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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南下干部 前言“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动员组织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70多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南下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的任务。 因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蔚县南下干部是华北南下干部众多队伍中的一支队伍。据史料记载，蔚县派出以李舟为代表的南下干部108人。属冀中察哈尔联合纵队第六支队，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直属队，也叫第六支队一大队。这是一支走出蔚州，走过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走向皖南新解放区的一支队伍。 70多年来，这支队伍在接管政权、打击匪特、土地改革、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为皖南革命、建设和改革付出了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使命、担当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我们弘扬“南下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们对党无限忠诚，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彰显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 我们弘扬“南下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们那种拼搏精神，躬身实践，英勇奋斗、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 我们弘扬“南下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干事创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取利益、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精神。 我们弘扬“南下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蔚县南下干部是蔚县鲜活历史的一座丰碑，蔚州大地不会忘记他们，蔚县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一、干部南下的时局背景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就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按照“九月会议”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明确指出：“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同时，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东北、华北连成一片，长江以北基本解放。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的指示》，对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5.3万名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随军渡江南进后负责接管的地区进行了具体分配。 可见，中央为了接管长江以南新解放区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为干部南下做好了充足准备。 1949年干部南下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大规模干部南征的壮举。其组建既有中共中央接管长江以南新解放区的重大决策，也有老解放区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的现实基础，同时还有广大江南地区接管和建设的形势需要。 二、华北干部南下的组建华北是此次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当时中央分配给华北局的任务是17000人，后来增至21499人。实际上，后来各地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 早在1948年，华北局已着手进行干部配备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华北局于1948年10月29日，做出了《关于外调17000名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有组织地外调解放区干部进入新区工作。1948年12月20日，作出《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大量向外输送干部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各区党委按南下干部组织机构的统一要求，做好提拔干部、增设各级领导副职等准备工作。 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成建制配备，骨架输出”要求，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要成建制确定南下干部人选。具体来讲，就是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也有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中层、基层各个级别，以保证能够以这些干部为骨架，尽快构筑起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着手开展。 为此，华北局从各区抽调干部组成长江支队、冀南支队、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 河北主要承接的是华北局下派的任务。由于河北当时分属不同根据地，大致派出情况如下： 冀南区南下干部约4000余人，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队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冀东区南下干部约3000人，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李楚离任书记兼总队长；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约3000多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由书记冷楚带队；冀中区与察哈尔省合派干部近4000人，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牛树才任书记；晋中、冀中、察哈尔、太行合计抽调南下干部约3000人，由书记武光带队。 这些南下干部的最终去向大致为：冀南支队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去了湖南；长江支队去了福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进入皖南地区；晋中区、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抽调组成的南下区党委进入湖南。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进入浙江。 三、华北南下干部纵队挺进皖南1949年1月，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在安国县成立。纵队以军事组织建制，区党委改为纵队，地委改为支队，县为大队，区为中队。察哈尔省委书记牛树才任纵队长，冀中行署副主任魏明任副队长，冀热察区党委副书记马天水任政治委员，时称牛马纵队。纵队下属五个支队与一个直属队，其中冀中3个支队为一、二、三支队，察哈尔各县和省委党校两个支队为四、五支队，由察哈尔贸易公司南下干部组成直属队（也叫第六支队），各级干部共2643名。 经过3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1949年春“牛马纵队”跟随刘邓大军二野第三兵团12军（原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随部队南下到新解放区接管政权。 1949年1月30日（正月初二）集中南下，先在正定县整训，听取报告，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3月初从石家庄柳辛庄火车站乘火车沿津浦铁路南下，途经山东的德州，3月14日到达微山湖附近的临城，并做短暂的停留。用三四天时间学习讨论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明确了进城之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明确了今后全党工作要实行重大战略转移，由农村包围城市转为城市领导农村。 4月初到达安徽蚌埠后，接到命令，南下干部纵队改归渡江战役指挥部统一领导，原地休整待命。4月上旬南下干部纵队到达合肥，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陈毅等领导在会上讲话，进一步明确了队伍的目的地是皖南地区。随后，纵队从合肥出发，途经六安、舒城、桐城，在枞阳镇跟随陈谢兵团渡江至贵池马沙镇码头，并从池州出发以支队为单位分赴芜当、徽州、宣城、屯溪、芜湖等地。 四、挺进皖南，干部南下的分配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大致分配如下： 第一支队接管皖南徽州地区； 第二支队，一部分参与南京接管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芜湖； 第三支队接管皖南芜当地区； 第四支队接管皖南池州地区； 第五支队接管皖南宣城地区； 第六支队接管皖南屯溪地区。 南下干部分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与当地革命组织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民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五、皖南的中心屯溪屯溪地处安徽最南端,是皖南山区重镇。屯溪虽是一座山城、商城，却也是皖浙赣边陲的政治、军事要地。屯溪是我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基地。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屯溪就有共产党的组织，1931年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屯溪是四个中心县委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徽州中心县委，领导黟休祁歙绩屯六地的党组织，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的主要活动区。 “1949年3月底，国民党安徽政府机关由安庆迁到屯溪，屯溪成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机关的临时驻地，国民党一些党政军重要机关先后驻扎在这里，妄图在此固守。由于解放军神速过江，4月23日南京政府覆没，4月24日，驻守徽州的绩溪国民党省保五旅起义，4月29日，和平解放屯溪谈判成功，4月30日拂晓，解放军皖赣支队接管屯溪，同日，解放军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前哨部队在屯溪市民的热烈欢迎中入城，当晚屯溪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屯溪宣告和平解放。至此，皖南全境解放。”① “1949年 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皖南游击队在歙县县城举行皖南全境解放庆祝大会，陈锡联、熊兆仁、胡明在会上讲话。5月6日，皖南军区在屯溪正式成立，刘飞为司令员，熊兆仁为副司令员，牛树才为政委，胡明为副政委，罗白桦为政治部主任，刘奎为副参谋长。5月7日，皖南行政公署在屯溪正式成立，魏明任行政公署主任。5月中旬，中共皖南区党委在屯溪成立，谢富治兼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全区设4个地委1个市委：池州地委，杨明任书记；宣城地委，陈洪任书记；芜湖地委，张亮任书记；徽州地委（在歙县成立），郝化村任书记；屯溪市委，王知行任书记。5月16日，皖南区人民行政公署徽州督查专员公署成立，吴文瑞任专员。”② 解放初期的屯溪是皖南的中心，虽然是和平解放，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艰巨。南下干部的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们以严明的纪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遵照屯溪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财经、文教、工商、粮食、交通、公安、警备七个部，开始按系统接管。同时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在引导新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南下干部还要保障仍在西南、东南作战的解放军部队的物资供给。他们不辞辛苦地深入百姓中广泛动员，各地农民纷纷手推肩扛，把粮食、物质送到了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粮站，皖南新解放区成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可靠后方和供给基地。 在接管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些新政权派去的县、乡长和干部们，常常被迫在废弃的土屋、茅草房里办公，晚上抱着枪睡觉。 南下屯溪的南下干部到位后，与屯溪人民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忘我工作，为屯溪的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把自己宝贵青春和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了屯溪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屯溪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徽州大地记载了他们奋斗光荣业绩，当地人民感激他们。南下干部一心为民，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的高度政治觉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能上能下、不计得失的可贵品质，深入城市、农村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在大江南北传为佳话，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 ① 黄山红色记忆 ②黄山市党史大事记（1949年） 六、 蔚县南下干部（一）蔚县南下干部的组建蔚县南下干部是南下干部众多队伍中的一支队伍。据史料记载，1949年“二月间，为配合大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蔚县县委按照地委的部署，从县、区机关抽调了以李舟为首的108人干部南下，到南徽的屯溪等地工作。” ③ 属冀中察哈尔联合纵队第六支队，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直属队（第六支队一大队）。 1948年10月，中共蔚县县委接受任务以后，召开党、政、民、武联席会议，进行南调干部动员，宣布南调干部条件，同时在各区支部进行分析排队，采取自愿报名、组织批准的办法，确定南下干部名单。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以南下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等口号响彻全县。蔚县最后抽调县级干部、区级干部，助理级干部，包括党务、行政、公安、政法、财政、税务、民政、民教、实业九类干部组成，由县公安局局长李舟带队，于1949年1月底在西合营集中，参加了由察南行署和蔚县县委共同组织的整训学习，圆满完成了干部南调任务。 蔚县是察南派出南下干部最多的县之一。不仅缘于华北局抽调的南下干部人数最多，亦因为蔚县解放区是老解放区，干部构成较为完善，且各地干部均经过土改、整党、生产等运动的洗礼，工作经验相对丰富，理论掌握也较为娴熟。同时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蔚县大南山是察南张家口地区最早，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根据地，长期以来打下了雄厚的革命基础，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得力干部。尤其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蔚县的干部队伍经过历练，党性更强了，工作经验更丰富了。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为干部南调工作提供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蔚县历来重视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普及程度在华北名列前茅。在旧中国，具有一定识字能力的尚且不多，而蔚县基层干部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从参加南下的干部中就可以看出---其中不仅大多具有私塾、小学粗通文字的文化水平，而且还有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甚至还有抗战时期从投笔从戎的初、中级师范学校毕业的，乃至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担任过的民族英雄学院的教师。 中共华北局当时提出南下干部的要求和标准是：党性强，有一定工作经验，有一定文化水平，身体要好。鉴于以上原因，大批符合要求的蔚县干部成为南下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必然的历史选择。 ———————————————————————— ③中共蔚县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九——-九四九年 （二）蔚县干部南下的路线蔚县这支南下队伍，于1949年2月16日，在老区人民的热烈的欢送下，由西合营（当时蔚县县委、县政府驻地）出发，途经涞源县、易县、浦城、唐县、定县、新乐县、正定县、蒿城、晋县、辛集市、东鹿、衡水、湖阳河、德县、临城、徐州、宿县、固镇、五河、蚌埠、合肥、桐城、枞阳、贵池、青阳、太平、歙县、屯溪等30余个市县，横跨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历时两个半月，总计行程80天，全程距离约3000里。于1949年5月11日最终到达目的地安徽省徽州（今黄山市）屯溪。 依据蔚县南下干部万宝顺的“南征日记”，循着这支红色队伍的轨迹所记载的路线，这段行程共分三段。第一段是2月16日从驻地西合营到集合点正定县永安村，至2月27日共行走了11天，徒步行军600余里；第二段为13天，主要是3月25日至4月10日从山东蒿城途经江苏徐州到安徽合肥，这一段基本是乘火车，其中有两天是徒步行走，全程近2000里；第三段，过江之后便抵达原来的国统区，因前方战事仍未消停，交通不便，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4月14日为防止敌机轰炸，轻装上阵，开始白天休息，夜间行军，风雨无阻，继续徒步行走了17天，至5月7日到达屯溪，行走路程500多里。 这期间，因前方战事和特殊情况途中共等待休整了39天（主要时间是2月28日至3月24日，在正定县永安村的集中学习、整训和4月到达安徽合肥期间），所以只能边行军、边学习、边休整，平均徒步行军六七十里，抵达徽州共历时80天。 （三）蔚县干部南下的集中地与分流从目前掌握资料看，蔚县南下干部和其他南下干部到达皖南屯溪后，纳入了中共皖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一部分留在当时的屯溪市，一部分奔赴属徽州地委管辖的地区，但两地均属于现今的黄山市，是蔚县南下干部的集中地。 有部分南下干部到达皖南工作后不久，“二野受命解放大西南，成立西南服务团，在新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西进。当时的皖南地区抽调100多名干部和由皖南区革命干部学校一部(屯溪)、二部(径县)350多名学员，共400多人，于1949年9月随军南下大西南编入云南支队。”④ 蔚县南下干部子女口头讲，据他们的父辈讲，当时有十几多位蔚县南下到皖南屯溪的干部，他们从皖南再次长途跋涉南下到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安徽省档案馆有皖南云南支队干部名单）。 还有一些同期南下到屯溪婺源县，后因安徽、江西省界的调整，划到江西省上饶地区的婺源县南下干部。 个别因工作需要抽调到皖南其他地区或华东其他区的蔚县南下干部。 1954年实施干部地方化，又有一批南下皖南的干部调离皖南，分赴祖国各地。其中有没有蔚县南下干部不得而知。 ———————————— ④皖南区抽调西南服务团 （四）蔚县南下干部的调查蔚县南下干部108名，目前已查到57人。在已查到的57人资料中，有一人在南下集中时未报到，实为56人，详见表1。 在已查到的57人中，由蔚县南下入皖去屯溪、徽州工作的干部：张吉贤、江平、蔡文华、万宝顺、薛堂、王桂香（女）、王凤、王景彬、赵清、陶宏增、邢永成、谭巨民、魏喜、唐启民、涂谓、赵杏林、刘炳乾、蒋涛，计18人。其中张吉贤、江平、蔡文华、万宝顺4人在蔚县南下干部部分名单档案中有记载，王桂香（女）、刘炳乾2人在蔚县组织史中有反映，其余12人均系南下干部子女所提供。 同期南下屯溪又去云南省的蔚县南下干部有：任贵生、田秀峰（女）、孟家珍、高耕、费明辰，计5人。 同期南下屯溪婺源县后划入江西省的蔚县南下干部有：杨绍南、史玉山，计2人。其中杨绍南在蔚县南下干部部分名单档案中有记载，史玉山为他人提供。 同期南下屯溪去向不清的蔚县南下干部有：李舟、王占林、田宗孝、李廷焕、李先明、司啟全、朱世耕、韩吉秀、傅士武、靳荣廷、张新齊、段文宝、赵全印、张锦山、殷秉槐、韩有财、韩汝学、贾长晓、刘车、杜万钧、李配山、李凯、李永纲、李汝楠，计24人。该24人在蔚县南下干部部分名单档案中都有记载。 有待确定身份的南下干部：王文玉、杨真、吴竹林、姚安、周兴柏、张毅、许惠芬（女），计7人。 南下未去1人，在蔚县南下干部部分名单档案中有记载。 尚需说明的是，至今尚未查找到蔚县南下干部的全部名单。在已查到的部分名单中由于记载概略，由此，从源头上对理清蔚县南下干部的具体情况带来了不便。若要查找蔚县南下干部的全部名单，必须查察南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 详细了解蔚县南下干部的集中地与分流，是查找蔚县南下干部的基础。若要理清蔚县南下干部的集中地与分流，对去向不清的蔚县南下干部，必须查找当时的屯溪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皖南行政公署等相关档案。 调查中大部分老前辈们不在人世，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乃至发生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无疑，给调查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与困难。比如，一些南下干部简历并没有反映出在蔚县的工作经历，但他们却是由蔚县西合营集中出发南下的。由此产生蔚县108位南下干部包不包括这些人？还是由蔚县出发的108位南下干部统称为蔚县南下干部？这些疑点都需要搞清。 同时，由于本次调查属个人行为，需查而不能查，查而无果屡见不鲜。有的因机构的变化，不知到那里去查屡有发生。由此，去向不清的，身份确定不准的，待查的问题大量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粗略地调查。 尽管调查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初步揭示了蔚县南下干部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为研究蔚县南下干部提供了一定的方向与线索。 我们认为，若要将蔚县南下干部这一重大事件弄清，必须由县相关部门牵头组织专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南下'、“南下干部”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重视蔚县南下干部鲜活的历史调查研究，挖掘梳理南下干部史实资料，弘扬他们的功绩，对激活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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