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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细读华夏五千年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突然发现一个颠覆世人普遍认知的现实。 众所周知，汉朝的“举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唐直到清朝的“科举制”，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的三大制度。 不过，在汉朝之前的秦朝，还有一个不为后来各朝代所喜的军功制度，虽说是一个较为“粗暴”的人才选拔制度，但确实很有效，似乎比后来那些更加完善精细化的人才选拔制度更加的有效。 至于夏商周三朝，实行的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几乎与人才选拔不沾边，所以不提也罢。  ▲举孝廉的推动者汉武帝 如果大家能够对历朝历代的人才进行梳理对比一下，可不难发现，人才的多少和人才的影响力，似乎是一个呈倒三角形的形态。也就是说，从秦汉之后，各类人才的数量和影响力似乎处于一个明显的下滑趋势。 或者“三国耗尽英雄气，两晋尽是鼠辈出”这句话就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然而，若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相比，秦汉就真算不得什么了，毕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可几乎都是鼻祖级别的创造性人才，被称为“诸子百家”。按照后世的说法，那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例如：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法家代表人物管仲、韩非、李斯。想想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史，几乎都传承了二者的治国思想，即：“外儒（示世人以仁）内法（治世人以法）”。同时，还兼有一些墨家的哲学派思想，即：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创始人陈群 可是，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最先淡出朝堂的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毕竟，谁掌权后不想享受享受管人的滋味，岂能让百姓自由的“无为而治”。 另外还有
他们的成就，后人几乎都在接受传承，而鲜有超越，就更不要提那个神鬼莫测的鬼谷子了，几乎就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般的传奇人物。 想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曾常常自比管仲、乐毅，而他们只不过是鬼谷子众多学生中的之一罢了。 也因此，令人感到非常费解的是，明明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才咋就那么多呢？  ▲科举制的推动者隋炀帝 同样，备受各朝代看重，而且执行时间最长的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时长达1300年，可这些朝代的人才数量和影响力，似乎远不如 “举孝廉”这个存在时间最短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更不要说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了。 但是，纵观历朝历代的人才数量和人才影响力，又会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在旧朝亡新朝立的过渡阶段，都是人才数量和人才影响力汇集的高峰期。 那么，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通俗的说，那就是“乱世出英雄”。 那么，为何乱世就容易出英雄呢？因为，乱世给人才提供了一个可供自身自由发挥的有用武之地的舞台，而和平时期能有这样的舞台吗。 显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这么出现的。当时，由于周政权的衰落，那些富有学识的人才纷纷流落民间，开始传经授道，进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的文士阶层，进而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基础。 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纷争的不断加剧，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四处网罗人才，文士们则对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和治国理念。于是，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再回头看看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的三大制度，虽然都在不断完善，可最终都以失败而落幕。  ▲百家争鸣 当然了，这三大制度也有自身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给各阶层的人都提供了一个入仕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社会底层来说，依旧犹如中大奖般的渺茫，相当于牛头上绑了一颗大白菜，让你总以为能吃到，可残酷的现实告诉你，那颗白菜根本就吃不到。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人才选拔制度，并不一定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甚至还不能长久，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舞台才是人才选拔最公平、最长久的决斗场。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舞台才是检验人才的最佳方式，而不是那些条条框框，各种限制下的人才选拔制度，那样只要时间稍久，就会出现管理漏洞，并逐渐形成制度下的人才内卷与血拼，甚至失控，更别谈什么创造创新了。 所以，还要请那些所谓的专家，与其总想着去研究如何选拔人才，不如多想想如何给予年轻人更多自由成长的舞台，更好的成长环境，而不是总去研究那些舍本求末的，限制人才自由发挥的那些死板的条条框框。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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