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出身张载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卒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张载出生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祖父和父亲均在朝中任职，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官至中丞、涪州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此时，张载与弟张戬均尚年幼，无力返回故里。因此，全家人便侨居在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南大振谷口，所以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1] 成长与求知张载少年时北宋边境经常受西夏割据势力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入侵北宋边境，宋军抗击连连失利。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在延州军府召见了张载。[11]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庆阳府城西北修筑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竣工，请张载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12]庆历四年（1044）十月议和，北宋向西夏“赐”银和茶等大量财物，这些对于“少喜谈兵”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他曾向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上书，建议向西夏用兵，并准备联络一些入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西之地，以便为国家建立功业。范仲淹认为张载可成大器，便引导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勉励他读《中庸》，学儒家之学。张载读完《中庸》，仍未感到满足，于是又遍读佛家、道家之书，经过几年的钻研之后，又发现佛、道之学不能实现自已的宏伟抱负，便再回过头来反而求之六经，悟出了儒、佛、道互补的道理，从而推进了由韩愈所开创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之说的新儒家体系。[1] 北宋嘉祐二年（1057），张载时年38岁，赴大梁应考，当时正值欧阳修主考，张载进士及第。在候诏待命时，宰相文彦博邀请他去讲学，并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让张载讲易。当时程颐、程颢尚在现场，张载发现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比自己更为独到时，便毅然撤下虎皮椅并虚心请教。并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但也自信地认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13][1] 踏入仕途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张载赴祁州（今河北安国）任司法参军，后又担任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等职。张载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事幼的社会风尚。每到月吉之日，常常设酒食招待乡里中的老人，询间民众的疾苦，以及如何训诫子弟等事。为使县里颁布的文告家喻户晓，他经常把乡长们召集到县庭，“谆谆日谕，使往告其里闻”，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是不识字的人和儿童少年也都没有不事先知道的，这就便于政令的推行。在渭州，他与环庆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受到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之事，无论大小，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十万救济灾民，还提出罢除戍兵换防，招募当地土人取代等项建议。[14][1] 神宗熙宁二年（1069），张载经吕公著举荐，被宋神宗召见，命其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曾征求张载对新政的意见，他一方面赞同政治家应该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动并与王安石多有分歧，逐渐引起王安石的反感。因此，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到浙东去审理苗振的贪污案件，案件办完之后回朝。此时，张载的弟弟、监察御史张戬，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张载唯恐株连，于是辞职回到横渠镇。[1] 晚年境遇与逝世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到横渠镇后整日讲学读书，写下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总结。在此期间，张载开徒讲学在此期间，收有不少学生。他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教育宗旨，以《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周易》《老子》思想为教学内容，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1] 熙宁十年（1077），秦风（治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为由，奏请宋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张载的肺病已很严重，但仍带病入朝。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诏下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独张载认为可行，并批评反对者的作为，这使得张载在朝堂上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在回乡途中，病情恶化，行至临潼逝世。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且清贫无资，无以为殓。直到张载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验，并将遗体运送回家。[1]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15] 主要思想哲学思想太虚即气“太虚即气”或“虚空即气”是张载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基本命题。在张载看来，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太虚”一是指“气之本体”，即“气”本然的存在状态，二是指广阔的虚空。这两种含义是统一的。有形有象的万物本原于“气”，无形的“太虚”亦是“气”，“太虚”是“气”的本体。“气”凝聚时形成有形的万物，万物消散时则回归”太虚”。回归”太虚”即是还原为“气”。“气”聚为物与物散为“气”，都是“气化”过程中存在的暂时状态，“气”的运行变化本身是无穷的。在张载眼中，作为事物本原的“气”是一种至上的实在，他谓之“至实”。“气”有聚散的存在状态变化，但是“气”的存在本身是永恒的。气”是“至实”，又是“太虚”，这种虚实统一的特性，使“气”可以转化成各种不同的事物，成为世界的本原。[5] 一物两体张载把“气”看做“至虚”与“至实”的统一，认为“至虚之实，实而不固……实而不固，则一而散。”《《正蒙·乾称》）这使得他又将“气”看做是“动”与“静”的统一。对“气”的属性的这些辨析使张载从总体上将“气”的性能概括为“合两”，表述为“一物两体”。他肯定“气”自身是一个兼含阴阳，包含对立面的统一体。将“实”“动静”等都看做是“气”“一物两体”的具体体现。在张载的哲学中，统一体又谓之“一”，对立面则谓之“两”。张载肯定“一”中涵“两”，“两”在“一”中，强调“一”与“两”之间的联系，认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没有对立面即不可能形成统一体，没有统一体，对立面则失去了联系的依据，对立面之间的相瓦作用也就停止了。而“气”正因为自身是“一物两体”，自身包含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在“气化”中能够形成不同的事物。[5] 天道神化在张载哲学中，“天”有无限的宇宙空间的内涵，但实际上也只是”气”在运动变化中存在的一种形式。没有“气”的运动变化，就没有所谓的“天”。“道”由“气化”得名，“道”常被张载用来表述“气”运动变化的过程。“神”表明“气”所包含的对立面之间“相感相应”的相互作用不易观测，有时也被张载直接用来表述“气”的能动性。“化”是指“气”所包含的对立面之间“推行有渐”，表明由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化”与“道”都是指“气化”的过程，但“化”更具体地表明了“气化”过程的渐进性。张载认为“渐化”不同于“著变”。“化”是渐变的过程，变是“以著显微”，是“化而裁之”，是事物的显著变化。在“气化”过程中，“化”与“变”是联系的，“气化”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地由“化”到“变”的过程。[5] 见闻之知与大其心张载肯定“气”为世界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形质万殊，都源于“气化”，而事物万殊又是造成人的认识不同的根源。一方面，他意识到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肯定人对事物的认识，源于“耳目有受”是承认人的”见闻之知”，肯定人的认识是由认识的主体同客观的认识对象交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张载也意识到了人的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他认为如果把人的认识局限在“见闻之知”，难以“穷理”“尽性”以至于认识整个世界的。因此，在认识问题上，张载反对“见闻之狭”，提倡“大心”、“尽性”，主张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作用，运用理性，使人的感觉之外的事物也成为人的认识对象，通过对感觉之外的事物的思考，形成超越“见闻”的认识，这是强调以理性思维的作用补充“见闻之知”的局限，把握事物的全体和本质。此外，除了肯定“见闻之知”外，张载还肯定了“德性所知”的存在，认为人也可以不依赖于“见闻”，而完全依靠认识主体自身的德性“尽性而穷理”。[5]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张载的人性论具有二元论的倾向，他认为人性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合体。在张载看来，“气”为世界的本原，人为物中一物，人同天地万物一样都源于“气”，人的本性也同于天地万物的本性，并把人的至善本性归之于“天地之性”。在此前提下，张载也承认人有“气质之性”，人性有善恶之别，把人在才性方面的差异，归之于气禀的差异，并认为“气质之性”是可以变化的。人们“为学”的目的，即在于“自求变化气质”，由“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5] 民胞物与民胞物与是张载的伦理观点。语出《正蒙·乾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源，本已阻隔。主张爱一切人一切物，认为不管是残疾还使其他弱势群体都是人类的同胞。宣传了抽象的人性论与泛爱主义的伦理观，但其本意并非提得平等，而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故言“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正蒙·乾称》）。后为程朱学派所继承和发挥，成为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6] 政治军事思想推行政治复古夏、商、周三代治世是张载心中的理想政治时代，基于此，带领世人复兴“三代”之礼则成为张载毕生的政治理想。张载曾对宋神宗说“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在《正蒙·器乐篇》《正蒙·王禘篇》等篇章中以大量笔墨记录了自己对礼乐典章方面的理解，在另一论著《经学理窟》中的《周礼》《宗法》《礼乐》《祭祀》等各篇中也透露出他对“三代”的推崇。[6] 主张恢复井田制张载主张恢复井田制，他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平均，足衣足食。[17]恢复井田制是张载在面对北宋土地兼并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提出的政治举措。所谓“井田”，就是国家按照“井”字把土地分为方块田按照一定比例分为公田和私田。张载提出的井田制具体内容为“贫富有度”的分配原则与“义利兼重”的价值追求。[7] 治民以“封建”封建古义为殷周分封制度，即封邦建国。张载所谓的“封建”的实际意义，含有把“封建”制与郡县制统一起来的意图，是一种基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地方也拥有极大自主权利的行政体制。主要包括分权制衡的组织架构和重民立民的价值取向。[7] 推崇“宗法”的社会伦理思想宗法制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西周封建制下嫡长子制度标志着宗法制的确立。张载认为，宗法制是连接井田制和封建制的桥梁。他推崇宗法制，尝试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纳入宗法组织，通过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等级秩序重建社会，为国家奠定稳定基础。[7] “大同”理念“大同”理念体现在“民吾同胞”的民本思想之中，张载以家庭关系作比，强调了个人同天地、社会间的密切联系。其中所传达的“天地为父母，万姓为手足”这一观念的精神实质，是将儒家“大同”思想与“天人合一”观融合。不仅如此，张载还将“爱人”贯穿于政治生活。张载将孔子“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观点与“民吾同胞”的民本思想结合，进一步扩充了“大同”理念的内涵。张载抱持“爱必兼爱”的政治主张，即在儒家大同的思想上，侧重于“义”的民本关怀。[6] 代表著作《正蒙》《正蒙》是张载的代表作，该书包含张载哲学思想的精华，代表着张载的最后定型思想。《蒙》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卦彖辞中有“蒙以养正”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订正。意即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书名由此而来。[3] 《正蒙》从形成宇宙的“太和”和“气”开始，讲了宇宙的形成论、个人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等，中间夹杂着批判一下佛释和老庄。“正蒙”哲学思想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3] 《西铭》《西铭》是儒学的经典篇目，张载在眉县横渠讲学时曾撰写《砭愚》和《订顽》两篇短论，分别悬挂于书房的东、西两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程颐将《砭愚》改称《东铭》，《订顽》改称《西铭》。《西铭》字数不多，但其中引用或改造了许多《孟子》中的概念，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18] 张载《西铭》继承了孟子的天道思想，主要谈论天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天人合一”是其基本思想。张载的思想体系构建侧重于由天道而人道，再由人道上达天道。太虚与气是内在而超越的关系，万物由气化而来，所以太虚既内在又超越万物。德是太虚落实于人的表现，人通过对德的追求可以上达“天德”。张载《西铭》还“穷神知化”，也就是穷究、了知太虚与气的内在超越关系，及其生化流行过程。这是对孟子天道观的发展。张载还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重结构的人性论。此外，孟子的伦理思想也是张载《西铭》中的重要思想，并由此发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18] 《横渠易说》《横渠易说》是张载唯一一部传世的“诸经说”著作，诞生的背景是北宋儒学面对佛道夹击，儒学自身又处于“经学变古”与“理学造道”的双重裂变时期。编撰成稿时间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成书于欲著《正蒙》之时，一种说成书于张载去世后出自门人之手。[19] 书中主要内容为张载30岁至50岁形成的思想学说，既包含了张载对汉唐经学的变革，也有张载对新形态儒学的思考。其中主要观点为易学观、天道论、心性论、工夫论、天人合一等。[19] 《经学理窟》《经学理窟》是张载解读“六经”《论语》《孟子》的语录的分类汇编，是研究张载之学的重要文献。从《理窟》的文本结构看，书中对“三礼”《论语》《孟子》的诠释所占比重较大，其次是《诗》《书》《易》。《理窟》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源自《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等著作，与《礼记说》关联最大。书中内容可见张载对儒学发展方向的判断和构思，也可从中看出时代学风的变化。[20] 传承与发展开创关学关学指张载开创的关中新儒学，因张载其家居并讲学于关中，故以关学名其学说。南宋吕本中最先提出关学这个概念。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张载辞官归乡，此后的七八年间在关中潜心著述讲学，不少学者就在这时从学于张载。当初，张载的学说并不为人关注，从学者寥寥无几。出身于关中望族的吕大钧，与张载为同年进士，又是张载好友，十分推崇张载的学说与为人，不顾与张载的同年之谊而执弟子礼，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从张载而学的人骤然增多。关学由此形成，并与二程的洛学一同成为北宋时期理学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4] 关学传承据《宋元学案》之《横渠学案》《范吕诸儒学案》以及《关学编》《关学宗传》等记载，张载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游师雄、种师道、张舜民、潘拯、田腴、邵清、薛昌朝等13人。据李复《滴水集》，张载弟子还有刘公彦。其中范育历任泾阳（陕西泾阳）令、崇文校书监察御史里行、太常少卿、光禄卿、枢密都承旨、给事中、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张载逝世前，将自己一生言论精要集成《正蒙》一书，交付苏晒。苏晒仿效《论语》《孟子》体例编订为十七篇，每一篇取第一句前两字为篇名即现在之《正蒙》。吕大临深谙“六经”，尤精于《礼》，著有《易章句》《书传》《诗传》《礼记解》《论语解》《孟子解》《大学解》《中庸解》《老子注》《西铭解》《考古图》《玉溪集》《玉溪别集》等。然而，在张载弟子之后一段时期内，张载之学未见有人自觉以传承者自居。但是，“关学”一词并没有消失，随着学术本身的发展演进；其含义已经由张载所开创的新儒学而拓展为在关中传播和发展的新儒学。[4] 传播世界关学不仅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对东亚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中日韩学者多次聚集张载故里，举办重大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有关张载思想的著作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多种外文版本广为流传，《西铭》也入选日本及韩国教材。[21] 影响学术影响天人合一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提了出来，并做了明确的界说。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这一界说，着重从提升精神境界的角度提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8] 体用关系张载从形上本体的高度对“体”进行核定，然后再通过“体用”关系来取代传统的天人关系，从而就使“体用”成为天人关系更深入的揭示者。他在《正蒙》中提出了“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的儒家所坚持的天人合一原则，由此之后，从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到程朱所共同坚持的“理一分殊”再到王阳明所坚持的“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所谓“体用不二”不仅成为儒家人伦文明所以建构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儒学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22] 气学随着的确立，张载在继承周敦颐、邵雍的“太极一阴阳—五行一万物”的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太极无形，气为本体”的本体论主张，并明确地演化为“气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万象皆气”的气本体和“万物一气”“天人一气”的宇宙统一论，完成了气学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的总体建构，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a]。张载的气学理论与理学内部其余各派之间有分歧和争执，但就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而言，张载气学的创立，对理学主题的确立和其理论的展开，有着重大的奠基意义。[9] 朱熹在伦理观和知识论方面，朱熹吸纳了许多张载的思想观点。朱熹十分推崇张载的《西铭》，在他的注解中认为《西铭》一文表达了“理一分殊”这一观点，认为“乾坤”为普遍的父母即是“理一”，而君臣、父子等关系之间的尊长差异则是“分殊”。朱熹还继承了张载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认为这一学说比较完美地解决了历代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朱熹还赞同张载关于知识来源的说法，认为见闻之知是了解客观世界的基础，而知识的最高层次是德性之知，主张尽心尽性成为圣人。[23] 王夫之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学理论，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而作为物质实体的“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他还发展了张载“一两体”的证思想，强调“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但同时又肯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同上）。[24] 当代价值社会理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是张载一生志向和理想的抒发。“四为句”的前两句，意在为社会确立文化根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17 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体现了党和国家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这与“四为句”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是一致的“四为句”的第四句是“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开拓世代平安和谐的社会理念至今影响深远。[8] 生态观张载在《西铭》中写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简称“民胞物与”）其中，“民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之爱。“物与”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平等之爱。这是指，在乾坤父母面前，人类应当视宇宙间的万物为自己的伙伴，以仁爱之心对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西铭》所谓“天地”“父母”观念理解为自然界。这一观念对人类的生态观具警醒意义。[8] 社会治理张载为官期间，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坚定地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张载为官一方，坚持以民为本，以身作则，“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注意考察民生疾苦以及政令的下达落实； 另一方面，张载始终坚持自己的“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为官一方，亦尽力实现“井田制”。张载以民为本的为官宗旨以及实在、实干的为官精神，是当下进行党政干部教育的重要范本。[25] 评价5.“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 8.“先生覃测阴阳造化，其极深至精处，固多先儒所未言。” 10.“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近现代哲学家冯友兰[31] 相关人物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因其筑书堂于庐山莲花峰下小溪旁，仿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又称濂溪先生。曾官郴州郴县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国子博士、通判虔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依据《易传》《中庸》和唐韩愈《原道》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把陈抟《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建立了以孔、孟正统思想为主的哲学理论体系。其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他本人成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32] 邵雍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为理学象数学派的创立者。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市）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屡授官不赴。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说，加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虚构一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之学（也称先天学）。著作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答》等。[32] 程颢程颖（1032-1085），字伯淳，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明道先生。曾任鄂县、上元县主簿，宋神宗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与弟顾学于周敦顾，同为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他在哲学上，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在确定“理”为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提出“天人本无二”之说，认为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人与天地一物也”，融客观于主观。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32] 程颐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因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宗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达三十余年，与兄程颢学于周敦顾，同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在哲学上以“理”为最高范畴，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他与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32] 相关争议“民胞物与”和“兼爱”“民胞物与”是张载在其代表作《西铭》一文中提出的一种普爱思想。从形式上看，张载的这种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一样都表达体现了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社会道德，都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张载认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应该互相友爱，和睦相处;墨子认为爱应该“远施周遍”，即对所有的人都应该爱，而不应该有什么范围、界限之分。因此，仅从形式上看二者确实具有相同点但从实质上看，这两者的“相爱”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33] 首先，“民胞物与”的普爱思想，是张载其气本论的基础上得出的。张载以“气”作为万物同有的同一基质，人、物都源于此，因而他主张人和人、人和物都应该平等相处，互相爱护。墨子的“兼相爱”则是以“交相利”作为基础的，也以“交相利”作为具体内容的。他认为“兼而爱之”就是“从而利之”'兼相爱”就是“交相利”。[33] 其次，在张载看来，这种宗法等级秩序和尊卑上下关系，是由“天理”“天秩”决定的，他说“天子建国，诸候建宗，亦天理也。”(《经学理窟·宗法》)因而张载所倡导的”民胞物与“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秩序。反之，平等性原则则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基本含义。墨子主张对所有的人都应该爱，而不应有什么范围和差别。[33] 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13]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34]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篇》[35]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36] 轶事典故横渠八水验井田张载51岁辞官返乡，在此期间，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写下了许多著作。与此同时，他回到家乡后，还带领学生购买土地，践行他的政治主张——恢复礼制、恢复井田制。今天，在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等地，仍有张载实践的遗迹，这就是“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由来。[37] 影视形象《大儒张载》2020年6月29日，正值纪念张载1000周年诞辰纪念日，电影《大儒张载》剧本研讨会暨张载雕像揭幕仪式，在西安外事学院举行。该剧本由国家一级编剧刘嘉军、小说《立心立命开太平——张载传》作者权海帆联袂创作，剧本主要讲述了张载的一生。陕西省已将电影《大儒张载》纳入张载诞辰千年系列纪念活动。[38]  《大儒张载》剧本研讨会 《县令张载》2020年12月11日晚，大型眉户历史剧《县令张载》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人民政府礼堂首演。眉县作为张载故里，推出《县令张载》旨在传承张载文化，弘扬张载的献身精神。历史剧根据宋史中张载在陕西云岩（今宜川县）任县令时赈济灾民这一历史事实编写。据记载，当时正值西夏、辽国与中原战乱，云岩县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朝廷无法救济百姓时，张载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开仓设粮，克服困难。历史剧正展现了他为百姓分忧的大无畏精神。[39]  《县令张载》 后世纪念张载祠 张载祠 在张载祠中，著名的“横渠四句”也以碑刻、题字等方式呈现。祠内还有张载铜像和高9.3米的张载手植柏。不仅如此，还保留着明、清、民国等不同时代《张子全书》的雕版，以及康熙手书的“学达性天”匾额。[37]除此以外，张载祠内有两块石碑，分别刻着《东铭》和《西铭》。《西铭》取自《正蒙·乾称篇》。[13] 张载墓张载墓位于张载祠南的大镇谷迷狐岭，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宋明道二年( 1033年)至公元 1998 年，较大规模的修缮6 次。墓园主要安葬了张载及其父亲张迪、弟弟张戬。1998年，进行了重要的修整，包砌了墓冢，增加了牌楼、祭祀台、香炉、供桌以及交通公路等基础设施。经过修缮后，作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对外开放。[25]  张载墓 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了“民胞物与 和合天下 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宾馆大会堂隆重举行。12日下午，研讨会分别以“张载思想及关学文献的解读与诠释”“关学与宋明理学及其学派”“关学精神——'民胞物与’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乡约守则到社区建设——关学与社会治理”“芭蕉新叶——关学青年学者论坛”五个主题分论坛展开研讨。[40]  研讨会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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