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 | 保卫恩格斯：“多元决定论”与“历史合力论”的相遇

暮雨晨钟 2024-04-16 发布于天津

展开全文

作者简介

徐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本科生。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济决定论式的误读，始终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方向的重要命题。阿尔都塞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基础之上提出“多元决定论”，试图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共同决定作用统一起来。因此，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视域下，多元决定论和历史合力论得以相遇；但当阿尔都塞过于强调偶然性，以至于后来走向“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时，就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其对恩格斯的批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样才能辩证看待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而才能实现“保卫恩格斯”的目的。

关键词：多元决定论；历史合力论；阿尔都塞；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论著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单一变量的倾向。恩格斯晚年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1]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持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机械主义历史观，而是出于与各种“德意志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才更加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提出“历史合力论”，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合理的深化发展。

恩格斯首先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许多政治的、法律的甚至哲学的上层建筑都能对历史斗争的形式产生影响。^[2]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指出，历史的生成过程应当是这样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人的意志、思想形成了历史的合力，而这个历史合力可能与任何人的主观想法都存在区别，但无论历史的发展走向何处，人们总是在追求着他们自己的、自觉的预期目的。历史本身发展成为了不完全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相同的样子；但是，每个个体都参与了这个历史走向的进程，都对历史呈现出的现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质言之，历史仍然是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综合吸纳了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毛泽东辩证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即“多元决定论”，其中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式的线性历史观和一元决定论，而且在“附录”中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发动了批判。要检讨这种史观之得失，必须先回到恩格斯的经典论断中，并结合阿尔都塞的思想渊源进行思想史中的理论分析。

一、回到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基本思想概说

“历史合力论”将历史的形成归为种种力量的“合力”：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或然决定）。但如何从表面的偶然现象寻找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呢？这就需要揭示单个人的意志和各个单个意志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即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把因果决定论和交互作用论、把单义决定（一元决定）和或然决定（统计决定）、把线性相互作用和非线性相互作用、把单个人的意志和单个人的意志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二者内在地统一起来，提出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并对这个结论做了科学的论证。^[4]

二、《保卫马克思》：“多元决定论”之滥觞与意涵

然而，历史合力论的回声在后世并非都是赞同的声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就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试图以“多元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替代“历史合力论”。

应当指出的是，“surdétermination”的法语词根前缀“sur-”类似英语中的“beyond”（超），直译应为“超决定论”。笔者认为此翻译更能真实描述阿尔都塞之本意。就其本质而言，阿尔都塞并非着力把“一元的”转变为“多元的”，而恰恰是力求把“决定的”转变为“偶然的”，故谓之“超决定论”。学界研究亦有此种观点，即顾良先生在翻译时，可能是为了和阿尔都塞所批判的黑格尔式一元决定论相照应，从而将此术语译为“多元决定论”。^[5]为与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相一致，本文仍从“多元决定论”说。

“多元决定论”滥觞于精神分析的传统、运用于结构主义论域、吸收了毛泽东辩证法，是极具研究价值的社会历史观。

（一）精神分析传统

“多元决定”一词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传统，它首先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梦的解析》中分析梦的凝缩作用时，用以描述梦念材料对于显梦的多元决定作用。另外，受拉康（Jacques Lacan）的无意识理论影响，阿尔都塞发明了自己的“症候阅读法” （Symptomaticreading），力求探索“潜藏在马克思显现文本之下的无意识语言结构”，而“多元决定论”就是阿尔都塞认为的马克思一个深层命题。在阿尔都塞看来，“多元决定论”乃是马克思本人的真正想法、是马克思的“无意识话语”，故而这本论文集被其命名为《保卫马克思》。

一方面，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分析梦的凝缩作用时，指出“梦”由“显梦”（Trauminhalt）和“梦念”（Traumgedanken）构成，“显梦”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由多个“梦念”构成的，这被称为梦念对于显梦的“多元决定”，这种多元决定受梦念各元素强度的影响。在此，弗洛伊德强调：显梦的来源材料是多重的；且在此多元决定中，梦念各元素的强度不均等。^[6]

另一方面，拉康的“无意识理论”使得阿尔都塞能够“阅读”马克思的“症候”。阿尔都塞认为，“他的沉默是他特有的话”^[7]；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文本中的“沉默”（silence）、“缺失”（lacunae）、“空白”（blank）、“严格性疏漏”（failuresofrigor）等“症候”中阅读出马克思的深层文本结构。这种深层结构被他称之为“总问题”（Problematic）。“总问题”是一个思想家的总论域，是一个思想家的结构性场域，决定其思想深度之所及。“多元决定论”被他认为是马克思文本中隐含的“深层命题”之一；因而这也是他“保卫马克思”的重要一环。

（二）结构主义论域

此外，多元决定论主要运用在结构主义的论域之中（即共时性的论域之中），这是理解阿尔都塞学说的核心。要理解多元决定论，必须首先理解结构主义。

第一，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吸收了以列维-施特劳斯、拉康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特点，注重结构性、整体性、层次性。他强调总体结构赋予要素部分以规定性，而非某一要素部分主导了整体，在总体结构内部，各要素则是相对独立的。同时，这种结构又是有层次的，要更加重视那些潜藏起来的深层结构而非“表层结构”，即潜藏在文本之下的无意识语言结构而非表层文本。另外，既然不应有一种“特殊要素”能“决定”整个结构，就应强调“总体结构内部各要素部分之相对独立性”^[8]，每一个层次有每一个层次独特的“发展时代”和“时代特征”，整体是各要素相对独立发挥效用的综合结果。

第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强调“共时性中的异质性”，反对“历时性中的同质性”。易言之，阿尔都塞更强调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同一特定时代的异质化的结构层次”，而非分析“不同时代的同质化发展过程”，这构成了多元决定论的主要论域。

（三）毛泽东辩证法

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矛盾是复杂的，必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阿尔都塞吸收了这一观点，并恰当地指出，“次要矛盾对于主要矛盾的存在十分重要，它确实构成了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正如主要矛盾是次要矛盾的存在条件一样。”^[9]换言之，次要矛盾并非主要矛盾之“附属”，它仅仅是“此时地”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有某种服从于主要矛盾的“使命”或“任务”，也不代表它此后无法转化为主要矛盾。相反，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是具有不断转化的特质的：“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次要方面，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次要方面，一个次要方面又变为主要方面。”^[10]举例而言，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命题，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1]；在具体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中（即共时性之中），这种决定作用完全可能被颠倒过来。因此，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特别注重对生产关系的探讨，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优先性”^[12]；这与列宁超越经济条件、强调政治革命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多元决定论”吸收了毛泽东的那种未经黑格尔目的论辩证法污染的“新辩证法”，认同其提出的“矛盾不平衡性原理”，并且这种“不平衡性”是交替起作用的，而不是“一经确立”，就从此机械不变的。

在这三种思想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形成了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多元决定的历史观。多元决定的矛盾观是指，矛盾是复杂的，组成这个矛盾的诸多要素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不可化约和不可还原的。要素与要素之间可能有重要性上的差别，但这并不表明“谁是本质、谁是现象”，现象不过是本质的外化。要素与要素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共同决定这个矛盾的走向。

多元决定的历史观是相对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而言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过就是同一理念的辩证连续性^[13]。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变革、结构性变革，就体现在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中每一个构成要素都有自己的独立特性、“自己的节拍”。阿尔都塞肯定了“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但“经济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上层建筑”不“服务”于任何经济基础，也不以任何经济基础为依据，它“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14]质言之，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不代表上层建筑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外化，不代表政治就是经济的外化；相反，上层建筑是完全客观而独立地存在的一种东西。

三、多元决定论与恩格斯的相遇

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和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在他们共同批判经济决定论时得以相遇。《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第三章“矛盾与多元决定”，在本质上，就是在批判各种“一元还原论”。各种“一元还原论”实质上都不过是“黑格尔模式”的再现，经济决定论亦是其中一种。

阿尔都塞指出，黑格尔从“时代的同质的连续性”和“时代的同时代性”出发，把时代规定为“定在的概念”，一种具有统一性的整体^[15]：整体的每一个环节，“不管是何种物质的或经济的规定、何种政治制度、何种宗教形式、何种艺术形式或哲学形式，都不过是概念在一定的历史环节上在自身中的现实存在”。^[16]一元还原论认为，现象不过是本质的外化，现象没有任何独立性，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还原为本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看起来体系庞大，描述了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多元的现象；但这些因素都是外在的，它们总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全体性，它唯一的内在原理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复归的辩证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元的、还原论的，即其他任何历史因素都可以被“还原”成作为“一元的本质”的绝对精神。

这种一元还原论并不具有合法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并不仅在于用“经济”替换了黑格尔体系中“绝对精神”的位置：经济是一切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唯一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其他现象都是经济关系的外化，都天然“服务”于经济。相反，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不仅仅有“经济”这一条内在原理；它是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矛盾体，它的每种客观要素都有着自己的内在原理。尽管各要素的重要性有所差异，但绝不可以相互还原，而是它们共同地、具体地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把“经济”作为历史的内在原理，只是一种人为的设定，乃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不在于从“观念辩证法”转向“物质辩证法”，而是从“绝对精神一元决定各种现象”的还原论辩证法转向“包含经济在内的各种客观要素都相互不可还原，偶然地多元决定社会历史”的非还原论辩证法。经济决定论就是这样一种被阿尔都塞批判的还原论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决定论和历史合力论实现了互洽的相遇。如阿尔都塞所说，“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仅此而已”、“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17]阿尔都塞还直接宣告了“多元决定论”与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同一性：“单纯的、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8]

四、多元决定论对恩格斯的批判及其原因分析

当阿尔都塞批判经济决定论时，他和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具有同一性。但当他审视“历史合力论”本身时，就和恩格斯发生了偏离。这个偏离主要体现在，阿尔都塞更加注重偶然性、特殊性和共时性。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就导致晚年的阿尔都塞甚至回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雨偏斜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从而发掘了偶然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反对任何“四平八稳的抽象认识”，这种“抽象认识”只有在“历时性”中才是合法的；他研究的是“共时性”，亦即“特殊性”。在“特殊性”中并不总体现出必然性的规定；而“我们难道不是始终处于特殊之中吗？”^[19]这就是阿尔都塞的“共时性”底层逻辑。例如，在某一历史时刻，经济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在另一历史时刻，政治又可能发挥出最主导的作用。

因此，他反对把“经济'归根到底’是最重要的”（恩格斯语）当成“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因此，恩格斯对经济的定位仍然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模式，它没有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它仍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按照某种尺度去编写历史，“经济”成为了这个模式中的唯一的抽象规定性。由此，阿尔都塞尝试弱化经济基础的地位、抬高上层建筑的独立性，从而把“经济”从“抽象的范畴”中解放出来，让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解释具体化的情境，这里他着重强调了三点：

首先，他反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对经济的额外照顾，而是认为“人对任何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更不可能把所有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确定为“经济”，这只不过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虚构，诉诸“无限性”以“把自己期待的结果——经济——偷偷地塞到最终的合力中去”^[20]。

其次，他反对恩格斯把“经济基础”视为“唯一”“必然”的，而上层建筑的效能被分散成了“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在恩格斯看来，上层建筑之间“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至于“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21]。阿尔都塞则认为，经济基础既不必然，也不唯一。经济基础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分散性；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在“无穷无尽的、可以认为不存在的'偶然事件’”的描述中更是荡然无存。^[22]

第三，他反对历史合力论以“许多单个的个人意志”为出发点，认为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悬设法”的复活。并且，恩格斯所说的“个人意志”，本身也是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混杂塑造而成的“结果”（它不能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是一种并没有解决偶然与必然问题的“同义反复”。^[23]

所以阿尔都塞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24]他认为恩格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还是把“经济”这个要素机械地看成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决然错误的。

阿尔都塞批判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

其一，这与阿尔都塞的早年履历有关。阿尔都塞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一度沦为战俘。他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由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直接导向一场总体性的工人革命，而是在多种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导致了法西斯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

其二，阿尔都塞这一论述具有现实支撑。特别是德国十月革命；列宁并不是根据劳资关系发动革命的，而是根据“社会的一切矛盾”发动革命的，是因为“当时一切特殊的、可能的历史矛盾，都在这个国家集合起来并尖锐化了”^[25]，才使得俄国“偶然地”成为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列宁的胜利就是多元决定论的胜利。“正如列宁的实践和思想所证明的，俄国的革命形势恰恰是由于俄国的基本阶级矛盾具有强烈的多元决定的性质”^[26]。

其三，阿尔都塞这一论述具有毛主义的理论支撑。阿尔都塞一向是忠实的毛主义者（Maoist）。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7]毛泽东从不本本主义地认为，对主要矛盾的把握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完全从“中国斗争的特殊性”出发，去研究何时采何种“主要矛盾”。这为多元决定论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

五、“保卫恩格斯”：多元决定论对恩格斯的批判之得失

（一）多元决定论之“得”

第一，多元决定论将偶然性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着重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方面，认为“这种偶然通过相遇的哲学找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落脚点”^[28]；而从前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研究历史的必然的方面。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同时涵摄必然性与偶然性，填充了恩格斯的“偶然性空场”。

第二，多元决定论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共时性）。阿尔都塞明确反对把“经济”变成新的抽象范畴，因为任何抽象只有在历时性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更加能够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他明确反对“社会历史公式化”，要求破除“拜经济教的霸权”和“历时性的霸权”，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对更多“具体的”（“共时的”）历史事件具有科学解释性。例如解释十月革命时，不能再用“抽象的经济话语套公式”。如果十月革命得以爆发，我们就肯认生产力已然到位；如果十月革命没有爆发，我们又可以自圆其说，认为生产力还不足以冲破资本主义秩序的束缚。这种抽象是一种“社会历史公式化”的结果，它根本没有跳脱出黑格尔模式；因此，阿尔都塞的这一论述这填充了恩格斯的“具体性空场”。

第三，多元决定论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元性。阿尔都塞强调社会历史的“非单向度性”。他发掘了从前那些相对不受重视的概念的重要性：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要更加注重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他着重剖析了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从而指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恩格斯的“多元性空场”也得以填补。

（二）多元决定论之“失”

第一，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体现了精神分析的话语霸权。阿尔都塞以症候阅读法分析潜藏在马克思文本之下的“无意识语言结构”，并认为自己这套方法是唯一读懂马克思的方法，而恩格斯属对马克思之误读；甚至不顾马克思本人在文本学上的明确表态。事实上马克思多次在具体文本中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而且这些表述都写于阿尔都塞所指认的“认识论断裂”之后的作品。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29]这体现出马克思和阿尔都塞之间的背离性。事实上，阿尔都塞保卫的本就不是马克思，而是阿尔都塞眼中的马克思、结构化了的马克思，毋宁说其实就是阿尔都塞自己，这反而“为后马克思主义试验打开了空间”，即使“这一点也不符合阿尔都塞的意图”^[30]。

第二，是对经济“特殊地位”的过度弱化，以及对“历时性”的忽视和对“共时性”的过度强调。阿尔都塞在对恩格斯“合力论”进行批判时，几乎“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尊重”才保留了“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这类表述；事实上在他的论述中，处处充满了“偶然性”和“诸元平等性”。因此，他对“经济”的特殊地位的相关论述已经实质上地成为了一句空话。这是因为他拒斥对历时性的考察，处处充满了共时性，从而忽视了长期历史有着一条“稳定的中轴线”，但经济这条“稳定的中轴线”只有在长期历史中（历时性的视域之中）才能被发现。

第三，像张一兵教授评价的那样，阿尔都塞存在“向后现代主义妥协”的倾向。^[3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研究“历史的必然性方面”；阿尔都塞向其中加入了“偶然相遇”的因素，这固然使之更为“正确”，但对无产阶级革命真正最有价值的方面仍然是“历史的必然性方面”，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和“原则”，而“多元决定论”只应作为“方法”或“中介”，或者说是从“经济决定论”向“真正的、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复归的“逻辑中项”特别是在晚年，阿尔都塞对“偶然相遇”的过度推崇，反而走向了差异性、偶然性、无主体性等“后现代主义论域”，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中同一性、必然性、历史主体的存在合法性就灭失了，从而最终走向了马克思的对立面。例如，1978年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的局限性》中认为，“马克思仍然是一名唯心主义的囚徒”，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的“极权主义目的论学说”^[32]。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不仅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读，而且存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读。因为，迟至黑格尔逝世100周年（1931年）时，黑格尔主要著作才被柯瓦雷借此机会翻译到法国；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界发生传统思想的断裂，掀起“黑格尔转向”，黑格尔思想才得到重视。由于黑格尔著作的晦涩、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传统的强势，以及黑格尔的新教信仰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等诸多原因，黑格尔辩证法并未被法国知识分子充分消化^[33]，那么阿尔都塞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以来的辩证法传统产生误读，亦不足为奇。

六、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看待阿尔都塞与恩格斯之争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乃至于他的全部学说呢？就如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一样，我们需要保卫恩格斯，但是这种“保卫”，并不是拘泥于经典文献，将文本拿出来机械复读；而是“既保卫又发展”，拒斥单一地看待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而应将阿尔都塞思想置于整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追溯阿尔都塞思想的发展源流，结合他们各自的思想语境，从哲学史的高度进行评析。

（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要“大学话语”“询唤”而成的主体

马克思的著名论述犹言在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4]当“马克思主义危机”到来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家思考如何对它进行“修补”，以维持19世纪那些经典学说的绝对正确性。只有阿尔都塞欢欣雀跃，“危机终于爆发啦！”^[35]相对于那些试图把19世纪的经典作家供奉为绝对正确的神祇，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供奉为“释宪学”的苏联学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非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供奉为“释宪学”，而恰恰要保持批判性。阿尔都塞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即使阿尔都塞与恩格斯意见相左，我们也不必预设前者绝对错误、后者绝对正确的立场。笔者在查询资料时，发现网上现有文献大多预设“恩格斯绝对正确、阿尔都塞决然错误”的立场，这不过是拉康所说的“大学话语”（CollegeDiscourse）；虽然我们以为自己是这种论文的写作主体，但这种主体已经是被“意识形态”“询唤”而成的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主人藏匿起来的凝视之下，我们的知识就是主体的无意识，我的欲望不过是主人的欲望。这种实质上藏匿着“主人话语”的“大学话语”，比起“对恩格斯的背离”，是更为反动的。

（二）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要任何形态的“人民的鸦片”

阿尔都塞对经济中心主义的批判是深刻而有力的，这有助于我们批判任何形态的经济决定论，不论是作为路线性质的经济决定论（如第二国际），还是作为“人民的鸦片”的经济主义（如各种修正主义）。

统治阶级往往假借“发展生产力”之名，来掩盖自己“生产关系”的落后性。这个时候，“经济主义”就代替了宗教成为了“人民的鸦片”；要求抛弃这种“作为对人民许诺的幸福”的“经济主义”，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拿起阿尔都塞的武器、拿起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要求生产关系的真实变革，而不是寄希望于生产力的突发变革，来改造这种以“经济主义”为自己辩护的制度。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阿尔都塞，一以贯之的是为了真理而无畏献身精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们必须反复检读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以结尾的那段名言，方能在无处不在的“大学话语”“主人话语”的询唤之下，保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