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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成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李济深生于广西苍梧，在地缘上属桂；他起家于广东军队，在政治上属粤。在北伐前后风云变幻之际，李济深以桂籍粤系军人身份在两广统一、武力北伐、宁汉分合、粤桂纷争、蒋桂冲突与和解等重大事件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一度客军糜集而兵燹不断，排外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李济深因身份特殊而地位尴尬。在公开场合他坚持自己的粤系军人身份，积极参与排斥客军，希望获得广东民众的接受；同时又与新桂系关系亲密、深相结纳。李济深借此特殊身份游走于粤桂之间，奠定其权势根基，但又因时局变化一度既失之于粤，又不见重于桂，其在粤之地位最终被粤人取代。其间的曲折起伏既有权势与地盘之争，亦反映近人之地域观念，这对李济深的政治形象起到消极作用。 关键词 李济深 蒋介石 新桂系 北伐战争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变乱纷呈。蛰伏于广东的国民党人谋动于南方，在孙中山带领下期期于革命一统。李济深在此期间逐步成长为广东革命阵营里的一名实力派军官。李济深生于广西苍梧，因曾在梧州求学而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他先后辗转于两广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广东讲武堂和保定军校学习，后毕业并任职于陆军大学。清末新军起义时加入广东北伐军，在江苏、安徽等地对清军作战，任师参谋长，逐步在粤军中站稳脚跟。1923年4月，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粤军第一师师长。此时李氏以桂籍而领粤军，“雄踞西江，得粤人西李东林（西江李济深和东江林虎）之称”。其后，李济深凭借独特的身份地位，游走于粤桂之间，在北伐战争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成为一方军政要员。然而李济深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因被蒋介石拘禁而突然倒台，从政治核心中“出局”。 学界有关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研究中，相较于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国民党要人，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军事将领，李济深是相对受“轻忽”的人物。但李济深一度进可以图谋中原，退可以雄霸一方，其行为对革命全局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其成败之因缘究竟该如何评价，仍值得更多关注。本文以李济深在粤桂之间的特殊身份为分析视野，就北伐前后李济深之活动和影响进行考察，为国民革命时期政局变迁的地缘、人际因素做出一些新的思考。 一、 李济深与两广统一 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立志革命一统。但孙中山引客军入粤驱逐陈炯明的军事活动，致使桂、滇、湘等客军麋集广州，一度帅令不出府门。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也亟需军事的新陈代谢。其时，驻军西江上游门户梧州，领广东、广西数县的粤军第一师位置关键。为便于全权处理西江事务，拱卫大元帅府西部安全，孙中山破格任命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担任西江善后督办，并裁撤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所有西江流域由梧州至江门，以及四邑各处一切善后事宜，责成李济深办理。此后，李济深支持广西统一、推动两广合作，为革命军出师北伐作了重要贡献。 首先，李济深认为广西李宗仁、黄绍竑乃革命新锐，于是以切实行动支持黄绍竑占据梧州，控制两广要道。当时广西内部混乱，三个军事集团并立。旧桂系陆荣廷余威尚在，其部下3万余人占据桂林、柳州一带，与北洋直系相勾结，有觊觎广东之心；桂军沈鸿英部2万余人据粤桂之间，亦与北洋政府及陈炯明暗通款曲；新兴之李宗仁、黄绍竑1万多人朝气蓬勃，和广东政府有联络合作，在主义上接近孙中山大元帅府。除此之外，在粤之刘震寰、刘玉山部桂军亦谋回桂，逐步向西江压迫。李济深及其部将权衡政局，积极筹划对桂策略。早在1923年2月，粤系军人陈可钰就向古应芬建议：“对自身（粤军）主张，钰以为不妨令一师助李、黄统一广西。”邓演达亦向李济深提出：“为彻底平定广西混乱局势计，不如利用桂人自治的要求，将广西新起而又较有朝气的黄绍竑、李宗仁两部扶植起来，使之团结一致，靠拢革命，协力抚剿其他桂系军队和土匪，统一全桂。既可使我们不至陷于两面作战，东忧西虑，分散兵力，又可将两广力量联成一气，发展革命势力，使革命事业成功更速。”邓演达的想法和李济深不谋而合。粤军第一师由此形成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的共识。 广西黄绍竑、白崇禧和李宗仁对粤军第一师亦颇具好感。黄绍竑鉴于李济深及其部下众多青年军官乃革命阵营的佼佼者，且双方多是四校同学（陆小、陆中、入伍生队、保定军校），认为广西李、黄部与李济深部的合作是“广西、广东两省的陆军学生集团的会合”。白崇禧此时对暂驻广东之粤、桂、滇军都心存不满，唯独推崇粤军第一师，认为该部“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李宗仁亦认为应在梧州联合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双方对彼此的认识是合作的基础。1923年7月，李济深和黄绍竑在梧州会晤，形成明确的合作计划。会后，黄绍竑实际控制梧州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宣布就任广州大本营任命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职务，从此控制两广要道。李济深协助黄绍竑扩大在梧州的控制范围，且完全不插手梧州事务，黄部短时间内由3000人发展到8000余人。不仅如此，李济深将黄引荐给孙中山和廖仲恺。这是李济深与新桂系合作的第一个回合，也是李大力支持新桂系统一广西的开始。 其次，李济深第一师支持李宗仁、黄绍竑利用陆荣廷、沈鸿英的矛盾，先联沈倒陆再图沈的广西统一计划，并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出兵援助李、黄，解除其后顾之忧。其时，沈鸿英面临陆荣廷的压力而希望联手李宗仁、黄绍竑打回桂林，李、黄亦想借此机会控制南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李、黄联手沈鸿英击败陆荣廷占据南宁。孙中山电嘱黄绍竑“肃清余孽，安集流亡，共襄治理”。此时孙中山为将桂军刘震寰部送回广西而不顾广西现状，任命刘为广西省长。刘随即联合滇军范石生部着手由粤返桂。李、黄陷入两面受压的状态中。1924年11月下旬，李、黄为防范刘、范回桂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梧州一带。李济深将驻防梧州附近之粤军主力调至肇庆、封川一带，阻断刘、范军队的回桂通道。 12月，云南唐继尧趁孙中山北上之机，准备“借道”广西进窥广东。李、黄左支右绌，要应付来自沈鸿英和唐继尧之双重压力。为此，李、黄一面实施先解决临近的沈鸿英，再对付唐继尧之决策，一面寻求广东方面的支持。此时，广东东征陈炯明之军事活动正酣，李济深部亦随军东征。但鉴于平沈战事关系李、黄成败和广西前途，广东方面一面迭电警告沈鸿英不得攻袭梧州，对唐继尧“肆意侵略粤桂、扰害西南诸行为”也“力持反对”。一面从东征军中抽调李济深部支援李、黄。1925年1月，第一师陈济棠旅、黄镇球补充团、蔡廷锴营和李、黄部队组成桂粤联军进击沈鸿英部，大元帅府另派军队协助李、黄在南宁近郊击溃滇军龙云部，初步稳定广西局势。到本年中叶，广西李、黄军在粤军第一师的支援下击败沈鸿英和唐继尧，完成广西统一大业。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而且广西的统一亦从外围保护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希闵、刘震寰之乱。 广西之统一颇得粤军第一师之助力。李宗仁说，李济深“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白崇禧亦言：“广西之统一，得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助不少。”李济深对此当仁不让地表示，李、黄统一广西的战争“完全是第一师帮他们统一的”。当然，广西统一为两广统一、武力北伐奠定了基础。这里不仅是李、黄、白的后方基地，也是国民革命军武力北伐的重要力量来源和战略后方。 再次，李济深对李、黄之帮助还体现在将其拉进国民党，将广西拉入革命阵营，推动两广实质统一。广西统一后，廖仲恺和李济深积极协调黄绍竑、李宗仁加入国民党。广东方面认为此举可断绝广西继承旧桂系传统向北洋军阀输诚之可能性。李济深反复向李宗仁解释革命道理，勉励其重新加入国民党：“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会员也须重新介绍登记入党。”李因此成为李宗仁的入党介绍人。李济深还多次督促黄绍竑赴广州参加入党仪式，并派部下陈济棠、黄镇球专程陪黄赴粤，黄绍竑也终于在广州中央党部大礼堂宣誓加入国民党。大元帅府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会办，把其军队命名为桂军第一、二军，李宗仁、黄绍竑分任军长。1924年12月1日，李、黄在南宁就职督办和会办职。国民党中央指派两人为广西省党部特派员。广西从名义上归属于孙中山革命政府。 随着广西的统一，两广进一步联合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25年8月上旬，李济深奉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军事部长许崇智之命赴邕，商谈出兵广东南路、统一两广、建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等事宜。李、黄表示竭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10月12日，汪精卫、谭延闿与李宗仁、黄绍竑会晤于梧州，讨论两广统一问题。此后，广西派军协助李济深平定南路，完成广东的完全统一。1926年1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派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前往梧州会晤李宗仁、黄绍竑，谋求将广西政治军事党务统一于国民党、国民政府之下。广西方面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共同北伐。李宗仁、黄绍竑随后任国民政府委员。2月，白崇禧在粤提出将两广切实统一的主张，得到广东各方赞许。国民政府随即召开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六人组成的“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专谋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并核定桂省军队应如何改编训练”。20日，李济深专门就此问题和蒋介石商讨，双方均甚乐观。蒋介石在日记里记曰：“李任潮来谈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计划，似有希望。”3月初，黄绍竑赴粤将两广统一遇到的各项问题最后解决。在此期间，李济深陪黄绍竑居住于广州的广西会馆（第四军军部），并从旁大力推动。 3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决议事项》，其中规定：“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军，李宗仁、黄绍竑分任军长。“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应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导监督。”6月1日，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其时，李济深多次和广西代表谈及两广统一、国民革命道理，强调黄绍竑绝不能做陆荣廷、沈鸿英第二。李济深亦因为大力支持李、黄统一广西和两广统一，有了新桂系成员的嫌疑。 二、 李济深与北伐战争 两广统一后，举兵北伐进而完成全国统一，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急迫的政治任务。此次武力征伐，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改变了当时糜集于广东的土客军队的生存状态，一大批军事将领在革命洪流中脱颖而出。这期间最引人瞩目的人物当属蒋介石和粤、桂、湘军人。李济深在此风云际会之时扶摇直上，不仅实际促进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且逐步成为广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李济深和蒋介石等合作制定北伐进军策略，切实推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还率先垂范，将第四军一半部队先行派往湖南战场，引导驻粤客军向外发展。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会代表立誓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完成国民革命。2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令其着手整军北伐。只是此时国共之间、国民党内部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以致北伐工作准备缓慢。尽管如此，李济深还是协助蒋介石对北伐策略有所规划。4月底，蒋介石根据其与李济深、朱培德等人研究之策略，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北伐的军事战略。然而蒋介石一手策动之“整理党务案”使国共关系一度紧张，北伐准备工作进展有限。时局不等人，此时湖南政潮迭起。先是年初湖南人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赵被迫逃出长沙，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吴佩孚则以援助赵恒惕为借口攻击唐生智，开始反革命的“南征”。唐生智战败退守衡阳等地，并分别向广西和广州国民政府求救，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先锋。李济深与陈铭枢专此与蒋介石商谈北伐事宜，“催出兵北伐甚急”。广西因有策动唐生智“参加革命”之谋划而率先派第七军“一旅之众”前往衡阳支援。 1926年5月10日，李宗仁为游说广东方面出师北伐而专程赴粤。其间，李宗仁和李济深二人“朝夕过从”，“无话不谈”。李宗仁向李济深建议，第四军可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湖南、湘东防线之后，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宗仁认为，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于是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二李态度与此时广州热烈的革命氛围相契合，更与此时国民政府对外革命与主客军队向外发展的诉求形成历史合流。 蒋介石当然是积极准备北伐的。张国焘有一段有趣的评论：“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只是此时国民党内部混乱复杂，北伐一时难以实施。对于李宗仁急切地推动和鼓吹北伐的行动，蒋介石以“若辈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良可慨也”来嘲讽。 只是北伐箭已在弦，不得不发。5月中旬，第七军和第四军先头部队开到衡阳，协助唐生智稳住战局，并向北推进。初战告捷，坚定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北伐决心。6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北伐的决议。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23日，任命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28日，李济深下令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由韶关北上湖南，杀入主战场。 其时，国民革命军中作战力最强的是第一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即蒋介石、李济深和李宗仁分任军长的党军、粤军和桂军。周恩来曾说：“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身于这个师。”李宗仁认为在广东的六军当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第四军内部更为自信。张发奎甚至说：“只要第四军保持团结一致，是他（李济深），而不是蒋先生，将拥有天下。”这些都证明了第四军的实力和地位。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以后，第四军一半力量作为北伐先锋，成了北伐战争初期表现最优秀的部队。在两湖战场的关键战役中，副军长陈可钰指挥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1万多人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北伐战局。攻占武昌以后，第四军的地位可以和第一军平起平坐。 李济深竭力保障北伐军之饷源，为北伐的胜利进军做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广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北伐军未出发以前，各军军饷均取给于此，“如第一、二、三、六军等，均非粤军，全数饷项均取给于粤”。北伐军出师前后，李济深不仅确保前线第四军有稳定的军饷，还对李宗仁、白崇禧以及蒋介石之军队提供了相当的军需保障。从第二次东征结束到北伐军攻克武汉的一年时间里，北伐军从广东获得8000万元收入。到1928年初，为了革命政府的生产、发展和北伐斗争，广东已经欠下超过2亿元政府债务。“广东民众已经承受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沉重的税收负担。这也造成了广东乡村民众对新政权的疏远，甚至仇视”。广东对北伐军军费上的支持并非都是李济深之功，但他起到关键作用亦是事实。 利用北伐战争的特殊时机，李济深逐渐掌握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北伐开始后，留在广州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组成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他还兼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曾说：“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虽然蒋介石为限制李济深而在广东有所安排，但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蒋重心的北移，二人在广东未形成严重冲突。1927年初李济深治下之广东仍然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后方”。此时，李济深开始限制广东共产党的活动，并同李宗仁、白崇禧等支持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的决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广东当局甚表不满。斯大林认为，“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则主张在广东“放一把火”。苏联顾问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同李济深（蒋介石原先的对手）结盟，并建立一条经西南沿海各省（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和蒋介石将军集团）的严密的交通线”。 此后，李济深专心处理地方行政。1928年3月，李济深和香港总督正式实现了香港、广州的互访，这改变了自大革命以来的省港关系，也表明广东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已经退潮。李济深显然已控制了广东，事实上维持了半独立状态。 三、 李济深调和各方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对峙之局正式形成。胡汉民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等职务。 在宁汉对峙期间，李济深因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与吴稚晖等元老派及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且与蒋介石是合作关系，于是和南京国民政府函电交驰，坚持反汉反共立场，属于事实上的南京派。早在1927年初，蒋介石受辱汉口时，李济深是支持蒋的。在邓演达劝说李济深反蒋之时，李仍不为所动。蒋介石感激称：“汉口伪联席会议谋叛昭著，择生公开污蔑拨弄学生，使其倒戈。运动任潮倒予，幸任潮持正不屈，殊可佩也。”表明蒋李关系虽然经历过挑战，但此时是牢不可破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济深随即致电祝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建制新都，恢复自由，此实本党起死复生之纪念，凡为忠实党员，孰不欢欣奋厉。济深擐甲南服，道远心长，愿随蒋同志后，矢忠矢诚，服从政府，率领部曲，恭候指挥，共竟护党救国之全功，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这表明了李济深的政治立场，也使其成为老部下张发奎的敌人，武汉方面宣布撤销李济深广州政治分会委员的职务。李济深此时亦公开呼吁汪蒋合作，他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同志奋斗牺牲所获，已由珠江一隅而奄有东南半壁……何忍自起纠纷，断送前功……汪主席蒋总司令均为吾党领袖，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已成不可掩之公论，为谋党权军权真正集中计，誓必拥护汪蒋合作以挽千钧一发之局面，竟总理未完之志爱。”李济深的立场换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随即被南京任命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 此时，宁汉双方虽然一度分头北伐，但军事对峙的形势并未解除，口诛笔伐亦未因此而稍歇。获得喘息机会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乘机向宁方反扑，与之配合的张学良部奉军也准备南下武汉。宁汉双方均面临北方的巨大军事压力。对此，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主张对武汉妥协，认为双方应该“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此时，李济深的态度十分关键。黄旭初甚至认为：“国民革命军虽有八军，但以第四、第七军为最精锐”，蒋介石因此“不能不借重桂人。”姑且不论黄是从哪个方面视李为“桂人”的，但蒋介石对李借重也是显而易见的。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就继续北伐及与武汉关系告知李济深并咨询他的意见：“奉军廿三日占领郾城后，武汉逆军恐慌万分，刻阅加仑廿五日来电，劝此间向皖北前进，第四路向驻马店前进……昨日议决，第七军进驻安庆，防御上游；其余东南各军，皆向津浦与江北进攻，约删日可以总攻击。先打破当前之敌，再图上游。未知兄意如何？” 胡汉民也请李济深出面分化、控制张发奎部：“探得四军与十一军全不在武汉，恐其最近即有动作。向华系出粤军，我宜设法分化其所部，而慎防我部曲为彼方所诱惑。”胡因担心张发奎东征南京而请李济深设法分化张之粤系部队，最低限度应该以粤桂力量，“严密侦探张发奎军队行动”。李济深判断：“向华等非到山穷水尽时，或不致率师回粤，即回粤或有商量余地。”他向胡表示，“武汉逆党似有假借清党为名及利用各个击破策略图我者，此间同志决不上其当也。请转德邻、建生兄注意为叩”。李济深还催促南京早定大计，明示对武汉是和是战，对北方是攻是守，粤方“俾遵循”。 其时，武汉方面北伐进兵至河南，在郑州与冯玉祥晤谈合作。汪精卫表示愿以河南相让换得双方合作，武汉方面部队回师东征；南京方面亦拉拢冯玉祥，许以更优厚的条件。胡汉民将此情况详细告知李济深：“（一）冯玉祥巧至徐，我等与会商，结果蒋、冯通电继续北伐，冯自致电劝武汉取消共产，逐鲍等与南京一致。（二）冯灼知赤祸，惟其环境使不易有极端行动，热望取京津，亦颇留心武汉。（三）冯与唐当有结合，唐、张之兵已返两湖。共派大抵一面缓和色彩，一面使唐巩固湘鄂赣，而使张图粤。”冯为此决心“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要求武汉“清党”分共。1927年7月2日，胡汉民再次致电李济深：“（一）唐生智回湘布告驱逐共产党，谓受冯意使。（二）张发奎军队扬言东下，探报仍在图粤，并有以警卫督师之说，须极注意。（三）湘鄂以退为进，纯系苏俄教唆，不可惑于其灰色态度，宜为彻底不妥协之宣传，以励士气。弟可与季宽兄密电此间诸将，为强硬之表示。”胡汉民争取李济深与南京共进退。李对胡之要求深以为然，乃电请第七军一致声讨武汉。 在宁汉缓和时期，李济深仍与南京接近，并借共产党之军事异动呼吁和维护国民党团结。1927年中期，武汉方面鉴于来自长江下游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两湖农工运动“过激行为”引起的官兵不满，在国民党内部产生分歧，尤其是夏斗寅、许克祥之叛乱和冯玉祥转向南京的压力下趋向于“清党”，并于7月15日正式实施。然而武汉方面为争取生存空间仍继续准备东征。胡汉民大不以为然，他请冯玉祥转电责问汪精卫，既然宁汉双方已经“清党”分共，武汉为何仍继续东征，无论是公愤还是私仇，是否有些意气用事。胡汉民授意李济深和新桂系李、黄、白公开通电质疑张发奎：“中外人皆知反共最力者，莫如蒋，今言反共而又反蒋，其进退失据，不待智者而辩之。” 正在宁汉双方态度缓和时，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张发奎大为窘迫，急调大军南下“追剿”。李济深趁此通电各方，表示国民党应坦诚合作：“贺、叶变报，为我党及政府重新结合之最好机会，武汉若能认真清党，诚意合作，我方似宜推诚相见。若仍错过，万一共党另占一地，伺隙而动，党国前途可为忧虑。”李济深与黄绍竑两次致电武汉，要求宁汉双方借共同反共的契机摒弃门户之见，精诚谋和，共同合作，继续北伐：“目前之最大问题，厥为团结本党力量，以求歼灭共党及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若徒为意气之争，置革命事业于不顾，则与十余年来军阀之争何异，将何以对国人、对总理，及死难诸同志。济琛、绍雄忧党忧国，不敢后人，前以共党阴险毒辣，故有清党之主张，今幸奸谋败露，事实大明，实认为吾党重新团结完成革命事业之最好良机，稍纵即逝。” 其时，李济深力谋南京的正统地位，并对蒋介石高调推崇。李济深称：“首都在宁，早经决定，武汉负责同志即可径行赴宁，俾中央早日合一，在宁召集全体执监及军事会议。”李还在第四军军部宴会上大赞蒋，谓：“总司令受先总理及党的嘱托，出师北伐，正是托孤寄命，而共产党在此时候，出尽了方法，来想打倒他，甚至造了一种谣言，说总司令和军阀妥协等话头，然而总司令屹不为动，岂不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我们正要效法他。”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因直鲁联军和孙传芳部反攻徐州而经历一场极为惨烈的军事溃败。丢盔弃甲的蒋介石为躲避武汉咄咄逼人的锋芒，在既羞且愧的窘境下，于8月12日宣布下野。李宗仁并趁此力主宁汉合作。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南京，宁汉走向合流。 李济深赞成宁汉合作，却不赞同蒋介石下野。在得知蒋辞职下野后，他一方面领衔通电挽留，要其“克日移节回宁，主持军事”。在其下野后又多次致信致电请求其出面负责。以至蒋介石称：“接李济深电，其必有作用也”，“李济深亦来电慰留，其或知遇乎”。李济深还直接派人请蒋回任原职，同时对北伐以来蒋之事功做了相当夸大的渲染：“正赖钧座总领师干，长驱北上，竟此全功，完成任务。”不仅如此，李济深还力推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共建中枢，并邀请汪精卫回粤再造革命。宁汉合流后，汪精卫曾以胜利者姿态来到南京，希望能以自己为中心重新统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然而国民党内元老派对汪精卫态度冷淡，坚持不合作、不支持的立场。于是宁沪汉三方只能举行谈话会，确定下一步合作办法。谈话会最后决定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行使职权。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都是32位委员之一。特委会的成立，结束了宁沪汉三方的对峙，国民党中央再次统一。但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都对特委会不满意，国民党正在酝酿更复杂之变动。 失望的汪精卫离开南京回到江西，他动员唐生智和张发奎东征南京。这和唐生智的想法不谋而合。但踌躇满志的唐生智不久就战败下野，汪精卫只能依靠张发奎在广东的经营。9月5日，李济深提出救党救国的五条原则：一则请海内外同志及党中名硕整个合作；二则请蒋介石即日复职，请汪精卫即日赴宁；三则请对于总司令制度暂时保留，俟统一全国之后废止；四则请武装同志平心静气认定蒋介石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之军事领袖；五则请第一届执监委员从速集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巩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为达宁汉合作之目的，李济深继续坚持汪蒋合作：“汪蒋二公为总理生时左右手，国命所托，殊途同归，鸟翼车轮，缺一不可。”不仅如此，李济深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迹近夸张之颂扬，称其精明刚直忧深虑远，是党人之“中心领袖”，“蒋公作战，成绩昭著，中外共见，何事失当，何事非计”。李济深以中外史乘为根据，论说在军事方殷、政局不稳之际，蒋氏行独裁之法乃形势使然。 然而，此时观察中国时局的苏俄顾问却说：“中国对于它的两个伟大的儿子蒋介石和汪精卫来说是不够大的。因此，总有一个儿子必须出走。”出走又回来的汪精卫，意识到和蒋介石合作的必要性；蒋介石也意识到南京特委会设立之后，与汪精卫之合作实属必须。于是双方开始暗通款曲，谋求合作。汪精卫、张发奎回广州，成了双方合作的一个既定步骤，只是李济深对此并不深知，他仍期期于国民党内部之团结。10月，李济深几次表达宁汉合作、国民党中央具体统一之路径，对国民党高层政治走向表现出不寻常的热情。22日，在宁汉双方已经兵戎相见之时，李济深仍继续调停宁汉，他再次致电双方，称“断不能因军事而妨碍党务，更不能因军事而致第四执监不能开会”，还提出：“（一）请中央各同志至宁，速开第四次执监会议，刻日恢复中央党部，改组特别委员会。（二）唐生智部队，即日全部退出安徽，关于皖省政治党务，及其他重要问题，俟中央解决。” 10月29日，汪精卫由武汉经上海遄返粤，希望借广东做再起之后方，甚至主张在粤挂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牌。汪之主张和气势，又和李济深已经控制广东的事实相冲突，使李济深甚为不满。李济深后来回忆说：“汪精卫找我反对南京……那时我是不主张反对南京的。”张发奎因此认为李济深“受季宽（黄绍竑）等包围，对此主张态度灰色”，双方矛盾迅速激化。11月16日，李济深为促国民党四中全会召开，决定和汪精卫联袂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然而，此时汪精卫在得到蒋介石合作承诺之下，已经和张发奎、陈公博等谋划既定，决定通过非常手段驱逐李济深。于是汪将计就计和李济深一同赴沪。张发奎于当日发动驱李兵变，此即“张黄事变”。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济深一意站在南京一边，多次表达广东不会清一色作汪精卫背景的态度，反对汪精卫、张发奎借机在广州开府。他多方呼吁和推动汪蒋合作，维护国民党统一团结。但李济深未曾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成为汪蒋合作之障碍。 四、 李济深促成二次北伐 “张黄事变”及其后不久发生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给李济深等人大肆指责汪精卫、张发奎提供了借口，而汪、张之反击亦不遗余力。汪、张指责李济深、黄绍竑在政治上企图延长非法特别委员会之命运，进而“危害中央，破坏革命”，黄绍竑又在粤“挑拨粤中部队，自相猜忌”。李、黄指出，成立特委会是中央决策，汪之指责系“舍当冲者不言，而嫁祸于远不相关者”。双方反复陈词，难以解决彼此之症结。 李济深跳出双方派系意识的指责，转而声称汪、张勾结共产党，图谋叛变。聚集于上海的国民党人对汪、张之活动强烈谴责，不仅两广要人多数团结一致，“集矢精卫”，甚至国民党元老亦言辞激切，将汪精卫等同共产党看待。谭延闿记载：“老吴（吴稚晖）更大放厥词”，众人“各述所见，皆归一致”。虽然汪精卫极力自辩，诿过于黄琪翔“容共”，并频频指示陈公博、张发奎大力弹压共产党，甚至否认“蒋汪合作”之名词，但仍然被“查办”且“监视行动”。汪精卫一时狼狈不堪，声言引退，放洋海外。12月初，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均发布公报，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倾覆国民政府之罪。军事委员会命令：“李总指挥济深督率陈铭枢、白崇禧、黄绍竑各军，由东江、北江、西江三路会攻广州，克日肃清残寇，期断逆党根株。”蒋介石不得不向李济深妥协。经过与二李和元老派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反复商谈后，蒋介石同意：“以两广由任潮、两湖由德邻负责处理，余任北伐。” 得理得势的李济深南下组织军队围剿张发奎、黄琪翔，两广此战极为惨烈。一方系粤系军队的老底子——张发奎部粤军；一方是李济深所辖之部分粤军和桂系部队，也即其时公认最具战功和战斗力的第四军和第七军。张发奎一方之徐志锐师长战死，黄镇球师长受伤，李济深一方粤桂军队减员严重。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蔡廷锴与张发奎、缪培南、薛岳、吴奇伟、李汉魂、徐志锐、黄镇球等，本是同根生的粤系名将，暂时分成两个阵营，你死我活地拼杀于广东境内。加之桂系军人的参与，“这场最卖力而又最可悲、可痛、可耻的阋墙战争”最终由李济深阵营获胜。但此次事变及其后战事给李在广东的地位造成严重威胁，也种下了粤桂对抗的种子。有学者指出：“1927年底发生的事粉碎了李济深的独立梦想，虽然他还竭力想东山再起，但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他的地位比以前要差得多。”即使如此，随着唐生智的失败，两湖地区已经纳入新桂系的控制范围，加以两广作为后盾，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势力不可小觑，这是蒋汪联手通过政治、军事打击都没有破坏的根基。在此情势下，李济深仍力主北伐，并尽力调解蒋桂纷争。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决定恢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制，谭延闿、蒋介石分任主席，共同负责中枢工作，继续进行北伐。蒋介石复职后，终究明白自己在党内之地位尚不巩固，更不足以为所欲为。为防止异己势力对自己“独裁”的攻击，亦为拉拢地方实力派，蒋主张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置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一则表示与群雄共治天下，一则对地方进行约束，使军界前辈和后进新锐共冶于一炉，并力促冯、阎支持北伐。除此之外，蒋介石亦希望借此羁縻二李，再次携手合作北伐。但此时新桂系方面似乎并不领情。李宗仁一度拒绝就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一再滞留南京，不往武汉就职，表示消极的抗议”。双方之猜忌和敌视未能消泯，而新桂系之军事力量就在离南京不远的两湖地区，致使蒋介石如芒在背，不敢擅离南京，北伐军一时无法出动。蒋介石不得不通过吴忠信告诉李宗仁：“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李宗仁才勉强就任新职。 在此形势下，南京方面需要李济深的再一次支持。2月28日，胡汉民致电李济深、黄绍竑称：“盖革命事业，其始必以军事为政治之核心”，党军事取得胜利后，应“以互让互助精神，移之于政治方面，则分工合作，斯为建设开始时期之必要原则”。希望两广要人支持蒋介石北伐统一。蒋介石虽深感此时和李济深隔阂甚深，但亦不得不致电李济深，请其来京商量北伐事宜。在此情势下，李济深不避讳其和新桂系关系密切之嫌疑，不记汪蒋合作谋己之旧仇，再次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调解蒋介石和李宗仁关系，消解双方隔阂，解除蒋介石北伐的后顾之忧。 3月19日，李济深应蒋介石要求自粤到沪。李宗仁特由南京赴沪迎迓接洽。李济深要求李宗仁为北伐起见顾全大局，尽力泯除和蒋介石之误会。后者表示同意，并愿意在李济深调停下解决双方矛盾。于是，李济深当日对外界声称：“宁汉关系现在颇圆满，武汉军一部可加入北伐。”只是此时之宁汉双方由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唐生智之对峙，演变成蒋介石之中央和李宗仁之新桂系的对垒。20日，李宗仁陪同李济深和陈铭枢由沪赴宁。行前李济深再次对外界表示，希望“北伐军早日动员，武汉也应早日出兵”。李到京后随即拜见蒋介石，与之晤商党内团结问题。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和李济深几乎每天会面，讨论两湖问题，整体而言进展顺利。蒋介石表示：“与任潮、德邻商议两湖问题，余以至诚坦白出之。”双方都有解决彼此疑虑的意愿。蒋氏提出自己对新桂系联络西山会议派极为不满，新桂系一方必须改变对西山会议派之态度；新桂系一方则对蒋介石联汪制桂深表不快，亦有类似之要求。在双方之态度明确之后达成几项协议：（一）粤省政府担任北伐军费一部分。（二）桂派与西山派脱离关系。（三）蒋与汪兆铭在政治上脱离关系，蒋为保持汪之体面，虽执某种方法，但不予汪以政治的权力。（四）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之势力范围。新桂系为此愿意派兵参加北伐（由南京方面提供给养），承认南京方面的最高权威，不威胁南京后方安全。舆论认为“浙桂相安，共同对北，似已别无问题”。 这次讨论结束以后，李济深派陈铭枢陪同李宗仁赴武汉做两湖将领的说服工作。两湖将领接受了“浙桂相安，共同对北”的方针。李宗仁同意抽调两湖部队，加入京汉路方面进行北伐作战。至此，蒋桂双方基本达成妥协，二次北伐得以实行。李济深满怀信心地向外界解释和保证：“连日北伐军连战皆捷，武汉军队不日亦实行参加，将来定操胜算。”李济深此次专程来沪宁，成功调解蒋桂关系，既解决蒋介石出兵北伐的后顾之忧，又答应在军费上支持蒋介石。此时外界纷传广东每月须解缴北伐军费150万，李济深亦不否认。他说：“广东财政，近来极为拮据，且中央纸币亦未恢复十足通用，将来财政宽裕，中纸涨回十足时，或有此数接济中央。”这对推动双方和解，共同北伐起到关键作用，蒋介石深表满意。30日，李济深在南京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职务，一度坐镇南京支持蒋之北伐。 显而易见，李济深在从宁汉对峙到宁汉合流，及其后再一次举兵北伐的过程中，对全国局势具有明确的判断。他一方面态度坚决地站在南京方面，对武汉之唐生智持轻视批评态度，对旧部张发奎拉拢利用，整体而言主张宁汉联合一致北伐。在宁汉合作实现之后，为大局计，主张汪蒋合作，实现国民党内部团结，进而继续进行武力北伐。其间，虽然因拉拢张发奎、联络汪精卫而引祸上身，但在其和蒋介石重握大权之后，成功调解蒋桂矛盾分歧，实现双方再次合作，对北伐一统作出相当贡献。李济深此一时期的成功，一方面是其革命的资历和自北伐以来积累的声望地位，使其能在全国政局中发挥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是他可以借个人与李宗仁、白崇禧之密切关系而斡旋奔走，且没有直接卷入南京和武汉间的纠葛，所以能助推双方合作。这既是李济深此时的优势，亦为其后地位的丧失埋下了隐患。 五、 李济深倒台 李济深北上成功调解蒋桂关系，促使二次北伐得以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此后政局演变为国民革命军内部之纠纷。随着编遣会议的召开和财政统一案的推行，蒋桂矛盾再次激化。此时新桂系李、白势力从两广到两湖，北及平津。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新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因此，蒋介石最急于削弱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蒋介石为此采取腰斩策略，决议策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并向鲁私运军火。此事为新桂系控制下之武汉政治分会所知悉，因而免除鲁涤平职务，并武力驱逐之，此即“湘变”。此事恰给蒋介石解决新桂系、控制两湖以借口，一时战争风雨萦绕于长江中游。 值此谣诼繁兴、千钧一发之时，时望热切期待李济深能再次扮演和事佬角色；被时人目为“两广重心”的李济深显然也相信自己能重新发挥调解作用。1929年3月13日，李济深冒险北上入京调解，此次他不仅没能再一次发挥调解大局的作用，反而被蒋介石以“密通桂军”为由拘禁于汤山。国民政府明令“参谋总长李济深着即免职”，由何应钦兼署。此事是李政治生涯的一次根本转折，与前次“张黄事变”不同的是，李济深被拘后已不能东山再起。谭延闿记载此事称，许多国民党要人对李济深从上海来京调解“湘变”被拘表示“愤慨”，但他亦认为：“李之看护势所必然，有自取之道也。”至于李济深自取之原因为何，谭延闿也未再论及。 李济深被扣留以后，李部下第八路军总参谋长邓世增、第五军军长徐景唐和新桂系黄绍竑等人一度策划武装抗蒋。但广东拥有更大控制权的陈铭枢、陈济棠在胡汉民、王宠惠和古应芬的暗中策动下已经转向蒋介石。蒋致函陈铭枢，嘱其不可离粤，更不可使人代理其职务。恰巧当时陈铭枢在香港酒店失火跳楼逃生时摔折腿脚，只能留港住院；对于陈济棠的分化工作，蒋介石是通过古应芬完成的，胡汉民也参与其事。据陈济棠回忆，当其到达上海时，“蒋先生即发表余任广东编遣特派员，嘱即返粤，不必入京”。陈济棠得命后和副官处长林时清、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及江防司令陈策同船回港。陈济棠在港获得陈铭枢支持后出面维护广东秩序。陈铭枢致电其旧部各师长，要求他们接受陈济棠命令。于是陈济棠与陈策一起回省，并在舰艇上宣誓就任编遣特派员，要求桂军限期离粤。由此，三陈反李之局面形成，粤桂对峙之局面亦成。三陈会同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名通电，声明“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凡“其会谋不利于吾粤而牵之入战祸漩涡，皆粤人公敌”。五位粤人联名通电中之所谓“一派一系”，很明显地将矛头指向新桂系，也指向李济深，将李氏这个有“桂系嫌疑”的粤系军人和广东军队做了切割。由此在广东起家、部下将领几乎清一色广东人的李济深被排除出广东政坛。 李济深被拘禁之时，作为安全担保人的吴稚晖陪居于汤山。蒋介石此时指责新桂系是封建地方势力，自私、诡秘、唯利是图。蒋之指责虽然主要针对李宗仁、白崇禧，但鉴于李济深与新桂系之密切关系和历史渊源，他自然难逃干系。蒋介石还授意吴稚晖、古应芬督促李济深检讨。在吴稚晖等推动下，李济深不得不公开发表宣言指责李、白之非，表达对蒋拥戴之意，言明自己悔过之心。其中有谓：“主席屡诫我辈，而曰中央者非任何个人之中央，不可疑及个人……万望两兄即日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自己则早日行赴海外，得智识之加增，亦可有益于社会。”李济深还说明自己的菲薄出身及新桂系之出处进退，“出世西粤，亦蒙桂系之嫌……以小器而冒大受，本已枉端可哂，加之省之妄人，若有好誉之心，亦非自求之福。观乎最近之过去，湘有曾、左造成子弟流离之局面，皖有李、段酿成军阀更迭之讥评，皆欲虚荣其省，而适实祸其民，此可鉴也。故弟愧未能引桂一兵一卒，尽力党国，而兄等则携岭西八千乡人，稍效奔走。今既海内清平，正宜尽量劝其归耕，为子孙百世之谋，故桂军本可全散，此亦其时。”此宣言是在吴稚晖等人推动下草就，甚或本来就是吴稚晖等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写就。蒋介石不仅使李济深颜面扫地，且使其与李、白等划清界限，与新桂系脱离关系。虽然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深知李济深此宣言是遵命而作，甚至系“拘囚中所写，不是他的自由表达的意见”，但作为“囚徒”的李济深已经不能作为他们的现实支持者了。 蒋桂战争导致粤桂间的战争持续了一段时间。李宗仁、白崇禧因军事失利不得不狼狈放洋海外，新桂系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广东已经还给广东人，黄绍竑在失望之余离开了广西。陈济棠、陈铭枢和李宗仁、白崇禧交兵，直至中原大战仍如火如荼。虽然其间反蒋的粤系军人张发奎因无出路而加入桂方，但李济深已经不是双方合作或对抗要考虑的因素。1929年7月，虽然陈铭枢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上书蒋介石：“现桂事已告荡平，该前总长统兵守土着有微劳，服罪输情今有显证，敢恳恩施格外复其自由，所以昭赏罚之公”；但蒋介石以“现在尚非其时，稍缓当设法”为由而拒绝。直到胡汉民被蒋介石拘禁，在胡之授意和古应芬之运筹下，粤桂停战，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转为合作。李济深在粤桂再次合作中已经无足轻重，只能作为合作的结果和胡汉民一同恢复自由。 在广东，李济深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他失去了在粤的地盘和军队，也失去了对新桂系的实质影响。李氏既失之于粤，又不再见重于桂，从此淡出两广政坛到处漂泊，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死对头。 余论 在20世纪20年代广东的革命运动中，地域观念是一个突出而特殊的现象，各类“土客矛盾”亦成为考察广东军政格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联省自治”的提倡显然加剧了这一现象的发酵。学者对此多有论及，尤其围绕着蒋介石和国民党元老派之争的讨论甚是热闹。但关于李济深的研究中，除争论李济深是否是新桂系成员外，对他的活动及桂籍身份则甚少论述。 地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非某省某地的特殊现象。广东偏居岭南，其地域观念渊源有自。民初客军穈集广东，广东地域观念一时更为浓厚。“自粤人苦于战争，深恶客军之以粤为战场，于是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之说日来呼声益高”。简言之，战争使富庶的广东人对“粤人治粤”充满向往和期待，此一期待自然含有强烈之排外情绪：“粤人治粤，早有许多人大声疾呼过……可怜的广东，到这为人牺牲而绝无名义的时候，苟有一口气，还不起来力争粤人治粤吗？”长期以来各种不同类型的“客籍”因素聚集于广东，这确实造成了革命政府的复杂局面。 这一时期由于粤桂频繁交兵，桂人多次据粤、“祸粤”，“粤人治粤”在某个时间又是专门针对桂人而言：“桂本硗瘠，则辇我库币而自肥。桂多游匪，则藉我军实而自卫。悉索敞赋，且以为未足，复抽赌饷、贩烟土、鬻公产、借外债，搜括剖剥，无所不用其极，我粤人怨深骨髓，愤愤以谋自治也久矣。”于是，每次广东军人受制于桂系时，总以“粤人治粤”相号召以资对抗。陈炯明深知广东人的这种情感而打起“粤人治粤”、地方自治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在军事上使自己的行动更为名正言顺。及至大元帅府驱逐滇、桂客军时，广州民众对客军之仇视达致顶峰。 张发奎驱逐李济深时采取同样的排外策略，他称：“李济深是广西人，却从未在广西任职；他看上去像个广东人，但作为广西人，他想帮助他的桑梓。我们很难改变他的封建观念。”张发奎进而认为李并未善待第四军，“每逢后勤补给等事务，他就会偏向广西的部队。天气转冷了，李济深先把棉军服发给广西部队，然后再发给自己的广东部队。我不想谈他对我部的态度，他的广西意识远远超过他的第四军意识。”张发奎还将粤系军队内部之混战归因于李济深的桂系身份和狭隘眼界：“他好像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她把夫家的财富搬到娘家，她只顾念她自己的娘家。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拿了广东的资源去资助广西。”张对李“新桂系”身份的指责带有相当的个人情绪和政治目的。 对张发奎等的质疑，李济深早有说明：“弟虽籍广西，但小即留学于粤，毕业后即在粤统兵，所统之兵全为粤军，即前邓故师长所统之第一师。曾转战东、北、西各江及肃清南路。去岁北伐，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与总司令以余所统者为粤军而久于粤事，命余留守。其实余虽桂人，但因无同乡观念，故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军队内上自军长下至营连长，未尝亲用一桂人……他们所谓粤桂之争，及某要人去函授张发奎密计应提出粤人治粤的卑劣口号，足见其欲盖弥彰耳。”李济深所谓“某要人”系指粤人汪精卫无疑，即指责汪精卫、张发奎以粤人身份挑起粤人仇桂情绪。 继张发奎之后，借此理由指责李济深的是蒋介石集团。蒋介石在1929年拘禁李济深时，加给李的罪名是“密通桂军”。在此后对桂战争的总结上声称：“李宗仁、李济深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与武汉、两粤各处均互通消息，讨论备战……湘桂方面一切悖谬行为，全系桂系首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蓄意弄兵，冀造成两湖、两粤割据局面之共同预谋。”由此不仅直接将李济深归之于新桂系，且认为其与李宗仁、白崇禧割据称兵，阴谋破坏。李济深因新桂系嫌疑而致罹祸，不得不反复辩难：“□□不幸籍隶广西，遂为共产党徒施其离间，造成桂系名目，以使周纳，实则□□初学北平，久居广州，至今将佐、幕僚、士兵百分九九皆为粤人，桂籍之人上有三数，主席亦所均知……湘事猝然而起，□□受世憎桂系之嫌，竟以他人信口一电，陷于不测之罪，虽知主席察知底里，自有见原之一日，然□□奉身清白，不敢贻党国以深耻，敢沥情上渎，伏冀迅赐昭雪，且使天下共知反抗中央之行为，□□宁死不与闻也。”虽然李济深将其“桂系”身份的嫌疑归咎于共产党之离间，但他亦深知“桂系”身份受世人憎恶。然而其“沥情上渎”，亦难以“昭雪”。吴稚晖曾为李济深开脱，他对蒋介石说：“彼与白崇禧、李宗仁等，虽属同乡，然非素交。惟任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时，难免以乡谊对白李等有所宽纵。”之后，吴稚晖又联合胡汉民、古应芬、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同样理由，将李济深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分开，否定其新桂系身份，并力争其自由。只是蒋介石之指责更多是政治上的需要，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李济深不能摆脱“桂系”嫌疑，多疑而敏感的蒋氏就不会轻易放过他。 这是李济深最为尴尬的地方。他多次呼吁革命者应该超越地域限制，两广也应该抛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革命：“两粤关系之深，无论自历史、地理、言语种种观察，均不可分离，故两粤人士，必团结一致，乃于两粤前途为有利，且于民族国家前途为有利……孙总理提倡国民革命，亦以两粤为根据地。而今日革命势力正不止奄及长江，且发展于黄河以北，两粤人士，当日觉其在民族革命史上有此光荣之使命，不宜再有误会分裂，以有忝其革命之大责。”只是，李济深在粤桂之间弥缝的行为难以改变两省之罅隙，更不能消除“粤人治粤”背后的排桂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广东政局变幻中，“地方意识就是一个时常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因素”。适逢其时的李济深，难以摆脱其身处粤桂之间的尴尬身份。 “桂系”一词，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从事实而言确实存在。有学者称：“在早期（及以后）桂系内部的结构都不正规，它没有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实际上，对桂系成员而言没有'桂系’一说，这一名词是用来称呼他们的，而不是他们用的。然而，它确实是个没有明确等级规定的团体，其不拘形式和松散的特点并不表明它不存在。”但李济深是否属于新桂系，其与新桂系之关系如何，是难以厘清的公案。黄绍竑在回忆新桂系的情况时说：“这里要先说明一下，李济深并不是新桂系。就表面看，他像是新桂系的主要人物，因而首先受到汪精卫等的反对，继而被蒋介石所囚禁。但就新桂系内部来说，李济深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而不属新桂系。”作为李济深曾经的盟友，黄绍竑事后追叙历史时已无须忌讳，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李济深长于桂、成于粤，奋起于粤桂对峙之际，发展壮大于粤桂合作之时，后又多次陷入粤桂纷扰之中。其早期革命师友和提携者多系粤人，根基事业自粤而发，地位声望由粤而生，这使李济深之“土客”身份难以辨认。有学者称：“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李济深以地缘关系及历史关系确与新桂系具备特殊关系，甚至某种朦胧的“团体”或派系意识，只是以“桂系”来指称李济深自然别有用心。连陈公博都说：“'新桂系’一个奇异的名词”，是1927年底驱李济深的时候，张发奎他们发明的，“实在桂系当时并没有成系，在广州主持政治分会的是李任潮，在广西主持省政的是黄季宽，在南京主持大计的是李德邻和白健生。他们都是广西人，互通声气自然是有的，不过都是带兵的将领，对于党务和政治在其时还没有很大的欲望”；“这个桂系名词真太讨厌，故而张向华他们发明这个旧名新用的宣传，加在李任潮等头上。”可见，张发奎对李济深“桂系”身份的指责，更多是实际政治动员和斗争的需要。李济深是否是“桂系”成员，这一问题的政治意义也超出了事实本身。 李济深因其身处粤桂之间，难以认定为新桂系，亦不能说与新桂系无涉。在粤桂关系敏感时期，他的身份是一个特殊现象。李曾经以此身份在粤桂之间左右逢源，努力弥合两方裂痕，身体力行地帮助广西统一、两广统一，促进两广合作进而举兵北伐。然而在粤人仇桂时，李济深又适逢其时，成了冲突的标识和粤人反桂的靶子。其失败也恰恰因为其特殊的地域身份和政治形象受疑于粤，而又无法从集团上和组织上纳入于桂；一旦在广东失势，就必须在广东再起，否则再无立足之地。可以说，李济深以粤桂都可以接受的身份崛起于粤，由“客”入“土”，又以粤桂都难以再次接纳之身份由“土”成“客”，进而退出国民党权势的实质纷争，这一身份始终影响着他的政治形象，也彰显了民国政治变局中地域观念与人际因素的重要作用。 《近代史研究》官方订阅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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