稻，所以他就一定要找着我。后来我们合作在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做了两年考古。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发现稻子，但是发现了很多稻子的植硅体，大体上也能说明那里比较早就开始有驯化的过程。正在这个时候，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两粒稻子，这个稻子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我们也正需要这玩意儿。后来美国哈佛大学有个学者叫作巴尔·约瑟夫又找到我，跟我合作在道县玉蟾岩发掘了两个季度，非常遗憾，我们挖的那个地方倒是出了一些稻子，就是有点扰动，考古一有扰动，就不能作为实证了。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比如植硅石之类的研究证明一万多年以前确确实实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稻，但是正式变成栽培稻，变成另外一个种，比较晚，得出现水稻田。现在，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最早的水稻田是在长江流域发现的，这不就是考古实际证据嘛。 我给你们说个笑话。稻谷里面有两种稻子，我们中国汉代就有这两个词儿，一个叫粳，一个叫籼，就是粳稻和籼稻———稻谷的两个亚种。日本只有粳稻，就是圆粒大米；而泰国、东南亚只有籼稻，就是长粒大米。我们中国这两种都有。虽然在汉代这两个词儿就出现了，但是农学家不知道啊。因为日本都是种的粳稻，农学家就把这种稻子叫作日本稻；那种比较长的就叫作印度稻，农学家认为这种稻子是从印度起源的。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日本的很多学者也都觉得不管是粳稻还是籼稻，都是从中国过去的。那么是怎么从中国过去的呢？就得找通路。他们认为是从长江口过去的，中国在浙江河姆渡发现了比较早的稻子，河姆渡离长江口不远，便是从那儿过去的。 但我说那怎么过得去呀？因为传播发生在公元前好几千年，公元前四五千年也就是距今六七千年。那个时候能够在海上航行的人，只能是渔民，不可能是农人。那渔民会带稻谷吗？即使他也吃一点稻米，那也是带大米呀，不可能是带稻谷，对吧？而且他怎么到日本呢，他怎么知道那边有个日本呢？他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是很偶然的机会，有个什么狂风之类的把他吹过去的。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就算真的吹过去了，这人也是九死一生了，九死一生的人上岸，日本人不认为那是一个怪物吗？不把他宰了才怪呢。他会教日本人种稻谷吗？种稻谷不是说我拿了东西给你，你就会种了，那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收割以后的稻谷也不能直接吃，还得把它加工成大米。 这个过程怎么教会日本人呢？不可能的。我给你们打个比方，我们云南有一个苦聪人，住在山野里面，没有房子，当然也不种植任何东西，靠采集野果子为生。1949年以后，我们觉得苦聪人这些兄弟太苦了，就把他们找回来，给他们盖房子，也给他们送大米吃，教他们怎么做饭，教他们怎么种田、种水稻。可他们觉得这样苦死了，搞了一段时间就跑了，跑了以后又把他们找回来，如此六次才基本上定下来。那被暴风吹到日本的几个渔民，既没有共产党干部的那种干劲，那种民族政策，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他都九死一生了，怎么可能会教日本人搞这种东西，不可能的。 我们那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好几个人一块儿对话。樋口隆康先生也算我的老朋友，比我年纪还大，他就认为水稻是从长江口传播过去的，结果其他人都站在我这边来攻击他，那时候正好要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他说我又不是萨达姆·侯赛因，你们为什么老攻击我。所以，水稻的传播行为，只能是从长江到胶东，从胶东到辽东，从辽东到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到日本，这是一个接力的过程。这里面有很多说法，我今天不展开了。这是有很多事实证明的，年代顺序也合适，所以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认可我这个说法。 学生：严先生您好，谢谢您作的这个报告，使我受益匪浅。有一个问题，我是外行的，想问一下您，考古地层学都关注哪些方面？ 严先生：考古学所谓的地层，就比如说，有一个房屋倒了，它就会形成很多垃圾，地下就成层了，你要是把它切开，它上面的一层就是房屋的垃圾，下面的就是原来的地层，不就是两层吗？或者我们平时倒垃圾，老在一个地方倒垃圾，那垃圾慢慢就形成一个层，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以形成地层。你说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很多初做考古的人不懂地层形成的过程，以为在一个遗址里面，一个时期就是一个地层，不可能的。一个时期可以形成很多地层，而地层往往都是局部的，不可能把一整个遗址都覆盖上，除非有一个人为的活动，要把这个地平一平，再垫垫土，那不是自然形成的地层。所以地层其实就是一块一块土叠上去的，这样势必有一些在下面，有一些在上面。下面的地层是早的，上面的会晚，晚的时候不可能把东西堆到早的地层下面去，对不对啊？这个很好理解的。 有的人根据地层中偶然发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上面的地层出来根粉笔，而下面的出了个杯子，就认为这个杯子比这个粉笔早，但要我说那可不一定。我们要明白地层与它里面的遗物之间的关系，因为东西是制造的时候形成的，不是废弃的时候形成的。那么，再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个现在的瓷器，我家小孩不小心把它给打碎了，我把它扔了；后来，我买了一个明清时期的瓷器，小孩又不小心把它打碎了，我又把它扔了。那么很明显，明清的瓷器就扔在上面，反倒当代的瓷器在下面，你不能根据这么一个地层就说，当代的瓷器早于明清的瓷器，不是的。所以要分开。 那么考古学又是怎样根据地层来把这些器物的早晚分开的呢？这就有个概率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老是现代打碎的都在下面，明清打碎的都在上面，这不可能的。所以，类型学的创始人，瑞典学者蒙特留斯认为，这样的过程应该重复三十次，才可以从偶然性变为必然性。我们根据多年考古工作的经验发现，不需要三十次，有那么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是一群器物，一两次就可以了；如果是单独一件器物，就得重复多次。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不是说在下层的东西一定早，在上层的东西一定晚。 学生：严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考古学研究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您刚才讲了考古学的危机，我感觉它主要就是和现在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矛盾。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它的矛盾并给予一些帮助，扩大这种社会影响，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这种危机？谢谢。 严先生：这就是刚才讲的公众考古学的功能。到底我们古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有的人会发问，你学历史有什么用，学考古有什么用，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我说，人生活在世界上，并不只是为了吃和穿，当然没有吃、没有穿是不行的。你说我们发射卫星花多少钱，那能吃能穿吗？但它代表了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它是资源卫星也好，国防卫星也好，确实是有用的。很多学科都不是为了能吃能穿的，但是能提高人的素质。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应该有个追求，应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议论嘛，说中国人怎样怎样，你们可以打开微信看一看，这些事太多了，那些人都缺乏文化修养。而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对你的科学素养，对你的传统文化素养都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上帝造人是不是也还有可能啊？中国古人说的盘古开天地有没有可能啊？了解了考古学，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学生：严老师，我是一个考古爱好者，对于我来讲我非常关注您刚才说的一件事情。刚才您提到目前发现了很多遗迹，您说发现的遗迹是数以万计的，但发掘的只不过数以百计。我也能理解咱们现在可能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比如说秦始皇陵或者明十三陵这样的很多皇陵都没有被发掘。从考古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是特别着急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些皇陵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作为一个考古专家也特别想了解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吧，目前有没有一个发掘规划，还是就一直这样等下去呢？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严先生：为什么我们不挖古代帝王陵墓啊？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特别是保护的技术不过关。挖出来挺好，但是你怎么保护呢？不如留给子孙后代，当科学技术更加进步，保护条件更好的时候，人家有兴趣，再挖开。 但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最近挖了一个帝王陵———隋炀帝陵。为了保护运河，我们在运河旁边的一些地方适当地做了点考古发掘，挖了个很小的墓，但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帝王陵。虽然很小，但是墓志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他。所以我说这是个大好事。什么大好事呢？我们历来都认为隋炀帝是个花花公子，花了国家多少钱去修了那么一条运河，就为了到江南去看琼花。历史不就是这么记载的吗？你现在看看秦始皇是个什么陵，再看看隋炀帝是个什么陵。秦始皇干了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干了什么，隋炀帝建了一条运河。长城在当时是起了点作用，但也不都是秦始皇修的，早就有了，他把它们连到了一块而已。运河这么长，水只能从高处往低处流，它怎么修呢，当时用了很多科学技术。比如说，山东南旺那个地方，有好几层梯级的提水坝，把水提过去。而且运河现在还在用啊！世界上哪有第二条运河有这么长，有哪条运河从隋代（当然后来还有继续再修，隋代没有京杭运河，它是到洛阳）到现在还在用，还在发挥作用？运河起到的经济效益有多大，对民族交融、南北交融的作用有多大，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我就觉得应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果然一下子就通过了。连长城都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运河比长城价值高得多，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呢，应该给隋炀帝翻案。 学生：严先生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听到您的讲座。最近在石峁发现了城址，它的规模比南方的良渚城还大。那么我们怎样认识在这样一个地区存在这样一个城，在这样一个新石器时代存在这样一个阶段？我想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严先生：石峁我们也都感到很惊讶。石峁城在陕西的北部，属神木县，这地方现在还比较荒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山上修了一个三四百万平方米的城，有内城、有外城、有皇城。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但石峁城我还真上去看了一下，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词。因为我知道，范仲淹曾经戍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叫麟州，有首词叫《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我小时候就念过这首词，到了那里我一看，不就是石峁！在龙山晚期到相当于二里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公元前2 000年前后，在山上有这么大个城，出了很多的玉器。 后来我自己也填了一首词：“石峁山城风景异，老夫迈步登石级，走近东门寻彩壁。残迹里，红黄白色皆鲜丽。巍巍皇城居重地，层层叠石围墙壁。礼玉玲琅璋与璧，惊未已，文明火炬边城起。”因为东门那儿有彩绘的墙壁，石头砌得非常好，而且画的彩画，有红的、黑的、绿的、黄的，好几种颜色，非常鲜艳。但可惜了，它不可能都留在墙壁上，很多都垮下来了，有的一块一块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石峁城还有个皇城，也都是石头砌的，砌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光看这座城，你是看不明白的。后来我们将这城里发现的东西与周围的进行比较，比如说一些陶鬲，跟山西陶寺遗址的几乎一样。它作为一种文化，差不多能覆盖整个陕北，甚至还覆盖了二里头的一些地方。为什么我们认定它的年代可以晚到二里头呢？因为它的一些遗物和二里头几乎是一样的。它跟北面的游牧文化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很多人头的雕像，跟游牧文化的差不多。所以在当时，这里很可能是游牧民族跟农业民族交会的地方，这种交会的地方，往往有冲突。游牧民族经不住冬天的大雪，冬天来一场大雪把他们的牲畜都冻死了，他们吃什么，怎么办？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去南边，找农业民族要东西。农业民族不给，他就抢，一抢，人家就要抵抗，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整个长城沿线，都在不断地冲突。长城就是一个农牧交界区，但作为内陆的统治者，也不能完全将它阻断，所以就留了几个关口，还是可以进行贸易的。或者实行和亲政策，不然没有什么办法管理啊。可是在那个年代，是没有这样有力的政权来做这件事情的。石峁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当地先民想法子抵御这种冲突，或冲突起来了也有能力来管控的这么一个地方，不然不会在这个地方建城。我想就是这么回事儿。
△严文明先生为《公众考古学》辑刊题写书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