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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位于内蒙古西部，东临察哈尔，南界晋陕两省北部，西南与宁夏、甘肃相连接，当时是一个只有177万人口的小省。 日本在实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侵夺绥远是其重要的一步。如果控制了绥远，将有助于对华北、西北构成外线包围态势，从察绥而南，入侵冀、晋、陕等省，这是日军进一步进攻中国的理想通道。 所以，绥远的得失对中日双方来说，战略影响十分重大。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 在“满蒙计划”的影响下，以控制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 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 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 随即，德王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投靠日军的蒙古德王 图片来自网络 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 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人更是公开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请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人，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而且，编制完成了2个军共8个师的伪蒙军。 德王担任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1军军长，总兵力1万人。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所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所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军第2军第7师穆克登宝都所部驻百灵庙。 随后，日本关东军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入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 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于是，察绥一带局势渐趋紧张。 还在华北事变之际，蒋介石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是，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的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 蒋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3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 所以，蒋介石认为，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绝不会眼见日本的阴谋得逞而无动于衷。 在他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印证了蒋介石的观察。他当时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上的印证。 相反，他又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接着，6月初爆发两广事变，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 于是，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 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并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 “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决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则，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摇，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 蒋此番布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 此举很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绥远与冀鲁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 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 但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余悸未了，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到了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麟征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见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不过，这时蒋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好在，此时日伪军并未发动突然的进攻。 8月初，南京方面再度得到消息，称日本准备趁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 察绥这时传来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这说明，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的安危。 注意到这种情况后，蒋介石已经在密谋趁敌准备未周，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 他明确告诉阎锡山： “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予其一大打击后，适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定向绥远增兵了。阎电称： “此间，自前次接奉钧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 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力仍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 特别是张国焘、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会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 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态度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 根据侦察的情况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前排中）会晤蒙古王公，缓和矛盾 ，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4个师、炮兵1个团，伪军包桂亭有6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亦有3个师并2个旅驻商都。 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万余人。 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 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 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的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相当不满。 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因为，他相信，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 此时，蒋在军事上趁机出着的条件已失，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重要，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 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的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 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同意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 23日，中方则答以5条希望事项：（1）取消上海停战协定，（2）取消塘沽停战协定，（3）取消冀东伪组织，（4）取缔走私，（5）取缔日机之自由飞行。 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别电告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榘、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 蒋称：“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 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要求。 蒋对此除声明“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 会谈结束之后，蒋介石决心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蒋介石通知阎锡山：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3000人将在10日内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绥西后即会合袭击绥东。蒋要阎务必“严密注意，并切实防范”。 几天后，鉴于张群与川越的交涉仍旧完全不得要领，蒋介石进一步加紧策划对绥远的军事行动。 12日，蒋介石决定抽调汤恩伯部3个师应援绥远，并电汤恩伯立即与阎、傅联系部队行进问题。 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蒋甚至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关东军是否加入攻绥仍有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诸行动。 日本关东军会不会卷入攻绥行动，这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这时最为关注并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在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其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侵占绥远。 但蒋介石依旧估计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 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此，蒋介石还是决定先发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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