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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首长们,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他们天天跑到战士和村民中去了解情况,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困难,发现有的孤寡脸腿流黄水,马上让警卫员把公家发给自己孩子而尚未交给奶娘的口粮背去救急,军民之间真是同生死、共患难啊!部队首长们也组织生产自救,政治部找到南威泉、东阳关、陵川三地为生产点,组织干部、战士去开荒。蔡主任只有一条胳膊,任务是拔草,其他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上山开荒,或在平地刨苇子根。在山上开荒,首长指示,阳坡地要留给群众,部队只能在阴坡地开。后来下了些雨,就只能种些秋菜和荞麦,以备过冬。在陵川的交粮河,因顽固军的骚扰,原来只有10多户人家,已经饿死或逃走,部队去后只找回来一个小女孩。首长指示,要把这个小女孩养好,使这个村子还留一个人。没想到,他们一下子给孩子吃得太饱,孩子撑死了,他们受到首长的严厉批评。 我们女同志还组织纺棉线、织棉线带、打毛衣等,公家拿这些东西,可到敌占区去换些盐和布回来。过去,一年发给我们一套单衣、两双布袜、两双布鞋,棉衣两年一套。后来号召节约,少领的同志给予奖励,记得那时我的一套棉衣穿了四年,就得到奖励。 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一直缺医少药,从敌占区买点若素(酵母片),作为保健药品,发给有病的干部。1939年,我卫生部在武乡开办了一个土法制药厂(即现在的北京制药厂前身),只解决部分问题。许多同志打摆子没有奎宁,生疥疮没有硫磺膏,急性盲肠炎没有麻药,不能及时开刀。记得一些同志打摆子的经验是先喝热水后跑步,和寒热作斗争,有的就居然战胜了摆子。生疥疮,的确像老百姓说的那样,“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缠三遭,屁股扎老营。”我因有在睡梦中打蚊子的技术,所以始终未得摆子,而疥疮却纠缠了我好几年。在奇痒难忍时,我们几个女同志买点干草,关起门来,脱掉衣服,用干草火烤,互相帮助,挑破脓包,经火一烤,就舒服得多。我们一边治疗,一边说说笑笑,热闹非常。政治部宣传干事朱浪白,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因得急性盲肠炎,在送往医院途中去世。 战争时期,男同志都剃光头,女同志也都是留极短的头发,梳洗都很方便。后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女同志都留了长发,扎了两条辫子,于是虱子就爬到头上来了。我因旧梳子坏了,新梳子没有买到,只好到处借老乡的梳子用,结果传染了一头黄水疮,以后发展到脸上,马芳晓医生费了很大力气才给治好。满头的虱子,白花花的子,医生无法清除,最后还是用民间土法,将臭椿树叶煮水洗头,洗后用布包起来,才解决了问题。女同志用的例假纸,只能买到粗草纸,行军时两腿常磨出血来。我问房东丑子媳妇有什么好办法?她说:“我们是用自己的一只旧鞋,洗干净,里边装柴灰,捆上用的。当柴灰吸血后,再倒掉换新的柴灰,不需要买草纸。”我想,这办法既节省又卫生,但我未使用过。 这时的孩子们,公家每月发给每人30斤小米,一年供给二丈白布,奶娘得到已很满足。灾难是多方面的,有些我们能设法克服,有些则不能。如先锋剧团团长赵子岳夫妇,年纪已经不小,喜得一个儿子;正遇敌人扫荡,孩子寄放在农民家,敌人过去后,孩子已不知去向,老乡说孩子死了,真是他们终身的遗憾。有些孩子奶在农民家,奶娘要劳动,孩子就放在炕上,有五六个孩子是掉进做饭的开水锅内煮死的。有些孩子生麻疹转肺炎就无法挽救。所以那时春天一来,许多孩子戴着红布缝的高帽子,表示庆祝逃脱灾难。以后,太行军区办起了托儿所,收两三岁以上的孩子,一共收了20来个,一场急性赤痢传染病,就死了七八个,卫生部长的孩子也在其中。 我们的孩子算是最幸运的。大女儿二乖,一岁时眼睛要瞎。奶娘抱来说,已有五六天不睁眼了,孩子痛得直哭。正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钱信忠部长恰好出差路过王堡,他随身带着一针治淋病的药,马上打开给孩子洗眼,终于得救, 据说孩子眼内感染了淋菌。她两岁又得赤痢,拉脓拉血,十多天不见好转,已经奄奄一息;还是军法处的同志领出一位被我关押的医生来诊治,才救了她的命。大儿子黑胖,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脓吐血,接着害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真是骨瘦如柴,只能喝米汤度日,提起脚来,我看到他的小屁股只有一层皮,当母亲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也是钱信忠部长给治好的,难怪太行山人民说他是活神仙呢!日本投降之后,医务室崔主任得到几粒磺胺药片,黑胖的肠胃病才得痊愈。到两岁半开始学走路,他一边扶着墙摇摇晃晃地走,一边说:“我会走路了!我会走路了!我长大要当医生。”他小小的年纪已知道医生的重要。的确,长大后他坚持学了医,成为脑外科医生。二女儿米囤未害大病,但奶娘家很穷,下地劳动常把她锁在家中,长大些后,就让她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从小很少有人和她说话,她可以半天半天地坐在那里不动,我去看她,她也不说话,我心中很难过。 我并不想要孩子,但已经生了他们,总应尽到母亲的责任。我只有把每月领到的五元津贴费给孩子们买些鸡蛋,让他们用开水冲起来,放点盐吃下去,除吃奶娘的饭以外,一个孩子一天吃一个鸡蛋。我自己刷牙用盐,草纸节省用,洗衣到河边搓些灰灰菜(带碱性的野菜)或老乡做饭烧的柴灰,根本不需要买肥皂。怀孩子时想吃点酸东西,就到山上摘野酸枣;吃不下饭,有时房东给我一点蒜,把它放在嘴里一刺激,饭也就下肚了。我一直害肠胃病,但精神体力却很好,只是出现了一个毛病:有时头昏、眼黑、耳鸣,心跳不正常,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必须立即躺倒,冷汗淋漓,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爬起来,继续走路。我也未当它是什么病,可能是营养不良,血压太低,解放后再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战争年代,我未看到部队给首长送什么东西,只有一次分给黄镇同志四五斤枣和栗子,我把它吊在墙上,等黄镇同志回来吃。过了几个月,他从下边部队回来,枣和栗子都长了霉,他很惋惜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吃掉?我说:我和孩子无权吃这些东西。我想,作为一个革命部队首长的妻子,在困难时期生活上没有可能对爱人多加照顾,至多用我的生孩子费给他买点茶或糖,而他应享受的东西,我决不应去。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孩子和工作相比,我从来都把他们放在次要地位。但凡属我自己的,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我却把爱人、孩子放到我之前。有一次,黄镇同志对我说:你也不要做得过分,使人感到是沽名钓誉。我说:“党教育我的,我还未都做到。彭老总对生活问题的处理还有人不理解呢!但他的精神是可贵的。”我还说:我就不如很多女同志,如陈书涟、马芳晓等。他也无话可说。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蔡主任的爱人陈书涟同志。她是广西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1938年到延安,后到太行山,她很注意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改造自己。解放后,蔡主任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住上高楼大院。1958年,蔡主任和郑振铎同志等一起因飞机失事遇难,她痛哭了几天,一周后再不哭泣,带着六个女儿、三个侄儿和母亲一共11口人，搬到自己工作单位分配的四间小房内去住，雇不起保姆,就由母亲和她自己承担全部家务劳动。保险公司付给她的赔偿费,她也交了公。以后几十年,她从不向别人讲起自己有什么困难。1987年,她患严重的心脏病住在友谊医院,把我叫去对我说:我要求你帮助我安乐死去,因为我现在已不能为党工作,而每日住院费要花70元,孩子们也耽误工作,我心里过不去。我表示不同意她安乐死,她说:我没想到你这么落后,那我自己会处理。我哭了,她还劝解我。三天后,她要求出院，回到家，一周即去世。这真正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 大约是1944年春,杨勇同志从延安路经太行回冀鲁豫,他当时是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那天,我们军区直属队干部集中到赤岸村野外,听杨勇同志讲话。他一开头就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接见了我,让我路过太行时代表他向同志们问好,说你们受苦了,向你们表示慰问,希望同志们继续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送你们几十毛驴驮子油,等等。我们马上都欢呼起来,经久不息,把帽子都抛上了天空,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散会后往回走的路上,同志们争论不休。有的说毛主席送的是油,有的说毛主席送的是牛。后来有同志说,不管是油还是牛,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太行区军民是关心的,我们会更有信心战胜困难。大家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自此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了些改善。杀了几匹残马,连骨头带肉煮后加上黑豆碎粒煮成稠饭,我们每人能吃两三大碗。有的女同志说:我的奶怎么多起来了?钱部长听到后说:这很简单,牛不是添料就多生牛奶,你不是吃了黑豆饭吗?大家都大笑起来。同志们的体力渐渐有些恢复,蜡黄的脸上有了几分血色。记得灾荒后第一次会餐,吃的是白面馒头和猪肉炖土豆,同志们都想抢几块肥肉吃,欢乐的情景可想而知。有一次会餐,我怀有八个月的孩子,蹲在核桃树下的饭场,吃了五个馒头(约二两一个)和一些肥肉;同志们看到我脸色发白,就嘁王医生快来,医生来后立即将我放倒在原地,我手上还拿着一个馒头。过了十分钟,医生说:你拿这个馒头回去吃吧,你的孩子和馒头挤到一起了。 这时,首长们决定,组织干部、战士在王堡村外挖了两排土窑洞。我们搬过去以后,群众的住房就宽松了些。又利用一座破庙的砖木盖起一个礼堂,开会、演戏都有了活动的地方。老百姓组织了互助组,生产有了发展,中午也看到他们吃白面条了。到1944年秋,太行区在南威泉开了第一次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很鼓舞人心。那时,李顺达就是劳模,还有女劳模郝二蛮等。 不幸的是,由于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受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影响,我们部队也犯有逼供信的错误。我是整风的积极分子,组长是老红军,我是副组长,错误我也有份。那时,每个同志在小组内要谈自己从家庭到参加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有被认为不符合逻辑之处,同志们就追问,有疑点就用车轮战术,有的同志说不清就编造。特别是在动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上,首长动员后,就有同志站起来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以后扩大到弄出来了一个国民党支部,还开过“小庙会”,说就在王堡村外的小庙里,开会时各人坐的位置都画出图来。在我的组内,有一人自杀,死后在棉衣内找出一盒黄色药面,给麻雀吃了立即死去,确实是有问题。经过两年的甄别工作,才区分出真假特务,当然一时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这一教训对领导和同志们都是深刻的,以后我们未再犯这样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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