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藏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考述

摘 要：北京孔庙现存4通题刻有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其中3通为元代所刻，1通为明清时期仿刻，按碑文内容，刻石可分两类，一类是进士题名碑，一类是国子监公试题名碑。据考察，有元一代，北京孔庙内立科举类题名刻石最少25通，它们记载着元代的科举制度和科举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虽然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现仅存4通，但其仍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价值，可通过其一探元代科举之概况。

关键词：元代科举 进士 贡士 题名 北京孔庙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时期。元朝建国后，定都北京，兴建城池，在都城东北隅画地建国学，至元二十四年（1278）建国子监，大德六年（1302）在国子监东侧建孔庙，形成“左庙右学”之制，从此这里成为元代的中央官学a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元代新科进士及第后，向例有至孔庙行释菜礼、立题名碑的制度。北京孔庙内现存题刻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4通，分别是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题名碑、至正二十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至正二十六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和元代科举考官题名刻石，它们记载着元代的科举史实。之前已有学者对几通刻石进行单独考查，但尚未对元代题名刻石做过整体考述。故本文结合金石拓片、个人文集等资料，对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建立、规制、碑文等内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文物和文献价值。

一、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发现和前人研究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至正二十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至正二十六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现立于北京孔庙大成门外西北侧。据史料载，这三通碑是清代国子监祭酒吴苑发现的，“于启圣祠土中得元碑三……三碑可征一代取士之制，竖讫”b。明清两朝沿用元代国子监旧址为最高学府，在保持“左庙右学”规制不变的基础上，不断扩建馆舍，启圣祠就是明嘉靖九年（1530）增建的。清康熙三十一年（1629），吴苑任国子祭酒时，发现明代进士题名碑仅存三分之二，便掘土搜索，在启圣祠院内偶然得到这三通碑。吴苑认为三通碑为“一代典故也”，特撰文记述此事，这是对三通刻石的第一次著述，“一为正泰国子贡试名记，蒙古、色目、汉人列三榜皆有名正副。一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记，蒙古、色目为一榜，状元朶列国，汉人、南人为一榜，状元文允中，皆无榜眼、探花。一为至正国千中选题名记，蒙古赐正六品、色目赐从六品、汉人赐正七品，亦有正副”。但此著述错误颇多，“正泰国子贡试名记”“朶列国”等皆与史不符。

之后，关于三通元碑的研究更加深入，现择取重要篇章，按成文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钱大昕《宋元科举题名录》。钱大昕曾至北京孔庙陪祀祭孔，因此得见三通碑。他抄录了碑上中试士子的名录并做考据，提出至正十一年碑“元石已亡，后人重刻，故多误字”。该内容原载于《元遗事》中，后于乾隆四十年时被王明韶收录在《宋元科举题名录》中c，在王明韶所附题跋中已明确三通碑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至正庚子国子监贡试题名记、至正丙午国子监公试题名记”。该文所录碑文不全，仅抄录士子名录，未载“题名记”部分。

2.《钦定国子监志》（乾隆四十六年版）。该书于《金石·题名》篇中略记三通元碑情况d，文中亦有错讹。如将至正十一年状元朶列图记为“图列图”；将一通碑定名为“至正十九年已亥四色进士题名碑”，但《元史》中无至正十九年举行殿试的记载，故为错记。

3.《钦定国子监志》（道光十二年版）。该书于《金石志·进士题名碑》 中略述各碑规制e，且辨识碑文、考据史料，再次确定了三通刻石中，一通为进士题名碑，两通为国子监公试题名碑。

4.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清人王昶曾得到两通刻石的拓本，民国七年罗振玉将其收录于《金石萃编未刻稿》中，e记为“元辛卯会试题名记”和“国子□□试题名记” ，即“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和“至正庚子国子监公试题名记”。文中不仅首次记述了碑体大小，更补充两通碑“题名记”f的碑文。由于至正庚子国子监公试题名记碑体风化严重，文字漫漶，碑文已无法考证，故《金石萃编未刻稿》中所载内容是该碑现存唯一的“题名记”资料。

5.今人之研究。台湾学者萧启庆在《元代进士辑考》中，利用金石拓片和史料文献，校补三通元碑的碑文g，内容准确。另有邢鹏老师《北京国子监元代进士题名刻石调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刻石考辨》 h一文对碑刻本体进行研究。文中介绍元代题名碑概况、存放地点等问题，考证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的形制、碑文、字体等内容，并结合《菉竹堂碑目》《元史》等资料论证提出北京孔庙内原有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已亡，现存碑刻是“清康熙三十一年仿刻”的推论。但此推论仍待进一步考证，沈仁国老师曾就此提出怀疑“就《菉竹堂碑目》 已将王文烨误作王文麟之情形看，是否方仿刻明代？”i笔者认为，此碑为后人仿刻无疑，但何时仿制尚不可知。

另有一通元代科举类刻石为“考官题名”，现立于十三经碑林之中。此方刻石已被明人磨去碑文重新刻字，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记载：“尝闻阮安督工建太学时，悉取前元进士碑，磨去刻字。”！ 0该碑碑阳处现刻“明万历四年祭酒司业题名”，碑阴处字迹漫漶严重，仅能通过拓片识别部分文字。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民国时期拓片，可辨别部分考官名称和元代官署名称。受卷官、弥封官等为元代乡会试所设考官，但国子监内并未有刻立大都乡试的先例，故此应为会试考官，而“大都”“廉访司”等均为元代特有称呼，故此刻石确应为元代会试考官题名。

關于这通刻石的研究不多，仅有邢鹏老师《北京国子监重新发现一方元代进士题名刻石》 ！ 1一文中根据国家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所拓片（索书号：北京8370-2）描述此碑情况，抄录部分碑文。据邢鹏老师所述“从钎痕可知，碑阴部分自开凿石料始一直未被打磨，即此面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碑阴使用”，可知此考官题名元代时也为碑阴，而此例与明代进士题名碑上的殿试考官题名之制相符。明代有20通题名碑的碑阴处刻有当科殿试考官题名，形式为“考官种类+考官官职+姓名+出身”，与元代考官题名刻石形式略同。而明代题刻进士题名碑为元代立碑之延续，故此刻石原碑阳处应为元代进士题名。

综上所述，国子监藏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按碑文内容可分为二类：一类是记录乡贡出身进士名录的题名碑，称为进士题名碑，一类是记录国子生出贡名录的题名碑，称为公试题名碑。这些刻石保存情况极差，因被明人磨洗，现仅存元代刻石3通和明清时期后人仿制刻石1通。

二、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建立

元代在北京孔庙立进士题名碑应始于延祐二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复兴科举，“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 2。仁宗于次年改元“延祐”，于延祐元年举行乡试，二年举行会试和殿试。在延祐二年所定进士受恩例中，便载有“择日，进士谒先圣，行舍菜礼……有司于宣圣庙前刻石题名”！ 3。此处所指宣圣庙即至北京孔廟。元代科举制度伊始，元廷便已为新科进士在孔庙前院题名立碑。据史料所载，元代第一通进士题名碑的碑记由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做。其后各科，元廷均于殿试后在孔庙内为进士立碑。据元泰定年间进士宋褧所述：“颍川赵君伯器，典簿国子监，日榻七举进士题名刻石……起延祐乙卯迄元统癸酉，凡七科……至正癸未四月跋。”！ 4国子监典簿赵琏曾拓印七通进士题名碑，即延祐二年乙卯科、延祐五年戊午科、至治元年辛酉科、泰定元年甲子科、泰定四年丁卯科、至顺元年庚午科、元统元年癸酉科七通碑。《元史》中有各科举行殿试的记载，故立题名碑之事与史相合。后至元元年，元朝再次停罢科举，直至后至元六年，惠宗下诏重新开科取士，于至正元年举行乡试，二年举行会试和殿试。宋褧所做题跋便于重开殿试的次年。在科举重开后，刻立进士题名之制也随之复行。

与之前相较，这次科举复行，最大的不同是将国子监贡士考试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国子监贡士制度始于元大德八年，元廷设“岁贡法”，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后改“三年各贡二人”，这项规定明确了国子监生可直接出贡做官。至大四年，元武宗提出国子监通过“策试”确定贡士人选的方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并明确了国子生授官品级。延祐二年（1315）八月，赵孟頫、元明善等人进一步提出国子监的“积分贡试法”，即国子监生通过考试获得积分，分数达标者可参加公试，公试合格者可出贡做官“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 5。这一做法几经废止，又几次复行，最终被国家认可，成为选官正途之一，沿用至元末。至元六年科举再次复兴，元廷提出将国子监公试与科举会试合二为一的想法，“国子生积分，并依旧例……随例会试，通并百人之数，出身依监学旧例”！ 6。至此，国子监贡士由原来的每年出贡6人改为三年出贡18人，且国子生与天下举子一同考试，但分别录取、授职。

在北京孔庙内刻立国子监公试题名碑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第二次科举复兴之后。明人叶盛曾在《菉竹堂碑录》载有5通国子监题名碑，其中2通为至正以前的题名碑，“国子监题名记，至大辛亥五月；国子监题名记，虞集序，天历二年三月”！ 7。两通碑一通为至大四年五月所做，此时国子监尚未建立贡士考试制度，此碑非公试题名碑。另一通天历二年题名碑由虞集作序，在其著作《道园学古录》中收录的“国子监学题名录序”！ 8应为此碑之序，据他所述此碑为国子监官师题名碑。史料中最早可见关于“公试题名”的记载为元代名臣苏天爵所做《至正五年国子生试贡题名记》“国子积分生试者百二十人，中选者十有八人，将登名于石”！ 9。又据至正二十六年碑记所述“每试必题名于石，石必有文以记之”，可知至正初年元代已有刻立公试题名碑之制，且立碑直至延续到元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次科举考试复行后，共开科9次，分别是至正二年壬午科、至正五年乙酉科、至正八年戊子科、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至正十四年甲午科、至正十七年丁酉科、至正二十年庚子科、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科、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按前文所述，每各科殿试后题刻两通题名碑，即一通进士题名碑，一通公试题名碑，应有碑18通，再加之前7通进士题名碑，北京孔庙内最少应有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25通，然而现仅存4通，且1通为后人仿刻。

三、题名刻石的规制

因元代科举类题名碑刻石留存不多，仅据现存4通刻石予以考察。其中至正十一年碑刻虽为后人仿制，但其碑文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现将4通刻石具体情况梳理如下如下：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67.5厘米，碑身宽92厘米，厚31厘米。螭首，正中额题篆书“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长方形碑座，碑阳、碑阴四周皆刻缠枝卷草纹。碑文楷书，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现存碑文32列，首列刻“至正十一季进士”，第2列至10列刻题名记，第11列至31列刻进士题名名录，分两榜按甲次刻写，最后一列刻撰文者、书写者、刻写者姓名。

至正二十年公试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35厘米，碑身宽86厘米，厚14厘米。圆碑首，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阳刻公试题名碑文楷书，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现存碑文可辨别5列，4列为中式者题名，刻“布峦吉歹”、“口口忽刺”等字样，其后小字刻中式者部族或籍贯，1列为撰写碑文者姓名刻“国子祭酒张翥撰”。

至正二十六年公试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93厘米碑身宽95厘米，厚27厘米。方首抹角碑，正中额题篆书“至正丙午国子监公试题名记”，四周刻卷云纹。该碑也为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阳楷书刻国子监公试题名碑文，左侧刻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碑文现存25列，第1列为碑文名“至正二十六年国子中选生题名记”，第2至11列为题名记内容，第12至25列为中选国子生名录及授官之制，按民族分正、副榜列之，姓名后亦小字刻中式者部族或籍贯。

元代考官题名刻石虽文字已被人磨洗，但碑刻大体形制未变，故也列于此作为参考。该刻石通高约为206厘米，宽83厘米，厚23厘米。圆首碑，首身一体。碑阴处楷书刻考官题名，文字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通过拓片辨析，碑文现隐约可见15列，先刻考官类别，紧接刻考官官职和姓名，如“受卷官口□大夫□正府□□□王兴□”等。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元代题名刻石形制虽大小不一，但也具有一定的通性。如各碑皆为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首或为圆首或为方首抹角，碑文皆为楷书刻写，碑首正中或篆书题写碑额。参考明清两朝题名碑的规制，与元代题名刻石类似。前文已述，元代有题刻考官名录于题名碑碑阴处的制度，但现存两通元代刻石碑阴处却皆无考官题名，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为题名碑类别不同。此碑可能为元代进士题名碑，而两通元碑为公试题名碑，因此元代可能只在进士题名碑后题刻考官名录。另一种可能为题名碑年代不同。据邢鹏老师所述，元代考官题名刻石上有“□正府”字样，若为“宗正府”则可推测出此碑为延祐时期碑刻。延祐朝为元代第一次科举复兴时期，而另两通元碑为元代第二次科举复兴后所立，故也可能因年代不同而碑刻形制有变化。

元代题名刻石的碑文较为统一，大致包含以下四部分。一为题名记，多由国子监祭酒撰写，所述内容有对皇帝的称赞，如至正五年载“我世祖皇帝定一亟夏，兴造功业，而礼乐之文，贤良之选，盖彬彬焉”；有对士子的勉励，如至正二十年载“矧比季来，遘时多难，诸君于天下事固精思熟策，宜有文武长才出其间，用济斯世，以报国家，光前修为，……达为可羞，使来者观之而唶曰：大学有人如是哉！”亦有对元代科举制度的叙述，如至正二十六年碑记载“初……其艺，蒙古、色目、汉人凡三色，共取中式百二十人。及科举复行，合为一试，异其考”等。二为中式者名录，皆依照元代科举考选之制分分民族刻写。三为考官题名，有的题刻于碑阴处，有的列于题名碑记中，如至正五年碑记中载“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进士，知贡举翰林学士欧阳玄、同知贡举礼部尚书王沂，考试官崇文太监杨宗瑞”等考官，至正二十六年题名记亦列会试考官“提调贡举则中书平章政事七十，知贡举则中书左丞王时，同知贡举则礼部尚书徐昺”等人。四为撰记、书写、题额者姓名，在《菉竹堂碑目》所列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的碑条目中提及“王思诚记，危素书，王文麟篆”，此应为原碑碑文所刻内容，在至正二十年题名碑上亦刻撰文者张翥姓名和官职。

四、元代题名刻石的价值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是元代科举、教育、选官制度的实物载体，是元朝士子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元代名臣危素在《国子监分学题名记》中写道：“今若等刻石传永久，不亦善，传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坏，此不可坏，诸生勉励。 ”@ 0他认为“题名”类刻石即是对士子的表彰，又是对士子的勉励。对于科举类题名刻石而言更是如此。科举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将进士姓名题名石碑，既是对其优异成绩的赞许，让其姓名千古流传，更是为了勉励他们要“修身致用、报效国家”，不辜负题名立碑之制，不辜负选贤举能之意，科举类题名刻石的意义便在于此。元代题刻科举类刻石之制已有七百余年，据《元婚礼贡举考》所示，在孔庙题名立碑是国家规定的元代进士庆典的最后环节，也是元代科举流程的最后一项，足见其重要。若非明人磨洗，元代科举类刻石能流传至今，则是对元代科考制度和士子文化最真实的见证。汤右曾在为吴苑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及元代科举类刻石的作用“昔人集古录，以为可与史传正其缺缪，用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1。 然而，题刻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虽仅存4通，但仍可一窥元代科举之概况。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是元代科举的重要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首先刻石可补充有关元代科举制度的资料。如国子监贡士的授官品级，各典章中均记为蒙古授从六品、色目授正七品、汉人授从七品，唯独至正二十六年这科“上犹闵学者之久滞，诏优异之”，便将各族士子的官职提高一级，“蒙古，赐正六品出身，授承直郎……色目，赐从六品出身，授承务郎……汉人，赐正七品出身，授承事郎”。由此可见，科举类题名刻石可补充相关史实。其次刻石可考补元代进士和贡士信息。当前已有多位学者利用科举类题名刻石对科举人物进行考补，如萧启庆老师便利用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拓片，并结合方志等资料考补79位进士的名录和事迹。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虽留存不多、保存状况不好，但它们仍是元代科举制度实施的实物证明，是元代科举文化的真实体现，对于研究元代科举制度有重要意义。2021-05-04 08:49李晓頔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4期

关键词：题名进士

摘 要：北京孔庙现存4通题刻有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其中3通为元代所刻，1通为明清时期仿刻，按碑文内容，刻石可分两类，一类是进士题名碑，一类是国子监公试题名碑。据考察，有元一代，北京孔庙内立科举类题名刻石最少25通，它们记载着元代的科举制度和科举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虽然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现仅存4通，但其仍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价值，可通过其一探元代科举之概况。

关键词：元代科举 进士 贡士 题名 北京孔庙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时期。元朝建国后，定都北京，兴建城池，在都城东北隅画地建国学，至元二十四年（1278）建国子监，大德六年（1302）在国子监东侧建孔庙，形成“左庙右学”之制，从此这里成为元代的中央官学a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元代新科进士及第后，向例有至孔庙行释菜礼、立题名碑的制度。北京孔庙内现存题刻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4通，分别是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题名碑、至正二十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至正二十六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和元代科举考官题名刻石，它们记载着元代的科举史实。之前已有学者对几通刻石进行单独考查，但尚未对元代题名刻石做过整体考述。故本文结合金石拓片、个人文集等资料，对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建立、规制、碑文等内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文物和文献价值。

一、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发现和前人研究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至正二十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至正二十六年国子监公试题名碑现立于北京孔庙大成门外西北侧。据史料载，这三通碑是清代国子监祭酒吴苑发现的，“于启圣祠土中得元碑三……三碑可征一代取士之制，竖讫”b。明清两朝沿用元代国子监旧址为最高学府，在保持“左庙右学”规制不变的基础上，不断扩建馆舍，启圣祠就是明嘉靖九年（1530）增建的。清康熙三十一年（1629），吴苑任国子祭酒时，发现明代进士题名碑仅存三分之二，便掘土搜索，在启圣祠院内偶然得到这三通碑。吴苑认为三通碑为“一代典故也”，特撰文记述此事，这是对三通刻石的第一次著述，“一为正泰国子贡试名记，蒙古、色目、汉人列三榜皆有名正副。一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记，蒙古、色目为一榜，状元朶列国，汉人、南人为一榜，状元文允中，皆无榜眼、探花。一为至正国千中选题名记，蒙古赐正六品、色目赐从六品、汉人赐正七品，亦有正副”。但此著述错误颇多，“正泰国子贡试名记”“朶列国”等皆与史不符。

之后，关于三通元碑的研究更加深入，现择取重要篇章，按成文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钱大昕《宋元科举题名录》。钱大昕曾至北京孔庙陪祀祭孔，因此得见三通碑。他抄录了碑上中试士子的名录并做考据，提出至正十一年碑“元石已亡，后人重刻，故多误字”。该内容原载于《元遗事》中，后于乾隆四十年时被王明韶收录在《宋元科举题名录》中c，在王明韶所附题跋中已明确三通碑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至正庚子国子监贡试题名记、至正丙午国子监公试题名记”。该文所录碑文不全，仅抄录士子名录，未载“题名记”部分。

2.《钦定国子监志》（乾隆四十六年版）。该书于《金石·题名》篇中略记三通元碑情况d，文中亦有错讹。如将至正十一年状元朶列图记为“图列图”；将一通碑定名为“至正十九年已亥四色进士题名碑”，但《元史》中无至正十九年举行殿试的记载，故为错记。

3.《钦定国子监志》（道光十二年版）。该书于《金石志·进士题名碑》 中略述各碑规制e，且辨识碑文、考据史料，再次确定了三通刻石中，一通为进士题名碑，两通为国子监公试题名碑。

4.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清人王昶曾得到两通刻石的拓本，民国七年罗振玉将其收录于《金石萃编未刻稿》中，e记为“元辛卯会试题名记”和“国子□□试题名记” ，即“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和“至正庚子国子监公试题名记”。文中不仅首次记述了碑体大小，更补充两通碑“题名记”f的碑文。由于至正庚子国子监公试题名记碑体风化严重，文字漫漶，碑文已无法考证，故《金石萃编未刻稿》中所载内容是该碑现存唯一的“题名记”资料。

5.今人之研究。台湾学者萧启庆在《元代进士辑考》中，利用金石拓片和史料文献，校补三通元碑的碑文g，内容准确。另有邢鹏老师《北京国子监元代进士题名刻石调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刻石考辨》 h一文对碑刻本体进行研究。文中介绍元代题名碑概况、存放地点等问题，考证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的形制、碑文、字体等内容，并结合《菉竹堂碑目》《元史》等资料论证提出北京孔庙内原有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已亡，现存碑刻是“清康熙三十一年仿刻”的推论。但此推论仍待进一步考证，沈仁国老师曾就此提出怀疑“就《菉竹堂碑目》 已将王文烨误作王文麟之情形看，是否方仿刻明代？”i笔者认为，此碑为后人仿刻无疑，但何时仿制尚不可知。

另有一通元代科举类刻石为“考官题名”，现立于十三经碑林之中。此方刻石已被明人磨去碑文重新刻字，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记载：“尝闻阮安督工建太学时，悉取前元进士碑，磨去刻字。”！ 0该碑碑阳处现刻“明万历四年祭酒司业题名”，碑阴处字迹漫漶严重，仅能通过拓片识别部分文字。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民国时期拓片，可辨别部分考官名称和元代官署名称。受卷官、弥封官等为元代乡会试所设考官，但国子监内并未有刻立大都乡试的先例，故此应为会试考官，而“大都”“廉访司”等均为元代特有称呼，故此刻石确应为元代会试考官题名。

關于这通刻石的研究不多，仅有邢鹏老师《北京国子监重新发现一方元代进士题名刻石》 ！ 1一文中根据国家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所拓片（索书号：北京8370-2）描述此碑情况，抄录部分碑文。据邢鹏老师所述“从钎痕可知，碑阴部分自开凿石料始一直未被打磨，即此面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碑阴使用”，可知此考官题名元代时也为碑阴，而此例与明代进士题名碑上的殿试考官题名之制相符。明代有20通题名碑的碑阴处刻有当科殿试考官题名，形式为“考官种类+考官官职+姓名+出身”，与元代考官题名刻石形式略同。而明代题刻进士题名碑为元代立碑之延续，故此刻石原碑阳处应为元代进士题名。

综上所述，国子监藏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按碑文内容可分为二类：一类是记录乡贡出身进士名录的题名碑，称为进士题名碑，一类是记录国子生出贡名录的题名碑，称为公试题名碑。这些刻石保存情况极差，因被明人磨洗，现仅存元代刻石3通和明清时期后人仿制刻石1通。

二、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的建立

元代在北京孔庙立进士题名碑应始于延祐二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复兴科举，“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 2。仁宗于次年改元“延祐”，于延祐元年举行乡试，二年举行会试和殿试。在延祐二年所定进士受恩例中，便载有“择日，进士谒先圣，行舍菜礼……有司于宣圣庙前刻石题名”！ 3。此处所指宣圣庙即至北京孔廟。元代科举制度伊始，元廷便已为新科进士在孔庙前院题名立碑。据史料所载，元代第一通进士题名碑的碑记由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做。其后各科，元廷均于殿试后在孔庙内为进士立碑。据元泰定年间进士宋褧所述：“颍川赵君伯器，典簿国子监，日榻七举进士题名刻石……起延祐乙卯迄元统癸酉，凡七科……至正癸未四月跋。”！ 4国子监典簿赵琏曾拓印七通进士题名碑，即延祐二年乙卯科、延祐五年戊午科、至治元年辛酉科、泰定元年甲子科、泰定四年丁卯科、至顺元年庚午科、元统元年癸酉科七通碑。《元史》中有各科举行殿试的记载，故立题名碑之事与史相合。后至元元年，元朝再次停罢科举，直至后至元六年，惠宗下诏重新开科取士，于至正元年举行乡试，二年举行会试和殿试。宋褧所做题跋便于重开殿试的次年。在科举重开后，刻立进士题名之制也随之复行。

与之前相较，这次科举复行，最大的不同是将国子监贡士考试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国子监贡士制度始于元大德八年，元廷设“岁贡法”，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后改“三年各贡二人”，这项规定明确了国子监生可直接出贡做官。至大四年，元武宗提出国子监通过“策试”确定贡士人选的方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并明确了国子生授官品级。延祐二年（1315）八月，赵孟頫、元明善等人进一步提出国子监的“积分贡试法”，即国子监生通过考试获得积分，分数达标者可参加公试，公试合格者可出贡做官“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 5。这一做法几经废止，又几次复行，最终被国家认可，成为选官正途之一，沿用至元末。至元六年科举再次复兴，元廷提出将国子监公试与科举会试合二为一的想法，“国子生积分，并依旧例……随例会试，通并百人之数，出身依监学旧例”！ 6。至此，国子监贡士由原来的每年出贡6人改为三年出贡18人，且国子生与天下举子一同考试，但分别录取、授职。

在北京孔庙内刻立国子监公试题名碑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第二次科举复兴之后。明人叶盛曾在《菉竹堂碑录》载有5通国子监题名碑，其中2通为至正以前的题名碑，“国子监题名记，至大辛亥五月；国子监题名记，虞集序，天历二年三月”！ 7。两通碑一通为至大四年五月所做，此时国子监尚未建立贡士考试制度，此碑非公试题名碑。另一通天历二年题名碑由虞集作序，在其著作《道园学古录》中收录的“国子监学题名录序”！ 8应为此碑之序，据他所述此碑为国子监官师题名碑。史料中最早可见关于“公试题名”的记载为元代名臣苏天爵所做《至正五年国子生试贡题名记》“国子积分生试者百二十人，中选者十有八人，将登名于石”！ 9。又据至正二十六年碑记所述“每试必题名于石，石必有文以记之”，可知至正初年元代已有刻立公试题名碑之制，且立碑直至延续到元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次科举考试复行后，共开科9次，分别是至正二年壬午科、至正五年乙酉科、至正八年戊子科、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至正十四年甲午科、至正十七年丁酉科、至正二十年庚子科、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科、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按前文所述，每各科殿试后题刻两通题名碑，即一通进士题名碑，一通公试题名碑，应有碑18通，再加之前7通进士题名碑，北京孔庙内最少应有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25通，然而现仅存4通，且1通为后人仿刻。

三、题名刻石的规制

因元代科举类题名碑刻石留存不多，仅据现存4通刻石予以考察。其中至正十一年碑刻虽为后人仿制，但其碑文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现将4通刻石具体情况梳理如下如下：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67.5厘米，碑身宽92厘米，厚31厘米。螭首，正中额题篆书“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长方形碑座，碑阳、碑阴四周皆刻缠枝卷草纹。碑文楷书，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现存碑文32列，首列刻“至正十一季进士”，第2列至10列刻题名记，第11列至31列刻进士题名名录，分两榜按甲次刻写，最后一列刻撰文者、书写者、刻写者姓名。

至正二十年公试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35厘米，碑身宽86厘米，厚14厘米。圆碑首，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阳刻公试题名碑文楷书，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现存碑文可辨别5列，4列为中式者题名，刻“布峦吉歹”、“口口忽刺”等字样，其后小字刻中式者部族或籍贯，1列为撰写碑文者姓名刻“国子祭酒张翥撰”。

至正二十六年公试题名碑，碑体通高约为293厘米碑身宽95厘米，厚27厘米。方首抹角碑，正中额题篆书“至正丙午国子监公试题名记”，四周刻卷云纹。该碑也为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阳楷书刻国子监公试题名碑文，左侧刻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碑阴无字。碑文现存25列，第1列为碑文名“至正二十六年国子中选生题名记”，第2至11列为题名记内容，第12至25列为中选国子生名录及授官之制，按民族分正、副榜列之，姓名后亦小字刻中式者部族或籍贯。

元代考官题名刻石虽文字已被人磨洗，但碑刻大体形制未变，故也列于此作为参考。该刻石通高约为206厘米，宽83厘米，厚23厘米。圆首碑，首身一体。碑阴处楷书刻考官题名，文字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纵向刻写。通过拓片辨析，碑文现隐约可见15列，先刻考官类别，紧接刻考官官职和姓名，如“受卷官口□大夫□正府□□□王兴□”等。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元代题名刻石形制虽大小不一，但也具有一定的通性。如各碑皆为首身一体，长方形碑座，碑首或为圆首或为方首抹角，碑文皆为楷书刻写，碑首正中或篆书题写碑额。参考明清两朝题名碑的规制，与元代题名刻石类似。前文已述，元代有题刻考官名录于题名碑碑阴处的制度，但现存两通元代刻石碑阴处却皆无考官题名，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为题名碑类别不同。此碑可能为元代进士题名碑，而两通元碑为公试题名碑，因此元代可能只在进士题名碑后题刻考官名录。另一种可能为题名碑年代不同。据邢鹏老师所述，元代考官题名刻石上有“□正府”字样，若为“宗正府”则可推测出此碑为延祐时期碑刻。延祐朝为元代第一次科举复兴时期，而另两通元碑为元代第二次科举复兴后所立，故也可能因年代不同而碑刻形制有变化。

元代题名刻石的碑文较为统一，大致包含以下四部分。一为题名记，多由国子监祭酒撰写，所述内容有对皇帝的称赞，如至正五年载“我世祖皇帝定一亟夏，兴造功业，而礼乐之文，贤良之选，盖彬彬焉”；有对士子的勉励，如至正二十年载“矧比季来，遘时多难，诸君于天下事固精思熟策，宜有文武长才出其间，用济斯世，以报国家，光前修为，……达为可羞，使来者观之而唶曰：大学有人如是哉！”亦有对元代科举制度的叙述，如至正二十六年碑记载“初……其艺，蒙古、色目、汉人凡三色，共取中式百二十人。及科举复行，合为一试，异其考”等。二为中式者名录，皆依照元代科举考选之制分分民族刻写。三为考官题名，有的题刻于碑阴处，有的列于题名碑记中，如至正五年碑记中载“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进士，知贡举翰林学士欧阳玄、同知贡举礼部尚书王沂，考试官崇文太监杨宗瑞”等考官，至正二十六年题名记亦列会试考官“提调贡举则中书平章政事七十，知贡举则中书左丞王时，同知贡举则礼部尚书徐昺”等人。四为撰记、书写、题额者姓名，在《菉竹堂碑目》所列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的碑条目中提及“王思诚记，危素书，王文麟篆”，此应为原碑碑文所刻内容，在至正二十年题名碑上亦刻撰文者张翥姓名和官职。

四、元代题名刻石的价值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是元代科举、教育、选官制度的实物载体，是元朝士子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元代名臣危素在《国子监分学题名记》中写道：“今若等刻石传永久，不亦善，传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坏，此不可坏，诸生勉励。 ”@ 0他认为“题名”类刻石即是对士子的表彰，又是对士子的勉励。对于科举类题名刻石而言更是如此。科举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将进士姓名题名石碑，既是对其优异成绩的赞许，让其姓名千古流传，更是为了勉励他们要“修身致用、报效国家”，不辜负题名立碑之制，不辜负选贤举能之意，科举类题名刻石的意义便在于此。元代题刻科举类刻石之制已有七百余年，据《元婚礼贡举考》所示，在孔庙题名立碑是国家规定的元代进士庆典的最后环节，也是元代科举流程的最后一项，足见其重要。若非明人磨洗，元代科举类刻石能流传至今，则是对元代科考制度和士子文化最真实的见证。汤右曾在为吴苑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及元代科举类刻石的作用“昔人集古录，以为可与史传正其缺缪，用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1。 然而，题刻元代科举信息的刻石虽仅存4通，但仍可一窥元代科举之概况。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是元代科举的重要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首先刻石可补充有关元代科举制度的资料。如国子监贡士的授官品级，各典章中均记为蒙古授从六品、色目授正七品、汉人授从七品，唯独至正二十六年这科“上犹闵学者之久滞，诏优异之”，便将各族士子的官职提高一级，“蒙古，赐正六品出身，授承直郎……色目，赐从六品出身，授承务郎……汉人，赐正七品出身，授承事郎”。由此可见，科举类题名刻石可补充相关史实。其次刻石可考补元代进士和贡士信息。当前已有多位学者利用科举类题名刻石对科举人物进行考补，如萧启庆老师便利用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拓片，并结合方志等资料考补79位进士的名录和事迹。

元代科举类题名刻石虽留存不多、保存状况不好，但它们仍是元代科举制度实施的实物证明，是元代科举文化的真实体现，对于研究元代科举制度有重要意义。

a 元代建立三所中央官学，分别是蒙古国子监、国子监、回回国子监，本文所谈论内容是位于北京的国子监。

b 〔清〕吴苑：《北黟山人诗》（卷6） 《太学新立进士题名碑纪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46册），北京出版社 2005年影印版，第670页。

c 《宋元科举题名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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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清〕文庆等：《钦定国子监志》（卷64）《金石十一·进士题名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点校本，第1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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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转引自《都省奏准科举条画》陈高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 ，《暨南史学》2002年第1辑，第161页。

q 〔明〕叶盛：《菉竹堂碑錄》（卷5），《粤雅堂丛书》（第15集），清刻本。

！ 8 《全元文》（卷822），《虞集九》，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s〔元〕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丛书集成续编》（第18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86页。

t《全元文》（卷1473）《 危素六》，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 1《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20）《词臣六·吴苑》，《清代传记丛刊》（第7册），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661页。

作 者： 李晓頔，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科举制度、中国古代官学教育制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