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 | 从绿松石器看晚商王朝与李家崖文化的关系

寂寞红山 2024-04-1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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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松石因其矿源和产品不多，是用来观察商时期不同区域文化交流和社会关系的新视角。晚商王朝的绿松石器种类很多，主要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且有不同的质量品级。李家崖文化绿松石器主要发现在以寨沟遗址为代表的地点，其类别和形制都与晚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同类器物高度一致，多数产品很可能直接从晚商王朝中心地区输入。绿松石器可反映晚商王朝与李家崖遗址等北方地区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还可能与欧亚草原车马资源东渐、商王朝都城北移等现象相关。晚商王朝可能通过对绿松石等资源和生产技术的掌控，从周边获取所需资源。

殷墟文化时期，晚商王朝的周边兴起诸多的青铜文化，其中位于今陕晋之间黄河中游的李家崖文化尤其引人注目。李家崖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核心区域之间有吕梁山和太行山等阻隔，在地理上并没有接壤（图一）。李家崖文化区域内出土数百件商式青铜器，是商王朝核心区域之外数量最大的。因此关于李家崖文化的性质，也引起长时间、热烈的讨论[1]。不过除了根据出土文献做出“鬼方”“土方”等族群、根据青铜器做出文化因素的判断外，李家崖文化与晚商王朝之间的关系如何，基于已有考古材料很难展现出进一步的社会景观。

图一晚商王朝以西地区形势图

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连续在李家崖文化中心区域清涧一带进行考古工作[2]，发现了辛庄大型建筑以及铸铜遗存[3]，最近又在寨沟发现不同等级的墓地[4]，这些都是李家崖文化考古的极大进展和突破。虽然寨沟墓葬被盗严重，但出土的高品质绿松石器，可让我们从一个新视角观察李家崖文化与晚商王朝之间的关系。

一、晚商王朝的绿松石产业

青铜、玉石等贵重材质及其制品，是早期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标志物，也是观察各区域社会高层之间关系和观念疏密的重要视角。不过，青铜和玉石矿料分布甚广，又有重熔、改制等因素混淆其产地信息，这使其资源和产品都较难定位。相比之下，绿松石只有不多的矿源、少量的产品。同时，绿松石有作为矿源、产源以及终端产品等不同的阶段，绿松石资源流通可能呈现出更为具体的细节。

研究表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绿松石矿，矿脉主要分布在鄂豫陕交汇的秦岭东麓、马鞍山地区，以及青海乌兰、新疆乌兰地区[5]。这些绿松石资源开发以及由此形成的绿松石产业，几乎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并成为其重要内容[6]。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开发的矿源地集中在今陕鄂之间[7]，从考古学文化和绿松石产品归属可知，中原王朝一直掌控着绿松石产业资源。

晚商王朝是早期青铜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突出的成就体现在青铜等手工业生产及其产品上。近年来在殷墟周围又发现诸多新的遗址如辛店、陶家营等，让学界重新认知大邑商的范围。新发现的铸铜、制骨作坊揭示了晚商王朝大型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刷新了对商王朝社会生产能力的理解。殷墟迄今未发现绿松石生产作坊，不过已发掘的大量不同等级墓葬中的随葬绿松石可反映晚商王朝绿松石生产基本情况。

殷墟所见绿松石主要有如下五类。其一，以联片的方式镶嵌在不同用途的器物上，包括有兵器、车马器、容器等青铜器，以及骨器、石器，甚至是带刻辞的骨器。这是殷墟最为常见的绿松石器大类。其二，以独片的方式镶嵌动物型器首。往往以一对嵌片作为眼珠镶嵌在动物装饰的眼部，嵌片多为不规整的圆形。其三，串饰。较为少见，作为项饰或耳饰，高等级墓葬中有多颗绿松石串联，一般为单颗者。其四，象生器。单体的绿松石被雕塑为蝉、蛙、鸟等造型，和同时期玉器的鹿、鸟、鱼等小型象生器一样，这些动物造型多附饰在其他主体上。其五，多嵌片绿松石，迄今未见原来依托的母体。往往出现在墓葬中，多见于西北岗王陵区墓葬，因其多被盗扰，原来的器形不明。

最后一类的多嵌片绿松石数量很大，非常值得注意。20世纪30年代史语所在西北岗侯家庄王陵区多个墓葬中都有发现，可惜这些嵌片发掘后多有遗失。如M1001“出土之绿松石制之镶嵌片共约5100余片（大多已佚失）”[8]，其他大墓中如M1002出土340余片[9]，M1003出土282片[10]，M1004出土超过2000片[11]。嵌片大小不一，有的长度达到2厘米[12]，在绿松石嵌片中属于最大者，数量上也是最大的类别。这些嵌片包括形状多样的无固定形状者，也有圆形、半圆、三角形等规则形状的，出土位置多在墓葬棺室或相近位置的盗洞。可以推测，这些嵌片原来应该像二里头2002VM3龙形器那样，依托在木、皮之类的有机体上，镶嵌拼出某种图案。这些器物原属于商王所有，很可能也是像二里头龙形器那样作为高等级礼器使用。

殷墟文化的不同阶段，绿松石产业发展有所不同。殷墟文化第一期开始，镶嵌绿松石装饰开始出现在戈等兵器上，这是绿松石功能与性质转变的发端。在此时段前后的小屯墓葬中可见随葬绿松石装饰的戈，如殷墟小屯的曲内戈（M232R002104）等[13]。殷墟文化第二期绿松石装饰最为多见，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妇好墓、其他中小型墓葬随葬绿松石器较为常见。妇好墓是目前所见商王之外随葬绿松石器最多的贵族墓葬，虽然发掘报告未能全面报道其绿松石情况[14]，仍然可见其大概。在妇好墓出土的91件青铜戈中，报告标本举例中有8件镶嵌绿松石装饰；出土的6件青铜弓形器中，镶嵌绿松石的有4件。此外妇好墓还有镶嵌绿松石青铜虎或虎头饰4件、绿松石串珠6件、单体绿松石鸽1件、蝉蛙合体1件[15]。与妇好墓年代接近的花园庄东地M54，也出土较多的绿松石器[16]。其中，发掘报告认为7件钺可能有6件在兽面纹上镶嵌绿松石，6件铃首或兽首弓形器带有绿松石镶嵌，73件戈中的2件长胡戈、1件玉援戈镶嵌有绿松石，发掘报告还认为有更多戈的绿松石装饰已脱落。而殷墟文化较晚阶段，绿松石嵌片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似有减弱之势。同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是这一阶段的两座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车马器、兵器都未见镶嵌绿松石装饰，只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偶见绿松石嵌片随葬。

从生产总量上估算，晚商王朝绿松石生产远超此前。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视为绿松石使用的高峰，在二里头遗址第v区发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作坊，且还有其他绿松石加工地点[17]。二里头绿松石产品主要为联片动物纹样的青铜牌饰和龙形饰，学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可能出土过超过15件绿松石镶嵌牌饰[18]，二里头文化2002VM3龙由2000余片联片绿松石组成[19]，构成了已知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镶嵌绿松石器。不过，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应该远大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前述妇好墓仅联片绿松石器就不少于12件，西北岗王陵区大墓多片绿松石嵌片也展现出产业规模。迄今殷墟所见绿松石器最多的单体遗存是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M20车马坑。M20位于乙七基址之南，是5座车马坑一排中较大的[20]。学者一般认为，这座车马坑应该附属于乙七基址，基址和车马坑都属于祭祀性质遗存[21]。M20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普遍装饰有绿松石，器类包括

饰、踵饰、车軎、

、衡端饰、轭首饰、轭脚饰、泡等[22]。M20出土超过500件车器的泡，其中超过200件装饰有绿松石嵌片。此外，M20出土的弓形器、兽首刀、曲内戈也饰有绿松石嵌片。M20绿松石纹饰的种类，有兽面纹、蝉纹、六角星或八角星纹等，体现了绿松石产业发达而繁盛的景象。

当然，像小屯M20车马器上大规模装饰绿松石的例子是特例。相较于青铜器、陶器、骨器的生产规模而言，商王朝的绿松石生产无疑只是小型产业。当时的绿松石资源一定是珍稀的，消费占比在社会中仍然是极其少数。比如2004年在大司空发掘的354座殷墟文化各时期中小型墓葬，墓主等级较低，仅发现绿松石串饰和泡各一件[23]。1992~2002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墓葬42座，只有M54这座高等级墓葬随葬有镶嵌绿松石器[24]。

发达的生产系统之下处理珍稀的资源，可以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品级。分级的加工方式，可以使细碎的绿松石边角料材料也得到充分利用。晚商绿松石嵌片很明显还被分为不同的品级档次，对应不同品质的终端产品。殷墟铜内玉援戈（HPKM1487 R006804）内部绿松石联片大而规整（图二，1），能够形成整齐的纹路[25]，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M5:101）绿松石嵌片中的眼珠周边经过打磨（图二，2）。两件器物上绿松石嵌片的品级，明显高于其他各器的，两件器物的等级，无疑也较高。殷墟妇好墓戈（M5:716）内部绿松石嵌片，难以组成图案（图二，5），和花园庄东地玉援戈（M54:313）上镶嵌的绿松石（图二，6）一样，属于最低下的品级。这些产品还说明，绿松石器并不完全代表使用者的地位，高等级贵族如妇好也不是必定使用工艺精细的绿松石器物。显然，绿松石器可以表达出使用者可能较高的地位，但却不像青铜礼器那样，作为表达地位的必备物。

图二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嵌片品级示意图

殷墟还有一类与李家崖文化等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相同的器物，经常镶嵌绿松石。这些器物包括不同的兽首或铃首刀、弓形器等。妇好墓出土有1件兽首刀、6件铃首和马首弓形器[26]，可见与北方文化关系的密切。此类器物较多镶嵌绿松石，如妇好墓6件弓形器，有4件镶嵌绿松石。特别是那些刀、弓形器兽首的双目上，往往镶嵌绿松石。西北岗M1311出土的驼首刀（R022110）长31.9厘米，驼首的双目以及刀柄两侧各6个圆孔中，各自镶嵌独立的绿松石片[27]（图三，1）。这件刀及其镶嵌绿松石风格，与1961年青龙抄道沟出土的羊首刀相同[28]，可见当时这类北方型青铜器与殷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有学者认为这些北方型刀、匕的兽首部分结构复杂，如兽首动物为全雕的造型，需要殷墟文化那样超高的铸造技术才能完成[29]。也有不少学者推测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北方地区的产品输入，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刀和弓形器在北方区域分布广泛，在各青铜文化中生产似乎更为合理。不过，花园庄东地铃首弓形器（M54:393）长32.6厘米，在弓身镶嵌有墓主“亚长”的铭文（图三，2）。这说明弓形器这种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可以在王朝政治中心生产。

图三殷墟文化镶嵌绿松石的刀和弓形器

二、李家崖文化的绿松石器

李家崖文化绿松石器主要发现在最近发掘的寨沟遗址，这里分布有后刘家塔和鱼塔梁两处墓地。后刘家塔是一处4座墓葬组成的高等级墓地，墓葬呈一列南北分布，4座墓葬的墓主显然有紧密的社会关系。最北的M1规模最大且带有墓道，简报者认为是最高首领的墓葬，应该是可信的。后刘家塔墓地的墓葬盗扰严重，但不少绿松石器仍然得以存留。根据形态，后刘家塔墓地为主的李家崖文化绿松石器可分为如下几类。

1.多嵌片绿松石。分别出土于M1、M2、M4盗洞中。M1D1:021一组3片，长0.5~1.1、宽0.4~0.8厘米。这些嵌片应该是类似兽面纹的部件，其中椭圆形的一片应该为兽面纹的眼珠，中部尖凸的一片应装饰在兽面纹鼻梁顶端（图四，1）。M2:03一组63片，长0.35~0.8、宽0.2~0.5厘米。M4D2:013一组17片，长0.5～1.3、宽0.2~0.8厘米（图四，2）。M2、M4盗洞中的嵌片形状多为长方形、梯形或圆形的片状。

图四寨沟和金沙的多嵌片绿松石

以上多嵌片绿松石让人联想到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墓葬的同类器，这些嵌片原来应该都是兽面之类的组成部分。这类图案组成的礼器自二里头文化龙形器以来并未中断其传统，而一直在高等级场合使用。在盘龙城M17发现有黄金和绿松石组成的兽面形饰件[30]，在李家嘴M2等墓葬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绿松石嵌片[31]，这两座墓葬的墓主应该都属于盘龙城最高首领。在年代稍晚的郑州小双桥祭祀区，也发现类似绿松石嵌片[32]，有的嵌片伴出有金箔。以上嵌片的长度都在1厘米左右，绝大部分的侧边经过打磨，嵌片大而规整，属于绿松石最高等的品级，其成品无疑也应该是最高等级的礼器。看来，绿松石嵌片的兽面类礼器从二里头文化到晚商文化一直未有中断。

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中出土的多嵌片绿松石（图四，1、2）也并不是殷墟文化范围之外唯一的例子，成都金沙遗址也有类似的发现。金沙祭祀区L11祭祀遗迹出土有镶嵌绿松石漆器（L11:11），漆器原为木胎，今仅存表面为红漆纹样和黑漆勾边，其间镶嵌方形或长方形绿松石片。漆器残长15、残宽7.2厘米。根据残存形态，应接近原来完整器物的一半，报告者复原的原器上应该是一兽面纹[33]（图四，4）。笔者点数复原线图上画出的绿松石片，共有60片。实际上L11位于祭祀区IT8304北部，开口在第12层之下。据《报告》该层出土绿松石片68件[34]，原来很可能也是属于L11:11的兽面纹，其中IT8304⑫:1-1长1.1、宽0.6厘米（图四，3）。金沙祭祀区还出有更多的类似嵌片[35]，用于祭祀说明了此类器物的社会等级。此类绿松石嵌片大小、形状与后刘家塔墓葬出土的类似，相似或略小于侯家庄墓葬的，再次说明这些嵌片原来的用途和等级。

2.联片绿松石器。主要为车器，多出土于葬车的M1、M4。有青铜、骨质两类。

后刘家塔墓葬中青铜衡饰有形制相同的2件，均为八角星形。M1:5外径6.6厘米（图五，2），在中央的两个圆之间的环形区域内，镶嵌两周绿松石嵌片，又在八角内各镶嵌绿松石片。殷墟小屯M20发现大量圆形的青铜泡，其上多有八角星图案的设计，八角星内镶嵌绿松石（图五，5），方式与此饰件完全相同[36]。可见这两类器物虽然功能不同，但制作背景是相同的。

图五寨沟与殷墟的联片绿松石器

青铜泡是后刘家塔墓葬中残存最多的器类，器形多样。同殷墟所出一样，圆形是后刘家塔最为常见的形态。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泡，有燕形、工字形两种各1件。M1D1:025为燕形泡，燕的背身先铸出小格，再在各个小格内镶嵌联片或单片的绿松石，燕身长7、翼宽5.3厘米（图五，1）。M4D2:011为工字形，内填绿松石嵌片，长3.5、宽3.1厘米。殷墟未见类似形制的青铜泡，不过车马器上类似工艺镶嵌绿松石的例子（图五，6），并不少见。

骨器也有骨泡镶嵌绿松石者，其他还有骨策和骨柶。骨泡（M1:4）为扁圆体（图五，3），鼓面一周4个涡纹，其间镶嵌绿松石。直径2.7厘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有完全相同的涡纹骨泡，只是镶嵌绿松石已不存[37]。M1D2:09策为圆帽形，顶部一周龙纹，其间镶嵌绿松石。高2.3、最大径2.8厘米。类似骨器工具或饰品镶嵌绿松石，在殷墟时有所见。M3:03骨匕，由牛肋骨修整而成，为略有弧度的扁平长条形，雕刻多重兽面纹，其间镶嵌绿松石。长46、宽2.5~4.2厘米。类似的骨匕在殷墟颇为常见，其上也多饰这种多重兽面纹。安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骨匕，也是在多重兽面纹上镶嵌绿松石（图五，4）[38]，与后刘家塔M3:03骨匕几无二致。

以上镶嵌绿松石器物的背景及其形制，表明后刘家塔相关器物的殷墟文化性质。在后刘家塔M1、M4未镶嵌绿松石的车器中，如器形和装饰较为复杂的青铜衡端饰、踵饰、軎、铃等车器，都与殷墟出土的完全相同。

3.象生器。M1的两件绿松石兽面饰，器形和纹饰与玉器的兽面饰相同。M1:47宽1.6～1.8、高1.9厘米。在殷墟，相同形制的兽面多为玉器，也有少量材质为绿松石的。

4.串饰。M4出土有3件卷云形片状金耳饰，其中的M4D2:09的耳针上穿有绿松石串饰（图六，1），耳饰长3.6、宽3.3厘米。与此相同或稍早的时间，在殷墟以北、西北地区多发现有类似卷云形金耳饰。属于李家崖文化的石楼桃花庄（图六，2）[39]、永和下辛角[40]两个地点的各一对卷云形金耳饰上，都带有绿松石串饰。这些绿松石串饰和殷墟文化的一样（图六，3），有较为突出的形制特征，即串饰为较规整的圆或扁圆体，两端稍稍内收。简单的形制中，体现出很高的一致性。

图六卷云形金耳饰及绿松石串饰

5.独立的嵌片。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之东500米有鱼塔梁墓地，发掘墓葬33座。墓葬与后刘家塔墓葬的文化性质和年代相同、社会等级较低，随葬品中未见有绿松石器。不过M23出土的蛇首匕（M23:4）（图七，1），通长32.4厘米，蛇首的双目中空，原来很可能各镶嵌一圆形的绿松石。

图七独立嵌片的绿松石器

此类蛇首匕在李家崖文化中颇为常见，如1957年山西石楼后兰家沟出土的蛇首匕长32.4厘米[41]，以及1965年陕西绥德墕头出土的蛇首匕长36厘米[42]。类似这样器形的蛇首匕，《陕北出土青铜器》中还收录了多件。

上述类型的匕，以及前述兽首刀、铃首弓形器，是李家崖文化以及其他北方地区文化独具特色的青铜器类。这些器类的蛇首、兽首处两眼内凹，内凹处原来应该是有镶嵌绿松石的（图七，1）。在兽首刀、匕、弓形器等器类的动物双眼处装饰绿松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绿松石器数量不多，但基本上包括了殷墟所见绿松石器的全部类别。以上诸类绿松石或绿松石器是否是来自晚商王朝？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多嵌片绿松石组成兽面纹之类的高等级礼器，使用人群极少，但出现在远距离、文化性质完全不同的地点，无疑是高品质礼器在上层社会之间的直接交流。绿松石象生器和串饰的性质、联片绿松石器从绿松石形制到终端产品的形制，都与殷墟发现的同类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生产产地也应该是相同的。

以上认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基于绿松石产业特征。晚商时期绿松石矿源集中，且为中原王朝所控制。不同区域出现相同形制的绿松石产品，正是集中生产、单一产源的体现。同时，稀有的资源也不支持在远离产源之地建立独立、非量化的绿松石产业。李家崖文化只使用高品级绿松石嵌片，说明本地不存在流程完整的绿松石制作，也暗示晚商王朝将绿松石高端产品作为输出资源以换取重要利益。

不过，兽首刀、匕以及弓形器等北方文化器物数量较大且分布广泛，不太可能集中统一在晚商王朝生产。镶嵌在其上的独立绿松石片，形制简单而一致，可能是批量输自中原王朝，再在制作终端产品的过程中镶嵌。

三、晚商王朝与李家崖文化的关系

学术界对李家崖文化等北方地区文化有长久而热情的关注，但所获认知较为有限。从考古材料出发，学者们多关注李家崖文化类型、谱系源流，分析其文化因素与殷墟文化之间的异同。这样纯粹基于物质文化材料的认识，很难说明二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交往。基于甲骨文等出土文献，作出“土方”“鬼方”等族群的判断，这样近乎标签式的认知同样不足以说明晚商王朝与周边地区政体的关系。

李家崖文化的深入研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对该地区持续的考古工作、并在李家崖城址的发现中有了根本性的推进[43]。其后，曹大志通过调查发现李家崖文化至少有300处以上的小型聚落，其生计方式为粗放农业，定居程度高[44]。这些发现改变了学界对李家崖文化人群游牧式生活方式的印象，说明李家崖人群不仅存在定居农业，且建立有中心聚落。2013年在辛庄一带山峁顶部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一组面积不小于770平方米的两重回廊下沉式夯土建筑，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具有礼仪性质的高等级建筑遗迹”[45]。显然，李家崖文化形成有复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国家级政体。最近寨沟发现的两处墓地，一方面墓葬中不使用腰坑、殉人和殉狗的葬俗将其与商人离析出来，另一方面表现出与商文化一致性的特征：不同等级墓地的规划特别是王室成员独立埋葬，土坑竖穴、设立墓道的墓葬结构，棺椁的结构、随葬品的配置方式等等。这样，我们看到的李家崖文化，在生计方式、礼仪方式、社会习俗诸方面，都与晚商文化具有近似性。

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回头简单总结过去李家崖文化诸地点发现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到其在器用、生产上与殷墟文化的接近。如学者们对文化因素分析所呈现的，李家崖文化青铜器可分为商式、商式的变体、本地特色。这些不同的因素在器类表现有所不同，在容器中，有鼎、鬲、甗、簋、觚、爵、斝、壶、卣、尊、罍、瓿、盘等器类。学者们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容器大部分为典型的商式，其次为商式的变体，少量为本地特色器物。二类是戈、钺、斧、刀、匕等兵器，也包括有商式和本地两类。再一类就是车马器，绝大部分都属于商式。李家崖文化这些青铜器虽多属于采集品，但相信多是作为墓葬随葬品。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社会习俗的表达物，观察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从礼制角度而言，李家崖文化青铜容器的器类几乎包括了殷墟文化青铜器的全部，是晚商王朝周边地区中，器用方式最接近商人的，反映了该文化在社会观念上对商文化的认同。其二，在社会关系上，李家崖文化有不少商式青铜兵器包括带有徽识铭文的兵器，这是在周边地区文化中少见的现象，显示出李家崖文化人群与商人更加密切的交往。其三，在青铜器产地上，联系到绿松石器很可能来自晚商王朝，李家崖文化中一些典型商式青铜器也可能产源相同。再结合李家崖文化发现的陶范等铸铜遗存，相信这里还有来自晚商王朝的铸工，生产商式或商式变体的青铜器。其四，与殷墟文化相同的车马器，暗示在车马资源上李家崖文化与殷墟文化广泛合作的关系。

李家崖文化以上文化特征及其与殷墟文化的关系，在殷墟以西以北地区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后者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有所不同[46]，但青铜器的类别、形制特征也如同李家崖文化那样，表现出与殷墟青铜文化的近似。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李家崖文化在内的殷墟以西、以北地区文化，与殷墟文化一同构成了面貌接近的青铜文化圈：前者共有殷墟文化的青铜容器、兵器与车马器，后者共有李家崖文化等北方文化风格青铜器，如刀、匕、弓形器等。

殷墟文化中，刀、匕、弓形器等北方风格青铜器多与其祖型文化别无二致，这有时在一些细节上都有突出表现。石楼桃花庄出土一件虎饰匕[47]，长18.2厘米（图七，2）。匕为常见器类，但爬虎的装饰少见，还特别在两眼各镶嵌一独片绿松石。殷墟刘家庄北M217出土的铃首弓形器[48]，长39厘米（图七，3）。弓形器正面中央镶嵌一圆形绿松石，两侧展开浮雕的双虎，双虎的双眼也镶嵌独片绿松石。类似的同一性在其他刀、弓形器等常见器类上的表现也很突出，乃至许多学者怀疑殷墟出土北方文化风格青铜器系进口获得。殷墟所见北方文化风格青铜器也有很大的广度，如前述妇好墓、花园庄东地M54各有若干此类器物。殷墟小屯M20出土大量镶嵌绿松石的车马器、戈等兵器，其中的3件北方风格刀，分别为不同的羊首、牛首、马首[49]（图八），似乎别有深意。羊首刀（M20R1857）长30.1厘米，羊颈部两侧有两长条绿松石，羊耳孔、鼻孔、双眼瞳孔镶嵌绿松石。牛首刀（M20R1859）长31.4厘米，牛额、鼻头、双眼瞳孔均镶嵌绿松石。马首刀（M20R1858）长32厘米，马耳孔、双眼瞳孔均镶嵌绿松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殷墟文化还是李家崖文化等北方风格青铜器，绿松石镶嵌的晚商王朝因素串联其中，加强了这一文化圈的内聚性。

图八殷墟小屯M20出土的羊首、牛首、马首刀

小屯M20车马及其装饰性器物是以特殊的、礼仪性的方式展现车马，上述北方风格青铜器也与车马的使用存在密切的关联。从地理位置而言，上述李家崖文化等西北地区是殷墟文化与长城地带以北地区直至欧亚草原文化之间交流的必经之地。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始自中商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就开始频繁与北方地区文化接触。在商文化系统的藁城台西出土有羊首匕，在属于北方文化的克什克腾旗发现偏晚的青铜甗[50]。殷墟文化第二期前后，中原文化与西方、北方地区的关联达到高峰，突出的表现是殷墟文化中大量的北方文化因素，李家崖文化如辛庄、寨沟遗存中大量商文化成分。如果我们环顾晚商王朝周边，除了东方的山东半岛属于商文化势力范围，其他方向和区域，都不及西北方向这样与商文化有紧密的关系。这一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下，商王朝都城向北移动、殷墟大量出现车马等重大的社会景观，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寨沟墓葬绿松石器等因素还表明，晚商王朝可能是通过输出包括绿松石器等高品质礼器与技术，获取不同地区不同材质的战略资源，由此达成了在远小于早商疆域范围的条件下仍取得高度发达青铜文明的成就。

晚商王朝政治模式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够广大的疆域范围使之缺乏地理上的战略纵深，外向型资源依赖容易导致经济与社会在短时间内萎靡。当某一方向关系出现僵局时，很容易由资源系统引发经济、政治困境。比如李家崖文化与殷墟文化密切的关系到商末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闻喜酒务头、浮山桥北、临汾庞杜以及灵石旌介等墓地为代表的商文化自南向北呈线状分布在汾河东岸附近，这种分布态势很显然与竭力抵御来自汾河以西吕梁山地的李家崖文化人群有关”[51]。西部政治格局的剧变，使商末期王朝面临困难的局面。其后灭于周人的崛起之下，崩溃很快就是系统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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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李家崖文化研究动态，可参考常怀颖.晋陕黄土高原晚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C]//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347-259.

[2]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1).

[3]种建荣，等.陕西清涧辛庄商代遗址[C]//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52-55.

[4]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考古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2).

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考古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2).

[5]张胜男.国内绿松石宝石矿物学特征研究评述[C]//玉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236-247.

[6]张昌平.论殷墟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方缶和兵器谈起[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0）.

[7]张登毅，等.安阳殷墟出土绿松石矿源初探[J].文物，2022(5)，虽然该文谈到绿松石矿源在商周时期较之二里头文化时期多元化，但实际上都在秦岭东麓较小的地理范围内。

[8]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86.

[9]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72.

[10]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37，70.

[11]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37，94.

[12]同[11]:94.

[13]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选粹[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94.图76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5]同[14]:204-205，墓葬中还出土有孔雀石材质的龟2、虎1、蛙1、蝉1，这是在商文化系统遗存中首次报告的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肉眼难以辨识，报告未言这些孔雀石是否经过地质鉴定，颇疑这些实际上也是绿松石器。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35-161.

[17]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J].考古，2020(8).

[18]王青.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62-287.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98-1006.

[20]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27-143.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53-355.

[22]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图版贰-壹伍零.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392-393.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附表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5]内田纯子.殷墟西北岗王陵西区的最早墓葬——HPKM1217旁三座小型墓葬报告[C]//古今论衡（第4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23.

[26]同[14]:103，110.

[27]同[13]:92.

[2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J].考古，1962(12).

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5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图37，此处发现系一农民挖出，同出青铜刀6、匕形器1、斧1，均为北方游牧系统青铜器，原可能为窖藏或墓葬。羊首刀原镶嵌有独片绿松石，简报如此描述：羊首“眼和鼻为圆孔，眼中原嵌绿松石，今脱。……角正面有一纵沟，原满嵌绿松石，今存一部分”。

[29]杨建华，邵会秋.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J].考古与文物，2014(3).

[30]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2013年湖北盘龙城杨家湾遗址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2017(3).

[31]湖北省博物馆，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王家嘴商代墓葬出土的绿松石[J]，江汉考古，2022(4).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533.

[3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彩版一六三.

[34]同[33]:彩版一六六，2.

[35]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金沙遗址出土片状绿松石[J].江汉考古，2022(4).

[36]同[22]:图版壹捌.

[37]何毓灵，李志鹏.殷墟出土骨角牙蚌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3.

[38]同[37]:80.

[39]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J].文物，196(7).

[40]石楼县文化馆.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J].考古，19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