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十九年（645），游历西域诸国达十七年之久的大唐高僧玄奘，携带数百部佛经辗转回到都城长安，随即接受诏命在弘福寺设立译场，开译佛教经典。寒来暑往三载过去，玄奘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向太宗皇帝李世民呈进了所译经论，并请其作序。这些几乎耗尽了一个人毕生精力而获得的佛教经典，受到唐太宗的珍视。他亲自为所译佛经作序，题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同时身为当朝太子的李治（后来的高宗皇帝）也作文记述了太宗撰序的缘由，题名《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从玄奘历经艰辛西天取经，到闭门数载翻译经典，都得到了来自皇室的高度支持和赞誉，这自然是佛教传播史上的盛事，因此两位帝王的文章多次被镌刻上石，流芳于世。由初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同州圣教序碑》就是其中之一。
《同州圣教序碑》高350厘米，宽113厘米。额题隶书“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共8字。碑文题“大唐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碑文29行，满行58字，楷书。唐龙朔三年（663）刻，原立于陕西大荔县龙兴寺，1970年入藏西安碑林。
《同州圣教序碑》上没有褚遂良的亲笔落款，而碑石刻立之时，褚遂良已故去五年，因此对于碑文的书者历来颇有争议。不过碑文之后追刻的两行文字——“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厅”和“龙朔三年建”，为解开此碑的身世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同州，即今天的陕西大荔，一代名臣和大书法家褚遂良曾在此度过了一段落寞的贬官生涯。史载，唐永徽元年（650）十月褚遂良遭同僚弹劾，贬为同州刺史，直到一年多后的永徽三年（652）正月才被召回京师，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与同州的渊源，才有了这方刻立于此的名碑。在随后的两年间，褚遂良受到高宗李治的赏识，一路登上了仕途的顶峰。永徽四年（653），已是位高权重的褚遂良奉诏书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二文，并刻碑立于皇家寺院大慈恩寺里刚落成的佛塔之下，是谓《雁塔圣教序碑》。永徽六年（655），高宗欲改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因为极力反对而遭到贬斥，被谪戍于爱州（今越南清化）荒蛮之地，显庆三年（658）病逝于此。《同州圣教序碑》的碑文内容与《雁塔圣教序碑》的完全相同，只是书法风格略有差异，推测可能是根据褚遂良书写的其他稿本摹勒而成。一段贬官同州的经历，成就了一方名碑，让今天的我们能有幸与它相遇在同一时空之中，不禁感叹：历史总是充满各种令人惊喜的巧合！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初唐著名书法家。其父褚亮，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对于褚书，《书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虞监指虞世南，右军即王羲之。据史籍记载，自唐贞观十三年（639）始，唐太宗广收王羲之书法，时任起居郎的褚遂良得以博览右军书作，以至于当时真假相杂的王羲之书法，他都能毫无偏差地辨别真伪。他个人的书风也深受“二王”行法影响，尤其是他晚年的楷书笔法多见“二王”之法，用笔在欧、虞的基础上更为轻细，形成既饶骨力又丰神韵的瘦润华逸的一代书品。褚遂良的书法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自成一格的代表，曾有论书者称“自褚书即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
“同州本”与“雁塔本”圣教序均是褚遂良晚年的作品，风格却各有千秋。所谓“同州饶骨，雁塔饶韵”，二者各有特点而伯仲难分。
（原载于《风雨沧桑九百年：图说西安碑林》西北大学出版社）
同州圣教序碑
同州圣教序碑拓片
同州圣教序碑拓片（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