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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家|胡蔚中:禹陵记

 百姓文学社 2024-04-16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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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山海经》的评价是,“吾不敢言也。”现在我们对《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也不敢言了,老天好象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曾经无比拥趸的夏和夏王朝,考古界一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商代甲骨卜辞中也没有出现过夏存在的痕迹,茫茫禹迹,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作为一个史官,他是认真的,《史记》不是官修正史,靠的是一个人的操守,说起史官的操守,有一个典故值得赞一下:春秋时期,崔杼弑齐庄公,崔杼让太史官记录为“庄公死于疾病”,太史不允,崔杀之;太史仲不允,又杀之;太史叔不允,再杀之……为了历史的真实,命都可以不要,这让我对史藉的认同感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也是可以信赖的,他没有躲在书堆里闭门造车,而是“遍访河山,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不过,司马迁和我们一样,在大禹陵东看看、西看看,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陵区有一块窆石,据传为大禹下葬时用的,《图经》云:“禹葬会稽,取此石为窆,上有古篆不可读。”《图经》最早出现在东汉,而窆石在汉以前无刻辞,所以,这块有文字的石头有点来路不明,清代有个会稽知县还写了一篇“禹穴辩”,人云亦云,刻碑立在禹祠,现在倒也成了文物。

近年来,人们对于大禹“源出西羌”争论少了,而禹会诸侯,计功而崩,葬于绍兴的会稽山,大家莫衷一是。司马迁在做了一番实地考察之后,回去还是作了如是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是正史传统,还是对那些功德人物的“高山仰止”?

比司马迁稍早,秦始皇是真的来过的。

统一六国后,始皇帝巡狩六国旧地,过丹阳,渡浙水,那时候的浙水,“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人所在的地理单元,还是比较特殊,且充满未知,但越地锦锈,山水有神灵,方士总说,东南有天子气,搞得始皇帝满腹狐疑。不过,越人剽悍,尚武轻死,这一点始皇帝是很了解的,越地是一块让他很不放心的地方,“越甲三千可呑吴”,前朝是有教训的。

始皇帝来到会稽之后,登山刻石,彰显武功,他要以刻石的方式,“示疆威,服海内”。刻石在全国有六处,其他五处分别为泰山、琅琊、之罘、峄山、碣石,均为六国重地,由此可见,越地在始皇帝心中的份量如何,会稽刻石,是要永镇东南。

除了刻石,始皇帝还隆重地祭拜了大禹,这是表达对远古圣王的敬意,也是对自己功业的自我表扬,这次高规格的祭祀活动,也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并把始皇帝登临的山峰称之为秦望山。

自此,历朝历代只管祭祀,不复存疑焉。

楚灭越以后,越国王室纷纷南逃,长子逃往闽地,次子徙封乌程。

先秦时期有灭国不绝祀的传统,越国的宗庙肯定是迁走了,不过大禹陵还在,战乱平息之后,胜利者往往会以祭祀圣祖的方式来凝聚人心。

此后,大禹陵成了一个公祭圣祖的地方。在宋代,公祭大禹已被列为国家常典;在明代,朱皇帝明确规定,“凡遇登极,遣官告祭。“祭禹,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被确定下来,典礼也十分隆重。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二代更是亲临绍兴御祭,总归是夷夏有别,满族皇帝需要通过祭祀,来消弥民族对立,尤其是雍正年间的曾静案,让吕留良的”夷夏之辩“再次抬头,满人皇帝知道,光写一本《大义迷觉录》,是远远不够的,宣扬 ”满汉一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认一个祖宗,皇帝亲临现场,大场面祭祀大禹,这是最好的统战工作了。

不过,朝代的兴衰更替,风云诡谲,大禹陵也难逃波及,也是屡遭损毁。香炉峰下,禹穴之地,南梁曾建有禹庙;南宋建有咸若亭,也叫奏乐亭;明朝嘉靖年间在禹穴之上,立了一块大禹陵碑,碑上建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碑亭,也算是个标志物了,不过,庙和亭都已经毁了好几次了,石碑也曾被催为两截。今天,你来大禹陵瞻仰膜拜,看到的大都是后来修建的,禹碑也接上了,中间还有明显的裂隙,很多亭台的年份都不长,估计你也能看得出来。

但祭祀大禹,是越人和夏唯一的关联。

《史记》说,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中断了百年。少康在有任氏和有虞氏的帮助下,击败东夷族的寒浞,又恢复了夏的统治。

百废待兴之际,少康突然想到了遥远的东南海滨,并把自己的庶子无余封到了那里,号称“于越”。东南方向,各种各样的夷人,亡国的教训太大了。少康的这次分封,算不算亡羊补牢?

去人家地盘,总要有个理由,官方发布,“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

无论如何,夏人来了。

《吴越春秋》说,“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

无余到了东南这块荒蛮的海滨山地,开始断发纹身,象耕鸟田,从形式上彻底融入了当地,由于融入得太彻底,让现在的考古人员一筹莫展,来都来了,还真没带啥东西啊。

夏无法实考,先越同样扑塑迷离。

从无余立国起,“历殷,至允常拓土,始大,称王。”也就是说,从夏,到商、到周,中间隔了千余年,越人不见踪影了,由于这一时期过于漫长,有些专家认为,越族可能早已绝祀。

到了周敬王时期,越侯允常突然称王,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吴越春秋》曾记载:“勾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

我对勾践和范蠡的这一段对话,饶有兴趣,南山,自然是会稽山,说出了国家的大致范围;湖,是不是白塔湖?至少说出了宗庙的位置。

也许,先越的历代首领,早就不在山北了,山北没有大湖,只有大海。处于山海之间的禹穴之地,祭祀犹可,但一个原始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人口和物产的支撑。

南山之阳的浦阳江流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诸暨次坞有一个楼家桥遗址,其文化层堆积,跨越了新石器和商周两个时期,这和先越的早期活动时间,比较接近。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呼应,考古学意义上的先越,已然无迹可寻。我们今天所说的越国,要等到春秋——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621年,一个叫无壬的越族首领,来到禹墓跟前,指着天说,“吾是无余君之苗末,吾方修前君祭祀,复吾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

越地民众听后,大喜过望,像《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终于有了自己的美猴王。无壬站了出来,主持对大禹的祭祀仪式,并承继了越君之位,从此,越人恢复了君臣礼义,又有了国家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无壬才是越国真正的始创人。

无壬传无瞫,夫谭,允常,“允常始大,遂称王。”这四代越王,在会稽山和龙门山之间的浦阳江盆地,来回移动,开始变得有迹可循。

《吴越春秋》载:“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埤中,现今诸暨的阮市。近年来,随着考古的深入,在阮市柁山村、白浦村、下檀村一带,发现了很多手工作坊和制陶工场,经鉴定属于春秋战国,为越人的生活遗址。

除了都埤中,还有大部,勾嵊、六石,也就是今天的诸暨,义乌,东阳,这些地方,也发现了很多越人的活动轨迹,,和越人的石棚墓。

至于是不是建有都城,尚需考证,现在很多学者,热衷于寻找越国的都城所在,希望和典籍上的越王一一对应,愿望是好的,那就继续等待吧。

其实越王无壬,就有点来路不明, 但总归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祭祀大禹和部落兼并,越人开始重新崛起,而越人和大禹的亲戚关系,也被再一次被拉近。

越为禹后,从此扎根下来。

几近绝祀,又再度辉煌,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火苗,又是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那些枯黄的山坡,些许的绿意又在悄然生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香炉峰下的香火再度旺盛。

在拜祭大禹的同时,我们不妨到景区内的禹陵村去看看。如果禹祠里的姒姓宗谱,让人看着眼晕的话,这里的村民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都是姒姓,据说有40多户。姒姓是我们姓氏中的活花石,母系社会留下来有姬、姜、姒、赢、妘、妫、姚、姞八个源头姓氏,姒姓就是其中为之一。

夏为姒姓,越为禹后,自然也是姒姓,当今全国还剩下来的姒姓人口不到2000人,而在这里尚有300余人。有谁能相信眼前这些一口绍兴方言,手脚麻利的男男女女,居然是姒姓后人。

随着岁月的无情变迁,朝代兴替,苍海变成桑田,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身体里,流淌的是姒姓家族最古老的血液。

他们说,他们一直都是守墓人,与山陵为伴。

现在好了,在政府规划的景区里做做生意,日子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愿望就是把日子过好。

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远比大禹陵里的那些石碑,石亭更古老,他们是哪一拔越人留下来的,或者是其他地方迁徙而来,这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总归是姒姓后人,他们和大禹陵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传奇,世世代代的姒姓人,已经成为大禹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向你们致敬。

作者简介:

胡蔚中,男,1969年生。工程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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