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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辞逝。长期靠孙中山个人威望和“独裁”凝聚的国党，开始分裂。在具体接班人上，孙中山没有明确。但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由汪精卫执掌党务，胡汉民负责民政，廖仲恺主管财政，伍朝枢总揽外交，邹鲁总责教育，蒋介石掌握党军。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大元帅，总筹广东革命大本营各项事务，任命许崇智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这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五强。由于国民党采取以党制国，故党权最大，军权次之，政权最后。而汪精卫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孙中山病重之际，汪精卫随待左右，也是唯一一个在北平的原政治委员，还是《孙中山遗嘱》主要负责人。再加上他积极向鲍罗廷为首的共产国际顾问靠近，以至1927年“清党”前被斯大林，鲍罗廷视为国民党接班人和左派领袖。故汪精卫威信，地位略高于胡汉民。军事上许崇智表面为军政部长，但实际为粤军首领，而蒋介石掌握国民党谪系党军，1925年时黄埔军校已培养出军官达五千名，成为国民党建军的骨干力量。故许崇智与蒋介石实力在伯仲之间。孙中山逝世后，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三人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军事上则以许崇智，蒋介石为领袖。6月15日，随着第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国民党中执会决定“中执委为最高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开始筹组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当选军事部长，廖仲恺执掌财政部长。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再接委员长，蒋介石等八人为委员。实际胡汉民不懂外语，也没有外交经验，这等于将胡架空，排斥出权利中心。国民政府成立后，8月26日将所属粤、桂、湘、滇、闽等地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为第一军，周恩来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各军仿照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普遍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这被国民党右派视为“亲苏亲共代理人”。 实际廖仲恺是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但却成为国民党分裂的牺牲品。 8月20日，廖仲恺在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引起了国内外巨大轰动。 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与军事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其全权应付时局，国民党随即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廖案检查委员会。 根据案发现场所逮捕的凶手及其身上所搜出的名单，信笺记录及枪照等物品，很快查明幕后主使是朱卓文等人，在进一步审查中又发现粤军中的梁鸿楷，魏邦平及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参与。 随后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被捕，朱卓文，胡毅生则出逃广州。 廖仲恺被刺案，对国民党中央权力争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1925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派胡汉民以俄使名义离粤赴莫斯科。这等于放逐胡汉民，汪精卫得以登顶国民党最高领袖。 
蒋介石借机廖案中涉及许崇智所属的梁鸿楷，郑润琦部，清除许崇智的势力，掌握军权。 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在汪精卫支持下致函许崇智，罗列其担任军政，财政部长期间的种种“罪行”。9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包围郑润琦等粤军各部，许崇智被迫辞去军政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等职，由陈铭枢护送离粤赴沪。 随着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领袖得到稳固。至此，国民党，政，军大权皆掌握在左派手上。 1925年5月1日，中共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大会选举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部长。5月中旬开始，国民党中执会积极领导和支持反帝运动。5月16，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因上海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枪杀中共党员顾正红，愤而发动的学生和工人运动。5月30日，又发动了“五卅运动”，迅速遍及上海，青岛等地，得到了国内外工人的支持。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及苏兆征领导，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6月23日下午，游行队伍临近沙面租界时，遭到英法军警开枪扫射，引发了沙基惨案。时兼任广东省省长的胡汉民照会各国驻广州领事，抗议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行径，并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56名与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100名左右。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李大钊，林伯渠，恽代英，孙科等36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演达，吴铁城等24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高语罕等12人当选中央监察委员，黄绍竑，李宗仁等8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80名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有15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对外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等一切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遵守总理遗嘱，奋斗不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汪精卫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蒋介石也被选为中执会委员，中执会常委等职位，在党内陆位大幅提升。由此，国民党权力中心从汪，蒋同盟，转向汪，蒋争雄的局面。而中共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对军队控制力不断加强，还有共产国际企图完全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再加上之后蒋介石在北伐问题上。与汪精卫和共产国际，中共的矛盾，导致蒋介石等人转向右派。而这些，却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最终引发了中山舰事件。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图谋加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在深夜突围后即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历时55天，使此舰成了他的流动总部。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转赴北京共商国是，次年3月在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并于同年4月13日举行更名仪式。1926年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升为中将，是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军衔最高的人。1926年3月18日晚，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指使亲信，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家中传达命令，声称奉校长命令，要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其实，这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第一步，即制造假命令将把中山舰调出广州，以便为其罗织罪名埋下伏线。李之龙接令后，随即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1926年3月19日晨开往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却回答：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因此，中山舰等当天下午返回广州。这时蒋介石开始放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和“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同时，蒋介石开始大举逮捕共产党人。1926年3月19日深夜， 蒋秘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蒋介石等人制造“中山舰事件”，目的是夺取在粤海军实力，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力量。此举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在妥协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历经磨难的中山舰则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于长江武汉附近江面被日军击沉。59年后即1997年，这艘名舰被打捞出水。2008年5月15日，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武昌下水，计划5月底回归其殉难地湖北武汉金口，落户武汉市为其量身打造的中山舰博物馆。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为了恢复郭松龄反戈造成的残局和防止国民军入侵，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行政关系，以镇威上将军名义主持东三省军政事务。 23日，东三省法团联席会议通电，实行三省联治，推张作霖维持东北秩序，宣布从即日起，北京政府一切命令和约束，概不承认。 25日，张作霖召集重要文武官员开会，会议决定：东三省正式宣布独立，实行“保境安民”，以山海关、秦皇岛为界，布置防线，热河方面取守势，驻兵七八万，以防国民军侵入；在东北大量扩充军备，将军队改编为14个师，暂时休整。同时，张作霖通令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并电令入关奉军即日起，退守奉地。 
1926年4月15日冯玉祥国民军撤出京津一线，退守南口。 3月20日冯玉祥携随员由绥远的平地泉启程赴苏联。但是直奉军并未因冯玉祥下野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计划。 4月7日直奉军从南北夹击华北，从山东、河南、直隶三处向国民军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从东西夹击北京，国民军处境危急，于4月15日，先后从天津、北京撤出，退守南口一线。同日，奉直联军进入北京。 月底国民军渐次放弃开封、郑州等地，主力后退至内蒙、甘肃一线。 北京在张作霖的完全控制之下。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避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引起“党内纠纷”，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 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 鲍罗廷以避免国共破裂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全会如此顺利地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十分得意。在日记中，他更是高度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随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逐个夺取了多个重要阵地，加紧争夺领导权。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张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方式来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并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却是在经过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陈独秀等领导人并没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一重要事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军队事务上甚至是持消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定位，他们认为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缺乏认知。这样，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也轻易地丧失了。在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更是错误地将当前主要的危险归咎于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4月17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美、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奉军联合吴佩孚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组建安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刚一进京，控制了民国政府，就把打击共产党人作为“反赤”的主要内容，开始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对北京革命人士大开杀戒：《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一时间，北京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李大钊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在北京策应北伐军北伐、领导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发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而更让张作霖最恨之入骨的是，李大钊还力劝冯玉祥、阎锡山组建北方反奉统一战线，因此，李大钊成为张作霖进入北京后抓捕的最重要对象。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联合起来组建北京政府。但该政府实际是由奉系张作霖控制，由颜惠庆、杜锡圭、顾维钧相继代行政务形式的摄政内阁。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民众对北洋军阀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民众对北洋军阀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打倒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此时的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掌握多达70万人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则只有10万人左右。但严重分裂的北洋军阀不仅已失尽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为北伐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再次，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8日，蒋介石命第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自韶关出发援湘。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恺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谨受宣誓毕，致答词，并举行阅兵式，由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下设参谋长1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总参议一人，由蒋介石留学日本同学张群担任：设高等顾问若干人。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三派力量： 一是占据河南、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20万人； 二是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 三是占领苏、皖、浙、闽、赣5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有兵力20万人左右。 广州革命政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 第1军是由黄埔军校师生组建而成的部队，军长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担任。第2军是由谭延闿的湘军部队组建，军长由原湖南督军谭延闿担任。第3军是由护法运动中留守在广东的滇军部队组建而成，军长由滇军名将朱培德担任。第4军是由广东本土部队粤军组建而成，军长由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担任。第5军是由原福建许崇智的部队组建而成，军长由许崇智手下李福林担任。第6军是由原江西李烈钧的部队组建而成，军长由湘军名将程潜担任。第7军是由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的部队组建而成，军长由李宗仁担任。第8军是由湘军唐生智的部队组建而成，军长由唐生智担任。北伐8个军中真正有实力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4军，李宗仁的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因为第4军要负责广东大本营的安全，所以第4军只有一部分参加北伐。第一次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分为三大派：黄埔系以蒋介石为首（第1军，第2军，第3军，第6军），粤系以李济深为首（第4军，第5军），新桂系以李宗仁为首（第7军，第8军）1926年7月9日，广州人民举行集会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北伐正式开始后，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 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 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与此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 9月，原来担负监视孙传芳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重新夺回南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 于是，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会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订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 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进军过程中，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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