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邓红英：问题严重！印军如何重构中印战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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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邓红英

编辑 | 赵澜清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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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武大边海”微信公众号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是时间短暂、规模较小的双边冲突，但在印度却成为绝难忘却的耻辱记忆。中外学界关于中印边界战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件的时事性或回忆性著述，这类研究往往是回应即时外交问题或进行自我辩解，主观色彩浓厚，缺乏客观和全面的分析；第二类是学术性专著或论文，这类研究聚焦于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原因、战争责任、战争影响以及战争教训等。然而，中外学界很少涉及印度战争记忆的建构历程和变迁情况，本文将以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为切入点，着重考察这一特定群体战争记忆的建构、重构及其接受情况，进而揭示印度战争记忆的问题。

一、苦涩的失败：印度军方最初的1962年战争记忆

印度军方最初的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失败记忆，这既与战场形势有关，也受到印度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和制造流血冲突，迫使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印军很快遭遇连续挫败，在中印边境东段，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使印军快速失去有利地形，退路和通信联络也被切断，人员大量伤亡。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军队彻底清除印度越境修建的哨所，收复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退守列城、 楚舒勒等地。印军人士详细回忆描述了战场惨败情况，在连续军事溃败和大量人员伤亡之后，印度士兵无心作战，指挥官也士气低落，印军战败恐慌还迅速波及印度边境地区、本土社会乃至政府领导人。

然而，多年来印度高层承诺做好了军事准备，印度的媒体宣传和军事行动还让印度公众产生了对华“速胜”的期待。战争开始后的现实却是印军不断溃退、中国接连获胜，印度公众对军政官员怒火中烧，直接指责以国防部长梅农为首的高层领导。因战争准备不足、战斗失败及士兵溃逃等，印度陆军也成为指责对象，这更加剧了军方的恐慌感受和失败屈辱。

二、逃避责任和修复形象：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的重构

军事溃败在印度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为了摆脱追责压力，尼赫鲁政府向中国乃至印度军方转嫁责任。一是将战争的爆发完全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威胁”和“背叛”，构建一种印度“受害”记忆，并在印度国内传播和推广，成为印度社会的“共识”；二是隐晦地向印度军方转嫁战败责任，印度政府迫于反对派压力不得不进行战败调查，但调查范围只涉及培训、 设备、指挥系统、军队体质及指挥官能力，目的限定为吸取军事教训，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或追究失败责任。利用强大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尼赫鲁政府还拒绝完全公开有关调查报告，仅向公众简要提及印军在训练、设备、指挥系统、军人体质、指挥官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很多印军人士特别是参战军官反对由印军担负战败责任，最初的失败恐慌让位于愤懑不满，既指责中国的“侵略”和“背叛”，又揭露印度政府特别是高层领导人要为战败担负主要责任，还抱怨印度议会、媒体、反对党乃至全部印度人都有罪，并宣扬印军官兵作战英勇，企图逃避战败责任和修复群体形象。 

因中印边界问题未能和平解决，中印关系依旧紧张，印度朝野和社会不是追究军队战败责任，而是鼓舞印军士气和建立其国家“救星”形象。虽然在反对派压力下印度政府进行战败调查并隐晦指出军方的战败责任，但在执政党的操控下，印度军方和政府的战败责任调查和追究最后均是敷衍塞责、不了了之。在印度政府的操纵下，中国“背叛”和“侵略”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在印度社会的共谋下，印军“英勇”作战说法也成为印度1962年战争记忆的一部分。 

 

三、认同与争议：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的接受问题

在印度的1962年战争记忆中，分析战败原因并吸取教训是各界人士最为重视的内容之一，印度军方常常以吸取战败教训为名表达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军方诉求也符合印度政府维护统治地位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需要，在战后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安全体制改革以及对外政策调整，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接受。如今，印度军方再次成为政党博弈的受益者，国大党的主要对手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国内主流舆论将尼赫鲁、中国而不是印度军队作为1962年战争的主要指责对象。

然而，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没有得到中方的认可，在国际社会甚至印度内部都存在接受不足问题。冷战形势下，西方主流媒体最初完全倒向印度和谴责中国“侵略”，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以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他们或指出印度挑起战争，或主张中印双方都有责任。在印度国内，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也遭遇了异议和质疑。首先，将战争归咎于中国站不住脚，“中国背叛”“中国侵略”等论调在战后初期就已遭受质疑。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意识到将1962年战争归咎于中国并不正确。其次，将战败归咎于尼赫鲁政府及领导人不太成功。战后初期，在文官治军体制下，印度国防部和陆军的在职高官选择服从和配合政府隐瞒罪责，战败调查报告没有直接指责尼赫鲁及其政府，军队高官同意不对外公开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也没有积极揭露和追究政界的战败责任。实际上，作为当事方，印度军队对战败显然是难辞其咎的。最后，对于印度士兵特别是拉达克地区印军进行了英勇战斗的说法，也不乏质疑之声。印度学者还考证指出，印度北部边境地区很多士兵个人英勇事迹都是人为制造的，目的是制造大众民族主义和阻止对导致战败的官方政策进行审查。

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接受程度不足，反映出其战争记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历史叙事上主观选择性太强而客观真实性不足，如很少涉及英国和印度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侵略和掠夺，忽视和歪曲中国的边界立场和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夸大乃至捏造印度的“胜利”故事和“英雄”事迹。二是价值取向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印度军人的个人战争回忆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有的地方还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之处，但这些个人记忆也有相同之处，如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解，同时也竭力维护军队整体利益，不满由陆军担负全部的战败责任，为此有意隐瞒或回避自己以及印度陆军的战争责任，并企图通过吸取战争教训来提升印度军队地位、加强国防建设以及重塑军队形象。三是心态结构上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沉沉湎于失败主义或复仇主义等负面情绪，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心理，将印度军队描绘为战争受害者，对外指责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精心准备”和“蓄谋已久”的，对内揭露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领导人既不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还忽视中国威胁。

四、结语

1962年战败最初给印度军方人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苦涩的失败记忆，但在个人及群体利益的驱使下，印度军方很快致力于重构战争记忆，向中国及印度政界推卸战争责任的同时，还塑造印军“英勇抵抗”形象。然而，印度军方战争记忆重构并不成功，一是印度军方未能垄断战争记忆，即便在印度国内也无法长期保持话语影响力；二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政治权力才是集体记忆的真正来源，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日益遭受质疑。

实际上，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政治化，还成为文化创伤。印度军方战争记忆的政治化重构既不能改变失败结局，也无法根除失败记忆。1962年边界战争的挫败、苦难、恐慌、屈辱等体验和感受，给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留下恐慌记忆，造成了心理创伤。在印度军政当局的联合作用下，中国“加害”记忆在印度社会广为流传和接受，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并持续存在。又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多次上升，印度的战争创伤记忆不时被唤醒，战争创伤至今未能愈合。

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将1962年战争建构为“国耻”记忆，既阻碍中印和解，也不利于印度自身发展。治疗1962年战争创伤，印度军方乃至印度社会需要在求真务实、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再次重构战争记忆。

作者简介：邓红英，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