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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与云南文化

 颐源书屋 2024-04-17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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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号高黎贡山人。腾冲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1904年公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习陆军。在东京是云南留学生领袖,参与创办《云南》杂志,宣传民主革命。与孙中山、黄兴等多有接触,首批加入同盟会,因而被尊为国民党元老。1909年学成归国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抗日战争等。历任国会议员、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云贵监察使等职。建国后,任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李根源在军界功勋显赫,护法战争中曾由孙中山授陆军上将衔。

李根源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过较大作用。他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的卓异不凡的品格、胆略和才智,使他成为名重天下的云南人。他的道德、事功、文采都堪称近代滇人翘楚。楚图南称他为“有为有守切时望,亦文亦武胜匹俦”的“乡贤典范”(《纪念李印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缪云台评价他是“吾滇近代乡先贤中最值得敬佩之一人。”他在现代云南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古代云南由于地处边陲,向被视为化外之地,云南文化长期不为人所重。明清以迄于近代,随着云南与中原文化交流日趋密切,云南地方文化的价值才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作为滇云山水孕育出来的瑰玮奇杰之士,李根源对云南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家感进行整理弘杨。他穷搜博讨乡邦文献,为之刊行流布,著文阐扬,以光大先贤创造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成果。他征集和编纂《永昌府文征》136卷,全书约500万字,作者1203人。1940年6月在昆明开印,1943年2月竣工。这部书时间总括占今,地域遍及滇西12县,形式兼具诗文记传诸体,规模宏大,内容广博,是滇西文献的集大成之作。此外,李根源还辑刻过《明滇南五名臣遗集》,编纂过《新纂云南通志·金石志》《云南金石目略》及《续目略》《九保金石文存》等地方文献集。他自己的著作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这无疑更是云南近现代文化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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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李根源搜集和整理云南文献,是与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英法侵占缅甸、越南等邻国,虎视云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经缅攻占腾冲、龙陵、泸水等地,局势更加危迫。李根源对神州陆沉,家乡蒙垢,忧心如焚。他在为反抗侵略,复兴华夏而身体力行,多方奔走的同时,认为文化能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气,振奋精神,因而将整理和弘扬地方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战斗一翼来加以重视。在《永昌府文征》自序中,他在追溯了永昌府“二千年中,文物炳蔚,驳驳与中夏同风”的历史以后,阐述编纂《文征》的“指归”说:

东海扬尘,岛夷(日本)肆虐,矜其豚心,四处奔突,凭凌我城郭,奴虏我人民。凡有血气,必也惕然憬悟,毅然奋发,思所以申正义、张天讨者矣。绍往哲之徽献,扬大汉之声教,后贤有作,亦将有取于是哉!

很明显,他搜集文献不是为保存而保存,而是要借助家乡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先辈爱国爱乡精神来鼓舞民气,使之景仰奋起,保家卫国。因此,在搜集文献时,他对那些“能安边定远,肇造民生,功在生民,以及文章德业足以光辉百世之人物传记”及著作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在云南杂志创刊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辞》中,他明确揭示了发扬传统文化与增进爱国感情的关系。他说:“本报论文当竭力发挥我国固有之文化,如典章法制文学历史等,使国民爱国心增进不已,庶不致偏重欧化而遗忘国粹。”在欧风东渐,传统欲堕之际,他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平实而启人心智的。

李根源还认为,地方文化在涵育民众个人道德,感发其精神意志方面具有更为切近的作用。在《辑刻明滇南五名臣遗集序》中,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遗集》)钞订未竟,携以东渡。友人某见而小之谓我辈居今日,当高瞻远瞩,观察东西古今伟人,以陶熔新道德,徒求之于一乡一邑之间,断简残编之末,毋乃执德之不宏欤?根源以为否否。曩者根源亦尝涉猎东西历史,及世界名人记录矣,其间足以浚发吾智识,力拓吾心胸者,实繁有徒,而精神之感发,终无如诸公之于我切。盖观感之道,与感情相联系,非可强而致也。

某友人的看法是世间很多人的普遍看法,有其道理,但贬损地方文化又失之偏颇。比较起来,李根源对地方文化独特作用的认识就显得体贴入微,超迈俗流。把文化的作用效果与接受者的感情联系起来,确实是卓异不凡的见解,它为断简残编的乡邦文献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也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价值依据。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充分尊重,原因当然在于各种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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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品性高洁,才华富赡,学养深厚,恭敬桑梓,所以他能对云南文化、云南历史所包含的思想价值进行深邃的思考,揭示出其内在本质。在《云南人的真精神》一文中,他提出了“云南人的真精神”这一概念并进行了阐释。该文作于1941年,是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纪念抗战三周年会议上的演讲稿。在文中,他回顾了近代以来云南在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共和运动中的优异表现,指出云南人之所以能在中法战争、重九起义、护国运动、台儿庄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走在全国前列,原因在于云南人有一种“真精神”。他把这种精神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追求自由光明,反抗强暴的精神;二是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精诚团结;奋发向上的精神。他号召云南人民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坚持“神圣的抗战”,“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解放,我们的国家独立生存”。李根源所揭示的这些宝贵精神,至今值得云南人珍视,而它蕴含的方法论意义,也能给我们有益启迪。

杰出人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李根源为弘扬云南古代文化殚精竭虑,多有建树。同时,他身上深刻地体现了云南文化的精神气质,因而,他本人的道德事功及文化研究成果又成了云南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后人善加珍惜。

——陈友康,罗家湘编著:《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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